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纲要 -

毛泽东哲学纲要

甄岩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哲学上的主要矛盾——必然与自由

引言

什么是哲学？所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什么是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哲学家。毛泽东学识渊博，对历史、哲学、军事、文化等有着很深的造诣。这是他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作为历史巨人的一个极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者融合的产物。毛泽东是中国优秀哲学遗产和马克思主列宁主义哲学真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

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情有独钟。他在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哲学世界观贯彻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并写出了大量丰厚的让人爱不释手的杰出论著。他真正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讲话是很多的。任何人只要认真研读毛泽东的哲学论著就不难品味和体会到毛泽东为重新改造哲学体系，构造了一个系统而又严密且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和运用的哲学体系——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

他是善于将传统理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革命改造的大师。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哲学，特别他将辩证法加以革命的改造，把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和若干范畴，进行深刻的思索和研究抓住其内在的逻辑性，揭示出其“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可以运用这个本质规律给以解释和发展。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哲学，而且完成列宁哲学的未尽事业，揭示并系统地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最根本规律；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深刻地揭示出认识发展的规律，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继马恩作资本主义矛盾论（即《资本论》），列宁作帝国主义矛盾论（即《帝国主义论》）之后，而创造性地作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除了以极大的精力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之外，他思索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合新的时代指导革命建设的需要，便于人民群众掌握的需要，加以根本的革命改造。他认为，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说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而且毛泽东更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他在1964年8月，在同周培源等谈话时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并希图用认识论来统率整个哲学体系，使原来的“两大块”或“四大块”改造为一元化的统一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哲学宇宙观体系。

毛泽东认为整个哲学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而展开的，亦即围绕着人类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认识世界发展的“必然”），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展开的。为此，就引出了本文着重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或者叫总纲）必然与自由的理解。这是因为一切哲学体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列毛泽东哲学体系，唯一目的也是为着正确的认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个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即由“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

一、必然与自由的辩证规律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设最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批驳“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思想，结合总结经验，深刻研究和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曾经多次讨论和阐释必然与自由的科学含义。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20年，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已完全由必然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主观主义，首先在高级干部中通过整风方式，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端正和提高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觉悟。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哲学内涵。

必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然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二、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统一了认识。至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了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在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一些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的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20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规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处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8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9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期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比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余，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重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然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期，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一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20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三、结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必然和自由是哲学的最基本矛盾。我们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人们学习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事物的必然，并运用这一正确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们获得自由，自觉地主动地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必然与自由成为哲学的主要矛盾。

附录：

毛泽东对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的创造性贡献

孙焕臻

194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20年，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也已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已完全由必然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个时候，毛主席为了使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克服主观主义，首先在高级干部中通过整风方式，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端正和提高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觉悟。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哲学内涵。

一、必然和自由的科学内涵

必然——客观存在的规律性。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二、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20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地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三、运用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使其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必然和自由这对哲学范畴，对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我们所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世界观武装头脑，其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人们的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

人们学习哲学，掌握哲学，运用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事物的必然，并运用这一正确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使人们获得自由，自觉地主动地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前进。

而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魏老的遗志，沿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重新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百折不挠，英勇奋斗。同时，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努力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由必然到达自由，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此论文于2008年9月13日发表在“”网）

第二节哲学发展的基本矛盾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哲学所要研究和把握的是人们所处的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这个现实世界的无限多样的现象归结起来，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现象，一类是精神现象。这是对世界上纷繁复杂的诸多现象的最一般的最高的概括。对于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这两大类现象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任何哲学体系都必然进行研究并作出回答。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219页）

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包括着许多相互联系的方面，恩格斯在《路德维·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特别突出了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自然界“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同上书第220页），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此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同上，第221页）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它们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也就是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的问题。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二者谁决定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思维和存在关系中最为根本的方面，也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贯穿于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全部哲学问题之中，并且规定其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任何哲学家在表明他对世界的看法时，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而且实质上只能作出唯物的或唯心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凡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而精神只不过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的，都属于唯物主义观点。凡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本质，而物质只不过是精神的产物或体现的，都属于唯心主义观点。历史上的一切哲学都按照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而分别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的哲学派别，除此之外，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性，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人脑的机能）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同样，南街村这个客观事物，也是可以被人们的思维所认识的。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唯物主义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为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12页1995年版）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明确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在全部哲学问题中高于一切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揭示了各派哲学的根本立场和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与鉴别各派哲学实质的根本标准。其次，它还为我们指明了在实际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思考问题与处理问题时首先必须确定的根本出发点：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所以，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最后，不同哲学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对立和斗争着的基本派别，也就是哲学上的党性或党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因此，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要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进行具体分析，反对和抵制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在围绕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物质和精神何者为世界本原的问题进行争论的同时，还要对这个世界究竞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作出回答。这些问题包括：世界上各种事物和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还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是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的；如果有变化，只是数量增减，简单重复，还是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曲折上升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外力的推动，还是内部的矛盾性，等等。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它体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或宇宙观。所以在哲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又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二、两种宇宙观——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在哲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又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前面谈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现在再谈谈两种宇宙观，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最后再介绍这两个对子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两种宇宙观（亦称世界观）。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的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列宁说的就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还要永远的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它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是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他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的，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乃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斥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斥。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误，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期，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同时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哲学中的这两个“对子”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区别在于它们所回答的是哲学中的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辩证法并不等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也不等于唯心主义。比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以承认世界是联系的和发展的，但唯物主义主张的是客观世界联系和发展，主观的辩证法不过是客观世界的联系和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唯心主义则认为存在的只是某种精神的联系和发展，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只是这种精神运动的表现或投影。就是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有唯物和唯心之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各有辩证的和形而上学的区别。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前者从属于后者，后者又受前者的影响和制约。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所以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第一，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一般说来，首先需要解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然后才进一步解决这个世界的状况怎么样的问题。第二，如何解决世界的本原或本质的问题，规定了解决世界的状况怎么样问题上的方向。究竞是唯物地还是唯心地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对于能否具有彻底的辩证法，就起着决定的作用。第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宇宙观虽然古已有之，但从来不存在什么游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独立的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哲学派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总附随着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所以，从独立的哲学基本派别上看，归根结底，只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而不存在外加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四军对垒。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从属性质和“附着”状态，决不意味着前者对于后者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是辩证地还是形而上学地看世界，虽然并不是对世界本原的问题的直接回答，但却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既是物质的，又是辩证联系和发展的，正确地如实地揭示世界的本质，不仅要坚持唯物的观点，而且要坚持辩证的观点。没有辩证的观点就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就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上是正确的，但由于不懂得辩证法，致使他们不能有力地反击唯心主义，而且自己也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滑向唯心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觉地结合起来，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科学飞跃的发展，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性质越来越得到充分的证明，而形而上学则不断地变换其形态，以阻挡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因此，坚持、捍卫辩证法，揭露、批判形而上学的错误，是哲学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那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争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任何一个人，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你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现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象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 ”，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地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为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第一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1/1800。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了。

关于闹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自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削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 僵尸 ”。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会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20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了，怕农民闹事，这才有点怪呢！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它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至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鸣呼哀哉，痛苦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大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残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假，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是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事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 ”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分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加强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小。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的总书记去讲话，就请他当反面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淑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独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后七年以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突然一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总之，工、农、兵、学、商、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都要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就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苏联的自然科学有辩证法，现在这方面发展得快。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

第五章认识论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鲜明地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毛泽东同志对认识论问题十分重视。他说过：“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者是一个东西。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正确认识事物的必然，并根据认识的必然而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获得自由，推动世界的进步。因此，要学好哲学，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要的基本的是要弄通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从而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指出了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

第一节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曾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扼要的说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624-625页）

一、唯物主义反映论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是认识论的出发点。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的唯物主义路线，一条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

唯心主义哲学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把物质世界看作是主观或“客观”精神的产物，把认识看作先于物质，先于实践经验的东西，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毫无例外地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要正确解决认识问题，首先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

坚持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这同如何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也密切相关。

从反映论的原则出发，唯物主义哲学承认意识和它所反映的客观存在一致性，肯定人们能够在自己的思想、表象和概念中再现现实世界，即人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所以，一切唯物主义都主张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反对不可知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必然是可知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否认认识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物质世界。从这点说，他们从根本上取消了对于这个客观物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有自己心目中的“世界”，有自己理解的认识对象。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头脑固有的，主观自生的，在他们看来，“存在就是被感知 ”，世界万物不过是“感觉的复合，人的意识不过是客观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他们又认为，客观精神通过人的意识可以认识客观精神自身（包括它的派生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就好比说神创造了世界和人，而人在神的启示下又可以认识世界，认识神一样。因此，仅就对世界（各自心目中的世界）是否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言，彻底唯心论者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由于世界观上的对立，唯心主义可知论同唯物主义可知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于世界可知否的问题，除了大多数哲学家作了肯定的回答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作了否定的回答，这就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的著名代表就是休谟和康德。休谟在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不直接回答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他认为人能够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至于感觉之外是否存在客观世界，感觉是否能反映客观世界，这是不能回答也是无权提出的问题。康德认为，在意识之外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自在之物”，它引起人的感觉，但是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现在资产阶级哲学也极力鼓吹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就竭力否认人有认识意识以外的世界的能力。

不可知论者的基本哲学倾向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错误地把感觉当作人的意识和客观事物的屏障，而不是看作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并由此得出感觉是唯一可知的实在的唯心主义结论（休谟）。康德则把本质和现象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不理解本质和现象的辩证统一。不可知论者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他们的共同本质是怀疑人类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不相信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可知论的社会作用是调和科学和宗教的对立，贬损知识，以便给宗教信仰保留和开辟地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对不可知论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费尔巴哈就曾指出，事物及其属性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正如同空气通过口、鼻和毛孔钻进我们的体内一样，人有足够的感官能够完整地、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旧唯物主义者对不可知论的这种批判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是不深刻不彻底的。

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对不可知论进行了批判。例如黑格尔指出，不能把现象和本质分开，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本质和现象是同一的，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人们可以通过现象认识本质，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没有真理的空洞的抽象”。黑格尔对不可知论的批判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和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但是，黑格尔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根本不可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正驳倒不可知论。其关键在于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恩格斯指出：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实践之所以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有力武器，就在于：第一，只有实践才能使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我们的知觉是错误的，那么由此得出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必然会失败。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那就证明我们关于事物的观念同存在于观念之外的现实是相符合的，证明了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的。第二，实践可以创造出人工的认识手段，以弥补人的感觉器官之不足，如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都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长，都是人类的认识工具。人们可以通过实践造出电脑和一切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感知到原来无法感知的事物。从无限发展的人类认识能力来说，没有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第三，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人类思维，能够从事物的现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个别中认识普遍，从有限中认识无限。

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决不是说现在就已经穷尽了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认识。恰恰相反，已知的东西和未知的东西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只是告诉人们，世界上只有未知之物，没有不可知之物；人的认识能力没有原则上不可逾越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给我们以科学的信念：只要勇于实践，勤于探索，任何客观事物的奥秘终究是可以被认识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彻底的科学的世界可知论。

二、主体与客体

在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活动本身。要揭示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不能只局限于认识本身，而必须研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对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理解，既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有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唯心主义哲学歪曲地解释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主观唯心主义认为“自我”、“人的意识”是思维和行动的主体。例如费希特就把纯粹的“自我”看作行为过程中的人类意识，“自我”既是自身（主体），又是自己的对立面即“非我”（客体）。他把主体归结为人类意识，客体则是人类意识（主体）的创造物。客观唯心主义把思维的主体看作是在人之前就存在着的神秘的“客观精神”或者神，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这种神秘“精神”或神的创造活动的结果，作为认识和实际活动着的人，则是从属于神秘精神或神这个“真正主体”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把主体归结为意识或某种神秘的精神，指出人是认识和实际活动的主体。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主体是“实在的和完整的人”，意识、精神只是主体的特性。但是，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是狭隘的，他只看到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和知忧伤的生物，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生物学的本质，而丢掉了人的社会本性这一最重要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唯心主义观点，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唯物辩证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的主体是人，但不是抽象的纯粹的生物学上的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人。认别的主体当然有其自然的属性，但主体的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社会性、实践性。

毛泽东哲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列哲学关于主体的观点。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有时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如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对认识的客体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它认为与主体相对应的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认识的对象，它是进入实践活动领域并和主体发生联系的一切客观事物。认识的客体和认识的主体一样，也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把握，那些还根本未进入社会实践领域的纯粹自然物，它只是自在的客观实在，而同人的认识与实践没有现实的联系，因而也就不成其为认识的客体。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是相对而言的。在认识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规定的。某人是认识者（主体），是因为他认识着特定的事物，某物是认识的对象（客体），是因为有着认识它的人（主体）。否则，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就会失去意义。诚然，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把对象看作直观的和抽象的理论活动的客体，而是首先看作人（主体）的感性物质活动，实践活动的客体。马克思主义在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客体理解的局限性时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恩选集》第1卷，第16页）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正确地看到，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但它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却是直观的、消极的和被动的。在它看来，客体只是直观的对象，客观事物在认识中的反映，犹如照镜子的投影一样。这就是以直观为基础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这种反映论离开社会实践来考察问题，因而对主体和客体的理解都存在着片面性：它一方面看不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看不到主体改变客体、主体客体化的辩证过程；另一方面又不懂得认识的对象总是人的革命改造，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有着原则的区别。

第一、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离开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来考察人及其认识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从而正确地全面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间的相互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种能动反映是在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主体以客体为前提，并受制于客体；另方面，主体又改变着客体，使之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这里，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双重关系：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出它们之间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双重关系中，人们既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实现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转化。由此可见，只有实践才是正确理解，把握主体和客体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揭示认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第二，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脱离辩证法不同，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贯彻于反映论，指出人的认识是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411页）只有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才正确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一系列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

总之，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辩证法注入于反映论，这就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第二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和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他对实践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科学规定，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透辟的和系统的理论说明。

一、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一切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为了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了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首先应该对实践的科学内涵作概括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哲学家都没有提出过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实践同认识联系起来。事实上，在中外哲学史上，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有不少人使用过实践的概念，或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加以探讨，甚至强调实践在求知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比如，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说过：“理论不能决定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比渊博的引证更有用到无数倍的，却是实践，却是生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54页）对此，列宁曾加以肯定，他说：“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的基础”（《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但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学家们，都未能对实践的概念作出科学的解释，没有抓住实践的本质特征，因而都是非科学的实践观。唯心主义者所讲的“实践”，要么把它说成是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把它说成是为了实现某些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而旧唯物主义者所讲的“实践”，则是指人们之间生活上的交往或抽象的个人活动，例如费尔巴哈就把实践偏狭地了解为纯粹个人的自私行为。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对于什么是实践虽然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却从许多方面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和特征。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而这种感性活动并不仅仅是指人的感官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它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体现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能动的方面”。列宁也认为，实践是人们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一切旧哲学的实践观根本不同，它不是纯主观范围内的观念的活动，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不是互相孤立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活动；它不是某种静止的活动，而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并受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活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并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而正确地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彻底驳倒了一切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实践的重要性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得以广泛的运用和进一步发展。列宁在1918年初曾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实现改造中国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鉴于教条主义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就更加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合理思想，对实践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界说和规定，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更加显明地揭示了实践的能动性特征。在他看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作为主观对客观反映的认识，表现了人类这种自觉能动性；而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则更是强烈地表现了人类的这种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不仅表现于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乃是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与其他物质的根本区别。很明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一种科学的界说和规定。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更加明确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指出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而这种社会性的活动的主体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所讲的认识从实践中来，也就是认识从群众中来，认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认识要到群众中去，经过群众的检验。他说过：“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工作方法（草案）》1958年1月）他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建立在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这一科学的实践观点基础上的。

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概念所作的界定，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定义，而且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它为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批判“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是三项基本的革命实践形式

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体系时，对这一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但是没有作出明确的和系统的概括。毛泽东同志继承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明确规定，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更理论化系统化，更具有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从实践领域和范围的广阔性出发，提出了实践形式的多样性的思想。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所以，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人类实践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凡是社会的人们所参加的一切活动，凡是人们有目的地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外部世界，并引起外部世界变化的活动，都可称之为实践活动。当然，人类实践活动的形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总括起来归结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基本的实践活动。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形式，它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斗争、促进科学实验等一切其他实践活动，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实验是从生产斗争实践，尔后又从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一种实践形式。

生产斗争之所以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它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有的人（主要是一些掌权的“高官”们）否认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阶级社会，十足见其唯心主义政治骗子的嘴脸。

科学实验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实践，它又以其独特的品格反作用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实践。它是人们为缩短认识世界的过程，有意识地选定某种实验对象，确定某种实验的环境和条件而进行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性活动，也是为正确地改造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准备活动，在科学实验中，人们把认识和实践自觉地结合起来，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从而使人的自觉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和集中的体现。由于科学实验具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和特殊的活动方式，所以，被列为一种十分广泛的新的实践形式。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实验确定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的实践形式，有着重要的深远意义。现在的科学实验，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也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科学实验同人类社会生活的联系将日益密切，科学实验的方法必定会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将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同志到晚年更加强调这三项基本实践活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93页）

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的原理。毛泽东同志从实践是检验认识标准，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的目的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阐明和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高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特地加上这一句话更加明确地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真理，正因为它们是被无产阶级千百次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反复证实了是真理。可是建立新中国后，在50年代曾有人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的需要在国内大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至70年代末到80年代之后这股风越吹越烈。本来毛泽东同志一生最强调实践，最注重深入实践，深入群众，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实事求是；是他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有人却借此来攻击否定他。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实意图，正如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所指出的是“丢刀子”（即丢掉毛泽东这把无产阶级的刀子）、“砍旗”（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而代之以他们所鼓吹的反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理论”和“思想”，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和“旗帜”。这是不需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进行检验的，谁要说半个“不”字，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观点才真正是和列宁所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和毛泽东所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道而驰、根本对立的。

为了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我们首先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同样，列宁不能在苏联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之初，（他仅弥留了六年时间，还经常处于晕迷之中）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发展的许多基本规律，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无这种实践，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才能担当此项任务。但由于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曾经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由于他晚年思想上滋生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长期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也不可能从社会实践中完全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中结合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教条化”和“神圣化”的错误，探索和科学地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进而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逐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必然王国，1957年开始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至20世纪60年代结合国际上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赫鲁晓夫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实践，结合国内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伟大斗争实践，总结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自封为“创造性”地发展了“理论”和“思想”的“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绝对权威”“天才”“天下第一 ”，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革变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亦是如此），你就得参加革命（和建设）。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器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那些“知识里手”自封的“天才”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地方。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正确认识实践和才能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从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曾经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天才”问题的基本观点。“天才即才能问题，是属于知识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指陈伯达等人）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还要对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特别到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着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计算机技术，还有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新科学、新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有一个明晰而又科学的解释。我们也必须只能站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立场上，这仍然是个哲学世界观的普遍规律与自然科学的具体规律，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这些新科学、新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认识工具，但永远也不能替代认识规律本身。例如电脑的广泛运用和迅速发展，使人们对事物运动状态（直接信息、如观察到的现象、事实）和关于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间接信息如经过加工整理的数据、资料、理论、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信息可以被观察者感知，更可以被析测、提取、识别、存储、传迪、显示、分析、处理和应用。其中特别是信息库、信息网络的发展，不只是有助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也促进知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已经证明，电脑的制造和使用，可以代替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从而为人类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显示了可喜的前景。然而，必须认识到，不论人们吸取知识的方式、认识工具发生何种变化，它所吸取的间接经验总是以直接经验为媒介，总是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否则，间接经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能真正被人们吸收。所以，从最终的来源看，一切对自己说来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对人来说仍然是直接经验；一切再先进的认识工具，也不能取代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普遍规律的指导作用。从而也表明认识客体，认识工具，永远也代替不了认识主体，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其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类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人们的社会实践一步一步地由底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还是对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决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人们的认识也就不会始终停留在某一既定的水平上。

实践作为认识发展的动力，还表现在社会实践能够不断地为人们创造和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认识工具，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锄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既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新的认识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的认识发展的结果；同时，人们使用新的认识工具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在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条件下，要认识范围广阔而又异常复杂的外部事物，单靠人们自己的感官去接触事物，靠人的大脑思维已远远不够了。人类已经和正在通过实践创造出许多辅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感觉和思维的工具，这些工具反映外界的功能（包括速度、范围、准确性等）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人的器官本身。特别如前面说过的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实践之所以为认识的基础，不仅仅表现在它是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是人的认识产生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而且还表现在人的一切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人们对世界的改造，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说的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是要不断地探索新的更进步的认识方法，更好地解决思想和实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使思想符合实际，使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起来，使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面前，不断地由必然到达自由，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人的自觉能动性提到极重要的地位，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完全放在了积极的，进取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基础上。

第三节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论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道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曾经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指1964年）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我（指毛泽东同志，以后同）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指杨献珍等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一、由实践到认识

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作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已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关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55卷，第142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内容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联系南街村的实际谈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 天下》）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星云假说，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55年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如果说对太阳搞不十分清楚，那么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的问题科学家还在争论。

地球上的水，也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指1964 .8.21登的郁之的文章《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象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了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由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了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指毛泽东同志）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岗山。在井岗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时，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指勒柏辛斯卡娅（1871-1963）苏联科学院院士、细胞学家。]研究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果。

从以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个正确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在前面已经说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他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认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不可靠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在这里不是指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到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二、由认识到实践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43页）。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认识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造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200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的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的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和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辆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性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右的错误思想。

下面我们再举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加以说明。

首先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反复革命实践的比较，即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实践、再认识，到抗日战争，经过三年半的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到党的七大完全统一了认识，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在第一个时期（从党的创立到第一次大革命的时期），我们还是幼年的党，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对中国国情认识也不深刻。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既反对我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领导军队，也反对依靠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结果无所措手足，招致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那个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的农村。认识到农村不是平面的，中国社会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中国社会不仅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分，还有工业无产阶级、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而地主阶级中又分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中又分为买办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之分；而中等资产阶级中又分为左翼和右翼。毛泽东正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最后得出了合乎中国这个客观事物实际的科学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可以说是我们党最早经过实践到达的理论认识。但那个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不在党中央占领导地位，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既不将这个认识拿到实践中去检验，也更不会运用这个认识去能动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果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当革命进入到第二个时期（1927.8-1937.7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总结了第一次由胜利到失败的经验，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理论，并总结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同时又结合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总结和制定了一整套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等等。这可以说是经过第一次胜利、失败实践经验的比较毛泽东的第一次理论认识经过了实践检验，又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了认识，产生一系列新的认识（即新的理论、路线、计划、方案），又经过实践检验，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能动地改造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这时，因毛泽东虽不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却是一个红军（红一方面军）、一个地方（中央苏区）的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经过实践使中国革命又取得了第二次大胜利。但是，中央当时连续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路线统治，特别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百分之百地贯彻共产国际“教条化”、“神圣化”的那套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理论、路线、计划、方案，结果导致了第二次大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和红军各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经验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自己的伟大领袖，这就是经过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才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于比较充分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我们党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的政策，从而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才有了自由。此后，我党才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和他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政策、战略、策略、计划、方法指导下，仅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打败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其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科学地总结了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过程。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报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今后在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能比较做得好。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6年开始，为了迎接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我们开始调查研究，努力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建设路子来，这就有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并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即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样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总之，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和比较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正面的、反面的），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级，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犹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被“还在走的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即开始了这个“和平演变”的过程）。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引自《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见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里程碑。它是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检验而证明了的真理，特别又为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30年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变化所一再地得到证明。

大力抓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是对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所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抓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具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经过实践，通过胜利与挫折反复比较，终于基本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以上转能自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1.13）

全党全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同志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逐步地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指引下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仅仅30年，走过了资本主义世界300年所走的路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资料表明：1950-1979年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3.3%；而同期世界各种类型国家的发展速度都低于这个数字，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4.6%，发展中国家为7%，苏联、东欧经互会国家为8.8%。同期我国农业增长率为4.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2.2%，发展中国家为2.9%，苏东经互会国家为2.4%。这就是说，尽管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主客观原因（主观上对建设没有经验，还处在“必然”阶段，出现“刮五风”严重错误，客观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美帝及各国反动派猖狂“反华大合唱”）经济发展曾受到很大的挫折，加上文化大革命，因有四个年度“天下大乱”工业生产等方面下降或停滞，从1950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9年30年间，我国工农业年均增长仍都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正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使我国到1975年，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上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的五个核大国之一，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更重要地成果是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我国取得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其第一次伟大实践——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主要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斗倒了走资派，夺回了被修正主义路线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利；在经济基础方面，击退了走资本主义的“分田单干风”，巩固了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体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公社社员走“农业学大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愚公移山，革命加拼命，重新安排祖国山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业建设方面，击退了修正主义的“一长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企业的主人，“工业学大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的办企业路线，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国有企业出现了崭新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取得了稳步增长和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都实现较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资修的一统天下，使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各方面面貌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唯一正确的历史必由之路。作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精品，深受工农兵喜爱的一系列样板戏诞生。千百万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根据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占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我国各行各业都执照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所规划的壮美蓝图普遍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所有这些丰硕成果，至今记忆犹新，令人神往。然而如此伟大的成就，却被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死不悔改的“还在走的走资派”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不仅如此，还彻底否定了经过无数次的社会实践检验是科学真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而恬不知耻把他们那些从修正主义祖师那里贩卖来的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诡辩的热昏的胡话的破烂货，充当什么“理论”、“思想”，哗众取宠，自我标榜什么“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曾几何时，他们的难兄难弟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被他们吹捧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戈氏很有“勇气”，一丝不挂，赤裸裸地承认他的所谓“改革新思维”就是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目的”的，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这要比中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们坦率得多。中国的政治骗子们，至今仍然打着“社会主义”，“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旗号骗人。然而历史的车辆是无情的，它只能骗人于一时，而不能骗人于永远！

将前30年与后26年稍加比较就会一目了然。自1981年以来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人，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一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二是认为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根据，是根本没有的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意义前面已提到在后面的矛盾学说部分，还要深入说明；现在我们仅简要讨论一下，毛泽东同志是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以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即1966年）这样提出问题，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内，这样提出问题还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因为当时大多数人一直都还没有看清我们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走资派，没有看清党内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已相当激烈，这正是文化大革命遇到很大阻力，斗争十分复杂，出现多次反复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的少数领导人能够利用合法名义、以售其奸，能够利用大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得以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重要原因。但是，到80年代以后，伴随着我国“批左”，批文化大革命的黑风恶浪而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迅猛泛滥，伴随着自上而下党政官员腐败并日趋恶化，以至酿出“89风波”险些亡党亡国；伴随着苏修叛徒集团肆无忌惮地推行所谓“改革新思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阴谋得逞，而发生的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运跌入低谷；还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更加明显地向资本主义蜕变，各种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大多数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必要性逐步看清了，从思想认识上理解了。现在再这样提出问题恐怕已经很少有人受迷惑了。请听听近些年来老百姓（也包括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等）的普遍说法吧！“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打走资派时，咱老百姓还没有看清谁是走资派，还不大相信中央领导人中内有走资派，只是因为相信毛主席说的不会错，也跟着打。现在可看清了，走资派多得很，不用打他们都自己浮出来了，一抓一大把。要是毛主席现在活了，再领导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号令老百姓就蜂涌而上，比上次劲头大得多。”以上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它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而完全是合乎规律的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最危险的，绝不是空穴来风。在相当时间内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不认识，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由实践到认识（经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再回到实践去检验并能动地改造世界，修改、补充、完善原来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多次，才能逐步地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毛泽东正是自觉主动地这样做了，因此他的认识总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洞察一切，具有真知卓见的先见之明。这也是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的原因所在吧。因此，我们说，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由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20年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能多活些年，巩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绝对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严重腐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不会走入现在危机四伏的困境，而且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即使苏联解体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全部红旗落地，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形势会进一步高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不会跌入低谷，一定会进一步得到蓬勃发展。美帝也绝不可能象现在这样独霸世界。整个世界形势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这说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其后果是使中国、国际共运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至少倒退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上千年。因为，邓小平、李瑞环就是这样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孔子到现在二千多年，也才70几代嘛！

通过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指导下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的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完全背离马列、毛泽东思想的，是导致我们党从此在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指导下，走向腐败，导致我国从此逐步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复辟，以至陷入重重社会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社会实践的结果充分证明：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认为的从1956年以后甚至从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极左”的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理论，执行一条“极左”路线，而恰恰相反，是十一届三中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完全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国情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修正主义）理论，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犯了一系列在中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罪恶，这才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历史性结论！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有的已经转变过来又转过去（如原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末又复辟资本主义，还有一些国家如中国正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走了曲折的道路。但我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车轮，是不可阻挡的，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的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就是人类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第四节脱离实践谈认识论没有用

——引自毛泽东与部分哲学家的谈话

（1964年8月）

一、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

脱离实践谈认识论没有用。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指1964年）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工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些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处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九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的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根。“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杀死了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厘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貊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的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有人要搞资本主义，搞点也可以。

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们看，农村工作部不是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 ”，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提纲（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看了一遍，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这样收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关于“合二而一 ”，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象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部分。

（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可能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比苏联的高明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康生插话）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中央那时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西班牙同志说，《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还是陈独秀那一套！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了人家。没有用。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报丢了，听不到。后来十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决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我家乡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利、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元，无偿援助。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的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吆。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

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试验过电。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这些说法是封建社会就有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又只有一类猴子才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本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也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也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由两种元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的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万年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

二、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和国民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口，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很大战斗力的，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个歌：“出了共匪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教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做宣传。有个小孩子听了问爸爸，他爸爸回答说：“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他一顿，回答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种，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的？哪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相信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块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它影响。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不注意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官，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算说是三十三个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人，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能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去，我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二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刘戡军长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军队，没有打仗，全部缴械。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二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偿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蚂蚱、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做肥料了。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赫鲁晓夫说，他们（指苏联）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斗争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是熟视无睹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看问题必须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通过现象看本质。以上赫鲁晓夫们，同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们的看法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产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后胜利，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曾经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阶级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份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作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些地方，地主还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的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立即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农村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挖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四、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问题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一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科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那有马列主义？浙江省青田县搞试验田。带点科学试验性质。他们试验到山头去了。那里农民开始不赞成冬水田，经过实验，冬水田第二年收成好，农民看到以后就接受了。所以要调查要试验。社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开始不相信？就是没有试点。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走路，象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都看不见。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逐步认识的，要从现象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产生修正主义，有许多同志就看不清。干部不参加劳动，了解和反映情况就不会真实。比如打仗，不亲自参加战斗，还是纸上谈兵，怎么能懂得打仗呢？单是进军事学校不行。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生活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些道理应该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的尖锐武器。

结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他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第三章认识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第一节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指毛泽东——下同）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衡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对立物的矛盾转化，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于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矛盾、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所谓若干范畴：平衡和不平衡，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保守和进步，现象和本质，必然和自由，综合和分析，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地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就要不断解决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促进经济的发展。

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先进和落后，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自古以来，讲“尚贤”。我们对英雄，模范，先进嘉奖，都是“尚贤”。我们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也是一个“尚贤”的问题。国民党行，还是共产党行，现在人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资产阶级行，还是无产阶级行，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实际上还没有解决。

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话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胜拿武器好的人。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现象和本质也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来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外部矛盾，通过现象找出其本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出事物发展的原理、原则来。

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找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从现象到本质，从必然到自由，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要有一个过程。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许多东西认识不清楚？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矛盾，才能逐步揭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并且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当时出土的化石，还只发拙出一百多万年的——注），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影响。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如搞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彻底巩固”这四个字不符合辩证法。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拿蚕来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是它的一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了。这就是部分质变。工厂的规模，外形没有变，但是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是这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的部分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的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