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斩杀线”原本是游戏用语，指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血条中的血量低于这条线时，就随时可能被对手的一套连招打败。
在美国，一旦你的收入和储蓄跌破某个水平线，那么你的平稳生活就随时可能被一次小意外打破，哪怕是一次小病、一场小的交通事故，都可能让你变得无家可归。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的著作《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的正是真实存在、由数据支撑的“斩杀线”。在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斩杀线”概念的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得启示。
反常的死亡率与绝望之死
很难想象，在21世纪，一个富裕国家核心人群的死亡率竟不降反升。这正是美国中年非西班牙裔白人面临的现实。1998年后，美国白人的死亡率停止下降，甚至开始上升。
排除战争等特殊情况，大型群体的死亡率不应不降反升。导致这一现象的三大“杀手”分别是阿片类药物滥用中毒、酒精性肝病以及自杀。这三种原因导致的死亡在美国白人中急剧上升，却未在其他富裕国家出现。它们被统称为“绝望的死亡”，因其与痛苦、精神及行为健康问题紧密相关，且无传染性。
这场灾难并非均匀分布，它几乎完全集中在最高学历为高中或以下的白人劳工阶层身上。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劳工阶层占工作人群的38%，他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成为“绝望的死亡”的主要牺牲品。
劳工阶层生存生态全面塌方
绝望的死亡狂潮不能简单归因于贫穷或经济周期波动，真正的核心，是支撑数代美国劳工阶层生活方式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经济基础被侵蚀。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没有大学文凭的男性劳动者实际工资不增反降。制造业岗位外流，面向低学历人群的新岗位寥寥无几。许多人面对“差工作”或“无工作”的困境，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作作为经济来源和身份认同的双重支柱已然崩塌。
社会结构解体与幸福感缺失。经济基础动摇引发了连锁反应，如婚姻率下降，非婚生子女比例激增。因为没有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男人变得不再适婚。地理隔离加剧，成功者聚居都市与学区，失败者被困在衰败的城镇，社会纽带断裂。与工作相伴的仪式感、归属感、对未来的期许一同消失。
疼痛蔓延，精神崩溃。美国白人报告的慢性疼痛水平，呈现出一种全球独有的怪异模式：在中年时期达到峰值，甚至超过了更年长的老年人群体。而没有大学学位者，在任何年龄段报告的疼痛水平，都远高于有学位的同胞。疼痛，成了他们生活困境最直接的生理表达。面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酒精和药物成了廉价的“自我医疗”手段。
为何是美国?为何是他们?
其实不止美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必然结局，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
全球化与技术变革冲击了所有发达国家，为何唯独美国出现如此规模的“绝望死亡”流行病?问题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深层缺陷。
美国的医疗制度吞噬了美国GDP的18%。美国的医疗费用居全球之首，但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在富裕国家中则是最差的。提供医疗服务耗费的成本严重拖累了经济，导致工资长期停滞。医疗费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医疗服务价格更高，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工资更高。新药、新仪器和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很多并没有什么效果，但它们依然被推给病人并收取费用。同时，医院提高价格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而是因为它们正在进行整合，从而减少或消除了竞争，并利用强大的市场势力提高价格。
好工作消失了。公司拥有工资决定权，他们有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曾经提供稳定中产阶级生活的制造业岗位，大量外流或被自动化取代;新增的就业岗位多是低薪、不稳定、无福利的服务业工作;公司为降低成本，将大量岗位外包，连“正式员工”的身份和微弱的归属感都从劳动者身上剥离。
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逐渐从个人致富同时造福众生，转变为了企业通过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谋求财富。企业为股东的收益服务，尽可能提高股价和股息，关注短期收益而非长期投资和创新。更重要的是，企业通过寻租实现了“合法的劫贫济富”。企业通过巨额政治献金和强大的游说，深刻影响着立法和监管进程。这使得规则制定往往倾向于保护现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和创新。
本书描绘了一个被分割的美国社会。分界线的一侧是拥有大学文凭、居住在繁荣都市区、从事知识型工作的人群;另一侧是没有大学文凭、居住在衰败工业区或农村地区、从事不稳定低薪工作的人群。这种分割不仅体现在收入上，更体现在健康、寿命和希望上。前者享受着现代医学和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后者则承受着多方面的痛苦，并且缺乏足够的社会保护网来缓冲这些冲击。“绝望的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系统失败的标志。
：安格斯·迪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协会前主席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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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凯斯 安格斯·迪顿 著
★内容简介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和自杀的故事，开创性地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研究发现，在25~40岁年龄段的美国白人中，大约一半的死亡要归咎于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在40岁左右的白人中，这些原因导致的死亡约占1/3;在50岁出头的白人中，这一比例则为20%左右。
这三大原因而导致的死亡，被他们称为“绝望的死亡”。
是什么让美国的变化如此迥异?是什么样的绝望，才会导致这样的死亡?究竟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因素?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这本书中，两位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种死亡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教育、企业治理等多个方面，探讨了解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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