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毛主席反对“包办革命”的永恒真理。真正的历史变革，只能由觉醒的群众自己创造。毛主席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从来没有以理论和领袖自居，对人民群众指指点点。因为他知道，人民群众才是最有知识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更因为他知道，中国问题只能依靠中国人民来解决，共产党只是革命先锋队，不能高高在上，反而应当在人民之中，他也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离开了人民群众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说，是否走群众路线也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1946年，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减租运动。毛主席在党内指示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精髓——人民解放只能靠人民自己争取，任何“包办革命”终将失败。
土地革命：拒绝“恩赐式改革”。在毛主席看来，减租减息不是政府赐予农民的礼物，而是农民觉醒后自己争取的权利。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农民组织清算委员会、戴高帽游乡等行动时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1948年山西崞县土改中曾出现划错阶级成分的问题。毛主席在批语中特别肯定当地做法：“错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这种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远比上级直接纠正更为深刻。
毛主席深刻认识到：“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当群众真正行动起来，即使出现“过火”现象，也比干部包办下的“空白村子”更有生命力。因为只有在斗争中，农民才能打破千年封建枷锁，从被动的承受者变为历史的主人。
生产运动：破除“包打天下”的迷思。这种群众路线同样贯穿于经济建设。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严厉批评某些干部：“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他反对“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的官僚作风，主张“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在延安，机关干部最初常“替群众包耕”。毛主席发现后立即纠正：“要教会农民纺纱，而不是替农民纺纱”。这种理念催生了变工队、互助组等群众自发组织。当冀中农民创造出“劳武结合”的生产模式时，毛主席立即将其推广全国，认为这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生动实践。
文化革命：在斗争中自我觉醒。毛主席对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信任，在文化领域尤为突出。他主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1966年《十六条》中特别强调要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理念源自他早年在农民讲习所的实践。当时他组织学员下乡调研，要求“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得出结论”。1957年他再次强调：“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当前我们更要警惕警惕“包办式治理”。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打破两种迷思：一是精英主义的“替民做主”，二是官僚主义的“恩赐改革”。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尖锐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当下某些“替民做主”的治理模式，恰是毛主席警示的“恩赐”陷阱。真正的改革应如1947年土地法大纲实施过程：工作队只做“启发者”，让农民自己算剥削账、自己分土地。当东北农民创造出“分青苗”办法时，党中央立即推广——这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对群众智慧的礼赞。
历史证明：当干部“自以为比群众聪明”，搞命令主义时，就会出现毛主席批评的“空白村子”；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即使出现偏差，也能在斗争中自我修正。1948年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说出的那句名言，至今仍振聋发聩：“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真正的革命永远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千百万群众的自我解放之路。
是为读《毛选》第四卷之《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文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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