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领袖在治世上的得失与建议

谈领袖在治世上的得失与建议

　
　　下从九个方面来谈：（一）历史怪圈的产因；（二）事实的回答；（三）突破怪圈的努力；（四）文化大革命的功与败；（五）新旧制度的得失；（六）现制度弊端举例；（七）希望寄于新制度。（八）究根保底，（九）最后的话　　

　　一，历史怪圈的产因　　
　　在改朝换代的革命战争年代，参加这战争者的目的和追求本是各不相同的，但为了胜利大家走到一起，在这点上则是共同的。同时“胜利”就成了大家在这时的最大共同利益和愿望，任何人的行为和决策影响到胜利，都会立遭大家批评、指责和反对，再不改，就会彻底从这个队伍淘汰；如发生在领袖身上，同样会遭到大家反对，经反对改不了，就会遭到大家抛弃，或推出新的领袖，或投奔其他义军，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才真正做到了“择善而从”，“择善而举”，“择主而仕”，使的各种人才都有了用才之地，所以这时也就显得人才特多。其实平时并不是人才少，而是没给人才造就出这样一个能发挥才能的大环境，所以使不少人才遭到埋没和扼杀，故显的人才少了。　　
　　因参加革命的各种人才，原本都有自己目的和追求，但实现这目的和追求，首先是胜利，所以在当时为了胜利，就会把自己的目的和追求都暂置九霄云外，甚至受了什么委曲，都能容忍，都心甘情愿。正因如此，就显得为个人的东西少了，甚至少到了没有的程度；同时也就显得为大家的东西多了，甚至多到了全心全意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度。这时大家只有一个心眼，就是为胜利而奋斗，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都直来直去，不会暗箭伤人，因为大家都在为共同最关注的胜利在争，而且常常为了胜利，对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尽管争的很激烈，则显得都很坦诚，不存在明争暗斗的问题，即使个别人在这时掺杂了私心杂念，也会被人看破而揭发，使其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所以这个时代就成了大浪淘沙的时代。这时在战场上虽然天天死人，令人悲伤和苍凉，却能激励活着的人更加团结和奋进，并且相处的更加和谐。虽然这时在各个方面都很艰苦，则往往又会成为人生中最辉煌和最美好的时代。就这样，胜利成了这时最能凝聚大家走向团结，走向无私，而且成了什么力量都无法取代的力量。　　
　　可是当胜利到来时，或已经到来，从此大家为胜利而共同奋斗的这个目标没有了，剩下来的只是为实现自己原有目的和追求而奋斗了，甚至随着胜利和自己地位的变化又会产生出新的目的和追求，成为野心勃勃的人。从此，如果说以前奋斗的对象是为了战胜大家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因为影响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以前被大家共认的敌人了，而是成了自己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甚至是救命恩人。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和这些人争功于朝，争利于市，不然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但又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公开张扬，于是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之风必然由此而盛。尤其在对领导的态度问题上，在胜利之前，为了胜利，往往会把爱护和保卫领导（领袖）放在首位，因为正确的领导是取胜的关键。而胜利了，为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领导的态度同样是关键，可领导的态度又往往取决于自己功劳的大小，所以功劳就成了这时要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的最大资本和权威，于是把小功说成大功，把无功说成有功，开始了贪天之功归为己有的各种争功行为，甚至会把错误说成正确，进而会发展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因为参加这战争，原本就是为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而来，现在胜利了，就成了实现这目的和追求的最后冲刺阶段，可阻力又来自内部，所以内斗起来就更不遗余力，也就更显激烈和残酷。结果就使的在胜利之后，为公的行为越来越少了，为私的行为越来越多了，欲壑也就越难填了，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就怨气冲天，就相互攀比，就丑化领导，甚至把一向尊为“上帝”和真理化身的领袖，从此也就看的很不顺眼了，也就再不像过去那样，认为自己的成就，正是领袖栽培和使用得当的结果，并因此产生的对领袖感恩图报的强烈感情也都淡了，而是变成了总感到自己功劳大，总感到领导（领袖）对自己的回报不力，不公，虽然有时也勉强地提一下领导对自己的恩德，则往往出于策略的需要，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出于真实感情了，而且功劳越大的人，越会是这样。正是这些人，有的赤膊上阵，直骂领导专制、独裁，不接受他的意见，其实就是不能满足他的目的和追求。实际就把胜利前的真拥护，到这时变成了真利用，同时也说明，在胜利前对领导（领袖）的真拥护，实际也是为在胜利后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创造条件，从这角度讲，原来的真拥护，实际也是真利用，不过在当时却被大家为胜利而共同奋斗的洪流所掩盖。而胜利后领导要考虑的问题，既要照顾这些功臣们的切身利益，更要注意顾全大局。可顾全了大局，就不能完全满足功臣们的要求。就这样，在胜利面前领导（领袖）得罪功臣就成了一种趋势，一种必然，也就成了最难解决的大事，甚至难到无法解决的程度。总之，在胜利面前，功臣和同志们，尤其和领导之间的这种急速变化，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天下是他们打下的，可现在马上就会又毁在他们手中。　　
　　然而要解决这问题，又怎样解决呢？观察历史，不外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像明末李自成和清末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在胜利面前，一个对他的大功臣牛金星、刘宗敏等这样一批急速腐败分子不能及时得到治理；一个对他的大功臣杨秀清、韦昌辉等这样一些争权夺位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结果使的他们很快就由成功走向失败，而且一败到底，败的很惨。　　
　　按理说，他们这时再失败，剩下的力量也比他们刚起事时要强大的多，为什么就不能再重整旗鼓反败为胜呢？当然原因很多，最关键一条，就是他们在打天下时，为民做的好事，现在使民认识到，原来他们并不是真心为了民，而只是为了他们打得天下才那样做，归根是对民实行了欺骗和利用政策，所以一旦得了天下，他们的坑民程度并不比前朝官员小，他们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可百姓看的清楚，感受的深刻，因此百姓就不会再死心塌地支持他们了，尽管他们这时对敌斗争经验更丰富，指挥更成熟，力量比刚起义时强大的多，却也不能挽回败局了。　　
　　（二）像汉、唐、明这些在革命战争中直接建起的大一统的朝代，在胜利后，皇帝一边加强“忠君”思想来对群臣从思想上加以控制，一边在组织上又制定“朝仪”，来规范群臣们的行为，这两者的结合，对不忠者，对违“朝仪”者，就惩就杀，而且执行很严，不容懈怠，使的功臣们一时不敢再明目张胆争功于朝，争利于市，使皇帝也感到：“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其实矛盾并没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是一时得到掩饰或缓解，实际这斗争则从未停止过，所以常常不是你攻过来，就是我攻过去，中国人把这斗争概括为“忠奸斗争”。所谓忠，就是坚持教皇帝做到按“以民为天”的原则办事，反之即为奸，皇帝不能尽这职责了，就　成为昏　君。中国人总希望在这斗争中，能使忠臣得胜，但事实上，则总是忠臣受害，所以新建的朝代，最终由盛走向衰，直至灭亡。　　
　　同时，以上两例还可以看到：前者是臣　强　君弱造成的恶果，后者则是君强臣弱才取得的成就。　　
　　再纵观历史，臣　强　君弱还会造成另外的结果，像东汉末年在改朝换代中所形成的军阀混战，结果强臣曹家父子夺了汉家天下建立了魏政权；接着又有强臣司马父子夺了魏家的天下建立了晋政权，他们的政权虽然都得到一时巩固，但事实告诉人们，他们不但没有能使国家和民族走上强大和兴盛，反而导致了改朝换代的频繁和外民族的长期入侵，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动乱和极度衰败的“五胡”乱华与南北朝时代。再如唐朝之末被强臣朱温夺了李家天下之后，自己建起后梁政权，从此就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改朝换代极度频繁和外族入侵的大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当到强臣赵匡胤夺取了后周的天下之后，自己建起了宋政权，政权虽得到巩固，但同样因它的弱小而不能有力抵御外侵，结果不但自己偏安江南，而且最终又被落后的蒙古族所灭而建起元。　　
　　以上说明，英　明的　君王能调动起浩浩荡荡大军，能恰如其分使用各种人才，从而能打得天下，却找不到在胜利后能解决各功臣为实现他们各自目的和追求的好办法，结果反使君王自己成了众功臣反对的对象，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这时：1，在胜利面前，不加　强　君权，有功大臣为实现各自目的和追求就会凭着自己的功劳无法无天起来，结果使百姓就会很快又重陷水深火热之中；加　强　君权，又会形成专制，两者古难全。这一切，说明胜利了，做起事反成了左也不对，右也不是的时代；2，当年和敌人的斗争，都是明来明去，可胜利后众功臣和自己同志及领袖的斗争，却往往是棉里裹针，笑里藏刀，进入“暗箭难躲”的时代，在君臣和同志之间，反造成不打交道不行，打交道又做不到坦诚相待的时代；3，打天下时，取得的胜利，就像数学上的三加二等于五，谁都无法否定与改变；到治天下时，因为各自所怀目的和追求不同，就成了像文学家对同一事物的描写，如对月亮的描写，根据各自文意，可以说的很美，引人入胜；又可写的十分清泠，令人生寒，同一个月亮，谁都没有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结论却截然不同。若把这行为用在治天下上，就很难形成意见一致，结果不是议而不决，就是朝令夕改。乱哄哄，无所适从。正是为克服这一切，最后只有让头把手一槌定音。头把手为表公正，先立法，然后依法办事，可这些功臣当年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现在犯了法，或杀了，或当罪人，情感上实在接受不了，又不得不忍痛割爱，结果这样做了，大家又会愤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是非又这样走向颠倒，而且无法纠正过来，显的谎言比真理更有生命力，并依此对领袖作评价说：打天下有功，治天下有罪，反把好领袖说成了坏领袖。再一种情况，就是君王确实做错了事，结果反使舍命纠正的忠臣深受其害。看来这治天下的难点就出在：这时不给领袖决策权不行，有了决策权，决策错了又无法纠正。正因为这一切，最终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之大，就把百姓逼上反抗道路，最后由百姓起来把自己推翻，或被强臣乘机篡权，结果造成谁得了天下，都不能突破改朝换代这个怪圈的结局。过去对此只　强调　君专制所产生过错的一面，却忽视了胜利使功臣们都成了“幸运”者这一面，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幸运时的人更难驾驭”，这恰好又正是造成问题不得根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切，归根又是人的欲望所引起，可是人无欲望了，人类就不会再求上进，社会就会失去前进动力，甚至人类会因男女不交而绝；可是难填的欲壑又常常使人干起不该干的事，包括被尊为圣人的人也同样是如此，这样，欲望就又成了一切人产生罪恶的祸根。看来人无欲不行，欲不节也不行。可欲望是人的天性，喜纵不喜节，但这个纵却又是跟随条件的好坏而改变。大体是，条件越好，欲望就会越大，也就越放纵，越难节制。因此创造怎样的条件，就使欲望只能成为前进动力，不再成为产生罪恶的祸根，总结往事，正确的信仰，虽是最根本的一条，却又需要精心培育与养护，以造成好的土壤和气候才能实现，可这一切又正是上层人的职责，而上层人常常是最幸运者，条件最好，因此也就最易放纵。这一放纵，他们就不再遵照信仰办事，而是偷天换日，口喊信仰，实际把信仰变成了实现自己私欲的工具，归根成了破坏信仰的罪魁祸首。怎样解决这问题，就成了千古难题。共产党能否摆脱改朝换代这个怪圈，同样要看能否解决好这问题。一切不在怎样说和怎样承诺，而在做的结果上下定论。　　

　　二，事实的回答　　
　　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能否成为最后改朝换代的革命，以主观而论，从秦始皇完成统一，他就想成为最后的朝代，就想由一世传到万世，结果二世而亡。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过去不能突破改朝换代的怪圈，是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代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指导，而现在有了，就认为一定能突破这怪圈，事实是怎样回答的呢？以下从两个方面来谈：　　
　　（一） 动摇胜利的事件同样发生了，但解决了。　　
　　毛泽东进北平时一再提醒大家：“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可事实的回答则是，共产党进北平不但发生了像李自成的事，而且还发生了像太平天国进南京后的事。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既不像李自成和洪秀全那样显的无奈，也不像汉．唐．明等朝代那样对功臣大杀大砍，而是首先看到，在当时急待解决的还不是像太平天国中杨秀清要取代天王洪秀全的事，而急待解决的则是像闯王李自成部下的大功臣牛金星、刘宗敏急速走向腐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当时在每个参加革命者身上甚至都不同程度地正在产生和发展，比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1年，“北京市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分局就因受贿赂而将674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取消管制，其干部、警士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这问题得不到马上解决，就成了动摇革命根基的大事。所以毛泽东首先把注意力放在解决这问题上，断然决定在全党和全国大张旗鼓和雷厉风行地掀起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性的“三反”运动。正是在这运动的进程中，又发现“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即由商业贿赂所形成，这就成了干部产生腐败的最肥沃土壤，也正是为改变这土壤问题，毛泽东决定在工商界同时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正是在这“三反”“五反”的双管齐下中，才在举国上下造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反腐声势，不但把官的腐败行为都揭了出来，而且把官的行为完全置之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谁有问题，谁没问题；谁的问题大，谁的问题小，都一目了然。对罪大恶极又影响极坏者，就绳之以法，绝不心慈手软，如对大功臣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当时就有人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正是通过这种群众运动，在把问题揭透的前提下，给罪大恶极又影响极坏者以严惩，这就使大家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且在处理上最公正，最无私，最坦荡，真正做到官再大，功再高，只要做了坏事，都会受到应有处罚。这对官来说，再也不会产生因功大，或后台硬，就想逃脱严惩的侥幸行为。正是在这事实面前，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官的腐败之路，使的官场清廉如洗，从而创出了一个风清弊绝的新时代。毛泽东就是通过这种杀人少，效果大的群众运动的新办法，解决了不做李自成第二的这一根本问题。　　
　　但在解决像李自成产生腐败问题的同时，在党内又出现了像太平天国革命时所发生的韦昌辉反杨秀清事件的高岗反刘少奇的事件，为说明在不同时代发生的这两起事件的相似与不同，作如下对比:　　
　　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据史书记载：“在打垮江南大营获得大胜利后，杨秀清迫天王（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石“达开和韦昌辉都不服”，韦昌辉“就去怂恿天王杀杨秀清”，“天王不肯”。“他又去和石达开密议杀杨秀清”,“事未发，昌辉被派去江西督师，石达开被派去武昌督师“。当“天王得密告说杨秀清要杀他篡位，”就“急诏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归诛杨秀清”。当韦昌辉军队进京后，对杨秀清的“文武大小男女”进行大屠杀，“甚至婴儿都不能免”。“前后共屠杀二万多人”，激起“天京内外军民”“同心”“反击”，最后把追随韦昌辉的二百余人又“全部杀死 “，并将韦昌辉处以“五马分尸”。结局则造成了石达开“带大军远征，”欲“取四川独立”，从此太平天国分裂，元气大损，继而被清军分别歼灭，造成太平天国的彻底失败。　　
　　再看共产党中的高岗反刘少奇事件，这可从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起，当时他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不仅说出了全党要说的话，而且从科学的高度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概括。因为在这点上刘少奇的功劳最大，所以刘少奇在全党的威信，同时也得到极大提高与肯定。　　
　　后来的实践又告诉人们，在打天下时，党内基本做到了这点，但到胜利时，即把大家共同的敌人消灭后，情况就迅速发生变化，而且功劳越大的人表现的越明显。比如说，毛泽东早在七大之前就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　　
　　但真到胜利后要实践时，首先是大功臣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新纲领，即“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新纲领，就是说，毛泽东说在胜利后“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而刘少奇在这时就非要“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不可，并为此大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还鼓励大家说：“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等等，完全和毛泽东唱起了反调。这就说明，胜利了，大功臣们为实现自己原有目的和追求，就不再把毛泽东思想遵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说到这里，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交往，那是早在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这时回到长沙，也加入了这工作。后来毛泽东发动安源大罢工，刘少奇就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权斗争的道路，而刘少奇在白（敌）区领导地下工作，给毛以有力配合。当王明给刘戴上“机会主义”各种罪名的帽子时，毛泽东尽力加以驳斥。1937年5月中央召开有关白区工作会议，会上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不是犯了‘左’的错误？”对此“分歧非常大，从会议纪录看有点开不下去了，据说刘少奇还急得生病了。”当时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给刘以“相当高”的评价。以后毛泽东肯定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提高和绝对化，毛对刘的这个肯定，自然就成了定论，使刘成了党内没人敢比的第二号人，就这样，在那战争年代，毛一旦有个闪失，刘接毛泽东的班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可没想到，正是他，当他的职权高了，地位稳固了，在胜利的时刻，就不再把毛泽东为全党提出的发展前景作为自己的目的和追求而奋斗了，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目的和追求，实际就开始了要用自己思想来取代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了。可是在嘴上还不明讲，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必然有了自己的侧重面。“比如，对待私营工商业，毛主席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面；刘少奇同志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毛主席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少奇同志的主张则与其相反。在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毛主席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等等。”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不论是谁，只要对毛的话再不听从，就意味着是对党的不忠和背叛；是对党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的违反，也就成了最严肃和最不能容忍的大问题。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决策这时产生分歧，实际就完全可以依此把他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行为，但毛泽东并不忍心对他的老战友这样做，但也不是放手不管，任其发展，而是采取一切机会抓紧对他进行教育，如在1952年趁刘率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就专让他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去征求斯大林意见，斯大林亲自对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这无疑对刘是最好和最力的教育，于是毛泽东又耐心等待了一年，到1953年，为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为“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毛才不得不直接对刘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行为提出批评。这一切，高岗当时都看在眼里，而且首先站出来公开反刘少奇的行为，同时发表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刘少奇的行为当作 “‘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甚至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因为毛泽东对东北经验是肯定的，尤其在反贪问题上，毛泽东说：“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这时的高岗，在反刘问题上是不遗余力的，因此对刘的错误进行“搜罗”和“集中”，并“抄成‘档案’进行散布”。　　
　　“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要他找少奇同志直接谈清问题。”说明毛泽东不赞成他的做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帮刘改的基点上。让他们进行交谈，就是让他们达到各自取长补短的目的。可见毛泽东是如何的爱护他的功臣们。但高岗并没认真这样做，接着倒很像是韦昌辉那样，因为当年洪秀全只令韦昌辉回军除掉杨秀清，他则乘机杀了两万多人，这时的高岗也开始了类似的做法，他不是从爱护的角度帮刘改错，而是在背后大肆活动，说什么“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同时制造出“枪杆子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军党论”，这不仅是明目张胆在搞挑拨离间的宗派活动，而且暴露了他要打倒一批同志的野心，照此下去，必然会造成韦昌辉杀杨秀清的后果。就是说，杨秀清想取代洪秀全的行为，确实是在伤害革命，但韦昌辉的行为，则直接使太平天国走向分裂，丧失元气，所以在对待高、刘的斗争中，最后毛泽东决定对高岗及其同夥饶漱石进行大揭发，并根据揭出的事实，最后定为反党行为。就是说，对待功臣们中的问题，即使不对，也只能取教育态度，不准取高岗那样的态度。毛泽东正是通过这样处理问题，才没成为洪秀全第二。这都是从大局出发，至于对高岗这个人，毛泽东是很爱惜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对搞经济工作，高岗的实际经验是最丰富者之一，他在担任东北主要负责人期间，当时的东北虽有日本留下的大量工厂、设备和技术人员，但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败走时，却遭到严重破坏，高岗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由恢复走向大发展，效率是非常高的。他在东北四年多，工业、农业建设都搞的非常出色，东北成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军需大半都依靠东北，正是高岗运筹帷幄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全国开展的“三反”的经验，主要也是取之高岗治理东北的经验。正因工作出色，所以高岗被调进中央，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都交给他主管，充分显示了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所以当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沉默了良久，说：‘遗憾，．．．．．．’”毛泽东为失去这样一个助手，心情多么苍凉，又多么痛惜，可又无法挽回，只有指示中组部，将高岗子女由组织抚养起来。看，毛泽东对他的功臣，都在像对待自己手上的每一个手指，动那一个都疼啊！可又不得不动。以上事实可以看到：1，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发生在太平天国取胜的时代；共产党的高、刘事件，是发生在已经取得利胜利的时代。2，太平天国造成杨、韦事件，是从杨取代洪的行为开始；共产党内的高、刘事件，也不能说与刘和毛分歧无关。3，杨取代洪，所用策略是只做不说；而刘要取代毛，同样也是只做不说。4，杨是洪的老战友，深得洪的信赖，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把手；刘同样是毛的老战友，深得毛的信赖，成为共产党的第二把手。5，就因为杨是洪的老战友，所以杨对洪的不恭行为，洪不忍按照韦的建议杀掉他；同样刘也是毛的老战友，所以当刘不再尊重毛而和毛分庭抗礼时，毛同样不忍心听高岗意见把刘处理了。以上就是这两大事件的大体相似之处。　　
　　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不同之处就是，洪秀全对杨和对韦的行为，采取的是忍让和回避政策；毛泽东对刘和对高的行为，采取的则是主动教育和调解的做法。就因做法不同，结果太平天国殃成杨韦大祸，死亡众多，元气大丧，并因此产生分裂，造成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共产党则只处理了高、饶少数几个人，既保了元气，又使刘受到教育，结果使刘不得不再紧跟毛泽东在全国掀起的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高潮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使的农业集体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取得了成功。　　
　　正因为对以上问题处理的及时和正确，于是产生了如下效果：　　
　　当时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杀政策，目的就是要使中国重新回到饥寒交迫的旧时代而失败，但事实是，从此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不但没回到饥寒交迫的旧时代，而且使新中国发展了，强大了，使中国人不但从此站起来了，而且站的很稳，正是在这不可改变的事实面前，美帝国主义的总统尼克松才来到北京，同周恩来握手，同毛泽东握手，而不是中国的毛泽东去华盛顿奴颜媚骨地找尼克松握手。　　
　　当时中国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大家都唱着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因为当时的官都能做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所以人们只要做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切就顺当，违背就遭殃，在这事实面前，就使的人们再不求神，不信鬼，不算命，只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成了共产党在胜利后的和平建国时代，能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团结和统一的最强大力量。而历史上的统治者在战后为凝聚大家的力量，采用的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办法，实践证实，谁都没有能达到像毛泽东时代这样好的效果。从而不但使新中国渡过了危机，而且在巩固中得到大发展。　　
　　（二）内斗与怪圈阴影在出现。　　
　　上面所说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虽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反对者一有机会，就会乘势攻了过来，举例说罢，如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广大人民焕发出了大干社会主义的无限热情，于是产生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新生事物，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等等的极“左”行为，当毛泽东发现后，就领导中央在庐山及时召开反“左”大会，这时就出现了两股反“左”势力：一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反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成就与热情；再一股是反对者，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反嫉贤成仇，乘反“左”之势，蔽美称恶，说总路线错了，大跃进“左”了，人民公社早了，归结一点，就是为了说明只有回到“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方针路线上才为正确，并且来势凶猛。这实际就是朝毛的背后开了枪，却又说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反“左”号召。他们就是这样，不讲出自己的真目的，甚至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甚表赞成和拥护，实际对搞公有制的具体行为，却一一都当成极“左”的行为来反掉。所以当毛泽东认为大会已经取得反“左”斗争胜利时，他们却认为还远远不够，于是发起了总攻。而且选的这时机，正是毛泽东在反“左”中已战的精疲力竭的时候。　　
　　他们这样做实际预先就有准备，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说，彭德怀在“上庐山前对议论‘三面红旗’的一些负责同志说：‘意见由我来提，我无儿无女，无后顾之忧。’”其实，彭德怀除他说的这理由外，最主要一点，就是自感功劳太大了，因为不论是在十年内战时期，还是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有过赫赫战功，尤其在全国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其武功更是独有，就这样，他成了“幸运”者中的“幸运”者，也正因如此，他就比别人胆子更大了，也就更难驾驭了，成了这次庐山会议上的一发重型炮弹。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批过‘左’，再批‘右’”，要把“两边摆平”时，彭德怀就受不了了，散会后，他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 　　
　　看来，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提意见，只有接受，不准不接受，简直对领袖是在下命令了，功臣都这样闹起来，天下不是大乱套了吗？就彭提的内容，是直接反对搞集体所有制的问题，这在毛泽东看来，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搞不搞社会主义改造，即搞不搞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成了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最明显的分水岭。共产党人最终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但要真正实现这个目的，绝不是冠上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达到的，而是要看它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效果。人类几千年的奋斗证明，实行私有制，结局只能是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穷人最终成为富人的奴隶，要彻底改变这面貌，只有实行公有制，这正是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研究所得的结论。彭德怀反的正好是这一切，对此，毛泽东本想通过和他的交谈来解决，但从彭的态度看，是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且不解决这问题，就会造成这次大会的不果而散，建设社会主义的阻力就会由此而更加发展，这对共产党实现自己的奋斗目的将是遗害无穷的。看来这问题是非解决不可了，所以毛泽东本来是“准备下山了”，“结果不下山了“。于是使会议由反“左”转向了反右。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总是有一利就有一弊，建立公有制同样也有弊端。但怎样就能把弊端克服或减到最小，使公有制比私有制的优越性更加突出和巩固，这正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如果看到它的弊端，就彻底否定它，实际就等于对共产党宗旨的背叛。所以毛泽东决定反击，而且不反则已，一反就要拿出重上井冈山的气派，必须造成压倒一切的气势。这是他们料所不及的，所以感到震惊。　　
　　在他们看来，就因为彭的功大，即使毛泽东主席，只要动他一根毫毛，都会被人戴上迫害功臣的千古罪名，结果毛泽东可不是当年的李自成、洪秀全，也正是为了不做李自成、洪秀全第二，所以必须反击。　　
　　关于这场斗争到底谁是谁非，站在公有制立场上，就会认为搞的好，搞的及时，也很有气派。站在私有制立场上，就会说毛泽东犯下不可饶恕的极“左”错误，就会说彭德怀对毛泽东那样不客气，态度那样冷酷，才显出英雄本色，也是毛泽东咎由自取。但到底是谁犯了错误？这却不是这里讨论的主题，这里只想说明，在胜利后，新的统治者的政权巩固了，包括共产党在内，同样存在着你攻过来，我攻过去的事实，在庐山发生的这场大斗争，就是在共产党政权巩固后，共产党内部你攻过来，我又攻过去的表现。历代统治者处理这种斗争都是很残酷的，常常杀了当事者本人还不行，还要株连九族及其周围的人，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斩草除根。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则不取他们的做法，针对 “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的各种说法，毛泽东则认为：“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的没有办法。”在解决治天下的办法上，毛泽东后来确实进行了不遣余力的各种努力与探索，也给反对者以必要的处分，但都是想使他们能够检查好，真改了，但有一条，就是不准对他们开杀戒。他这样努力的结果，最终也没有能使党内的思想再达到统一，说明共产党也并没从根本上解决了“坐天下难”的问题。正因为没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办法，所以今天你攻过来，明天我攻过去，失败者的检查作的也非常感人肺腑，但暗中他们却并没真改，而是在为反攻和巩固他们反攻后的胜利在做着各种准备活动。就以庐山会议为例，失败者是怎样做的呢？两点非常明显：　　
　　1，说毛泽东在胜利之后变的专制和独裁了，这实际就是说，你不听我的，胜利后你不支持为实现我自己提出的目的和追求，也不接受我的意见，你就是专制和独裁。如果你的话对实现我所提的目的和追求有利，我就继续把你说成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求人人都必须照办，不照办我就借你的手把他们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加以处理；对我不利，又不接受我的建议，就是你专治、独裁。在那时他们就想把毛泽东变成像后来的胡躍邦、赵紫阳那样，一切都听他们的，功劳归于他，过错归于你，总之领袖你当，主意他拿，把领袖当成他们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的替罪羊和忠实工具。可惜毛泽东不是后来的胡躍邦和赵紫阳。就这样，他们也就由从吹捧毛泽东的能手而变成了丑化和贬低毛泽东的高手。　　
　　2，要贬低和丑化毛泽东，最有效的一着棋，就是对毛泽东时代被处理过的功臣们进行“平反”，平反的人数越多，就说明毛泽东迫害功臣的罪恶越重，这既可达到贬低和丑化毛泽东的执政形象，又可标榜自己是最正直无私，最能坚持真理，还能把这些人及其亲朋好友和同情者拉到自己一边，壮大自己反毛的实力。正是出于这一切的需要，因此就很难使平反做到实事求是，举例说罢，如对彭德怀平反后对百团大战的宣扬，实际已经背离事实的真象，因为毛泽东在当时早提醒他：“敌人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结果彭不遵此照办，而是组织了百团大战，把八路军的全部力量暴露了个尽光，造成的后果，如毛泽东所料，从此加快了日本将主力转到主要打击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六十万日军及九十万伪军的总数，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造成“敌后战场以1941及1942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的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使的华北平原呈现出“无村不带孝，处处有哭声”的悲惨局面。不仅如此，而且使蒋介石看到八路军力量的壮大，就更加重了他对共产党的后顾之忧，从此也就更加想法来对付共产党了，促使蒋介石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敌对共分别采取了“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身上，正是在这背景下，蒋介石很快做出反映，迅速制造了几乎全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若是遵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不可能带来如此严重后果。因为这后果，对当时的前方将士来说，都是亲身所经历的，所以体会最深刻，因此在延安整风时，将士们对彭自然就提出很严厉的批评，甚至使的彭德怀耿耿于怀，到1945年七大期间，还向毛泽东争辩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毛泽东很谅解他，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这一来，彭德怀不好意思了，说有些战斗伤亡大，他应该负责。毛泽东还安慰他说：“锻炼了军队。”说明毛泽东并没给他算这个账。也说明彭本人也认为自己有错。如果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时不发动百团大战，等敌人后方十分空虚时，如等到太平洋战役爆发后，因为敌人不知道共产党的力量，他们就会无顾虑地把军队调走，去组织太平洋，东南亚等战役，这时再发动像百团大战那样的战斗，这对太平洋，东南亚等战场就形成了里外配合的大夹击形势，就会损失小而胜利大。但这时就不同了，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太平洋战役爆发后，日本不但不敢把军队马上调走，而且为解决调走后的后顾之忧，就想在走之前集中全力先把八路军彻底消灭，于是加速了它的“三光政策”，若不是后来世界战局变化之速，逼的日本不得不把它的大量军力从中国内地调走时，八路军遭受灭顶之灾也在所难免。这事实就说明，百团大战，从战略角度说，是不能称之为成功战役的。《孙子兵法》上说：“善战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百团大战虽得智名，又得勇功，却不是善战之举。说明没有全局在胸，就不能投下一着好棋子，这正是他的不足之处。现在不但从战役上宣扬，而且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宣扬，实在与事实不符。　　
　　再说，在战争年代，彭德怀是做过很多错事的，如当年留守井岗山，他误信谗言，把毛泽东在井冈山能站住脚的两个大功臣——袁文才、王佐给杀掉，使井冈山从此落入国民党之手，直到1950年才获得解放。井岗山是中国最早建起的革命根据地，照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之一，应该出很多革命的高干，结果几乎没有，说明这里的人民从此不再愿意追随革命了，这和彭德怀误杀袁文才、王佐不能说没关系。遵义会议之后，为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使一些指导员感到极端疲惫，在这时，彭德怀又鼓动起林彪给中央写信，要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再比如，关于百团大战，“在组织程序上有违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作战指挥上，他也采取了和敌人拼实力的战法；在作风上，他对不同意见者，如对刘伯承，他大声咆哮说：“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一二九师的番号”，等等，这一切虽都是错误，但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所以毛泽东对他都能谅解。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三面红旗，对准了搞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具体方针路线和做法，成了搞不搞社会主义的大事。因此就不能再谅解了，这才给了必要的回击。可是这一回击，彭德怀就又受委曲了，于是有人说，当年毛泽东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现在把彭大将军可整的好惨啊！胜利了就忘了功臣，从此只说彭的好处，不说彭的坏处，只说毛泽东整了他这个大功臣，不说不整这样的功臣就要断送社会主义前程，也不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整功臣的人，如对有着“战神”美誉的刘伯承元帅，就是他在1957年亲自带工作组把刘打成教条主义者，使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在当时不得不拖着病体，“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忍受心中的折磨”作检查。“在斗争会上，蔡根柱大校说了几句真话，被当场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后“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活活枪毙了。”使刘伯承元帅从此蒙冤度日，凄凄惨惨，这是和彭德怀有着直接关系的事，可是都不讲了，即使有人讲，也不敢归罪彭德怀，只是说好的，实际都是在为自己的反攻和巩固反攻后的胜利在做思想上的准备。历史也就这样被篡改了。实际彭德怀成了党内斗争被各方利用和所需的工具，真实的人格没有了，可悲！　　
　　由此说明，正是这行为，就使共产党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一样，在夺得天下之后，正是自己内部的你攻过来，我攻过去的斗争不会间断，结果都走进改朝换代这个怪圈的阴影之中。共产党对此若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就说明共产党同样最终会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一样，迟早要被新的朝代所取代。共产党本想使自己的革命成为人类最后的革命，但也只能和秦始皇一样，成为一厢情愿的事。这就是事实得出的结论和回答。　　

　　三，突破怪圈的努力　　
　　中国古代各王朝都为突破改朝换代所形成的怪圈作过卓绝努力，虽然都没成功，却制造了中国古代的文明，也使中国的古代，成为受世界敬重的古代。毛泽东在为突破这怪圈的努力上，既继承了其中的好做法，也有自己的新创造。　　
　　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是从秦代开始，但没有得到巩固就垮台了，接下来的汉朝，为巩固中央集权制政权，首先从巩固每个家庭的团结与和谐做起。在家庭中，能否做到团结与和谐，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常常最为关键，所以从汉代开始，就更加提倡孝道。但孝道的形成，可就不只是提倡一下的事了，就以西汉为例，从皇帝的起名就注意上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个皇帝的名字都突出一个孝字，为了使孝道思想得到普及，汉代对儒家的《孝经》又作出了注解。这还很不够，重要的是，从西汉起，确立了“郡国举孝廉”的选官制度，这对百姓来说，谁孝了，不仅自己家庭能达到团结与和谐，而且还能当官，反过来这个家庭更为荣耀。郡守在郡内选孝时，儒家早树有榜样，这就是当年尧选舜的故事，首先在普通百姓中选找被大家公认的最孝者，然后再考验他的其他表现。因为各郡年年都这样做，这就成了百姓身边发生的事，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事，绝不是空话，而且使百姓既可望又可及，因此会成为既深入人心，又会人人争着做的事，也就成了人们生活中再不能少的事。这还不够，为使孝的行为更加巩固，父母亡故，官作的再大，回家守孝三年，皇帝一般给予支持和鼓励，甚至成为规定，这不仅对民间行孝行为起着带动作用，而且加大着行孝的政治气氛。这还不够，进而把孝的管理权又进一步落实到每个家庭之中，实行“父叫子死，子不敢不亡”的政策，这就给了每一个父母管教儿女的最大权力，也树起了父母管教儿女的最大权威与尊严，一旦再管不好，可让舅舅再来做个补充，这就又给了“舅舅打外甥”的权力。就这样，就给围歼不孝行为布下天罗地网，同时也就造成使儿女不敢不孝的社会氛围。中国的古代，正是通过这些既务虚又务实的行为，并经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和努力，最后才形成了中国人孝的传统，孝的道德，才使孝的概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和行为中，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也就成了中国人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孝道对稳定社会确实起有卓著成效，但它的负面作用同样不小。因为孝道给了父母管教子女的绝对权，若没了这一条，单凭国家依法来管，常常成为鞭长莫及的事，可有了这一条问题也就出来了，因为人在三十岁前，往往是最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时代，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时代，但也是最容易惹祸的时代，父母的严管，既管住了惹祸，使社会得到安定，但同时也管住了子女在这个时期才华的横溢与发挥，这不但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兴旺，同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停止不前的严重恶果。等三十岁之后，父母虽已衰老或亡故，开始无力管束自己，可自己随着年纪的增大也就变成了如同父母当年一样的保守，并以这样的保守管教着自己的儿女，虽使儿女没有犯罪，却也使儿女和自己一样将最好的年华牺牲，同时给整个社会带来停止不前的恶果。从以上所谈可以看出，古人强调“孝”，只是看准了它对社会起稳定作用的一面，并以此想来达到突破改朝换代怪圈的目的，却没有看到它对社会破坏性的一面，结果不但没有突破这怪圈，而且中国到后来落在世界先进国家之后，虽不能说全因它造成，它却也起着为虎作伥的作用，所以到近代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革命党人批了它，说明它确实应该批，不批倒它，社会确实难于前进。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古代对孝道的形成，确实不是只凭着统治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那里只提倡一下就能轻易做到，而是从思想到制度，到行为，都做了扎扎实实又行之有效的许多工作才做到，这也告诉人们，中国的古人，正是凭着这种扎实精神，一丝不苟的精神，制造了中国古代的文明，我们要创造中国的现代文明，同样也得有这种精神。其实毛泽东最懂这一点，所以在打得天下后，在稳定天下上，为了使自己所建政权不再坠进改朝代的怪圈，在很多做法上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传统的行为，并取得很好效果，下举两例：　　
　　第一例，毛泽东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看来这只是一句话，一个口号，但做起来，并能做出好成绩，可就不是只这样号召一下就完事大吉的事，而是在发出号召之后，关键问题是把它渗透到有关执政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最关注的事，如选模范，在当时学不好雷锋，就不能当选为模范；再如入党、提干、增薪等事，第一关就看你带头学雷锋学的怎样。这还不够，进而把学雷锋中涌现出的各种模范人物，再当作党和国家栋梁之材，重点进行培养和委于重任，有的甚至提升到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去，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人物，并且不是摆设，而是真正成为掌实权的人物。这一来，学雷锋不仅对人对社会有好处，而且对自己，也只有学好雷锋，才能得到党和国家的重用和提拔，因此学雷锋的事，就成了人人最关注的事，成了人人都争着学的事，同时也就使学雷锋的热潮得到巩固。正是这学雷锋行为的产生与巩固，就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人人争着做好事和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社会风尚，也使人们的观念迅速发生了变化，几千年来人们的观念都一直是为自己，从此就彻底改变成了为人的观念，也就使整个社会得到高度净化，产生了像雨后晴天的效果，显得处处动人而灿烂，不仅把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而且使人们从心眼感到，共产党真比国民党好，新中国真比旧中国好，毛泽东真比蒋介石好，革命真比不革命好，虽在革命中牺牲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父母与儿女，但在这现实面前，感到真值得。同时这学雷锋的行动也就成了选拔干部的一大途径，使党和国家能做到及时将百姓拥护，又有实践真本事的人选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也就成为净化干部队伍的一大有效措施。所以在当时，当百姓看到那个干部不顺眼了，用不了多久，他总会被换掉，好像党和领袖长着火眼金睛，歪风邪气一出现，随时都能看到，并得到及时纠正。正是因为这事实的实实在在的到处存在，所以当时人们对共产党和对党的领袖的崇拜胜过了神，同时中国的老百姓用自己对领袖最崇敬的称呼，称之为“真龙天子”。　　
　　为什么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继承人，同样在号召学雷锋，结果越学雷峰，社会越腐败了，甚至百姓问苍天：雷锋都到那里去了？其实不是人间没了雷峰，而是时代变的使雷峰都走了。下举几个例，便看的更明白：　　
　　1，如珠海市韦兆安，听到有人呼救，挺身而出，勇斗歹徒，受到重伤，这是个真雷峰，可时隔一年之后，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就从医院19层楼上跳下来结束了生命。　　
　　2，再如在吉林“　2.15”　大火中，胡茂生六次冲进火中，救出11人，这是一个真雷峰，结果因二氧化碳吸入导致脑萎缩、结核性胸膜炎，结局则使自己生活因此而陷入困境，只好让其女下跪乞讨维生，再也不能做雷峰的事了。　　
　　3，再如重庆开县金有树，他救了19个人的命，是个真雷峰，可他因此而穷困，在病死前，则没有一个人来救他的命，他走了。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真雷峰走了，假雷峰来了。像毛泽东时代，党号召干部都学焦裕碌，人们马上感到，自己身边的干部，确实就都成了焦裕碌式的干部，可毛泽东之后，党又树了那么多英雄人物，百姓则说，那是假的。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拿到现在就成了英雄。　　
　　有人说这只是个方法问题，确实是个方法问题，也是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扎实不扎实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让谁得利的最根本最实质性的问题，比如毛泽东时代学雷锋，对人对己都得利，这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毛泽东走后，再学雷锋，情况就大变了脸，对学雷锋的本人来说，虽然当时得到奖励，得到荣誉，但结局往往是灾难而不是幸福。再看社会，只见老板财富往起增，贪官的职位向上升，而对广大劳苦大众来说，则是灾难越来越深重，对比之下，好象如梦初醒，原来学雷锋最得利的正是那些骑在劳苦大众头上屙屎撒尿的人，自己被他们当猴耍了，顿感人格受到污辱，甚至悔之莫及，有的走上轻生之路。　　
　　同时看到，当年把学雷锋最好的人，重点培养，及时提拔，这就保证了这个政权让好人来掌，而且因为他们都是来自百姓，所以他们的感情自然和百姓在一起，同时也最了解百姓，所以在决策时，自然不会忘记百姓，从而就保证了这个政权为人民的本色不变。而毛泽东逝世后，干部的任选和提拔，主要是由上级说了算，是按长官意志来做事，要想当官和升官，就得首先使上级对自己满意才可能。为此就得投上级所好，上级需要钱，就送钱；需要物，就给物。上级满意了，就给官，由此买官卖官之风大盛。　　
　　因为官是买来的，当了官，第一，就是把买官花出的钱尽快捞回来，第二，在此基础上，再发大财，再买大官。就这样，干部的决策就由为民而成了为己，在百姓眼里，共产党的官就由最好而成了最坏，并由此认定共产党气数已绝。甚至省级纪委书记都发出感叹说：“触目惊心，山河破碎！”也由此而知，能不能学好雷锋，症结就在谁得利，绝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也不仅仅是个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　　
　　当年中国人学雷锋，美国人看到中国人素质大提高，于是他们也提出学雷锋，毛泽东说，他们学不起来，这是社会制度决定的，果然它们没学成，原来问题的症结就在一个谁得利的问题上。　　
　　第二例，解决干部永不脱离工农群众的问题。　　
　　中国人压根就有“民本”思想，它的存在就确定了在什么时候，当官的都不应忘记百姓，但历朝历代，实际都不能真正做到，为解决这问题，各朝各代都很注重选官一事，最后采取了科举制来选官。　　
　　科举制的最大优点，是公正，给人人以做官的机会，甚至年过古稀，还可以当状元郎，如唐德宗时代的尹枢，就是七十一岁才中了状元。但致命的缺点，是脱离百姓的实践，所以历代出了那么多状元郎，真正有作为的，除南宋文天祥外，很少再有出色者。所以到近代中国人在革旧图强的奋斗中，一举将科举制废掉。　　
　　到毛泽东时，也特别注意选官问题，前面所说的通过在学雷峰的实践中来选官，就是其中的一种办法。但毛泽东不仅注重选官，更注重怎样使官能永远做到不脱离工农群众的问题。因为再好的官也会变，就像一些老干部，在打天下时不亏是人民的英雄，当得了天下后，官做大了，这本应成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结果反在不知不觉中把权力变成了自己生财的资本，变成欺压百姓的工具，同时使自己变成了人民的蠹虫，实际成了新的反人民利益的力量，执政者不能看到这一点，不能凭自身力量再及时反攻过去，就说明改朝换代的时日到来了。毛泽东领导全党在胜利的时刻，没有成为李自成第二，也没成为洪秀全第二，但不等于他的干部永远不变。正是为了解决这问题，毛泽东又做了种种努力，对此简括如下：　　
　　1，根据事实，及时提醒大家，以便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如，在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即49年，毛泽东向大家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说明毛泽东在这时已向全党敲起警钟，要全党在胜利后对产生腐败要引起足够重视。　　
　　到56年，毛泽东又提醒大家：“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又说明，腐败势力是防不胜防，最终还是在共产党的肌体上产生了，但一定要警惕它的继续发展。　　
　　到了58年又说：“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因此他下令：“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这又是在说，腐败势力不仅产生了，而且正在发展，必须给予反击。 　　
　　到1962年，毛泽东又说:“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就又在进一步说，腐败势力不仅在发展，而且在新党员中更厉害，显示着腐败势力在这时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从毛泽东的这些不断提醒和不断发出的警示看，在胜利以后，腐败势力对正义的进攻，不仅步步紧逼，而且发展迅猛，大有阻挡不住之势。　　
　　正是这腐败的发展，就会使正义走向灭亡，同时说明，要不灭亡，正义就得主动进攻。然而应怎样进攻呢？毛泽东为此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等的论著。紧跟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起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制度，如“建立起来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种试验田的制度；将军当兵的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制度；领导干部除年老和生病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抽出几个月轮流离开办公室，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制度；以及后来的蹲点制度等。”　　
　　能做到以上这些，已经很不容易，虽然很难，但要得到巩固，还必须做更扎实的工作，毛泽东又是怎样做的呢？再从以下问题看的更清楚。　　
　　2，从学生和青年抓起。　　
　　就是说，解决干部不脱离工农群众的问题，必须从干部抓起，但还很不够，因为干部也是组成这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社会不好，干部又怎能好起来呢？所以只有解决好社会问题，干部问题才能得到更好地解决，解决了也才能得到巩固。但要解决这问题，就应从学生抓起，从青年抓起，于是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于是把教育改革当作一桩大事，亲自抓起，并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主张：“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使人人都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也就使任何人都没了特殊的资本，这就从精神到物质，创造下人人真平等的大前提，也就为干部不脱离工农群众创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和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3，放在工农的实践中增长才干，成为工农中的一员。　　
　　在解决干部特殊化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解决干部增长才干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说： “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很多（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如果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门、中学门、大学门’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必须首先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我们要把接近工农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 。“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学。” 　　
　　正是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建起了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制度。这就是学生从中学毕业后，不马上考大学，而是先做实际工作。尤其对城市人说，农村有着广阔的天地，所以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就成了主流。然后再到工厂，到商店，到军队。大学招生从工农兵中推荐，这就又建起了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事，站在家长角度看，“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从自己翅膀下走到遥远的农村，作父母的，谁能不担心呢？但对青年本人来说，早离开父母，这就培养了他独当一面的生活能力；对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忘记农民，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城市中的广大知识青年，不少是革命干部的子女，这些干部不少就是农民家庭出身，但不等于他的子女也是农民家庭出身，因而国家制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正是对这问题的补救；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大的干部也得这样做，绝无例外，这对做了大官就望“封妻荫子”的旧思想与旧行为，无疑是一个彻底革命；再说中国的农村，由于长期受封建宗派思想的影响，各村的排外行为都很严重，现在一批一批知识青年进村安家落户，谁想排也排不动了，因此这又是对封建宗派意识的一次扫荡；再说，农村和城市相比，文化、技术都落后，现在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量涌入，实际就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同时在这些知识青年中，有的就是城市高科技人才的子女，这就为城市向农村输送科技架起一座天然而无形的桥梁。所以这项制度的建立，不仅使中国未来的人才都要先经过劳动人民的洗礼，根扎在劳动人民之中，不论以后再干了什么事，在他们心灵深处都会打上工农的烙印，增强着为工农的才干，同时也就成了干部永不脱离工农最具影响的一项举措，而且对加速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在解决城乡差别问题上，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若坚持下来，一定不会出现至今又要解决的所谓严重的 “三农”问题和城乡差别扩大化问题。　　
　　4，创广大群众对干部最广泛也最直接的监督办法。　　
　　执政者不仅要制定好政策，更重要的能使制定下的好政策变成现实。历史上被灭亡的朝代，不是全因政策制定的不好而亡，而常常是因政策制定了行不通，或遭破坏，或执行中走了样才灭亡。毛泽东对此很清楚，所以毛泽东采取的办法，不仅为了制定好政策，更重要的是为了执行好政策，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好应该由谁说了算，历史上，都是官家说了算，最后形成官家在上说好，百姓在下骂官，最后成了官民各想各的，这就成了《周易》在“否”卦中所示：上下不交，否。实际改朝换代正是由这上下不交造成自我否定的结果。就是说，改朝换代产生的根不在别处，就在这上下不交上。正是为彻底解决这问题，毛泽东发明了群众运动这办法。即在运动这个时候，使民对官进行筛选，成了民管官的特殊时代，这就是：凡民认为官把事做错了，官就得作检查，求得群众谅解，而后官复原职；对深受群众欢迎的官，不但不处分，而且还要提拔、重用，这就成了选官的又一大途径；对不好的官，就要根据事实和群众意见，给予降职，撤职，甚至绳之于党纪国法的处理。在这时，官只有群众满意和拥护才能救自己，这就使的当官的要想当好官，不能只求官说好，而是必须由百姓说好才算，从此一改几千年在官场上，官只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不管民死活的残酷现实。但这还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运动过后，使官受到最广大群众的真拥护，使官真正做到每句话，每件事都为民负责，也正是官为了能做到这一切，做起事就不得不主动找民来商量，主动接受大家意见、批评和监督，从而达到上下交的这个最终目的。　　
　　当了官没有决策权，将一事无成，可有了决策权，怎样用好权，这是千古一难题，到毛泽东时，就是通过群众运动这办法，既达到了使民说了算的目的，又实现了在运动过后能使官给民当好家、作好主，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溶于血液，见著行动，从而彻底解决了上下不交的大难题，达到了官民和谐的真境界。　　
　　由此可见，运动看来在整官，归根就成了对官的真爱护，否定群众运动，看来使官免遭一时受整，归根就又回到上下不交的时代，也就使官失掉了当好官的大环境，从而使的谁当了官，都不可能当成一个好官，甚至反会成为一个罪犯。这说明，只有这群众运动，才能造成像《周易》“泰”卦所示：上下交，国泰民安。否定了这群众运动，实际就成了泰极生悲的表现，就又回到“否”的时代。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书，在这书中指出了泰、否两卦内容及内在关系，说明中国人对此早有研究，但如何驾驭和实践，使时代达到永泰不否，这就成了各朝各代都努力要解决的大问题，结果对道理阐述的倒越来越精辟透彻，但就因拿不出实践办法，最终使的谁得了天下都不能跳出改朝换代的怪圈，而到毛泽东时，通过群众运动这办法，因为这真解决了上下不交的大难题，从而也就彻底解决了这问题，所以当时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就都感到真像国际歌所唱那样，成了人类最后的斗争，而且唱起来倍感亲切和真实。　　
　　以上所举，就是建国后毛泽东为突破改朝换代所做的种种努力的一个浓缩，因为他的每一努力，首先是治官，不准官特殊，所以当官的从自己不能得到特殊利益的事实出发，就反对，特别是大官更会反对。举例说罢，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事，尤其对大官来说，自己的子女本可凭着自己职权一步登天，可现在不行了，所以就反对，甚至感到，打狗还要看主家，跟毛泽东九死一生，到头来连这点面子都不给，觉着太狠毒了，太无情无义了。可毛泽东当时若给了他们这面子，他们的子女很快就会变成“高衙内”，他们也就成了“高太尉”，从长远来说，不给这面子，正是对他们的最大关爱，但牺牲了他们的目前利益，所以他们带头反对。这一反对，又迎合了广大家长对子女下乡担心的要求，因此就会拥护他们，是非也就这样被搅混了。但到后来他们掌了权，否定了群众运动，从此官就再不怕群众抓他们的“小辫”了，他们做了坏事，群众也就无可奈何他们了，如知识青年回城一事，单从这点看，实在太公平，但接着不公平的事就发生了，高干的子女回城后很快一步登天，小官或无官家的子女，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找下个工作，却很快“下岗”了，从此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所有的那种自豪感也就荡然无存，也就使的劳动人民再无权扭转这局势了，同时伴随着官的迅速腐败，官也就很快成了人民的眼中钉，“千夫指“，官自己同时也一批一批倒下了，实际都成了个别大官在胜利后为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的牺牲品，直到这时，人们才看到，一些大人物心目中所谓的不“左”不右的行为，原来就是剥夺人民对官的直接监督权，使少数人发财，给广大工农群众制造灾难和使干部犯罪的行为，也就使的人们由真拥护共产党，变成了不拥护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气数已尽。说明在百姓眼里，共产党就是这样又走进了改朝换代的怪圈之内。从此再唱起国际歌，不仅没了亲切感和真实感，而且感到十分虚伪而生厌。　　
　　总之，孰得孰失，事实的回答已经很明确。　　

　　四，文化大革命的功与败　　
　　对文化大革命的功与过，说法很不一。大体看：百姓言功的多，官家言过的多。其实确实有功，但失败了，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谈。　　
　　（一）       关于功的表现：　　
　　这个问题，应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中国的变化谈起。这个变化，感觉最深的就是干部腐败的迅速产生和发展，结果使的原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吃不开了，使的新上来的祸国殃民的坏干部直是升迁，随之而出现的就是，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接着买官卖官，官匪勾结，官商勾结，官矿勾结，等等的歪风邪气都一涌而出，他们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先让自己富起来，反正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从此只要官能发财，官就什么事都敢干；只要是官发财的地方，官的触角都会伸到。只要官伸到的地方，官权越大，这里就会恶积祸盈，就会更加无法无天；对各衙门来说，权越大的衙门，腐败就越严重，也就越祸民。总之，官制造了一个藏垢纳污和草菅人命的新时代。从此图财害命的惊天动地的事，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此使的好人不能当官，当了官就得做坏事。这就使的很多有理想，有抱负，有才气的好干部，原本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到最后反成了一个大罪犯。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为人民服务，很快转变到为金钱服务，一切唯钱是图，唯乐是求，再不讲正义，不要廉耻，只要为了钱，可以和邻里、朋友动刀枪，可以将父母送黄泉，搞的天下人没了安全感，又使的人人都只想发财，好象“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同时正在撕下“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也就“把人的尊严”正“变成了交换价值。”使的当官的为了钱，就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手段代替了毛泽东的一切为了人民的行为。　　
　　正是这个大变化，使的天下一切都变了，把劳动最光荣变成了劳动最下贱，领导阶级变成了任人宰割的下岗阶级，农民阶级种地，变的买种子是假的，受人坑；买化肥是假的，受人坑；天旱了，官家早伸出贪婪的大手，正等着收钱，把农民在毛泽东时代义务建造起的水利工程，变成了官家敲诈钱财的工具。农民种田不能养家糊口，只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结果干了活讨不回血汗钱；下矿井又常把生命丢在里边；走进城市的，又变成了城市治安的防范对象。这人间的不公，就使得劳动者的血汗，都流进了坑蒙拐骗者的钱袋，使的作恶者富了，奉公守法的劳动者穷了，反过来还说是他们没本事，活该！就这样，百姓被人坑穷了，变的连个同情的地方都没有了。中国人的憨厚，朴实，善良，诚信，讲仁，讲义之风，也就都变成了往事。说中国人没道德，那是天大的冤枉，可现在确实变的没道德了。少数人变的过起花天酒地、欺男霸女、人模狗样地生活，百姓则变的看不起病，打不起官司，购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总之，劳动人民的天下，就变成了少数富有者的天下。　　
　　以上这个变化，说明过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流血牺牲，不知“死了多少人”，才建起的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干劲，公平正义，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再也不见了。其实这并不偶然，因为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像牛金星、刘宗敏这样断送革命的腐败大功臣早跟着出现了，当时所以没造成像闯王李自成的那样惨败的下场，就是因为毛泽东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三反”“五反”群众性的大运动，一举粉碎了这腐败势力的猖狂进攻。但这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在运动过后，腐败势力很快就又得到新的发展，毛泽东就一次又一次地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将其粉碎，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晚年总结一生反腐斗争的经验，最后发动的一次规模更大的反腐斗争的群众运动，说明正是这群众运动，才治住了腐败势力的产生与发展，说明这群众运动，正是这腐败势力的克星，后来当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被否定，就说明腐败势力的克星没有了，所以腐败势力很快得到迅猛的产生与发展，也就使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见了。由此可知，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功，就在于它治住了腐败势力的产生与发展。　　
　　以上这个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才产生的，不是原来就有的，因为在搞文化大革命前，社会基本风清弊绝，当时只陶醉在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毛泽东比蒋介石好的感受中，却不知这个好是怎样得到坚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腐败使大家感到共产党连国民党都不如时，反过头来才更加明白，原来不是共产党好，而是共产党的领袖好，这领袖好就好在他相信群众，领导广大群众搞运动，治住了官的腐败的产生和发展，这其中虽有各种风浪，却都是毛泽东主席独抗着，大家过的则是大树之下好乘凉的日子，正因为毛泽东主席处在这反腐的风口浪尖上，所以他对腐败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其危害的感受之深，之独特，就使任何人都无与伦比，所以当毛泽东领导大家搞文化大革命时，所说的好多话，在当时也并不能做到全理解，再加上当时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发生了“打砸抢”，就是出现了“停工停产”，尤其对老干部的大批大斗，因为当时干部的腐败百姓还没感到它的严重，再和他们打天下时的功劳相比，就很同情，感到他们受冤，并为他们鸣不平。对这种认识的转变，正是到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官员的腐败和为非作歹行为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不但迅猛，而且大家都深受其害，直到这时，人们才又企盼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好好整整这些腐败的官员们，却再也盼不来了，这才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才认识到它的深远意义，才感到毛泽东在那时独抗风浪的艰巨，才感到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才感到毛泽东这个非常之人和普通人的大不同，才对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性的一面产生了新的认识，这新的认识就是，感到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破坏性的一面，就像妇女生孩子所产生的阵痛一般，没有这阵痛，就没有了人类；同样的道理，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痛苦，就保不住新中国所产生的人民性。但痛苦毕竟是坏事不是好事，因此就应该克服，但克服的办法，也如同妇女生孩子，不能因阵痛就否定生孩子的正义性，若是这样，实际就成了毁灭世界的行为，因此正确的作法，只能在接生上来减少或消灭痛苦。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也应该是这样来解决，否则就成了反对把国家建成人民当家作主的行为。　　
　　总之，文化大革命能有效地治住腐败的产生和发展，这就是它的第一功。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功，就是在理论上的新成就。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当夺得政权，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矛盾。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就是何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时当官的因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都还是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不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觉着很抽象，很不理解，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新的社会实践告诉人，当官的有掌权者和不掌权者之分，其中掌权者和决策者，把权力当成发财致富的资本，他们为了发财，一方面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为非作歹、欺诈百姓；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实行政策走私，把自己为非作歹，巧立名目，欺诈百姓的行为想着法子使它合法化，这样的当权者实际就成了产生腐败势力的制造者，体现者，和总后台，结果使少数人富了，使生产财富的广大工农穷了，使社会变成了像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不公，一样的占有劳动者必要劳动之外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这样的当权派，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并没提到，在当时他们只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根源，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解决后，阶级就成了断源之水，无根之木，自然会很快被消灭。毛泽东起初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就说阶级很快也将得到消灭，但经过实践，认识到权力可以产生特权阶层，同样会成为新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根源。因为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没有提到，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的，于是这就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容的补充和发展。毛泽东正是在这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确实阻止和消灭了当权派的腐败，证实了这理论的正确性，因此这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大功劳。　　
　　也就是说，革命成功后，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就代替了原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成为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内容，斗不下腐败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广大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必然会遭到破坏与压制，因此这就成了发展生产的主要矛盾，因此抓这样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抓生产，搞好科学发展的头等大事。　　
　　以上所说这一切，毛泽东在世时作过这样的总结和预料，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此“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当时毛泽东说这些话，虽然不认为是危言耸听，却又理解不深，现在看来，真神，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因为后来中国的变化却正像他所说的这样，而且也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个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工人的地位。”现在农民工讨工资，和工头进行的殊死斗争，以及不断发生着的民杀官、民袭警等事件，而且由个别走向群体，其实这都是“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的表现。　　
　　（二 ）败在何处？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临死前，悲愤地写下了12字草书，留给取胜的农民军说：“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说明他认为他的官吏们，杀那一个都不冤屈，因为他们都坑民，可惜自己没有办法能阻止，所以最后只有用自己生命和这12字真言向天下父老谢罪。也说明他并不恨农民军，而是只恨自己没有能力治住自己官吏的腐败。他能这样想问题，真也算得上是一代　明　君，可就是因为没有治官的办法，最后也只能如此悲壮地走了，令天下人惋惜不已。　　
　　李自成进北京，下令：“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并且进京后，他仍坚持“粗茶淡饭，没有追求享受，但他管不住自己的臣子，他的简朴没有起到表率作用”，结果46天而亡。他制造了历史上刻骨铭心的血泪故事，令人遗憾万年。　　
　　毛泽东和他们的不同，就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治住了自己官员的腐败，使国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很快上升到敢和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苏、美对抗，在世界很快形成了中苏美大三角鼎立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像一棵烁亮的明珠悬在了太空。　　
　　中国人有句治世名言，叫作“明主治吏不治民”，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包括世界历史在内，“明主”并不缺，但真正能把自己官吏治的不再腐败了，几乎只有毛泽东。其办法，就是群众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出过那么多圣贤能人，都在治腐败上做最大努力，唯毛泽东成功了，说明毛泽东这办法，是超越圣人的奇才大略，是圣人中的圣人，否定了毛泽东这一行为，就毁灭了人类消灭腐败的愿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至今，世界上再没有那一个国家能治住腐败，同时说明，我们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具体做法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当作不可饶恕的过失加以指责，其实或许这正是为取得反腐成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这和成功相比，代价实在不值得一提，而且取得经验后，这代价自然会越来越小，但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所以本节的标题用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功与败”，不说“功与过”，内涵就出在这里。　　
　　说到文化大革命失败原因，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太仁慈，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翻案的关键人，毛泽东早已识破，就因为这人曾代自己受过，这就成了对他报不完的恩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但始终保护着他，而且一有机会就树他，推荐他，目的都是在为他重新出山掌权创造条件，结果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惨败，以此说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过，而是毛泽东太重情义才结下的苦果。其实，即使毛泽东杀了这个关键人，谁又能保证不再出现新的关键人呢？可见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　　
　　那么这失败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同时也说明，不懂“治吏不治民”的领袖，就是昏君；不能做到“治吏不治民”的领袖，就是无　能之　君。但不　管是昏　君还是无　能之　君，结果则都是败　国之　君，由此也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治国应首先治君。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是没有拿出治君的办法，只是治吏的办法。从治吏角度讲，文化大革命并没过错，但它不是治君的办法，所以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这虽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过错，却告诉人们，只　解决明　君治吏的好办法，不能解决　国家出明　君的好办法，国家和民族同样不能强盛。　　
　　总之，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效果，确有不朽之处。但因为只是治吏的办法，不是治君的办法，所以失败了，这教训深刻啊！　　

　　五，新旧制度的得失　　
　　毛泽东曾在赫鲁晓夫面前自豪地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却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毛泽东说的这事实，正是在中国旧制度下产生出的结局，我们现在的制度还再能产生这结局吗？只有从新旧制度对比的得失中才能回答准这问题。　　
　　中国的旧制度，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个社会形态，其共同点，都是“父传子家天下”的以“天下为私”的制度，但又都是遵循按天理办事的制度，在这点上，不管那个朝代，都从未更改过。这就使的任何一个皇帝都具有了双重身份，就是说，他做为皇族中的一员，代表了皇族的私家利益；但同时他又是上天派儿子到人间来执行天理的使者，这就又成了他的另一个身份。因为儿子最忠于老子，被称为天子，这就说明皇帝最忠于天理，不管谁违反了天理，他都有权处理；皇帝自己违反了天理，凡敢于批评者为忠，不敢者为奸。经批评不改，替天行道的人民起来把他推翻，建起按天理办事的新朝代，同样被认为是执行天理的表现，并颂之为“革命”。中国的“革命”一词，就出于此。这就告诉人们，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而是按天理办事者的天下；不按天理办事者，人人有权起而诛之。皇帝看来权大，但不是用于私，而是为了实践天理。当他背离天理之后，他就成了无道昏君，成了天下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他的权力随之而失个尽光。对皇帝个人来说，正是他怕落这样的下场，就逼住他不得不欢迎大臣对自己不合天理的行为及时提出批评，而且这是真的，不会有半点虚伪，因为他怕失掉天下，这就将皇帝的私，变成了皇帝必须遵照天理办事的动力源。由此可见，遵照天理办事，这不是因皇帝是“天子”就觉悟高，而是这制度逼住他，使他不得不这样努力。　　
　　在天下为私的社会里，就因为有了按天理办事这一条，也就使的大家有了共同遵循的是非准则，在实践中，不管谁的行为，只要符合天理，大家就会拥护，就会支持；不符合，就要反对，就不支持，这一点，对天王老子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人“认理不认人”的人格魅力。权势者可以砍下弱者的头去喂狗，却不能使弱者把违犯天理的行为说成是正确。一切按天理办事，就使各自的私变成了人间的最大的公，这就成了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民族的力量由此而得到凝聚，这才造成外族的入侵，因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国人的天理，所以不用动员，中国人都会反对，从而才造成任何外来入侵势力，再强大，也只能占领中国人的领土，不能征服中国的民族精神，而最终不是被中国人同化，就是被中国人打走的结局。　　
　　这里有一个何为天理的问题，这问题的起源，实际来自原始社会，那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其首领办事准则，都是仿照天体的无私来给本氏族，本部落内的百姓当好家，做好主，使人人过上好日子。在实践中，把大家共同遵循的行为，逐渐概括为仁、义、礼、智、信等内容，在哲理上也出现了阴与阳等概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不同阶级对这些概念又给了不同涵义，产生着不同看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不同的看法来了一次大暴发，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百家争鸣局面。在争鸣中，虽都各打有自己的阶级烙印，但仍不失原始社会的遗风，如民本思想，本起源于原始社会以民为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到这时，各家都还打着这个旗号，内容却成了各自的内容，都说自己对，说对方不对，争个不休，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代。这不仅大大促进了当时各种思想的大发展，也为后来思想界的继续发展打下一个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若一直这样争鸣下去，又会严重影响到人们认识的一致和行为的统一，并因此会造成民族失去凝聚力的后果，所以到秦始皇时，出于他建立中央集权制的需要，来了一次对不同思想的大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能用行政手段实现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则不能用行政手段完成对天理认识的统一，因此造成了秦朝的短命早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1，在秦统一之前，各诸侯国之间对天理的认识，实际已形成差异，并因此造成各诸侯国之间庶民百姓在认识与生活习惯上的不同。秦统一后，要用行政的强制手段达到统一，可当时的百姓则仍以自己原认为的天理为天理，就会认为秦始皇的行为是在逆天行事，因此就会反对；2，不同学派对天理认识的不同，这时要让他们放弃自己的认识，谈何容易！既然不容易放弃，就必然起而反对；3，各诸侯国虽然灭亡了，但各国的统治者人还在，他们随时准备要以自己认为的天理来复国，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举起反秦大旗。以上这三种力量汇在一起，就等于给秦始皇所建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布满一堆堆的干柴，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会形成燎原之势，这就使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朝代，结果成了短命早亡的朝代。同时也说明，建一个新制度，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即对新制度的信仰问题，是多么不容易啊！　　
　　秦亡之后，新建的汉朝政权，同样沿袭了秦所建的中央集权制，但这时的中央集权制，经过秦的建立和秦末的战乱，原各诸侯国中的百姓对天理认识上的差异已经淡化；各诸侯国原有的统治者，即各国所遗留的贵族们也先后死去，即使还在，不是演变成新政权的支持者，也因自己精力与号召力的丧失，不会再与新政权为敌；至于百家争鸣的力量，先经秦始皇镇压，后经秦末战乱，也早成了时过境迁的事，没了再争的势头。就是说，秦始皇时代的那些铺天盖地反中央集权制的力量，到汉时，几乎都不存在了，所以到了汉武旁时，宣布“罢黜百家，独遵儒术”，虽有争议，却都是为巩固汉政权而发，真正反对的力量，几乎小到了零，这就使儒家的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人共认的天理。就是说，中国人完成对天理认识上的统一，即信仰上的统一，是经过一个强有力朝代的牺牲，和一场改朝换代的长期战争才实现，真不容易啊！　　
　　中国人实现了对天理认识上的统一，接着就出现了怎样巩固和发展这个统一认识的问题，实践的回答，有两大特征：　　
　　（一）为巩固和发展天理，在实践天理内容中就有了这样的内容：既要鼓励臣民对皇帝违反天理的行为进行力谏、死争，叫作忠臣不怕死；更鼓励皇帝从谏如流，知错改错。但同时又必须杜绝权臣以种种借口乘机篡夺皇位，或把个人意志当作天理强加给皇帝（天子），使皇帝失去决策权的自由，因而在天理内容中特别强调了忠君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当天下人造起反，文臣武将只要不是靠权力或威望乘机篡位，而是能与替天行道的人一起举起讨伐昏君的义旗，或投奔义军，或对准一切违反天理的行为与群雄并争天下，最后建起按天理办事的新朝代，即使自己当了皇帝，也不再视为这是篡权窃国的行为，而是成了伐无道的革命行动。在实践中，因为伐无道和反叛这两个概念很难识别，正是为识别这不同概念与行为，最后似乎形成一个认识上的死规定，这就是，只有天下人造起反，也只有这个标准，才能证明当今的皇帝确实无道，而不是以某个权臣的指责为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既可防权臣以各种借口行篡权之实，又不杜绝文臣武将和天下百姓共同起来推翻被实践证明已不能做到按天理办事的当今皇朝的正义行为。总之，一切以民意为准，而不是以官意为准，这既是对“民本”这条天理内容在实践中的体现，也就成了古人巩固和发展天理在实践中对文臣武将所规范下的行为。　　
　　（二）从汉代开始，后经各朝各代，对天理既有各自的发展，同时也吸取其他各家思想加以丰富，但则都是以儒家思想为纲为体，以其他思想为目为用，包括对外来思想，都是纳入这个体系，即使对儒家思想产生分歧，有了新的认识，也是通过重解儒家的经典来达到目的，从不另起炉灶，尤其是历任各届皇帝，事实告诉人们，他们也只是把自己的职责看成是根据自己所处现实，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吸取各家思想，包括外来思想，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使前朝产生的一切弊端得到克服，使百姓安居乐业，使生产得到发展，使国家走向强大，使自己政权有了新的特色，虽多有独创，甚至是很大的独创，也绝不另起炉灶，更不会凭着职权，把自己独创的行为，强说成是对儒家思想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举例说罢，像武则天，当时的天理内容很不利于她当女皇，但是她当上了，这确实是对天理的一大突破，完全可以说是把天理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天理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但她并不这样做，而是把精力仍然放在执行好原有的天理内容上，至于自己到底做的如何？是功还是过？她立下一块好大的无字碑，让后人在上面评定。说明她当时只是为了当好一代皇帝，并不是当了皇帝，就利用特权，再把自己树为圣贤。“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他们不利用职权把自己树为圣贤，这正是中国皇帝很务实的表现，中国古代的文明，也正是在像这样的皇帝领导下取得的；若动不动就另起炉灶，就打起自己的旗帜，把自己放在圣贤的地位上自吹自擂，把儒家思想置于名存实亡之地，不用说每个皇帝都这样做，就是相隔几代出这样一个有“雄心”的皇帝，百姓都会对天理的信仰产生动摇，都会向苍天发问：到底谁是真正的天理？就这样，反在百姓心目中会没了天理。中国人对天理信仰的不变，正是中国的皇帝在指导思想上不另起炉灶，不产生再当“百代之帝王”的“雄”心，这才造成中国百姓对天理信仰的专一，也才造成外来入侵者不是被中国人同化，就是被中国人打跑的结局。过去认为这只是孔子思想丰富的产物，现在看来，就不仅仅是如此了，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历代帝王都没产生再当圣贤的这个大“雄”心，倒成了致关重要的关键。这对皇帝本人可能是个损失，因为当不成圣人，但对国家、对民族的统一和巩固就成了了不起的贡献。　　
　　以上说的是中国的古代，下面再看看中国的近代和现代。　　
　　中国的近代史，是受西方入侵的历史，入侵者用武力征服不了中国，就从思想上来征服中国，于是派来大量的传教士，大力发展西方宗教势力。在这过程中，有的被中国人利用，创下新的教会，如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拜上帝会），产生了中国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的在帝国主义操纵下，成为直接奴化中国人的工具，激起中国人的仇外与反抗，产生了地动山摇的义和团运动。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有志之士，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主动介绍和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技术。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动摇着中国人对原来天理的坚信。旧的天理被动摇了，新的天理是什么？正是为了追求新的天理，在清末，使的中国又产生了思想上较为活跃的一个新时期，最后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原来的天理彻底推翻，同时也使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在这过程中，变成了一滩散沙，这既便利了外国人的入侵，也逼使中国有责和有志之士，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天理，来取代旧有的天理，使民族力量重新得到凝聚，正是在这大背景下，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本与中国无关，这时要被中国人接受，并被中国人当成自己的天理，还须有个中国化的进程。正是在这进程中，中国人找到了毛泽东思想。自从把帝王将相推翻到现在，只有提到毛泽东，中国的老百姓才换一个异常亲切而肯定的口气说：那是真龙天子，谁都不能相比。连外国学者都说，毛泽东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了中国的血统。所以直到今日，如农村老妇在闲聊天时说：“现在的领导人好，他实行的是毛主席的政策，又叫孩子念书不花钱了。”　看来，后来领袖们的行为只要能比上毛泽东的，百姓就称之好，就这一点，足够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心目中的天理，实际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其他都不是。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不是毛泽东自命。产生这结局，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取得。中国人对原天理的动摇，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外国列强一次又一次地入侵，和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再经过中国人的各种变法图强行动，还有直接到外国去寻找天理的种种行为，最后产生了革命党人，把清帝国推翻，接着又经军阀混战，直到民国建立和又被推翻，长达百年上下的时间，最后才选找到这新的天理——毛泽东思想。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新天理确立了，但在巩固和发展天理上，共产党后来的领袖们，雄心都比古代帝王大。古代帝王，当了皇帝，只是把自己的行为当成是执行天理的表现，而现在共产党的领袖则不然，当了领袖，就为自己再当圣贤做努力，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对天理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表现，一定要使自己跻身到创天理的行列，但这却不是由大家公认，而是由自己主动自封，但又不能直说，只好用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办法，由臣子“强加”来完成，把大家公认的天理内容，从此当作为我所用的内容，这就是，需要时就讲念一遍，装璜一下门面；不需要时，就束之高阁，既可以达到使天下人把自己当成永远的圣贤来尊崇，又能达到使自己凌驾于天理之上之目的。这就说明，当了领袖，不仅要巩固自己已得到的特权，而且还要把自己死后的特权也要安顿个合适。可正是这行为，对党、对国、对民族就种下以下苦果：1，因为当了权，就把自己说成是对天理的新发展，并且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高度，成了新的里程碑，但在内容和行为上，大家则认为和共产党原定天理并不一脉相承，甚至大为相悖，这到底还有没有天理？根据这事实，大家只能认为，决定天理的是一个“权”字，有了权，放个屁，也可以说成是天理，这就给中国人种下了没天理的苦果。2，把百姓本不认为是天理的东西，中央凭着权大势大，硬要说成是天理，实际就成了像历史上的赵高，他利用职权指鹿为马，大家内心不服，嘴上还得直说“是”，这就种下百姓对中央离心离德和不信任的苦果。3，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虽建起天下为公的共和制度，但在实践中，领袖把自己的思想自封为天理，让天下人都听他个人的，实际天下人对此并不公认，这就使天下为公的社会，反成了最大的为私的行为。因为这是事实，在这事实面前，领袖再怎样喊立党为公，淡泊名利，结果喊的越凶，大家就越认为他虚伪，不仅使的他在人们心目中失去领袖应有的尊严，而且给中国人种下不诚实，不讲道德的苦果。4，明明把中国的事办坏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总统都会引咎辞职，在中国的古代，精明的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可在我们的现制度下，我们的领袖反把自己放在圣人的地位，要人一代一代地来尊崇，这就种下中国的问题，只有用改朝换代办法才能得到解决的苦果。　　
　　这绝不要只看成是那个人的问题，关键在制度。因为新制度，是名符其实的天下为公的制度，是说天下不只是那个领袖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一旦当上领袖后，完全可以和创天下的领袖相攀比：你当领袖，大家把你说成圣人；我当领袖，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就这样，也就使的天下为公的制度，在实践中，反成了领袖为私的行为，同时也就使的美好人间，首先从上层开始，使的天下没了天理，没了是非，没了正义，影响所及，就把天下人引向了唯钱是图，唯乐是求之路，使的百姓做起事来，只要对我有利，我就拥护，我就支持，即使外国人入侵进来，只要不侵害我的利益，我为什么要反对？只要能使我得利，我又为什么不拥护？这绝不是说旧制度比新制度好，而是说新制度还不健全，只有健全后，才能胜过旧制度，不然就会造成画虎不成反为狗的结局。　　
　　以上说明，中国的旧制度，能创造出中国古代的文明，能把入侵者同化或打走，最关键一条，就是在实践中，能使天理大于权力。而新制度在实践中，恰恰没了这一条，而是，只要有了权，即使做了违反天理的事，比如违反了按天理内容所制定的党章和宪法，不仅无人敢问罪，而且还得遵照权者的意图乖乖进行修改，结果使权者用自己的理取代了被大家公认的天理，这既造就了权者的特殊性，随意性和霸道性，把自己凌驾于天理之上，又使党章和宪法变成只能规规矩矩听从权者摆布的东西，把法变成了实际只为权者服务的工具，而不再是按天理办事和保护天理的工具，从而也就没了大家公认的天理，也就使的本比旧制度有很大优越性的新制度，在实践中反不及旧制度了。　　
　　通过以上两种制度的对比，很明显使我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这就是：只有建起天理大于权力的制度，才能使百姓做起事，不再考虑敢不敢做，而是只考虑该不该做，形成：只要是该做的事，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如同小溪汇入江河，其势之大，无人可挡。也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会成为不可欺的民族。反之，百姓考虑问题，就会首先想到的是利，而不是理，做起事，只要对我有利，我就不择手段地力争，结果各争各利，不仅人心涣散，而且会使全民族变成一滩散砂，这个民族必然失去强盛的条件。人常说，这个民族素质太低，其实素质是制度的产物，不要埋怨百姓，而是执政者没建起一个好制度才造成。　　
　　也由此可知，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立被大家公认的理为天理，并使天理在实践中大于权力，这不但重要，而且不建起这样的制度，一向以文明著称的中国，也就只能成为过去，而不会再成为现代和将来。　　
　　不要认为，只要有了权，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天理，时间一长，大家就会默认、就会接受，其实不然，在这点上，前文提到的曹操和朱温，就是最好的镜子。因为它使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俩都是以权臣身份夺得政权，这在百姓眼中，他们就都违反了天理，尽管他们凭着手中的权，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理，可天下人并不公认，更不服气，结果使的他的强臣又趁机夺了他的政权，但在广大老百姓心目中却同是不合天理的行为，但又无可奈何，这就造成了上下离心离德，其影响所及，就使的一个引起（从曹魏建立到唐朝统一）长达四百二十多年；一个造成（从朱温建立后梁到明朝统一）长达四百六十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大衰败期的开端。中国历史从秦建立中央集权制到辛亥革命，总共两千一百多年，而这两个衰败期加在一起，几乎就占用了小一半的时间。在这漫长的衰败期中，有多少能人志士决心要使民族重新崛起，于是有的奋杀疆场，有的重解儒家经典，有的以革命气魄走改革之路，还有的总结历史经验，写下《资治通鉴》，也有的想从算命角度找到规律，这就又使打卦算命的行为从理论到方法在这时都得到很大发展，真是各种人才比比皆是，而且他们并不比现在人才华低，志气小，结果都改变不了当时国力衰败的现实，直到最后，在农民革命的战争中，先后建起唐和明，才得到医治，才使国家再走进世界最强国的行列。看来不按大家公认的天理办事，不管你主观意图如何，也不管你再创怎样高深的道理，结局对民族都是灾难。而且是制造下了任何人努力克服又克服不了的灾难。就像曹家父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论把他们放在那个时代，都是不可多得的英才，但他另起炉灶后，从此他们的才华就成了强驽之末，再也发挥不出威力了，所以他们改弦易辙后的政权就再不能使国家走上强大。再像权臣赵匡胤所建起的大宋政权，同样因政权的来路违反了天理，即使这个朝代能使生产得到发展，并且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大家，有这样一批最卓著的文人为它作宣传，但最终却都不能使国力真正走向强盛，反使的“大宋”成了“小宋”，最后被外来势力所灭。　　
　　以上这一切，教训深刻啊！这对共产党人来说，同样值得借鉴。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特色。离开这一特色，把自己的行为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实际就成了曹、朱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理的行为是同样的道理，说的再巧妙，中国的老百姓都不认账，不要小看这一点，却正是这一点，才造成了中国两大衰败期，也就是说，共产党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要使民族得到崛起，使中国再步入世界头等强国的行列，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特色，否则，再怎样努力，即使圣人再现，恐怕也难达到目的，甚至会造成使中国再走进第三个大衰败期的开端，这可是历史结论的启示。　　
　　因此，全党同志们，赶快救救共产党人给自己党在百姓灵魂深处造下的阴影罢！否则中国的前途不堪设想！　　

　　六，现制度弊端举例　　
　　不是共产党不想克服自己的弊端，而是现制度的缺陷，就使任何人当了共产党的领袖都无法摆脱弊端的产生，产生了也无法彻底克服，举例如下：　　
　　例一，先屈就权者才能实现目的的弊端　　
　　在中国人眼里，认为只有当了官，再当大官、掌大权，才可称之有前途。可是在现制度下，往往只有权者荐举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就不得不忍辱负重，先讨得权者喜欢，即先“屈就”权者，而后靠权者的荐举和提挈来达到目的。如果在战争年代，除了屈就权者之外，还必须有杀敌的真本领，因为没有这真本领，在敌人的进攻下，都会完蛋。但光有这真本事，不能屈就权者，同样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就因为不能“屈就”权者，结果被权者整了个不亦乐乎，直到权者在被敌人打垮的前提下，毛泽东才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可是到了和平年代，因为没了敌人进攻的威胁，所以就只剩下“屈就权者”这一点了。也就是说，像毛泽东这样不“屈就”权者的大人才，到了和平的年代，除了受整和埋没，也就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这就造成，在这个时代不是没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而是这制度的弊端，自然将这样的人才都给扼杀掉了，人才也就都成了这制度弊端的牺牲品。刘少奇在他的《修养》中提出，革命者应有“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实际就是教大家要做到像毛泽东那样的人，话是这样讲了，但在实践中，难啊！下面就以他一身的努力为例，来谈一下这问题：　　
　　要谈这问题，还需从1943年说起，因为当时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从此毛的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在当时看，也只有毛到了这职位上，给革命才能带来胜利的希望，这就使的一些曾反对他的要人，也很快变成了吹捧，赞扬，歌颂他的人，但也不可否认，这其中也有趋势附炎者在说违心的话，总之说好的人多起来，正是这时，在1945年党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也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这样说，若真是出自肺腑的真认识，说明从此以后，他会把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终身大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是这一切，在早期很难看出，因为在早期，在实践中，他虽然和毛泽东也不断发生认识上的分歧，但一旦发现，他很快就认识到自己错了，并能作出深刻检查，而且在行动上立刻得到纠正，古人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因此，这种以毛泽东言行为是非标准，知错改错，就不亏是对毛泽东思想忠诚的表现。正因为有了这个忠诚，所以他一直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在全国胜利后，到了1956年，当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当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自己就产生退居二线的想法，决定把一线工作交给接班人刘少奇他们来搞，既是锻炼，又是考验，考验他能否把自己和大家共同开创的这个社会主义大业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并为此，毛泽东开始造起这方面的舆论，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随着反右斗争的胜利，在一九五八年出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毛泽东把这像看成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大法宝一般，称之“三面红旗”。这“三面红旗”的出现和发展，和刘少奇他们积极努力和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但他们能否一直抗到底，还急需考验，于是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初，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决定》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列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任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决定》是这样定下来了，可后来的事实确是，当毛泽东在1959年四月份正式退下来，刘少奇他们正式走上第一线，到了七月份，就发生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大反三面红旗的行为，这就成了毛泽东考验他们的一个极好机会。　　
　　照理，刘少奇他们在这时，就应该像他所说的那样，以革命者应有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站出来捍卫自己一向所忠信和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接着利用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及撤走援华专家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动用毛泽东使他们走上第一线所得到的大权，带头反起了三面红旗，这就告诉人们，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大反三面红旗，看来就是因为刘少奇他们走上第一线，翅膀硬了，权更大了，未来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彭德怀为了讨得这新领导们的喜欢，为迎接刘少奇的新时代，来了个捷足先登，也说明彭德怀的行为并不孤单，而他的直接后台就是刚走上一线的刘少奇他们。更说明，刘少奇他们走上第一线之后，有了大权，就不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行动的指南了，而是正式走上要开创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的新时代了。对这一点，被彭德怀以分析军情所特有的敏锐看准了，所以才有了在庐山捷足先登的大反三面红旗以讨得新领导赏识的不凡大举。　　
　　他们所选的这个时机，也正是国际上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把矛头集中对准毛泽东的一个高峰期。在这多难之秋，毛泽东多么需要老同志、老战友和衷共济，全力对外呀！可是彭德怀的行为，不但不是这样，反使毛泽东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地位，这是军家的大忌，也是彭德怀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事指挥官善用的取胜战法，现在用到了对自己的领袖身上，这就说明，他为了讨得新掌权者的赏识，因为在毛泽东手下，他的官位基本达到了顶点，再升的可能性不大了，若再得到新领导赏识，官位就有大升的可能，于是对老领导就断然没了战友之情，上下之谊，一出手就显得这样狠，实际起了帝修反反华的最有力的内应作用，故使毛泽东这时想起一句老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心境一片苍凉。同时说明，刘少奇他们虽走上了第一线，可是党的领导大权，即制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大权，还在毛泽东手里，而且写在《决定》之中，就是说，他们要走自己的路，要另起炉灶，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追求，就必须把党的领导权也设法让毛泽东交出，而要达到这目的，也只有对毛泽东为党已制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先找借口来个彻底否定，只有做到这一步，这大权才会落到自己手中。所以他们就成了彭德怀反毛泽东决策权的必然支持者，用支持与肯定像彭德怀这样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目的。可毛泽东当时还并不这样看，只是说：“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难’！”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当时提意见，已经不再是为了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是为了要另起炉灶，是处处紧逼毛泽东交出党权的第一步，是不和毛泽东主席再共济天下的策略行为，所以在这第一步中，就显出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激烈性，和不平凡性，可惜毛泽东不是后来的华国峰，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斗的再怎样的巧妙，他们也都不可能达到目的。　　
　　直到这时，再回过头来看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前后为捍卫毛泽东所做的种种努力，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发自肺腑的真诚呼唤，而是看准了毛泽东的掌权在当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自己要达到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只有屈就在像这样人的名下，因此，他们当时的表现，就成了“屈就”的表现；同时还可以看到，刘在走进第一线之前，凡和毛泽东思想发生分歧，一旦被指出，就收敛，或检查，也不都是出自真心，同样多是“屈就”的表现。他们这种“屈就”，实际就成了对毛泽东这个领导核心的挖心战术，举例说罢，像五八年大跃进，他们为了屈就在毛泽东名下，以达到使毛泽东继续赏识之目的，在行为上不但积极响应，而且直接领导了毛泽东所赞同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出现了极“左”的行为，如大年初一吃了饺子就上地干活的“开门红”，以及在河北徐水等地，掀起一县就是一个大公社，宣起共产主义就要到来的政治空气，以及由此引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等，最后都被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了。这虽是错误，却又是为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在竭尽全力的忠贞表现，面对这现实，毛泽东一面坚决纠正错误，一面又为他们能正式走上第一线创造条件：1，对当时的错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领导责任，从没推到他们身上，以巩固和增加他们在群众中已得到的威信；2，决定自己正式退居二线，使他们名符其实的成为第一线的领导者。毛泽东这样做，因为他们事前采取“屈就”策略，所以还认为这正是他们“屈就”的成果，因此为了继续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和追求，接下来就要考虑下一步怎样再取得毛泽东手中还掌着的制定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路线”的大权了，对此，过去采用“屈就”方略，现在走上第一线了，就有了和毛泽东最后公开一搏的条件，这就需要从否定毛泽东所做具体事为突破口，而且形势发生了对他们很有利的转变，因为毛泽东退居到二线，这事实就容易叫人感到这是毛泽东的掌权日到了日薄西山的标志，而刘少奇他们走上第一线，就使他们的掌权日成了旭日东升之时，在这样的时刻，当他们需要从否定毛泽东的具体事为突破口时，自然就会有人趋之若鹜，主动站出来为之冲锋陷阵，所以当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批评和发出攻击时，他们也就再不会像1945年七大前后那样，像几头雄狮站出来捍卫毛泽东了，而是变成了暗中叫好和支持，并且在选找时机，看在什么时候自己公开站出来收场最好，接着到了困难时期，刘少奇他们就把这当成了最好的时机，于是从后台走到前台，把在大跃进中本和自己有关的错事，从此都推到毛泽东主席身上，而且夸大其词，甚至说成了十恶不赦的魔行。就这样，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再到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冲破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残酷封锁，在党内所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这个强有力的领导层，就被刘少奇的这行为给彻底从内部挖破了，从此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开始了一方想取而代之，又一个却努力重建这个核心的大动荡的时期。　　
　　看，像刘少奇这样的伟人，为达到自己目的，在这个制度下，也只能采取这样的韬略，又何况他人乎！结果搞的谁都不愉快。对刘少奇来说，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对毛泽东来说，则大有上当受骗之慨，所以从此之后，毛泽东就不断对人说：“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 “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面对这现实，他甚至很无奈地说：“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说明这制度竟把 “力拔山兮气盖世”式的领袖，最后也能制到“骓不逝兮可奈何”的地步。　　
　　在旧中国解决这类矛盾，主要　通过忠　君思想，现在这一思想没有了，但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从制度上解决，实践证明，过去所有制度都没解决了，因此要解决这问题，就得创一个新制度，可是这新制度又是怎样的一个制度呢？正是为解决这新制度的问题，毛泽东决心重返第一线，开始了他一系列的尝试与试验，以进行种种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大背景下产生的。这虽不是针对那个人，但问题却是由刘少奇他们走上第一线后的行为直接引起，所以斗争的矛头就不能不从他们所做的事开始。同时刘也知道，过去他做过不少检查，毛泽东都深信不疑，可是这次就大不同了，恐怕再怎样做检查，毛泽东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他了，但又不得不做检查，所以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他的大权收回之后，他再见了毛泽东主席，就不像有权时那样神气了，而是“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作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后因中苏关系恶化，到1969年，运动还正在进行中，中苏关系进入战争边沿，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根据这通知，在中央的大疏散中，毛泽东主席于10月14日离京，疏散到武汉；刘少奇于10月17日离京，疏散到洛阳，结果因患急性肺炎，在第26天死于洛阳。这棵星从此陨落了。在当时大批刘的那种浓厚的政治空气中，人们恨刘，为确保刘的安全，采用了化名。　　
　　在毛泽东一生，确实不想使刘成为像太平天国中的杨秀清第二，结果还是落了个不欢而散的下场。虽然没造成像太平天国的彻底失败，则也引起共产党内的大震动、大动荡，使党的威信从此大减。当年毛泽东保刘，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刘确实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他能成为历史上的舜，自己能成为历史上的尧，在适当时期自己学尧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他们走上第一线，把自己和大家共同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扬光大，给后人树起一个传贤不传子的天下为公的好榜样，使中国一直能成为尧天舜日；可刘少奇则不这样想，而是为了在胜利后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对毛泽东主席长期采取了“屈就”的韬光养晦的策略，所以一旦登上权力之巅，和自己最尊崇的毛泽东思想分道扬镖就成为必然，所以刘也就不能成为舜。总之，这说明，不管如何，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剖析事物胜如神仙，但在解决这问题上，却太看重尧舜禅让造成天下为公的一面，而忽略了因生产力的发展，使“天子”这个职位，就由对民只能尽义务而变成了实现个人目的和追求，满足个人欲望的最好地位，正因有了这个变化，“天子”这个地位，就使人们由“让”而成了“争”，所以到禹时，禹再行禅让，却被他儿子直接破坏了，对这样的事，若只靠教育改造人，恩德感动人，就想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在接班后，能再像当年的舜对尧那样，就成了不保险的事，正是在这点上毛泽东没解决好，所以失败了，又何况他人乎？也说明，现有制度必须改革，不改革，领袖再有才能，这种窝里斗的事都会由潜伏而暴发，并且成为必然；同时还说明，不改革，像刘少奇这样抱负不凡的大英才，也只能落个悲剧性的下场；在当时，刘少奇不落这样的下场，像毛泽东这样英明的领袖就要落这样的下场，从感情上说，天下是毛泽东领导大家打下的，当得了天下之后，若真落了这样的下场，大家就更难接受，结果也就会更糟。其实不管谁落这样的下场，都是党的不幸，都会给天下人造成无限的遗憾和对党对个人的怨愤。这种“一山不容二虎”的事实，归根，都是现制度弊端所产生的结局，给事业和伟人造成的不幸，是制度，而不是那个人。　　
　　打天下时，没有像刘少奇这样的功臣不行，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更不行，可到坐天下时，又正是像这样的功臣和领袖，使时代复杂化，这就成了像古人对自然规律所说那样：春风好，春风坏，没有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败。其实社会发展也如同这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能建起一个驾驭这规律的好制度，埋怨任何一方，或丑化任何一方，或凭借权力把对方镇压下去，都只能增长党的不和谐因素，对事业只能造成百害而无益的恶果。　　
　　例二，只跟权走，不跟理走的弊端。　　
　　这弊端从毛泽东的经历中完全可以看出：当初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这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最正确的思路和行为，但在当时因为中央决策者反对，决策者就给他定了种种的罪名，进行了最残酷斗争和最无情地打击，不是直接处分，就是通过选举，或七斗八斗把他斗下台。但都不是因为毛泽东的理和行为不对，只是因为：一，和中央决策人相比，毛泽东当时还处在人微言轻的时代；二，因为中央决策者反对毛泽东的行为，所以谁支持，或赞成毛的行为，谁就会遭殃，如当年的罗明，就因为他不跟权走，而是跟了理走，结果在党内掀起了大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本人不但挨了斗，受了批，而且还被撤了职，罢了官，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再敢不跟权走？ 　　
　　再如，从1935年遵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后，毛泽东的处境大为改观，但到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对抗日问题，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因为王明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权大势大，这就又使毛泽东立刻遭到孤立，孤立的程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看来竟孤立到了只有和自己形影相吊的地步。　　
　　但到1943年3月之后，因为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而且决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正是这一决定，毛泽东从此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权力之巅，成了党内一言九鼎的第一人。接着吹捧者也就像涨潮般地涌来，而且捷足先登的正是反对过他的人，比如，王稼祥曾反对过毛泽东，正是在这时，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接着，在遵义会议上，会上会下都极力反对毛泽东的凯丰，这时也提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意见。　　
　　到1945年七大期间，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写进党章，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既是对以前吹捧毛泽东的肯定，又是对未来走向新吹捧高潮的起点，从此在歌颂毛泽东问题上，刘少奇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了这个时期肯定和赞颂毛泽东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就成了最受毛泽东重用的代表人，并被毛泽东长期当作接班人进行培养，走进了毛、刘合作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但到1959年，事情突然发生变化，这就是，毛泽东在4月正式退居二线，刘少奇他们正式接了毛泽东的班，走上第一线，接着在7月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由彭德怀等人出面，拉开了要否定毛泽东为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序幕。这事发生在毛泽东刚退居二线的这个时候，说明毛刚失掉一部分大权，马上就和全权在握时大不一样了。伴随这权力的变化，也就出现了毛泽东意想不到的事：1，毛泽东退居二线，原本就是针对怕自己死后出修正主义，以改变自己为党和国家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可没想到这样做了，这事反来的快了；2，这样的事发生了，而且来自很有威望的“彭大将军”，接班人他们能顶得住吗？正是为了助接班人一臂之力，毛泽东亲自上阵点了彭德怀的名，可没想到，这时的接班人得陇望蜀，接班后考虑的并不再是怎样巩固和发展党的既定路线方针，而是考虑怎样再从毛泽东手中取得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路线的大权，实际要借接班之名，行取代之实，这一点毛泽东同样没有料到。正因没料到这一切，于是发生了后来的各种大事。　　
　　首先，在庐山发生的这件事，对走上第一线的刘少奇他们来说，却没料到毛泽东对这事处理的十分果断干脆、使任何一个人不但无机可乘、而且也不给任何人从中周旋与调和的余地，当即造成的局势：只能赞成或反对，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就把他们夹到了中间，使他们成了左右最为难的人。　　
　　王光美回忆当时情况说：“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映，不知道爬起来。”　　
　　说明这时的刘少奇太为难了，甚至难到了全部精神快要崩溃的地步，因为这时要站在彭德怀一边，刚接了毛泽东主席的班，就和毛泽东对干，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会怎样看待自己？再说大跃进的事正是自己领着大家在第一线干出的，这是人人都看到和感到的事，现在有人反对，不用说自己马上就站在反对者一边，即是隔岸观火，大家都会说：这麻烦本是自己给毛泽东造下的，现在采取这样的态度和行为，还是人吗？若站在毛泽东主席一边，因为彭德怀所做的事，甚至正是受自己影响、鼓舞才做出的，可现在他受难了，自己不但不救，而且还要下井投石，岂不太残忍了！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不这样做，不仅在历史上会留下恶名，而且会马上垮台。这就使的刘在当时，还不得不“站在毛主席一边”。　　
　　因为这不是出自真心，而是条件所逼，一旦条件允许，就不会再干这违心的事了，所以接下来到困难时期，因为自己接班后的大权巩固了，翅膀更硬了，追随的人也越多了，再加困难带来了向毛泽东施压的极好机会，这就可以从自检和帮毛泽东改错的立场上，和毛泽东一争高低了，从此也就由最歌颂毛泽东而变成了党内最反毛泽东的大后台，成了大骂毛泽东专制、独裁、搞个人崇拜的大工厂，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毛泽东一人承担，说都是他独裁的结果，搞个人迷信的结果，从此自己成了反独裁、争民主、行正义的大英雄，也就取得了对毛泽东进攻的主动权。从此，他们对毛泽东不但不再言听计从了，而且逼的毛泽东在当时还不得不拿起《党章》和《宪法》，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向他们抗争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看，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叱咤历史风云的大人物，全权在握时，在世界上能使任何一个反对他的强悍者，听到他的声音都得抖三抖，可这时在自己培养的接班人手中，因为自己退居到二线，把大权交给他们，倒像成了一个阶下囚。　　
　　而且他们就是要用手中得到的大权，叫毛泽东一切都听从他们的，毛不给他们这个“民主”，他们就大骂毛独裁，说明他们要这个大权，就是要把自己放在 “挟天子令诸侯”的地位上，就像后来小平对胡躍邦和赵紫阳那样，即使自己不能登上党的领袖的合法地位，也要从事实上使自己成为共产党建国后的“第二代”领袖，一切自己说了算，功劳归于己，过错归领袖。　　
　　像这样的事，在古今中外史上，尤其在中国的老百姓心目中，虽无可奈何，但也绝不认可。当年的曹操和朱温就是这样给中国造成了两大衰败期的起点，正是为了杜绝此路，毛泽东当时就依靠自己手中还掌着的党权，再加上自己的胆略与气魄，开始怒吼了，他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把他们的这行为看作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他们这种只凭权不凭理的行为，就无法得到实现。这也正是毛泽东和后来的胡躍邦、赵紫阳相比之下的不凡之处。正因为胡躍邦、赵紫阳在这点上不及毛泽东，所以从胡躍邦、赵紫阳执政开始和之后的中国，就进入到了一个叫中国人感到没真理的世界。　　
　　回忆那些走上第一线的人们，当时却正是毛泽东积极推荐、建议和努力的结果，但后果却是：因为毛泽东退居到二线，手中没了执行方针、政策和路线的大权，也就使决策权变成了空话，使宪法和党章也变成空话。这就说明，刘少奇他们接了班，有了权，对毛泽东以及党章和宪法都能这样实行专制、独裁，那对广大工农群众，岂不就更是如此了吗？更是什么权都没有了吗？所以毛泽东说，工农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当时听到这话很抽象，但后来的事实果然告诉给人们，毛泽东死后，当他们再掌了大权，广大的工农群众确实很快由主人公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时才感到毛泽东预料的实在正确。正因为毛泽东预料到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当即为扭转这乾坤而做努力，但困难重重，这时毛泽东想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上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曾自励司马迁在大难中，抗了过来，写下千古不朽的名著——《史记》，现在毛泽东也用这段话，鼓励自己翻身上马，义无反顾，重返第一线，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从此开始了他创找要使工农政权永不变色的新路。因为这时自己又有了大权，也就使的接班人在接班后得到的大权又失掉了，而失掉大权后的接班人，就再不能像当年得到大权时那样牛气了：有的带着可怜相，向主席认错；有的表决心永不翻案，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吹捧者，这就是林彪他们。　　
　　林彪这个人，原本是一个“当面敢争敢说，背后又大树特树喊万岁”的人，于是毛泽东把林彪亲自又选为接班人，这一来，林彪也想和刘少奇他们那时一样，想先到第一线“锻炼”一下，但这时的毛泽东吸取了刘少奇的教训，说：过去“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为此决定从体制上不再设国家主席，提出搞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用这样的思想和办法，以杜绝像刘少奇的事再发生。所以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由陈伯达出面，突然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为此闹到“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地步，实际成了继彭德怀之后的第二个大闹庐山的人，所不同的，彭德怀是为刘少奇他们在争权；陈伯达在为林彪他们在争权，归根都是为在新主子面前立大功，是跟权走的表现，也是为使自己达到更有大权的目的才这样做。结果毛泽东都以领袖特有的气魄，制止了他们，事情虽都是从他们引起，结果则以他们的失败告终。林彪当时还不甘心，产生了杀害毛泽东的举动，事情败露之后，在逃跑路上，又落了个机毁人亡的下场。真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但因为毛泽东这时又重返到第一线，掌了大权，所以歌颂的浪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这时的代表人物，最后就落在了华国锋头上。到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了毛泽东主席的班，结果华国锋从自保大权的角度出发，使毛泽东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自己死后，有人会对妻子江青下毒手的问题，可没想到这个关键人就成了华国锋，正是他下令逮捕了江青，接着自己也垮了台，从此，中国政界大变脸。这一变，就使不少用最美好言词歌颂毛泽东的人，一反常态，又成了大反毛泽东的吹鼓手。显然他们都在跟权走，而不是跟理走。　　
　　造成这种只跟权走，不跟理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现制度下，只有跟权走才能得到利益。正因为这是现制度的主流，所以有了权，想不叫人吹捧，同样也是无法做到，关于这问题，在毛泽东一生中表现的同样很充分，举例如下：　　
　　如1943年3月毛泽东正式掌了中央的决策大权，正好这年是毛泽东的五十大寿，立刻就有人想借此机会来吹捧毛泽东一下，于是提出要给毛泽东祝寿，并提出宣传毛的思想，毛泽东对此既不同意祝寿，也不同意宣传他的思想，并给凯丰写信说：“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　　
　　再如，当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做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把毛泽东思想解释成是毛泽东个人智慧的产物，毛泽东对此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即使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也只能当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一个代表。故在“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可见当时一些人把毛泽东吹捧到何等程度。又可见毛泽东当时怎样抵制这种吹捧。 　　
　　再如，到1948年，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后来还有人一再提这个问题，都被毛泽东拒绝了。　　
　　到建国前夕，在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规定了六条：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为了做到这一切，到1953年夏季，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六条。　　
　　1954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删掉了草案中一些颂扬他的条文。对此他专门解释道：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相信。．．．．．．要破除迷信。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不再用人名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　　
　　到1968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几乎把所有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1969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的活动’”。　　
　　对林彪的吹捧，毛泽东也很反感，他针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1970年4月，当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时，他在稿中删去：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并写批语说：“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以上说明，真正有了权，有权者也并不想教人吹捧，却也无法改变这现实，这也不全是那个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的弊端所造成。 　　
　　例三，党内斗争越来越残酷的弊端。　　
　　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整风时就想得到彻底解决，但后来事实的回答并非如此。就以延安整风为例，当时“组织大家学习和清算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路线斗争的历史，终于在‘七大’前夕，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的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使共产党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这就为当时对敌残酷斗争的最后胜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但对王明来说，尽管他在思想上承认“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感情上就是不服，所以不做“自我批评”。即使这样，“毛泽东在七届、八届两次大会上仍提名选他当中央委员。”说明毛泽东搞整风运动，正是为了纠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不是为了整那个人。但事情总是具体人做的，可涉及到谁，谁就不高兴，因为这事涉及到王明本身，王明总觉着受了整，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跑到苏联，以大骂特骂毛泽东而终。　　
　　再如，当毛泽东知道高岗自杀的消息后，沉默良久，说：“遣憾，终于留不住他。”当身边的同志说高岗这是自绝于党时，毛泽东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由此可知，对党内斗争，毛泽东是不准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了人。　　
　　再如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了他，处理了他，当时不这样做，中国走集体化的道路就不能得到坚持、推动和发展，但六年过后，他的这影响已不存在，再说真正否定集体化的总后台，毛泽东越来越看准了是谁，所以六年过后，大家可能把他忘记，可毛泽东对这位老同志则还记得，为不使他沉沦下去，决定让他重新出山，去抓三线建设，并派彭真先去给他谈话，结果他对彭真唱起他的“过五关斩六将”，认为自己功劳大，受了冤，拒绝出山。接着毛泽东又亲自给他打电话，请他一叙，又遭拒绝。毛泽东对他的这种依功自傲，眼中无人的行为并不在意，而是继续请他，说：“我等你。”当两人见面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你怕工作不好做，我让少奇、小平召集西南的同志开个会，把中央的意图讲清楚，让他们积极支持你的工作。”看，为使受过批评和处分的老战友、老同志重新振作起来，以便能在历史上使他有个好结局，对他的缺点和错误，时过境迁后，就不再抓住不放，这种表现，与其说是宽容，倒不如说，宁肯自受委曲，也要把老同志再扶上马，并且自己甘当这个上马石。同时说明，党内的斗争，在毛泽东的行为中，确实不是为了整那个人，受了整的人，也都是从工作出发，就像诸葛亮当年挥泪斩马谡，实出不得已。但毛泽东和诸葛亮不同，因为诸葛亮确实斩了，而毛泽东则只批不斩，以便造成 “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大局后，即造成不被个别人的错误行为影响大局发展的形势后，再打捞沉舟，这就又成了毛泽东对犯错误同志的一大特色。在这点上，毛泽东就又高过了诸葛。可彭德怀对领袖的态度，群众就看不惯，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时，在保卫毛泽东的洪流中，彭德怀受冲击，就成了自然之事，可这对居功自傲的“彭大将军”来说，就更难接受了，最终使毛、彭的共事成了悲剧。　　
　　再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当刘、邓作了检讨，毛泽东很高兴，很快对人做工作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要准许革命，．．．．．．。”还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些保留。”“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之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跟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那些人有困难，我就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杨成武还回忆说：毛泽东说召开九大时，“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说明毛泽东搞运动，就是殷切地希望这些老同志不要到坐天下时，把在打天下时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凭着过去的功劳，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本。尤其对邓小平，因为过去他曾代自己受过，对此毛泽东一直感恩不忘，所以长征结束不久，在1936年11月毛泽东当上了中央军委主席，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到了1937年1月份，就推荐和促成了让邓小平升任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接着在这年6、7月间，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使邓小平又升任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主任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又过了不到一年，即到1938年1月份，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就又任邓小平为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工作，成为独挡一面的统兵大员。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有着特殊的革命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整他，同时却又千方百计保他，而且一有机会，就为重新重用他创造条件，小平也非常识时务，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也大有感恩戴德之意，后来毛泽东虽然看出他保证的承诺是靠不住的，明知他是“棉里裹针”，可是毛仍然在保他，直到最后，也不准把他开除出党。在这点上，毛泽东做到了宁肯人负我，不叫我负人。　　
　　再如对林彪，这是继刘少奇之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的，但在后来因为没有提前当上国家主席，就要杀毛泽东，使毛泽东经受了死里逃生的风险，按常理，毛泽东一定很恨他，恨他的程度，放在常人身上，甚至觉着亲自杀了他都不解恨，但事实正好相反，当周恩来总理向毛汇报林彪一伙准备叛逃的异常情况，毛则在一把折扇上题联回答说：“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可见毛对他不是恨，而认为这正是他“各求各志”的表现，却又担心他奋斗一生，最后落个“离凡离圣离因离果”的下场。当林彪乘飞机逃跑时，有人提出要用导弹打掉他，毛泽东则摇摇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因为毛泽东对自己定下的原则是：“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也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说明对林彪的事，毛泽东并不当作是主义之争。正因为不是主义之争，虽然要杀自己，“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所以在这紧要关头，不仅舍不得让老战友死在自己手下，而且说明还要给他一条“各求各志”的生路，体现着毛泽东，只要不是主义之争，对他的老战友就绝对能做到天下人难容而他能容的程度；再说，毛泽东一向认为，“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所以不同意用导弹打掉他。但对林彪来说，他南征北战一生，最后落此下场，也够惨了，这才正是毛泽东对他的担心之处，却也无法挽回。反过来，林彪对毛泽东的谋害，这本身就是一桩更加万恶，也更加残酷的事。总之，党内这种斗争的残酷性，在现制度下，就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正因如此，毛泽东也想到最坏处，也提出了朝好努力的准备，为此他说：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毛泽东说这话，其实心中早已有数，也早有所指，虽火药味很浓，说明毛泽东已感到这内斗的残酷性在发展，但绝不妄开杀戒，总想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以上所举，是说的毛泽东时代，那么毛泽东之后又怎样呢？如毛泽东死后，新上台者，对不同意见的代表人、赞同者、拥护者，干脆有针对性地立个法，判了徒刑或死刑，或定个什么罪名，像当年对地、富、反、坏、右一样管起来，这就把毛泽东时代只当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解决了，自然就显的更加残酷。再看事实，有人作过这样的概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于1969年4月，1973年8月分别召开了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共计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22名。据不完全统计，到‘文革’结束后，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有百分之四十多被清查，上百名中央委员犯有错误和罪行，其中有13人沦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的主犯。”“这么多中央委员犯有错误和罪行，其中还有这么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被审查和审判，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见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残酷了。　　
　　再举一个具体例，江青再不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贺之珍远走苏联，和毛泽东离婚后，就是江青和毛泽东生死与共走过来的，也算得上和毛泽东是革命的患难夫妻，可毛泽东死后，想整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威望太大，为了敲山震虎，就先拿江青开刀，说中国历史上，坏就坏在娘娘弄权上，这本是封建主义对妇女歧视的观点与结论，可现在共产党人却又当成宝贝任其泛滥，这不仅是不择手段的行为，而且成了不讲信仰，只讲实用的行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像这无数只讲实用的行为汇在一起，最终就动摇了中国人经百年流血牺牲才树起的对马列主义的坚信，也就使中国人又没了信仰。这一切只能说明，想整毛泽东，后顾之忧都不顾，连人家的老婆都整了，这还不够，还要判死刑，大有古代伍子胥鞭平王尸之势；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泽东主席的一些大功臣，如谢富治等人，他们死后的骨灰，果不准再放在原处，而且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影片上看到他的形象，都说：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也由此可知，毛泽东当年保这个，保那个，这些人反过来，不但不领情，不但将他的老婆都给判了死刑，而且连他的功臣死后的骨灰也要从原处扔出，甚至到了明火执仗以自己好恶直接篡改和歪曲历史真实的程度。　　
　　像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行为，再举个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大家最痛恨的武斗行为，就因为这是大家最痛恨的事，反对者就要把这责任推在毛泽东身上，但又找不到下手处，于是就又用他的妻子江青作替罪羊，因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文攻武卫”这样的话，于是就把这话说成是武斗的祸根，其实这好有一比，比如日本人打进中国，中国人以理说服他们放下武器，他们不听，逼的中国人除了主动向他们加大讲理的攻势外，不做亡国奴，就得拿起武器实行自卫，这时他们说：正是你们这“文攻武卫”的行为引起了这场战争，这不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嘛！可是这一切，在共产党的内斗中都用上场了。再举一个例，解放之初，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全面而严格的封锁政策，一心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针对此情，毛泽东一边采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国策，一边又为打破这封杀在外交上做着惊人的努力，结果不但使国力强大，而且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这才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造成水到渠成之势，没了前因，就没了后果，可有些人为贪这前因之功，就把毛的这行为说成像封建王朝因狂妄自大所实行的锁国政策，这就不仅成了为贪天之功归为己有在曲解历史，也不只是不实事求是的行为，而是成了十足的美化敌人，把敌人的罪恶强加在自己领袖头上，俨然像叛徒投敌时，在向敌人传送秋波，卖弄风情，并拿着领袖的人头在向敌人领偿时的嘴脸一般，也真像历史上的石敬瑭，为讨强敌欢心，以求强敌帮助，就甘心向敌称“儿皇帝”的形象一样，这一切，除了说明党内斗争越来越残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同时也应该看到，再好的人掌了权，为了给人们创造一个安居乐业发展生产的好环境，因此对反对它的行为，实际就成了捣乱和破坏的行为，对此，谁掌了权都不可能不整，对严重者也不可能不杀，但这都是为了把事办好，是出自公心，而不是私心。所以对任何执政者作评价，不能单看它整人，而是要看它整人的效果。如果把社会整好了，就证明它的主流是好人整了坏人；反过来，如果把社会整的更坏了，就说明它的主流是坏人整了好人，就成了罪恶。在把握效果的前提下，能做到整人最少，杀人最少，这就是最好的执政者。这样的执政者，一定是凭理办事，而不是凭力办事。如果整人多，杀人多，反把天下搞的更坏，就说明它一定是凭力办事，而不是凭理办事，结果罪恶必大。那种绝对不整人，不杀人，就想把天下治理好的事，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只要能做到少整人，少杀人，最好不杀人，就能把天下事治好，这就是最好的执政者，而党内斗争越来越残酷的表现，就说明正走到这个愿望的反面，所以是坏事，绝不能看作是好事。　　
　　虽然如此，这都不应归罪在那个人头上，因为只要制度完善了，想做恶事，也不会得逞。　　
　　例四，侵犯别人可以，侵犯自己不行的弊端　　
　　比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因为这主要斗的是党外人士，所以党中央的高干们并没有产生什么分歧，甚至具体承办人搞了扩大化，毛泽东一再强调有错必纠，结果都执行不下去。于是这样的事发生了，有位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普通同志，叫崔英，他利用周末晚会和毛泽东主席跳舞的机会，了解到反右扩大化的事，实际对主席实行了保密政策，于是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右派申诉情况向主席作了反映，并说：“对申诉的文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说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毛主席听后很气愤地提高声音问：“谁说的？真正划错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当即就叫告诉秘书室的领导，要把右派申诉情况写个综合材料报他。结果，就因为这件事，再没等到下一个周末晚会，突然通知崔英，立即办了调动工作手续，交出工作证，使他再不能向主席反映情况，以达到向主席继续实行保密的目的。由此可知，后来在毛泽东主席死后对右派的平反，那是因为党内斗争，有些人出于把平反的功劳归于己，把扩大化的罪责推给人才做的。　　
　　再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上台的领导们，在他们领导下，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官倒”行为，对此，大学生们很敏感，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首先发起反“官倒”行为，因为这是对准了新上台的大官们，所以这些大官们对学生产生了深仇大恨，于是采取了最疯狂，也是最灭绝人性的镇压。过去说蒋介石很残忍，他对学生的镇压也不过主要用了水龙和大刀，可这次镇压就非同小可，而是动用了最现代武器，不仅死人无数，血流成河，造成惨不忍睹场面，而且对现场严密封锁，除执行任务者外，不准任何人知道，就是说，吃了人连骨头都不吐，这种残酷性和残忍性，在古今中外史上，至今还找不到第二例，相比之下，倒显得蒋介石仁慈了很多。原因就是你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就要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你，而且绝不平反。　　
　　再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整的高干们，反过来在对文化大革命作评价时，就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无是处，把其中给人类制造下的最宝贵的财富部分，也要和它的缺点一并砍掉，就像秦统一后的六国贵族，把秦始皇说的一无是处一样。可这六国贵族本来就是反秦的力量，所以他们否定秦始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现在的共产党这样做，就成了窝里斗的表现，给人的直接感受，全然不是出于治党治国的需要，而是在出气，在报复，也就成了只准我整你，不准你整我的一例。也就使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由最讲理变成了最不讲理。　　
　　再举一个例，那是在文革初期，在1966年6-7月间，这时的文革的领导者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多达7-8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和《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刘邓不仅提出了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在中央一级，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至于在学生中按1%的比例抓右派的做法，必然会形成为了凑数，就会把好人当右派抓了，照此实践下去，必然重蹈57年反右扩大化的覆辙。可惜后来毛泽东不准把斗争的矛头对准群众，而是只准对准“走资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这可就捅马蜂窝了，因为这就整了我这掌权者，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要翻文化大革命这个案。而且在翻案中，对文革初期自己整人的事，闭口不谈，好像那都是别人干出的事，这就很巧妙地把自己整人的事栽赃到他人头上，反过来再发动这些人，来和自己一道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且以百倍的仇恨和报复之心，不仅要把他们打成“三种人”，而且不送进监狱或判个死刑都不解恨。　　
　　再举一例，“例如，在对聂元梓的起诉和定罪中特别突出了她对当时的北大学生，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和女儿邓楠的迫害。事实上．．．．．．邓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初期，也还是一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策划过在北大的高干子女中组织类似‘红卫兵’的秘密组织‘贫协’，鼓吹‘高干子女掌权’论，也担任过系里的文革委员。”这时他是整人者，“他的被抓和在自杀中摔坏了腿其实和下面的派性斗争有很大关联。”因为你整了人，人必然也整你，但后来则只说造反派整了他，不说当年自己也是造反派。这事实同样告诉人，我这个造反派整人就可以，你那个造反派整我就是罪恶。 　　
　　以上所举，说明在现制度下，掌了权就把自己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上，必然形成只准我整人，不准人整我；过去人整了我，等我掌了权，我就要加倍报复。不但整我本人不行，甚至整了我的子女也不行。尽管嘴上讲的都是理，实际这个理不是大家公认的公理，而是自家的独理，是强词夺理的理，是为自己辩解的理，是把不对说成对的理，是否定公理的理，在广大群众眼里，就成了有权就有理的理，归根，就成了权势者靠权不靠理来治理天下的行为。这同样不应看成是那个人的问题，而应看成是制度弊端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例五，对不同意见不能立辨是非的弊端　　
　　以大跃进为例，因为当时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正像涨潮般涌来，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那场面，那气势，后人无法想到，当时人也无法形容，而且提出很多激动人心的口号，如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等，而且决心大，勇气足。当时有人反对，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说：“不能泼冷水”， “试试看”， “气可鼓而不可泄”，毛泽东也明知道这“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则又认为：“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时间才看得出来”，等看准后再说，认为这样做才“能鼓起积极性来。”显然毛泽东是站在保护大跃进，保护群众积极性的立场上说话，对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1，反对者则说，这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表现，是在胜利面前，“头脑越来越不冷静”的表现，也是像秦始皇一样专制独断不惜民力的表现。2，拥护者则说，这正是毛泽东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站立潮头，定夺航向的最冷静的表现，也是毛泽东在一切大事面前，能像泰山一样镇定的不凡风度的表现，这既是方法问题，又是尊重群众创造性的问题，更是不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的表现。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也各有依据，到底谁是谁非，在当时确实无法叫人判出。　　
　　再如，到1961年，毛泽东以一个党，一个国家元首身份在对英国来访的蒙哥马利谈话时，说到大跃进，毛泽东则说：“在我国，要建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的时间，接着《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正式告诉全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这个结论，反对大跃进者会说，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碰了个头破血流之后，终于冷静下来的表现，如果早接受他们的意见，就不会走大跃进的“弯路”，这是在大言不惭地说我比你毛泽东高明得多，实际就是在说，应该由我来取代你，实在不好这样露骨地讲出罢了。而拥护毛泽东的则又会说，毛泽东最后这个结论，不是凭空而来，正是通过大跃进的实践，以大跃进的精神，要赶上最先进国家，也得这么长时间，这就叫根据国情所得出的结论。毛泽东一生对重大决策下结论都比较准确，能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根子就出于他能紧紧依靠实践的事实来下判断，没有实践，怎么就能知道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岂不是瞎说！说对了，也是瞎猫碰在死老鼠上的行为。看，这同样是各说其是，也各有道理的表现，到底谁是谁非，同样叫人难于分辨。　　
　　从理论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实践要有一个过程，再说，凡事总是一分为二，有利必有弊，有好就有坏：你要反对，你就可以抓住坏的一面，说这就是被实践证明你错了；你要拥护，你又会抓住好的一面，说这才是主流，是问题的本质。总之，拥护就有拥护的根据；反对又有反对的依据。双方到底谁说的对？因为没有双方实践结果作对比，所以必然形成各说其是局面。由此可知，只有正反双方，用各自实践的总结果作对比，才能得出谁比较正确，谁比较不正确的结论。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就像太极图上的阴阳鱼：阴鱼再黑，也还有眼睛大的一片光明；阳鱼再光明，也还有眼睛大的一片黑暗。如果这时的阴鱼指住阳鱼的眼睛说：你好在什么地方？在你的眼里看到的全是黑暗，没了光明，把问题看的太严重了。阳鱼又会说：我的眼睛是黑的，说明我看到了黑暗，我就会将黑暗克服掉，从而使大局走向光明。而你的眼睛只盯在光明上，看不到黑暗，也就无法克服黑暗，因而你会使黑暗发展起来，把光明葬送。如果让这两条鱼各自争辩下去，恐怕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它们说的都有理， 也都是事实，但到底谁说的对呢？只有经过实践，把两者实践的结果都和盘托出，经比较，果然阴鱼全身是黑的，把光明葬送；果然阳鱼全身光明，把黑暗克服，只有到这时才看出阳鱼说的比较对，可惜在现行制度下不能做到这一步，所以就不能对不同意见立刻辨出是非。　　
　　例六，实践证明对了，也不能得到公正待遇的弊端　　
　　就以包产到户为例，这是当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针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力向毛泽东主席推荐取而代之的新办法，为达此目的，他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个体经济”。毛泽东主席则反对说：这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的行为，“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 “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邓小平当时则支持包产到户，在毛泽东逝世后，做为毛泽东的传人邓小平，搞起改革开放，首先就从毛泽东最反对的包产到户改起，并且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同时为邓子恢等人平了反。邓的这行为，到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是徒不及师的表现，二十年后的事实回答，中国的两极分化，不仅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跑在了最前，而且使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惊呼不已，认为这已使中国进入到非常危险的境地，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话，不是说重了，而是远远没有说够，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的话，不仅字字是真理，也证明当时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是个体经济”，没有骗了毛泽东，却骗了邓小平。面对这现实，出现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都在呼唤当年的毛泽东的集体所有制，因为凡坚持搞集体所有制的个别生产队，他们过的都比走了包产到户之路的结果好，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的经验就是证明。他的书记总结他们重新再走上集体所有制的经验时说：“我们这条道路的选定，也是历经周折，在群众的威逼下选准的。1981年，推行个人承包到处吃香，我们也学着把土地和集体仅有的两个小企业承包给了个人，党组织撒手不管了。不到二年，就乱成一窝麻，出现了土地严重外租或撂荒；企业承包者抗税利不交，长年不给群众发工资，自己却整天花天酒地。村民气愤地管这叫‘坑了国家，亏了集体，骗了群众，赖了党组织，肥了自己。’有些群众一个劲儿向上告状，逼着村干部把个人承包的企业收归集体承包。群众告状把我们告醒了，村党支部才下决心把企业收归集体承包，土地也分批收回集体，逐步实现了规模经营。由于我们选准的路合乎村情民愿，合乎发展实际，10多年来，集体经济打着滚儿往上翻，集体经济已成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靠山。” “现在，在此工作的一万多名职工都住上了高标准的住宅楼，免费吃上了大食堂饭。村民们住上了现代化的六层集体住宅楼，每户建筑面积92平方米，每套三室一厅，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里统一配备，每套总价值8万多元。此外，村集体还免费为村民供给水、电、气、煤、面粉、食油、节假日食品，免交入学、入托、防疫、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业税和农村提留也由集体承担，每年村集体承担免费款280多万元。” 当人们现在走进“南街村里，你看不到三五成群逛大街的、侃大山的；看不到下棋的、打扑克的；听不到喝闲酒的划拳声，噼哩啪拉麻将声。因为南街人都在忙，南街人讲究‘幼有所育，少有所教， 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在南街，只要路上有一个纸片或者杂物，任何一个走过去的南街人 都会自觉地把它捡起来；楼道的垃圾封门被风刮开了，任何一个路过的南街人都会走过去将它掩上；南街的几十个建筑工地没有一处围栏，南街村800多户居民家庭没有一户安防盗门，南街自己的企业也一律没有安大门； 经常过往南街村的人都会有一种同样的感受，汽车不用锁门，随便停在哪里，钱物任意往车上一扔，保证不会少；在南街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不再成为神话。” “来过南街的人，有不少表示惊讶，因为他们发现了南街这地方是没有腐败、没有犯罪、没有精神堕落和滑坡、没有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净土’。”要问同一个中国，南街村为什么会与全国改革的结果大不同，有人总结说：“南街的发展得益于毛泽东思想。所以南街人尊敬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南街人希望永远走毛主席所指引的光明大道。”其实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发出走集体的呼吁，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　　
　　第二种情况，面对改革造成两极分化严重的不好现实，照小平说法，早该宣布改革失败，可是官家没有这样的勇气，即既没勇气承认错误，更没勇气承认过去的正确，反护短者大有人在，于是你说我现在不好，我就更说你过去不对，这对老年人来说，因为都是从这两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谁好谁坏，在比较中心里自然明白，因此对这种行为，多数人会说他们这是无实事求是之意，却是包藏哗众取宠之心的行为；对年轻人来说，因为他们没经过前一个时期，只听在官方纵容下说毛泽东时代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再看现在的腐败和农村的穷困，甚至到了连非洲的穷国都不如的程度，自然就认为这都是共产党造成的，自然会认为世界上一切反共力量，证明他们都反对了。他们的这行为实际就成了一切反共力量的支持者和最有力的同盟军，起着背叛和内奸的特殊作用。　　
　　第三种情况，是当这新一届中央领导，面对中国农村的破败景色，却很不甘心如此坚持下去，于是树雄心，立壮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一定要使农村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高度。大家对此欢欣鼓舞，却又感到，在办法上虽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宽”等方针，却还只是些口号，看不到确实可行的具体的有效办法，也没拿出一个真正能使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样板，显的心中无数，随意性很大，这在实践中就会造成像《西厢记》中的唱词那样：“脚根无線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结局就会成为像江泽民当年的反腐败那样，他一上台就答应大家大反腐败，就因为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结果当人们看不到反腐败的效果时，官家又说，反腐是长期任务，实践证实，这只是对人民的一种搪塞，结果却使得腐败在反腐声中越来越严重了，也给后人造成积重难返的严重恶果。事实虽然如此，可官家仍有自己正确的理由，照样说取得了怎样大怎样大的好成绩，教人啼笑皆非。也使的中国的事，就这样一天天烂下去了。　　
　　现在党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实际是对改革实行再改革，是真务实的表现，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勇气和胆识，为此大家欢迎，大家拥护，但又很担心，甚至在发问，既然实践证明，包产到户不及集体所有制搞的好，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提出向坚持集体所有制真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那些村子学习？要知道他们是在遮天盖地的责难声中坚持下来的，如果反过来集体所有制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全力支持，岂不是发展的会更快嘛！可当政的决策者却没一人能站出来这样振臂一呼。　　
　　以上说明，实践已经证明是对了的做法，却又遭受着像后娘似的待遇，这一切都不是那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说明是现制度造成的政治气氛所产生出的结果　　
　　例七，被实践证明错了，也难纠正的弊端　　
　　这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两大实践结果的对比中来谈这问题。从总体看，改革前，各级党政官员，个个都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艰险面前能身先士卒，为百姓解忧排难从不退缩。因为官员能给百姓这样遮风挡雨，就使百姓再没后顾之忧，所以做起事来，就只讲奉献，不说索取；只知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一个心眼，就是争取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日实现，使中国强大起来，别无他求。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精神则很充实，主人公感和对社会责任感都极强，歪风在那里萌芽，人们就立刻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做武器在那里横扫，不等它发展，早把它消灭，使的正气一浪高过一浪，也使人们从中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所以那时没有悲观，不会因生活而自杀，到处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色。　　
　　回忆解放前的中国，那是一个非常贫穷十分落后，又是任人宰割的国家，又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破坏，剩下仅有的一点财富又被蒋介石尽力带到了台湾，共产党接受下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所以在“建国时，中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点灯的油都要依赖进口”，叫作洋油。而且蒋介石还在全国范围内给遗留下大批的政治特务和武装土匪；帝国主义又时刻虎视耽耽，一心要把新中国消灭于摇篮之中，为此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用武力直接威胁中国。改革前，中国就是在这样内外恶劣的环境中开始的，中国人当时不但没倒下，而且发展壮大起来了。　　
　　首先在净化社会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几乎是一夜之间消灭了娼妓、毒品、赌博；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公务人员普遍的廉洁奉公；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开国元勋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很快就由衰败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一个可以造天上的飞机、卫星、火箭、原子弹、氢弹、导弹；可以造地上的汽车、巨轮；可以造成套的工业设备和农业机械”等等。　　
　　在“毛泽东时代，在广大的农村，兴建了无以计数的水利工程，．．．．．．．，北大荒开发出来了，新疆农垦区开发出来了，．．．．．．在中国的广大西南部、西北部，两万多公里的铁路，上百万公里的公路，在穷山峻岭里建起来了”。在“毛泽东时代，近千所大专院校、数不清的中等学校和中等教育以下的学校，都建立起来了，．．．．．．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广大的城乡，建立了庞大的医疗系统，工人及家属，工人的父母（无论他们在农村，还是在城里）都享受免费或半免费医疗，谁能统计出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开支？”　　
　　祖国的这种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使的在旧中国跑出去的不少知识分子，这时又千方百计地往回跑；中国自己派出的新留学人员，比如“从四九年到六五年，中国派往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公派留学生就高达四五十万，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也是逐年增加。而且这些出国留学人员，都无一不是学成后归来报效祖国。”加上国内大专院校、技校等等的毕业生，这就为后来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这一切，在外国人眼里，连最敌视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的总统尼克松，都把中国看成像天上的月球一样的美丽。当时的中国人，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中，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使各行各业，包括高科技在内，都得到突破性地发展，这不只是官家的宣传，而是百姓亲眼看到的，亲身体会到的。不仅如此，而且使百姓最关心的上学问题，看病问题，住房问题，打官司问题等，同时都得到了解决，而且毛泽东在当时还想解决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所以还搞了大办食堂的试验。事实上，也只有把人们最需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这些物质问题都解决了，人们才可能在人格上真正实现独立、平等和自由，因为失掉这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就什么权也会被富人剥夺了。正因为毛泽东时代解决了这一切，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感到自己真正站起来了，真感到百年来被压迫，被宰割的中国历史结束了，真感到中国人确实是以强大而自信的面目，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这一切，产生着无限的自豪。　　
　　但在解决这一切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尤其是食堂化的失败，大家很有意见，这一切，都成了反对者掌权之后，进行改革的依据。　　
　　改革后的现状怎样呢？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仅没有看到，而且感到离社会主义更遥远了。人们看到的是，官员们由原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改革中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为了钱，巧取豪夺，各种贪赃枉法的事就都出来了。正是官员们的这个大变化，也就使整个社会没了公平，和新中国一起建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的新风和道德，很快就被坑、蒙、拐、骗、抢，以及娼妓、毒品、赌博，还有图财害命的各种行为所取代，甚至父子夫妻相残，在光天化日之下，最丑恶的“强奸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件”，使的中国之大，在什么地方都没了安全感，也不知再“到哪里去寻找正义与良知？”只见过去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现在变成了下岗阶级；只见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变的没地种，背井离乡，寄人檐下，受尽各种无法忍受也得忍受的各种欺压与凌辱，在富人面前，再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平等与自由了；在科技发展上，甚至有专家断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了。祖国的可爱也从此顿然失色，正因如此，所以“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也有四十多万，前几年统计出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只回来了七万（有的数字说十一万）！”大家都说这世道变的不成世道了，可官家还只是说好，只是护短，使问题不但得不到克服，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有人说，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也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普遍都生三到五、六个子女，现在普遍只有一个，顶多两个；现在若再有五、六个子女，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大放心宽地生活吗？即使现在子女少了，“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笔者亲眼看到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看到无钱治病而惨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被迫卖淫的女孩子感染性病后全身流浓的辛酸；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和悲凉．．．．．．”。即使在内地，卖儿卖女也成了屡闻不鲜的事。　　
　　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也很有感触，有个主治医，说到改革以来的变化时，他说：“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务人员奴隶化”，这话很快有人赞同说：这“道出了中国改革中的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那就是越改，管理层权力越大，渐趋帝王化；越改，普通员工权利越小，渐趋奴隶化。”说到产生的原因，他说：这“主要是通过用你的饭碗做管理手段来实现的，即只要你听话就有饭吃，不听话，就卷铺盖走人。”就这样，人们为了生活和生存，就不得不“主动”去给权势者和富人们当牛做马。在毛泽东时代，这问题本来都解决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由旧社会的奴隶地位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在这次改革中，把毛泽东的这行为都当作极“左”的东西给改掉了，也就使的人们又由主人再变成了奴隶。这结果除敌人早已所盼之外，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但这结果却真出现了，当然敌人高兴，敌人会为此而放开喉咙叫好。　　
　　这一变，变的是非也就都颠倒了，对于这个颠倒，不少人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语言，把它刻骨铭心地记录下来，以作为对时代的见证，对此举例如下：　　
　　有人作《新编颠倒歌》说：现在的社会，“老实是无能；欺骗叫能耐。博士下了岗；朽木成英才。贪污步青云，举报遭陷害。大人闹离婚；小孩谈恋爱。穷人吃不饱；小狗被宠坏。女人好装酷；男人喜卖乖。”　　
　　有人换个角度，说现在的社会：“．．．．．．执法的目的不是纠正违章而是罚款创收；义诊的目的不是看病治病而是为了推销药品；开会的目的不是研究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出国的目的不是学习考察而是异域赏景；扩召的目的不是多育英才而是广开财源；读书目的不是掌握知识而是混个文凭；．．．．．．”　　
　　对社会风气，又有人概括说：现在这社会，“．．．．．．提到‘打假’，就想到‘假打’；一提到生意人，就想到短斤少两；一提到先进事迹，就想到是‘编’出来的；一提到人民公仆，就想到只是‘银屏形象’；．．．．．．．一提到某人提升，就想到背景、关系或送多少；．．．．．．”　　
　　不仅使人们在看问题的立足点和产生出的社会效果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大变化，有人作这样的统计说：中国的教育投资变的都不及非洲的乌干达等穷国了；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变的成了世界第一；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成了世界第一；父母因孩子上不起大学而自杀的案件，成了世界第一；有些人为发横财，有些人为了养家糊口，使中国每年的矿难发生次数和死难人数，成了世界第一；中国被胁迫的风尘女人数和发生逼良为娼为盗案件，变成了世界第一，等等。　　
　　以上所说这些变化，也使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大变化，如美国，在毛泽东时代，它的总统主动来到中国，和中国求取友声，共同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答应再不干涉别国内政，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情况就变了，这就是美国对台湾军事关系“逐渐化暗为明”，使“协防台湾”的准备工作的力度越来越大了。这个变化，说明美国在毛泽东时代开始做到不再干涉中国内政，到这时又变成了明目张胆干涉起中国的内政了。再以日本为例，这是最知中国人民铁拳厉害的国家之一，但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情况也“悄然出现变化”，因为人家逐渐认为“中国政府已跟晚清一样行将没落”，因此也就成了他们重建“东亚共荣圈”的好机会，所以日本人又像晚清一样不断向中国发起了各种挑衅性的事端，“做好向中国‘开火’准备”。不要埋怨人家军国主义复活，而是因为自己落在了人家的后面，人家才敢这样藐视你，如果在这20多年时间，你的发展远远超过它，能出现这事嘛！美国和日本敢这样，那其他国家又怎样呢？当然也会乘机打劫，尤其对中国领海的打劫，已使中国的 “150余万平方公里争议海域面临瓜分危险；40多座岛礁目前已被其他国家非法登占；富饶的海洋资源也遭邻国不断攫取。”就是说，在晚清时代，中国就曾遭到一些国家对中国瓜分的事实，到毛泽东时代，使他们瓜分中国的行为走向了彻底绝望，可改革开放之后，这瓜分中国的事又得到重演，这怎能不叫中国人震惊与痛心！　　
　　再看中国的老百姓又是怎样的感受，有个老农说：“我这一生经过日本人，国民党，毛泽东和邓小平四个时代。最感自豪的是毛泽东时代，最腐败的是现在。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日本人就会再打回来。”　　
　　还有一个老工人说：“毛泽东时代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当时就觉着中国人真地站起来了，自己的腰都感到粗了好多，可现在说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可我总觉着中国人又爬下了。”　　
　　再从执政者的一些具体事例看，如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当时反对者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人们也觉着这就是大跃进造成的。到后来当反对大跃进的人掌权后，又出现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有“穷县富数字”的等等的浮夸风，这又是什么造成的呢？从结果看，那时出现浮夸风，毛泽东主席会像一头雄狮站出来，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边则大反特反，因此社会一清如洗。可后来出现的这种浮夸风，就没人再像毛泽东那样能主动站出来一边承担责任，一边又大反特反了，而是常把成绩归于己，把过错向下推，使决策者常有功，使承办者常有罪，甚至罪到百姓头上。解决的办法，主要是通过立法手段，法说来很公平，实则只治民，不治官，或者说只治下不治上，结果不但使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成“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等等的恶性循环，也就使社会的腐败走向了长足的发展。这两者的最大不同，不在于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出了问题之后，一个敢于正视，一个不敢正视；所以一个能从源头上得到解决，一个只能说要从源头上解决，结果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起来瓢，最后只能发展成不治之症。 　　
　　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在春秋时就针对像这样的事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老百姓对共产党的领袖们的行为，都历历在目，确实，共产党罪己时，其兴也悖焉；现在变的只知罪人时，老百姓则说共产党的气数已尽。　　
　　再以医疗改革为例，有人考证说：“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仅仅相隔20年，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却把中国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卫生绩效评比中，中国排名为倒数第四位”。这里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实际就是指大跃进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这里所说的“合作医疗”，就是在大跃进中产生的合作医疗卫生制度。20年后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反对大跃进者在掌权后对大跃进中的产物一概进行改革所产生的结果。这结果说明，改革前，具体地讲，中国和印度相比，两者起步的情况十分相似，结果中国当时很快从各个方面都远远走在了它的前面，到改革开放时期，两者就成了龟兔赛跑，中国在改革的路上，使印度很快追赶上来了，尤其在医疗问题上，早把中国远远撂在了后面。因为印度实行了“医疗免费”制，他们的医务人员很自豪地对中国人说：“只要是地球人，这里都免费”。而中国人这时不但成了自费，而且把医院变成了向人民敲竹杠和榨取钱财的硬地方，逼的“贫困群体”中的一些人有了病不得不“活活送进火葬场”；还有的对自己有重病的儿或孙，因没钱给孩子治病，又不忍心让孩子受病魔折磨的痛苦，同时又拖累的全家无法生活，于是对孩子下了毒手，这真比割自己身上的肉都疼的多，却又不得不这样做。做了又犯法，真是逼的人没了活路。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改革前，中国成了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改革后，搞的社会主义反不如资本主义了。这怎能不使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跌入低谷呢！　　
　　再以农村为例，这次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的结果，并没使人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并没给人们带来什么喜悦和希望，相比之下，至今仍坚持集体所有制的个别农村，倒成了万木丛中的几朵耀眼的鲜花，而“中国首富村”，则正出在这里，而不是出在改革的包产到户村，有一位德国的政要参观了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华西村之后说：“华西村的富裕，让我们亲眼看到了马克思在100年前所畅想的那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这话叫共产党人听了心情多么舒畅，精神又多么振奋，可惜改革后的广大农村失掉了这个前途，也就使的广大共产党员的精神受到压抑，像《水浒传》宋江在接受招安后，给众英雄造成的无奈和不快一样。　　
　　再看外国人从整体上怎样看待中国。一位美国学者评毛泽东时代说：“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的工业国家之列。．．．．．．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教育机构和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变成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医疗卫生系统。”　　
　　现在又怎样看待呢？“联合国一份关于中国未来5年发展的报告称，中国的医疗体制‘不能满足国民的健康需求，政府对基本卫生保健的关注不够’。”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报告称，随着大量农民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进入城市工作岗位，进一步压低了工资，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还有的说，“中国现在连自造大国都不是，只能算是全球的加工大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或许还会拉大。”再“据联合国2002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民生发展指数’仅仅排在170多个国家中的第97位。” 　　
　　再从实际情况看，改革者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呢？理由就是因为改革前的方针路线不能使生产得到大发展，所以必须改革。从条件上比，改革前的起步条件，和改革时的起步条件，两者的差距，甚至差到无法相比的程度，即使这样，在改革前，在那样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中国人雄赳赳，气昂昂，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并且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还长期无偿地支援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独立斗争和反修斗争，而且使自己的军队在物质装备上都得到根本改善，成了世界公认的军事强国，尽管做这些事开销巨大，结果中国的老百姓，和旧中国比，生活不但得到很大提高，而且主人公感十分强烈，同时各机关和各单位也从不会发生长期发不了工资的事。可到了改革开放后，说生产得到飞速发展，既是如此，这个时期的条件虽然比改革前起步时的条件好多了，也没发生像抗美援朝那样大的战争消耗，也没再像那时大规模地长期无偿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独立斗争，国防也没再看到有根本性的提高，高科技也不像那时三弹一星那样有高度的突破，把这些钱省下来，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应该达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高度，结果不但没达到这高度，反使的中国人在解放后已得到的福利，都改掉了，甚至使早已消灭了的地方病，又死灰复燃；还使的有些地方的老百姓每顿饭只有0.12元钱，就是说每顿饭连一两小米都难吃到了；而且还常使的不少机关和单位因经费不够，发不了工资等。更糟的是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与污染，使少数人发了大财，却造成广大百姓连口无公害的水都再难喝到了，甚至连口新鲜空气都吸不到了，这一切，对百姓生存的大环境就不再像毛泽东时期那样是雪中送炭了，而是成了雪上加霜。面对这现实，说生产发展了，那生产发展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再说发展生产的主体是工农，可工人下岗了，农民离家外出了，那工农业有谁来发展呢？没人发展，却又说得到发展，就说明这个发展的依据，只能是虚假不实的数字了。也由此可知，说改革前的方针路线不能使生产得到大发展，也就完全成了虚假不实的对历史的歪曲和陷害之词。　　
　　有人对毛泽东时代回忆说：毛泽东主席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的中国；一个没有民族冲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一个不再挨打的中国；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在外国驻军的中国；一个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一个使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东亚病夫”，恢复健康到人均寿命65岁以上的中国；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成东方巨龙的中国；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一个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没有下岗、失业的中国；一个在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封锁下，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比世界所有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得到的实惠最多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3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一个不许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的中国；一个消除了恶霸、地主、买办、资本家的中国；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大量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国;；一个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几年就使匪患绝迹的中国；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一个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疾病的中国；一个识字率从20％上升到70％左右的中国；．．．．．． 　　
　　回忆者在这里一连举出46个例，而这里只把排在前面的24例引来，就足以说明，在那样恶劣条件下，在不长的时间内，毛泽东能做到这一切，确实是大跃进的速度，真够神了，而且都是事实，这事实证明着大跃进的成功，后来的改革开放，本应在巩固和发展这成果的基础上，进而开辟出更合民意的新局面，这才是常理，可结果这新局面没看到，反把好成果被革掉了，结论只能说明，在全国胜利后，因胜利，一些有功之臣，自认为自己了不起，比久经考验的领袖都强多了，老子天下第一，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就把领袖的正确说成错误，正是他们的这行为，就带来了这结局，发展下去，对强敌，惹不起人家，只有向人家靠拢，使自己成为对内镇压，对外屈从的工具；使民族，自会失掉自豪与自尊，重新叫世人看不起；对党的前途，必然背离初衷，使人骂为背叛。　　
　　其实这结局也并不可怕，从现在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就正在为扭转这结局而努力。但影响新领导努力效果的，却正是这行为所造成中国人在认识上的很不一致，和很不服气，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大事。因为历史是这样告诉人们的，在党的历史上，像这种认识不一的事也曾严重发生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后，对怎样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当时的认识就很不统一，这个不统一，经过了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敌人的直逼下，不得不随时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自己的问题，不管发生在谁身上，都从不护短，这才到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使全党的认识走向一致，也才有了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迅速取胜，和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很快成功。但在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党内又产生了新分歧，从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同样又经过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和前一个二十多年相比，前一个二十多年，因为有敌人的直逼，就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就使党的认识由不统一走向了统一；这后一个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就没有能做到这一步，面对百姓对改革结果的不满与愤怒，听到的只是权者的护短和自辩，对真正的原因，似乎有意在回避，因此不但不能使问题得到立竿见影解决的效果，而且在解决声中，反使问题发展的更加严重，所以前一个二十多年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希望，当时大家都唱共产党好；可是到了这后一个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给人们带来的就成了失望，所以这时的大家又都在说共产党气数已尽。面对这样的现实，就说明，如果再不认真总结经验，不能做到像前一个二十多年那样，改朝换代的事就会越来越近，对共产党来说，这才是最令人担心和急不可待要解决的大事。　　
　　以上是对改革前后两个实践结果作了一个简要对比，从这两个实践中走过来的人们都会有一种深刻体会，这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凡毛泽东决定了的东西，谁要说个不对，就会受到大批特批；到改革开放时期，谁要说改革开放不好，同样会遭到各种冷遇，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说明我们的现行制度，对掌权者只能说对，即使被实践证明错了，说了不对，同样会以各种借口治你的罪。人们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其实，不要把不好的东西都推到人家封建社会的头上，现在自己不好，就是自己的问题，干吗要找个垫背的呢？　　
　　例八，既不能保护领袖，又不利发现和扶植真理的弊端。　　
　　做为个人来说，不想当领袖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好公民，可是想当领袖的人，不是人人想当就可以当的上的事，因为领袖应该是一位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和描绘者，既有超前思维，又有洞察能力；既有坚韧不拔的创造精神，又有严于律己的表率风度。同时为了实现这一切，他一定智勇双全，是一位敢于挑战和进击者，是一个能够经受太多的明枪、暗箭、鲜血和死亡考验的人。对影响他前进的阻力者，他有能力不是说服即是征服，他对反对自己者能够做到宽容，也应该宽容，而且必须宽容，但往往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他没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气魄，就调动不起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也就完不成他向人民许下的诺言和所要担当的历史使命；有了，却又成了天上地下，唯我独是的人。其实这正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表现方面。没有这样的才能，就当不成领袖；没有这样的领袖，就办不成推动时代的大事。可有了这样的领袖，又会产生以下问题：　　
　　其一，对说服、征服不了的人，就只能采取压服，而受压的人，必然要骂这样有作为的领袖比秦始皇还秦始皇。　　
　　其二，对领袖来说，自己的主张经过实践，就因为被实践证明比原执政者的主张好得多，所以才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成为大家共同爱戴的领袖，甚至对领袖产生崇拜，以至崇拜到迷信程度，即使这样，也不等于从别人身上再产生出的新主张不及自己好。一旦比自己更好，可自己又认识不到，于是就会凭着自己的权威把它镇压下去，这就起到扑灭真理的作用。事到这时，领袖的才干越大，威信越高，就会罪恶越大。但在现行制度下这就又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因为谁当了领袖，都要领导大家来实现自己认为是最正确的真理而奋斗，只要是为实现自己认为的真理在奋斗，在出谋划策，甚至是对自己的做法提出最严厉的批评，也一定会接受，而且还会给以各种鼓励。就以毛泽东为例，如在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当公社一出现，毛泽东就认定这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消灭私有制的最好组织形式，因此大加提倡，但在怎样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不但让大家大胆地发表意见，而且叫大家大胆地试验，于是在河北省出现了“徐水共产主义”的试点，把全县办成了一个大公社，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很快在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民公社，这时毛泽东对各种意见都听，都看，都接受，然后经过反复调查和实践，最后将公社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但这还没有完，还要再主动到公社、到生产队，直接再听干部们的意见，听社员们的意见，让他们大胆地提批评，唯恐他们不批评，把事情搞坏，直到大家真的再提不出什么意见，都说起好时，这才放心，从这角度讲，毛泽东的“民主”，是真正做到了基层百姓的心坎上，世界上有那一国领袖在制定政策时，能像这样到最基层的广大老百姓中反复地征求意见，接受批评？只有毛泽东。但目的和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可是当他的秘书田家英，向他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因为在《共产党宣言》上共产党的老祖宗这样说过：“共产党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说明田家英知道搞包产到户就成了搞个体经济，成了搞私有制度，所以无法回答了。因为对这样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所以毛泽东不但不会接受，而且还要千方百计从道理上说服他们，说服不了，就批评，批评不听，就成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者，就成了实现自己所认定的真理的阻力。这阻力和来自敌人的阻力相比，同样都是影响实现这真理的障碍，甚至是危害更大的障碍，所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矛盾必然激化，即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和敌我矛盾斗争一样激烈的程度，而且更为复杂，因为对方要坚持，你不利用手中大权把对方斗下去，不仅会使自己向人民所说的真理不能得到实现，而且会把实现这真理的正常秩序都打乱，到那时，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就会更大，这对领袖来说，实际就成了失职和罪恶。所以执政者对反对意见的镇压，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反过来，社会没有了不同政见者出来争雄，社会迟早会成为死水一滩，新的真理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不能得到发展，社会也就因此而停顿。但要解决这问题，毛泽东从道理上讲了不少，但总归没有得到解决。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都解决不了，还再有谁能解决了呢？说明解决这问题，光靠领袖个人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靠制度。在这问题上，毛泽东确实另有想法，具体情况，放在下一个专题再谈。　　
　　其三，新政见者的主张和现执政者的主张相比，到底谁更好，因为新政见者的主张还没经实践验证，还不知道它在实践中会出现什么问题。相比之下，现执政者的主张，在实践中不好的一面已经暴露出来，这就会被新政见者抓住说，这就是实践证明你错了的事实，并以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姿态站出来，向执政者以提批评的形式展开最激烈的进攻性（实际是夺权）的斗争。如果都经过实践的验证，发现新政见者出现的问题更大更多，甚至把时代引进绝路，成为罪恶，自然大家就会唾弃，如果不经实践的验证，执政者在反批评中虽对此后果也早有所料，就因为还没成为实践的事实，预料的再准，说的再中肯，最终却都成了虚假不实之词，反被反对者把这一切说成是对他们进行陷害的罪证。正因为这样，广大群众反会把这反对者的错误视为正确，甚至成为支持反对者上台的巨大力量，当发觉上当受骗时，却已时过境迁，早到了积重难返的另外的一个时代了。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就是最好的镜子。　　
　　以上这一切，说明现在这制度，既不善于保护领袖的正确主张，更不便于发现和扶植真理，而且常常成了窝里斗的温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却为什么后来又失掉政权，其实都不是败在敌人名下，而是败在自己的内斗上。为什么会内斗？看来最根本原因就出在自己所建的制度还不健全上！中国党要解决这问题，就只能从制度上解决。也只有把这问题从制度上得到解决，真正的和谐社会，才能构建起来。　　
　　以上例举各种弊端，归根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所造成。　　

　　七，希望寄于新制度　　
　　曾经主宰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共产主义“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这也说明，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为实现共产主义所采用的办法，经实践证明，结果叫人感到“无法忍受”，说明这办法不好，但怎样改变这现实，戈尔巴乔夫只说出他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其实应该是有两种态度和行为：一，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用制度来保证这种做法不再出现，或得到根本改变，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改掉。二，有意混淆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和本质的区别，把方法说成本质，借此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改掉，实际就成了由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态度，前者应该是每个共产主义忠实战士的表现，后者就成了叛徒的嘴脸。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是属于后者，因此是十足的叛徒行为。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所说的话，实际就成了叛徒的自白，既暴露了叛徒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凶狠与残暴，也看到叛徒为讨好新主子的奴颜与媚骨，同时又是叛徒在面对众人唾弃如粪丸的环境中，自我解嘲和自我安慰的丑态和辩解。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做法，多是从苏联照搬来的一些做法，不少东西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当年和中国的教条主义作斗争，实际就是在和照搬斯大林的这些错误作斗争，但到后来苏联党要彻底否定斯大林时，毛泽东则站出来，坚决反对，并在毛泽东的授意和亲自修改下中国党特写了一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说的很明白，对斯大林的过错，苏联党进行反对，中国党也表示赞同和支持。但中国党反对把斯大林坚持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行为也一并反掉，如在列宁死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恶劣环境中，斯大林顶天立地，坚定不移地“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化的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等等。反掉这一切，就等于做了敌人梦寐以求则求之不得的事，成了“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的行为，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　　
　　中国党早期实行“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就是对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当时受害最大者之一就是毛泽东，但毛泽东成为中国党的最高领袖后，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最高领袖后的最本质的不同，不是背叛，而是纠正。比如，毛泽东针对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就提出了自己的作法，如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从理论上，毛泽东提出：“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毛泽东也指出：有时“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在解决的办法上，毛泽东说：“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讲错了，又说服不了，采取“保留意见”的办法。这一切，比早期对不同意见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独裁统治就好多了。还有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在斯大林时，“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有矛盾存在了”，现在看来不但有矛盾，而且“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前进的”，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例外，为此毛泽东还特写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名著。　　
　　以上说明，从认识上毛泽东解决了马、恩、列、斯都没有能够解决了的问题，即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然有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大贡献，但在解决这矛盾的办法上就显的很不得力：1，同是党内的同志，在和掌权者发生不同意见，在没被掌权者认同时，就只有“保留”，但这个保留则是以“服从”掌权者的决定为前提，这一来，这个保留实际就成了刀枪入库的束之高阁的保留，实成了取缔，因为很难再有实践的机会来证实这意见的正确性，这和掌权者相比，就成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新的意见者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对掌权者的这行为，就会感到这是谬误对真理的专政，因此必然会产生不服和很不满的情绪，发展下去，自然成为社会产生动荡的一种潜力，同时也就成了党产生危机的内因，而且各方对对方的指责都能从现制度中找到依据，比如说，上级要指责下级，就可以说，下级只要民主，不要“服从”；下级又可以说，上级只要服从，不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结果各持一端，都说对方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使矛盾走向激化。2，当“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时，怎样让真理成为领导机关中的多数，对这问题，毛泽东实际没有能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毛泽东说这话，实际还停留在战争年代，因为在战争年代，错误的领导，很快会被敌人打败或消灭，从而使正确的领导走上台。但在和平时期，没有了敌人的这个直接作用，再加上他们掌握着国家的镇压和宣传大权，不仅会把他们自己错误说成正确，而且会对正确实行镇压，并动用组织手段，把不同意见者排出领导机关之外，从而使自己成为多数，这就不仅使不同意见者的正确意见永远不能被实践证实是正确，而且永远会处于受压受专政的地位，在这时，有的自然会成为群众对现实不满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会直接成为鼓动者，组织者，借此使自己走上台，成为由自己队伍内分化出的改朝换代的一股特殊力量，这力量就成了日常扩大和加剧社会矛盾的促进者，而不会成为化解矛盾的积极因素，总之，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正确解决，就不可能构建起真正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　　
　　以上说明，在解决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毛泽东只从理论上解决了认识问题，并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实践办法。这就说明，只靠原有的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是远远不够了。这不是毛泽东不解决，而是说要解决好这问题，常常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过去不认识这问题，现在认识了，这就前进了一大步，接着怎样变成现实，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常效办法，但毛泽东并没放弃这种努力，正是在这种努力中，毛泽东提出：“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其实这正是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所得出的一种解决的新办法。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央真正的掌权者，先后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而且在他们各自的掌权期间，都自封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只允许他这一家存在，实际并不只是他这一家，而是有多家同时和掌权者并存，只是掌权者不承认，即不给于合法地位罢了，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这里用了“似乎”这个词加以概括。再从实践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从掌权者的正店中产生出来，而是从毛泽东开的这个分店中产生出来，所以毛泽东在这里用谦虚的口气说：“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就是说，通过总结历史，毛泽东考虑要用开分店的办法来解决这问题了。　　
　　毛泽东提出这问题，是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前提下提出的，说明今后怎样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毛泽东有了自己的新设想，并把这想法写进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名著中，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经验，翻过斤头，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的经验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然而怎样来实现这目的呢？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开分店的设想。就是说，革命时期实际存在着的各分店，大多是由掌权者这个大店失败后，再选其他某一个“分店”的代表人上台来掌权，形成你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这种形式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主流，但也有例外：1，像在长征途中，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因意见不一，结果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张国焘坚决反对，另成立起新的中央，形成两个中央并立局面。结果张国焘因失败而立不住足，最后不得不撤销自己所建的这个“店”而回到陕北。2，再如抗日初期，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回到国内，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毛泽东所提出的建立独立自主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接着王明被派到武汉，在任长江局书记期间，实际在那里他推行起自己的主张，结果受他影响的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时的毛泽东在陕北，实际推行自己的主张，受他影响的八路军，结果在华北地区开辟出不少新的革命根据地，使全党在最困难中看到革命胜利的新曙光。尤其新四军突遭覆没，这不仅会使大家感到意外和震惊，而且会使大家在震惊中出一身冷汗，感到后怕，因为当初大家几乎都赞成过王明的主张，把他的主张看作是真理，把毛泽东的主张视为谬误，若不是毛泽东坚持，大家岂不都成了像新四军的下场。要知道，人最快乐和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困境中看到光明，这光明却正是毛泽东在这时给带来的，而不是王明，就这样，王明这个“店”也就再无法开下去了。人们对毛泽东的拥护，顿时成了钱塘江的涨潮，成了无法阻挡之势。从此大家真感到：只有毛泽东最正确，包括共产国际在内也不及毛泽东。延安的整风运动，就是在这大背景下展开的。后来的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共产党在打天下时完成思想上的统一，靠的是延安整风运动，其实错了，共产党能完成思想上的真统一，正是党内各种思想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的结果，而延安的整风运动只是起到对这结果的总结作用，而不是起到制造这结果的作用。　　
　　就是说，共产党能打得天下，正是通过党内各种思想在实践中的竞争，最后完成思想上的统一，才取得的，而到坐天下时，要完成建设上的飞跃而获得成功，也同样应该采用这做法，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开分店的设想。而且从总结这历史中还可以看到，采取你唱罢我登场的做法，从时间上说，因为这是连续进行，所用时间必然特长，而且一登场就控制全局，一旦错了，就给全局造成灾难，所以损失必大。若采取并列开分店的作法，从时间上说，就把几家占用的时间合并成一家所占用的时间，因而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同时谁家错了，也只是在局部，因此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损失，所以付出的代价就小多了。在打天下时，这过程是自然形成的，并不自觉。现在经过总结，把它建成一种制度，用到和平建设上，自然就会加快建设速度，走了弯路，因为只是局部性的，所以也就不要再花费那么高的代价。　　
　　再说，因为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如同一个人由孩子发展到青壮年，再发展到多病体弱的老年阶段一样，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就是说，执政者所坚持的真理都是有时间性的，在前段历史是真理，到现阶段就可能不再是真理了；同样，在现阶段是真理，到下一阶段就不一定还是真理。所以执政者当完成自己所肩负真理的使命后，就如同一个人由青少年发展到老年阶段一样。人的身体在青年阶段不是没有病，而是因为这个时期身体有抗力，所以不少病一抗就过去了，好像就不算什么病，可是到了老年，同样是这些病，就再也抗不过去了，并且会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引起并发症一块发展成不治之症。执政者也同样是这样，在早期，自己所坚持的真理，当时因为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它的弊端往往不会突显出来，但等到完成它所肩负的使命后，它原有的弊端不但会突显出来，而且并发症也会越来越多，这一切说明执政者自己从此就进入到老年阶段了，可当政者又往往意识不到，常常看到的还是自己在青壮年时代所做出的成就，对自己现在新出现的问题，即使发现了，常常只能在护短的前提下作点修补，所以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根治，成了如俗语所说的那种“医不自治”的状态，这也如英雄进入到老年，明知不及当年了，却不认输，反用当年的成就，来庇护或谅解自己现在的缺点和错误，深知“好汉不言当年勇”的正确性，但从自己身上所体现出的一切行为，总觉着自己了不起，自己过的桥，也比后来者走的路多。这对执政者来说，明明把时代搞成不进则退的局势，则又背着牛头不认赃，就这样，自己把自己由扶植正义的地位而使自己变成了压制和镇压正义的魔王，而且成了醉汉，明明醉了，却说不醉。这一切，分店制下的新政见者正好得以及时发现和纠正，所以这分店制就成了诊治这时病的灵丹妙药和及时雨。同时也避免了庸医误事，因为人们常常在指摘别人的错误和缺点时容易，而且说的很准，很要害，很有哲理，所以也就很有说服力，从而会博得大家的支持，可让他实践一下，却又远不及原来者，所以让他开个分店，试试看，这既不失对发现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及时扶植和验证，也不会使那些只会说，不会做的治世庸医最终造成误党、误国、误民的大害。同时使的大家在对新真理的识别和接受的过程中，又在更高层次上形成认识上的新一致，因此这分店制，就成了不断把时代推向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力，也是最有效的制度。　　
　　再看，当毛泽东提出这开分店的同时，又多次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接着以党中央名誉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把这些事联在一起看，说明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把这一切都当作建立分店制的步骤来对待。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毛泽东说退居二线，是指国家职务，就是说，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并没提出退居二线，这就说明，开分店只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也就是说，对走上第一线的人，当出了问题，他就以党的领导身份加以纠正。对不同意见者，就在党的领导下让他开个分店，在实践中，若真比主店更能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可以由它直接取代主店，即由它组阁，将他的分店上升为主店，以领导全国推广他们的主张和做法。这既是对真理的及时扶植，使真理再不会遭到打击和埋没，同时把党内不同派别的争论与斗争所产生的消极因素，变成了积极向上竞争的因素，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不再出现像斯大林对不同意见那样只是镇压的作法，也就避免了像斯大林死后，他的接班人不能独当一面，因而造成使苏联变色的可怕后果。但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马上退居二线，而是先搞起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同时发动群众来向党提批评和建议，看来，这既是在为建立分店制在思想和组织上做准备，同时也可在群众向党提批评建议的气氛中，或许能顺势将分店制初建起来。结果在整风的半道杀出个程咬金，这就是一些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是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主张当作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分店来对待，于是不得不把建立分店制的事暂搁一下，先在全国展开反右斗争。反右的结果，激发出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动人场面，毛泽东对此非常注重，称为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一的三面红旗，但又待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完善。这个实践，自然不应该只有一家说了算，而应该通过多种不同意见的同时实践，并根据各自实践的结果进行比较，看谁在高举三面红旗中能创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形式和做法，于是这时的毛泽东又开始要实践他退居二线的打算，结果在（五九年）四月份正式退居二线，到七月份在庐山会议上就发生了大反这三面红旗的激烈斗争，在毛泽东看来，这场斗争的焦点就是不准在中国“消灭私有制”，而消灭不消灭私有制，却正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是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真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要命的一着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正是那些实际是真反毛泽东消灭私有制的高官们，他们在全国胜利之后，乘毛泽东退居二线的放权机会，就想逼毛泽东连党权也放弃，以便实现像毛泽东死后他们所推行的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那样，实际就是要达到使自己和自己子女“先”富起来的目的，结果被毛泽东识破，并全力反击，后来实践证明，当时他们实际不敢承认，更不敢明确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因为这个富，实际和被自己亲手打倒的一切剥削阶级的富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都是把自己的富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穷困的基础上，照此发展，两极分化的迅速产生与严重，就成了势在必然，成了无法避免的事实。而且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和旧社会相比，也并不两样，甚至更为残酷，也更加露骨，而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与反抗也并不次于当年农民对地主；工人对资本家的仇恨与反抗。所不同的，过去这个斗争主要是在党外进行，现在直接转到党内了。这行为实际就成了在革命时期要消灭别人当地主、当资本家，而革命胜利后却要使自己当起地主和资本家，把革命变成了十足的“打倒皇帝坐皇帝”的行为。同时共产党也必然由革命时期最受广大人民的拥护，随着革命胜利后的这种变化而很快变成了广大人民最反对的对象。而毛泽东要建的分店制，就是为了消灭产生这一切的根源——私有制，以达到彻底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再不允许像历史上每一次革命都是打倒皇帝坐皇帝那样，庐山会议使毛泽东看准了这问题的严重性，并从此把注意力放在了怎样解决党内新出现的以这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问题上，可惜人生苦短，毛泽东再没来得及建立分店制就离世而去了。　　
　　但从这段历史看，毛泽东的分店制，至少有三大特点：1，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允许不同意见者开分店，在分店内用自己实践的结果证明自己的错与对；2，各分店之间，以及各分店和主店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像八仙过海那样，可以各显神通，最后看谁能最大限度地更能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上的优越性，就使谁由分店上升为主店；3，开分店的人，怎样领取“营业征”，以及分店开起之后，谁来对各店进行公正裁判，这一切，因为毛泽东一向主张相信群众相信党，当然应该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党代会和人代会中的大多数代表说了算。至于其他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开分店者怎样申请，怎样批准，内容包含些什么，全国最多可以开多少，各分店开多长时间最为适宜，规模应开多大，以及和外国怎样交往，平时和战时与主店的关系，党的领导怎样更有力地体现等等的问题，都应在实践中逐渐走上完善，从而使这个制度能成为最大限度调动起广大群众积极性，以加速共产主义早日实现的最好制度。　　
　　但也有人担心这分店制，最终会造成像春秋战国那样的混战局面，其实不会，因为：1，周代所建的诸侯王，是世袭制，分店制是在党领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寻找通往共产主义最捷径的新路在作尝试。尝试结果，得到全国最大多数人的认可，即得到全国人民最大的赞同和拥护，经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就由分店上升为主店，这个分店随之而消失，“掌柜的”也就一跃而成为领导全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段历史中走最捷径路的领袖。若得不到人民最大的赞同和拥护，今后这个分店是否还有必要再开下去，怎样开下去，应首先由这个分店自己再拿方案，再经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一旦决定没必要再开下去，他的“领地”就被中央及时收回，由中央统管起来，从此这个分店也就不复存在了。就是说，这分店制的各分店，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为完成它创找通往共产主义最捷径的新路在作尝试的使命后，不论成功与失败，就都不存在了，而是被更新的政见者的继续尝试所取代，这对每个具体的分店来说，生命都是短暂的，因此它不会形成长期拥权自重，更不会永远“独立”下去。2，周代把全国各地都封给了诸侯王，自己留下的直辖地域，实际也如同一个大的诸侯国一样，虽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指导思想，还从组织上规定了严格的不同的礼仪制度，想以此达到使各诸侯国都无条件地尊重天子国，服从天子国的领导，可因为诸侯国同样拥有和天子国一样管理国家的那套应有尽有的独立机构，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虽在规模上和礼制上与天子国很有差别，但国力一强，中央和其他诸侯国对它就都失去了制约办法，于是产生了混战，包括后来产生的各种军阀混战，都是因为它们拥军自重的结果；分店制则不然，它在全国所占的地域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也只是仅供为创找通往共产主义最捷径之路的新政见者在作尝试使用，它的“独立”仅表现在这一点上，只要不影响这一点，其他权力，尤其是军权，照旧掌在中央手中。3，诸侯王，包括后来的各种军阀，他们的争和战，都是为了自己称王称霸，分店制则不然，因为在分店制内，不论主店和分店，它们都是在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争，舍此没有别的目的，这如同在茫茫的河水面前，都是为寻找一条代价最小、最平安的渡河的道路一样，但在选找中，怎样选找，选在那里最为合适？却众说纷纭，造成意见很不一致的态势，这时若谁权大就听从谁的，这权大者若选准了一条最好的路，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时不同主张者就会站出来说，如果采用他的意见，代价就会更少、更小，更平安，其实则不然，若采纳了他的意见，很可能代价更大，结局更惨，可这又无法证实，只能推理。正因为无法证实，如果只用推理的结论说他的意见错了，推的再准确，反过来他都会说这是强加给他的虚假不实的诬陷之词，也正因如此，倒使这错误者成了正确者。再一种情况，是权者确实领错了路，甚至领到绝路上，虽然如此，结果他们对自己错误进行辩解的理由还很充足，大家虽然只是摇头，却也无可奈何。治世也就像这过河一样，单有权者说了算的做法，实际就成了，做对了也不对，做错了，就把大家都葬送到洪水之中，使大家连说错对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而活下来的人，也只能是心中叫苦连天，却又无法澄清是非和扭转时局，于是心中的不服，就会使自己对当权者由最拥护而走向最反对，天怒人怨，就成了必然结局。相比之下，如果让各种不同意见者，由他们亲自组织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进行各自的渡河尝试，最后看谁代价最小，选的道路最近，又最平安，大家自然就会跟上谁走，众说纷纭的各种意见自然随之而消失。这种消失，既不是违心地跟着权者走，也不是权者的强制，而是在是非和利害面前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统一，所以这结局不但不会分裂，反而更加团结。而且这种团结，是真团结，是表里一致的团结，不是口是心非的团结。因此这分店制，就成了像孔子解《周易》在《系辞》中所说的那样，是“殊途而同归”的表现。　　
　　共产党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泽东就是在当年的党内实际存在的多派竞争中，使反对者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走上台，当时蒋介石出重金购买他的头，毛泽东则不带一兵一卒，照常可以在延安的街头巷尾，在豆架瓜棚之下和寻常百姓闲聊天，了解民情，既安全，又逍遥自在，使的敌人无间可乘；可到建国后，因没建起分店制，结果使不同意见者无法验证它的错与对，结果反使原来最拥护自己者而变成了最反对者，又正是这些人最后把自己建国后的功绩给全否定了，也从此使的中央的领导们，再不能像延安时那样逍遥自在了，而是把自己放进戒备森严的中南海，群众有事来访，迎接群众的也就再没有了像当年领袖和大家聊天时的那种和谐气氛了，而是警察和便衣，常常遭到的不是驱散，就是拘留或逮捕，群众不但不受他们欢迎，而且怕的要命，为此对群众的来访定出了种种的清规戒律，像防洪水猛兽一般。显然，这时的北京和那时的延安断然成了两种不同天地。其原因，就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多派竞争，能使人们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中，起到“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的作用，这样产生出的领袖，大家是真拥护，当然大家也真保护，所以说分店制建起后不但不会造成像春秋战国那种混战的局面，而且会团结的像铁一样坚硬，也就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好途径。　　
　　同时还应该看到，在春秋战国的混战中，却又成了中国历史上科技文化和生产大发展的一棵照耀千古的明珠，这正是由战争引起各国为使战争的胜利所产生的竞争才造成的结果，分店制却正好继承了这竞争的内容，但竞争的裁判者却不同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得到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对本国不合民心的陈轨旧律常常大胆地进行改革，谁改革的最好，最快，谁就成了战争最后的胜利者，战争在这时就成了对各国实行改革的最公正、最无私的促进者和裁判员；而分店制中的各分店的产生，因为都是针对时弊而提出改革的新内容，新见解，但还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所以才让它开个分店，然后根据它的实践结果，最后由党和人民（代表大会）来裁决它的好与坏，在这里，裁判员直接成了党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变，就使春秋战国为战争胜利的竞争，从此就变成了怎样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的竞争，成了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竞争。显然，这种竞争就因为没了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性和残酷性，所以就更加突出出来了因竞争造成的科技、文化和生产大发展的内容，从而就会使科技、文化和生产的大发展，像洪水期的江河，汹涌澎湃，生机盎然，显的更富有激情。　　
　　除以上所说之外，分店制还有一个独特的长处，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要使自己的改革意见见诸实践，只有说服国王接受，一旦国王对改革产生不满，不仅会使改革夭折，甚至会使改革者本人遭难。就是说，改革者的改革，只能看着国王的脸色行事，而分店制就没了这弊端，因为在分店制下，只要把自己的主张说出，形成一套完整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审核与批准，就可以在规定的地域和时间内，放开胆子，独立自主地按改革者的意图去进行实践。就是说，中国以往从皇权制到一党一派执政制，虽都强调人才，几乎没有那天不在喊人才的重要性，却都是“让天下英雄尽入毂中”，若英才不为我所用，再有才气，宁肯灭之，也绝不留他与己并争天下，而共产党内路线斗争一次比一次更残酷，其根子也不能说与此无关。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与其说用人才，倒不如说用奴才。而分店制就一改这现状，因为分店制本身就是给了人人以“群雄争首”的机会，从此不再考虑任何人怎样想，而是只考虑实践的结果让党和人民来验收，这就从制度上不但保证了人才不再受人所制，而且保证了各店的每一行动，每一句话，都必须做到高度地为人民负责，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的事业负责，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必须能够立见成效，并用实践的事实，使大家真正感到和看到了这个政府的官员们都是真心在为人民服务，是真正的服务型的政府，而且在指导思想上，是真正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到了“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并“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因为只有在这方面做的更好者，才会被党和人民验收。仅此一点，就会引起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变化：　　
　　1，因为有了这一点，就使的各分店，包括主店，只能用他们的最大努力，使党和人民既感到又看到，在实践的成果上，他们不仅说的好，而且做的结果更好，从而党才能永保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一特征。并且各店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取胜，而不是把对方消灭。这不仅起着直接栽培和扶植人才的作用，而且使人才只能朝着“为民”的方向上发展，对领导来说，才能真正实现：领导人的重要，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　　
　　2，世上的事情很复杂，不可能每件事都由民来作主决定，但只要保证民在选领袖这点上真能做了主，民对官说的话就有了绝对的权威，从此整个政界就不会再只是权势者们自说自话，自圆其说的东西，也不再只是当权者自以为是，自吹自擂、自我辩解、自我标榜和自贴标签的东西，而是真正成了按人民意愿实实在在在办实事的行为。也才能使领导真正感到：领导者的威信，只能从自己实践的结果取得，而不能凭着手中的权力把自己设法封为圣人取得。也由此可知，一个社会能否真正成为公正、正义、有道德、诚实可信的社会，它的底线就在这里。　　
　　3，历史上像刘邦、朱元璋这些原本就是常人的人，在过去只能在乱世中才会成长为伟人，现在就可以和伟人随时展开公平竞争，取胜后随时由常人而跃为伟人。同时也使伟人在这时只能以常人姿态出现，就像当年孔子，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他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家，当时谁都不会把他当圣人看待，甚至玩童见到他那穷途潦倒的样子都要戏笑他，现在人们所说的“文有孔孟，武有关岳”，把他们当圣人，都是后人根据他们的成就和品德推崇的结果，不是他们凭着权势的自命。也只有造就出这样的大环境，真正的人才才不会埋没，不会遭杀害，胡锦涛总书记所希望出现的“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一切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永流”的施政目的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当这样的人才为民族做出最大功绩时，却又使的在他们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提出异议，并向他们发出挑战和取代的信号，其实这才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接力棒和动力源，才会使社会形成后浪推前浪的汹涌澎湃之势，所以应该珍视和爱护。因为作为民族的功臣，只有让民众不要停留在对自己感恩戴德的地位上而影响别人的超越，这个民族才会成为永远强大的民族。做为民族的功臣，若自己的认识和行为不能达到这高度，这制度也会逼着他必须这样做，久而久之，就会把这样的行为看成是真正为了民族强盛的最大义举，领袖们也才有可能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从而也才会使领袖从领袖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成为像常人一样生活的人，成为只知为民的“逍遥“领袖。　　
　　以上所举这三点，都是出自在分店制中能够实现了真正由民来选择领袖这一事实的前提下，也只有到这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构建成功。同时也告诉给人们，这是制度造成大环境的产物，不是那个人说几句话就可以做到的事。有本事和有权威的人，就是凭着权威和本事能建立起改变社会大环境的制度，而后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综上可知，分店制和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分封诸侯制有着最根本的不同：第一，它在全国只占很少的地方。第二，它的独立性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是为新政见者提供一个尝试的临时场地。第三，分店制中的各店，都是过度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央选好接班人，以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权永远掌在最得民心者的手中，实际成了既选“君”又治“君”的办法。第四，分店制的存在，就从制度上真正保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改在和平时期只有权势者得天下的弊端。第五，各店的特点，都是直接为人民的利益负责，只要有大志，有才德，经过实践，得到人民的最大拥护就可以达到目的，在这里没有阴谋，只有阳谋。第六，各分店的并存，就在全国建起了“择善而从”，“择主而仕”和“择善而举”的大环境，也就给各种人才创造下了用才之地。第七，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分店制就为这个开始打开了放便之门。第八，作为领袖，对自己的决策，朝令夕改，就不能取得大家的信赖，也就不能使大家的思想如同一把钻子集中到一点那样有力。但要作到这一点，这实际就又形成了“金口玉言”和“一言九鼎”之势，必然造成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的压制和专政，而分店制正好把“道不同不相为谋”者给了他们以另谋发展的机遇，把“一山不容二虎”的时代，一跃而变成了“群虎并腾而不乱”的新时代。第九，把执政者永远置于随时下台的地位，警钟常鸣，增强着它的危机感，也就使执政者再不敢以为得了天下，就可以对百姓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从而才可能一改打天下时靠人民，坐天下时压人民的那种对人民只是愚弄的时代。第十，从制度上就保证了执政者只能按民意办事，从而一改执政者强奸民意的种种行为，也就保证了时代永远能成为公平与正义的时代，不再出现指鹿为马的时代。　　
　　这里还涉及到分店制和民主集中制关系的问题，其实，在分店制下，从党中央，到主店和各分店内部，照旧实行的还是原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对不同意见者，不再只讲服从，而是允许他投奔到自己认为是最好的那个店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也可以自己申请开个分店，等等，因为有了这内容，同时就产生出了新特点，这就是当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或因开分店而失败，就可以根据其他各分店的特点，选找一个适宜发挥自己才智的店去一展才华。当那个分店因此而人满为患，就说明这个店最得民心，人们自然就会推举把它的主张和做法推向全国，由分店而上升为主店，这既是“择善而举”，也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将有领袖之志之才者，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推到领袖岗位上。归根，是把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的“多数”与“上级”（包括中央这个最大的上级在内），不是当作绝对正确而加以肯定，而是当作根据群众的觉悟来组织群众，同时又不使天下进入一日无主的无政府状态的灾难中而加以肯定的；同样，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的“少数”与“下级”，也不是当作绝对不正确而加以否定，而是当作正确，但还没被大家认识，因而给它一个发展和使大家认识的过程，这内容在原有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则是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分店制正好补充上了这一切，因此，这分店制的产生，却正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的不足的补充与完善。　　
　　总之，分店制的建立，不但不会造成像春秋战国那种诸侯混战局面，而是使的民主集中制更加完善，使老一辈革命家想要建起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和个人心情舒的新社会，最终成为现实，也只有到这时，真正和谐的社会才会构建成功。　　
　　如果这个分店制能够建成，就是说，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是实行的皇权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多党（实为资产阶级多派）制，到社会主义时期实行的是分店制。这和共产党现行的一党一派执政制作个比较，很明显可以看到：　　
　　1，和皇权制相比，一党一派执政制实际是放大的皇权制，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共性，都是把天下当作掌权者自己的独家天下来对待，所以皇权制产生出的弊端，在一党一派执政制中同样都会出现。这不是封建制的残余，而是自己制度弊端的体现。同时，在皇权制下，皇帝为了不使到儿子执政时失天下，一旦发现时弊，就会竭尽全力尽快克服，而且主观上一定为彻底解决而不遗余力，可在一党一派执政制下，就不容易做到这一步，反容易形成，当发现时弊，只要不妨自己在任时的安全和声誉，最好留给下任克服，因为只有下任出现的问题越多，才更能反衬出自己执政的正确与不凡，这又正是一党一派执政制不及皇权制的地方。2，和资本主义的多党（实为多派）制相比，因为这多党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突破了皇权制的独家天下，所以它就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内容；而一党一派制，就因为没有能完全突破皇权制的独家天下的特征，所以就使的共产党不能真正体现出共产党的“公”，反搞的不如资本主义的“私”了。因为多党（多派）制的长处，就是对各党各派的主张，到底谁更好，不再由那个大人物说了算，而是由代表民意机关中的多数人说了算；而一党一派制就做不到这一点，常常是把权势者的意图强加在人民头上，明明是强奸民意，还要说成是人民的意见，虚伪性很大。正因为这一点不及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在现阶段就败在了资本主义脚下，这不是证明资本主义本身比社会主义更好，只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及资本主义制度完善。3，共产党现行的一党一派制，因为没有能彻底突破皇权制的独家天下的弊端，而分店制就突破了，所以就可以和资本主义的天下为公的多党制相媲美了。但同时又克服了资本主义多党制的一大缺点，就是他们在竞争中，判断他们好坏的依据，只能是他们各自的讲演内容与承诺，并不是依据他们所讲的内容与承诺的实践结果，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像中国古代所发生的纸上谈兵的故事那样，他们说出的话虽然句句都得人心，而实践的结果就很可能成了另外的事情。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它和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的皇权制相比，确有很大的进步性，但和共产党要实行的分店制相比，就又显出了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总之，综上所述，共产党只有实行分店制，才能比人类以前的各种制度更优越，也才不会再走进改朝换代的怪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为像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那样彻底垮台，却也不像当初那样真受人民的拥护了。要改变这现实，也和打仗一样，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应该立足于整体，立足能以制度保证及时对时弊实行大变革上，才有希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前进中不断出现的被动局面。　　

　　八，究根保底　　
　　对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前节谈了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创建多派竞争的分店制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这一节再来追究一下根源，从中可进一步看到，怎样做，才能最后保住共产主义的底线永不变。要谈这问题，就得从人的天性谈起。　　
　　说到人的天性，看来很复杂，概括起来也不外有二：一，只要是正常人，总想争为人上人，总想比别人过的更好些，更富有些，欲壑难填，就成了人的一大天性；二，当这目的达不到时，以至生活不下去，到处受人欺，正是到这时，既会感叹“老天不公”，又会企盼天下财物人人有份，人人平等，平均主义的思想由此而生，并在这思想作用下，开始强烈地要求这个社会能成为“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就成了人的第二大天性。同时说明，这平均主义正是人在贫穷时的产物，也就成了天下弱势群体的共同思想，而且越穷，这思想越强烈；而争做人上人的思想，虽然人人有之，但因穷人没有争的条件，自然退避三舍，因此这争做人上人的思想，就成了富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越富，这思想就越强烈。也正是在这两种思想的碰撞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制度，一者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为创建共产主义制度而努力的各种行为。　　
　　其实这两种思想和行为尽管绝然不同，则又是伴随着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和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随时发生着变化。就以日常琐事为例，如设棋，开局之初，即使和最好的朋友设棋，也都是为了争个胜局，甚至为一步棋都会争个面红耳赤，一旦败局已定，马上就变成了力保平局的思想。其实这正是人的两大天性在伴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体现。再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例，起义之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均贫富的新社会，可起义成功后，结果谁都不能建起这样的社会，即使建起，也很快就遭到破坏，如在农民起义中建起的唐朝政权，他们确实想建起一个均贫富的社会，所以他们实行了均田制，结果农民得到土地后，为了争做人上人，又千方百计想再得到更多的土地；当官的，他们在参加义军时，也真想建一个均贫富的社会，可胜利了，自己也当上官了，但和大官相比，还想再争到他们之上，比他们过的更好些，正因这种思想和行为占了上风，结果对均贫富的事不但很少再想了，而且很快就使自己变成了巧取豪夺的极先锋。面对这一切，唐朝政权无论怎样健全法制，它能使大唐法律内容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闪光点，对后人能起明灯高照的作用，以及对破坏均田制的行为又实行了严刑峻法，最终，均田制还是遭到彻底破坏。这一切，说明他们并没有找到驾驭人的这两大天性在伴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办法，所以失败了。　　
　　其实共产党在创建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这两大天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样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在打天下时，当国民党士兵被俘后，因为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最下层，来到共产党内，官兵一律平等，待遇一律一样，这和国民党相比，就如登入天堂，所以感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真好，当然共产党人看到这情况，也很受鼓舞，同时坚定了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但随着全国的胜利，尤其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们，他们成了各级领导干部，成了新的统治者，但他们也并没因此而满足，因为和大官相比，自己仍不及他们，为了胜过他们，嘴上虽然在说共产党人不争官位大小，不要名利思想，但在内心就和他们绞起了劲，正是在这时，实际自己就进入到力争人上人的拼搏之中，也正是在这拼搏中，反感到自己原主张的共产主义原则和做法，成了阻力，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倒成了这时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使自己争为人上人的好制度。同时普通百姓也在变，如在井冈山时期实行共产主义原则，大家都感到好，所以就产生着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产生着改天换地的无穷力量。但到全国解放后，真正成立了人民公社，在公社里实现了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夙愿时，反出现了：“公社活，慢慢磨，磨到上午吃蒸馍”的行为，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的原则，就成了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源，但到又一种历史情况下，却又产生着消极的因素。百姓的这种变化，和功臣们在胜利后的迅速变化合在一起，就使一些人最后认定：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口号罢了，从此这些人对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意志，先由麻木不仁，接着便彻底丧失，所以苏联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据他的侄女柳芭移居美国后写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其弟弟：“什么共产主义，都是哄老百姓的空话。”说明到这时，首先在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中，就变的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而是相信起了资本主义，苏联最后的垮台，刨根挖底，就出在这里。这就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的失败，败就败在当解决了人们在物质上实现真平等后，即人们的物质生活都得到保障和提高后，这就给人人争做人上人创造下了条件，但怎样满足人们的这个天性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并没提到，而爬上共产党领导最高点的人，不是满足在自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上，就是没有解决这新问题的思想准备和勇气，使自己处在茫然无着之中，却又不能使在这方面有真本事和有勇气的人及时走向最高领导地位，这一切，共产主义的底线就被冲垮了，所以就使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中，最后不是重遭挫折，就是彻底失败。这是自己把自己搞垮的，不是敌人摧毁的。说明共产党在领导大家打得天下后，寻找不到驾驭人们争做人上人的新办法，自己就会走向垮台。这道理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道理实际同出一辙。　　
　　再看资本主义社会，他的最大特点，是自由竞争，这就最大程度地能满足着人人争做人上人的行为与要求，正因为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能争为人上人而奋斗，所以也就不惜把别人都踩在自己脚下。只知一条：“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凡能把他人当成老鼠吃掉的，就成了有本事的人；吃的越多，就说明本事越大，最后必然把整个社会变成争着人吃人的社会。结果，在这个社会中，我也吃人，人也吃我。我吃人时，心情很坦然，坑、蒙、拐、骗、抢，甚至用更残酷的手段，都不觉其非，正因这一点，所以法再严，再健全，都禁绝不了，而且在禁绝中，反使的“黑社会”势力由没到有地发展起来，同时也就使的吃我的人越来越多，也越严重起来，到这时，尤其那些只被人吃，而自己再吃不上人的人，就会强烈地产生着将这个社会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同时会把共产主义当作自己不惜一切去奋斗的目标。而那些吃人少，被人吃的人，就会由同情而发展成积极参与者。这时的矛盾，就成了“不患寡，只患不均”的问题了。资本主义保不住这个底线，资本主义最后的灭亡，必然由此而起。　　
　　从上可知，不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们都是人的天性需求的产物，但没解决了人的天性的全部，而只是各解决了一部。这就确定了它既有自己长处，同时也都有自己致命的短处。在实践中，它们也都为发扬自己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在做着各种努力，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勇士们，当解决了人们在物质上的平等待遇后，则因没有解决了人们在争做人上人这一天性的要求，结果就产生了隋性，但怎样解决这一问题，虽然马列主义没有得到解决，但到毛泽东时，总结经验，最后找到的办法：（1）就是让人们从思想上找差距，使人们在思想上争做人上人，而不是在物质上争做人上人。实践结果，果然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2）提出过七八年就来一次群众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以此保证各级干部都能做到按照群众在这时争做人上人的需求来制定通往共产主义的政策，这就给人们指出了前进方向，所以这时的人们，对共产主义都充满着足够的信心和希望，这就说明，毛泽东确实找到了巩固和发展共产主义的保底办法。同时，当共产主义在解决自己的保底问题时，资本主义也在找他们的保底办法，结果最后找到的办法，就是对天下穷人普遍实行救济，以缩小贫富的差距，结果很有效，所以资本主义几经残喘，结果至今仍没灭亡。　　
　　再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实践的总成果中看，又可看出：　　
　　1，社会主义在思想上使人争做人上人，就使社会得以静化；资本主义在物质上争做人上人，就把社会变成了人吃人的社会。　　
　　2，资本主义实行“平等”竞争，实际穷人是靠给富人打工维生，主动权在富人，不在穷人手中，结果必然形成：人家吃稠我喝稀；人家吃好我吃坏；人家做起事财大气粗，因为是主人，我做起事不但忍气吞声，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失掉饭碗，因为是奴才。正因如此，就使的穷人在富人面前，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平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因为在物质上实现了真平等，并用群众运动的办法，逼使干部在此基础上及时制定出能满足大家争做人上人的新政策，这个主动权在民不在官，所以民才会有了自己的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人权。　　
　　3，社会主义在思想上争做人上人，以及通过群众运动使干部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及时制定出满足大家争做人上人的新的政策内容，这一切，落脚点则都落在增加和保护人人所得到的在物质享受上的真平等权，避免社会财富被少数人窃取，以杜绝富人对穷人的欺压；资本主义实行对穷人的救济行为，落脚点则落在不要使穷人干扰了富人的生活，归根是在保护富人的利益，使社会永远成为富人欺压穷人的社会。　　
　　以上三点，足以说明，对劳动人民来说，社会主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的阵营至今仍然存在，可社会主义阵营则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资本主义在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时，采取济贫的办法，这样做，得到救济的人就会感恩戴德。但也并不彻底，因为富者太富了，就显的穷者更穷了，穷者照样不满；若对穷者救济多了，富者又会很不满，到底这矛盾怎样缓解，资本主义实行多党制，就是说，在台上的解决不好，在台下的找原因，综合各方意见，就提出使大家都可接受的新意见，并因此走上台，不管最后解决的程度如何，却给各方带来希望，同时就使这矛盾得以暂缓。当新上台的又出现了新矛盾，或使原矛盾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台下的就会再提出新意见，再给人们带来新希望，轮番如此，虽欺骗性很大，却也使的它绝路逢生，正因如此，资本主义虽然没落了，却能得以残喘不灭。　　
　　2，社会主义在解决人们争做人上人的要求上，是通过群众运动和从思想上找差距的办法来解决，这和资本主义从物质上的解决相比，因为人们一顿饭不吃都饿的慌，所以追求物质就成了大家随时随地的事，在这点上，资本主义给了大家以平等竞争的待遇，但在实际的竞争中，富人有资本，穷人没有，正是这个不平等，就会在竞争中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但这是在竞争中自然形成，不是某人所为，所以自己穷了，只能怪自己没生在富人家，怪自己没本事，怪自己命运不好，怪神不佑自己，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科学再发达，迷信则不灭，甚至大加提倡，原因即本于此。可社会主义是通过群众运动和从思想上找差距的办法来解决，这办法往往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由当政者发动群众来实现，当内容脱离群众的实际时，对群众的发动，就很难再发动起来，面对此情，当政者只认为这是群众觉悟不高的表现，解决办法，就是加强教育力度，对“反对”者，捏个罪名，当成反面教员，结果越这样加强，大家越感到这个教育就变成了思想上的强制。再加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派执政制，你在台上加强“教育”，已经使大家无法忍受了，却又没有新的主张出来加以解决，因此大家会对共产主义失望；再说群众运动，矛头主要对的是领导干部，他们对这运动首先就会感到忍受不了，所以一旦登上权力之巅，结合群众也有忍受不了的感受，这两者的结合，就对改变这现实，成为必然.，然而怎样改变？虽然口上喊着创新，可自己又创不出新的办法，形势逼着又不能停顿，正是在这时，开始了有意或无意，向资本主义靠拢，就这样，共产主义虽好，结果反造成英年早逝的结局。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人人都可争做人上人的基本条件，但在解决怎样就能使人人都可永保争做人上人的问题上，若只从物质上解决，自然就把资本主义那种竞争当成了学习的榜样，最后必然又和以往一切革命的结局都一样，最后成为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若从思想上着手，达到物质上共同富余和提高的目的，但这个思想，绝不只是指官家自己的思想，而是指群众不断发展中的思想，当官家掌握不准这个思想时，就如中医给人治病，没把准脉象，就开药方，结局只能是把人吃坏，吃死。共产主义的挫折与失败就出在这里。　　
　　综上所谈，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由盛到衰，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只能成为一种理想，根本就不可能在实践中成为现实，而是因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伴随人们物质生活得到共同提高的前提下，共产党在满足官与民再争人上人这一天性的要求上，并没得到尽善尽美的解决，问题就出在，因为人们争做人上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这对执政者来说，就产生着不同的任务，而且下阶段任务的产生，常常就孕育在现阶段的母体中，而现阶段中的不少内容和做法，虽然即将过时，或已经过时，这对当政者来说，就很难看出和说准，即使看出了也很难接受和直说，也就很难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办法，而对别人找准的说法与办法，又因当政者不会认同，也就很难破冰而出，面对这一切难题，若实行多派竞争的分店制后，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这多派竞争的分店制，就是专将有超前意识的强人，从掌权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给了他们以大胆设想和尝试的天地，同时使那些想在官场上一显身手，争为人上人的人，尤其对上层人来说，也就随着这多派的竞争，有了自己公开争的机会，再不必“伪装”和“屈就”了，也就增强了官场上的光明性。就是说，官场上的这种竞争，是为了找准下阶段广大群众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中怎样争为人上人的新路，同时就把当官的争做人上人的行为，变成了对党的忠诚和用智慧来为党不断探路的行为，以保证党在任何时期都不走错路。当自己争不上时，也就再不会怨天尤人，而是只能怨自己没有争上。而争上台的人，再把毛泽东的办法用上，以净化干部队伍，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永远充满着大干社会主义的热忱，因此，这也就成了共产主义永盛不衰的保底良方。否则，历史将会进入一个再由共产主义回到资本主义；接着再由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样反复更替的时期，不管打什么旗，实际这就成了新时期改朝换代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同时搅的天下不得安宁。这一切，不要怨人，全在制度，因为任何个人都不能永远及时做到顺应和驾驭人们的天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产生着的不同要求与表现，只有制度能做到，也才能保住巩固和发展共产主义的这个底线。　　

　　九，最后的话　　
　　以上说了那么多，最后再说三点，作为全文最后的话：　　
　　1，毛泽东虽是千古少有的一伟人，尤其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仍将屁股能坐在弱势群体一边，并为天下弱势群体在如何解决争做人上人，使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这一难题上，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卓越贡献与成就，但同时也有错误，最大者，就是没冲破种种困难，先将分店制建起.。正因如此，产生了以下问题：（1）对反对他的主张者的主张，在当时毛泽东对其后果的预测与推断，被后来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准确，也正因为毛泽东当时怕产生这后果，所以毛泽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反被他们把这说成是虚假不实之词，说成是封建专制独裁的表现。从现象上看，毛泽东掌着权，一切由他自己说了算，确实像个新帝王，但如果建起分店制，用各自实践结果作比较，大家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毛泽东把自己当成帝王而独裁，而是因为毛泽东正确，就应该照他的办。正因为没建起分店制，所以就没有得出这结论。（2）替曹操翻案，这本是毛泽东提出，是为创建分店制在作思想准备，这对解放思想，使人们敢于对中央决策提出质疑，使大家相信科学，不相信权威，无疑起着推动和带头作用，但就因没有建起分店制，对不同意见也就只能用推断说出他们的错与对，最后又只能是谁权大谁说了算，不是实践的结果说了算，这事实，就突出了权者的霸道性，失去了平等性，对被指摘一方，大家就会感到，不是因为他们不对，而是因为他们没权，这就使的他们在权者面前，成了弱者，也就使天下弱势群体在均贫富思想的作用下，对他们产生同情和支持，也就使掌权者的正确，因此而遭到挫折或失败。（3）就因为没建起分店制，这不仅对毛泽东一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造成最大缺憾，甚至造成误解，而且也成了后来党在前进中不断产生矛盾又不得解决，从而成了群众对党产生不满的根源。　　
　　2，刘、邓的最大优点，是敢于站在巨人肩头，大气磅礴，把时代推向新阶段，民族的强盛和党的兴旺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但因没有创出这样的体制，而是在一党一派执政制下搞的：失败了，就成为篡党夺权的乱臣贼子；成功了，又会成为打倒皇帝坐皇帝，在百姓眼中，这和历史上的“曹、朱”并没两样。后来百姓对党的意见越来越大，使党和民族的凝聚力大减，完全像“曹、朱”在历史上所引起的后果。现在不少迹象表明，有人又在请孔孟之道，其实更糟，因为曹、朱造成的历史后果，就因为它违反了儒家的“君为臣纲”，因此把孔、孟之道再请来，不但对医治现实无益，而且会起火上浇油的作用。同时还有两大新问题不得解决：（1）怎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2）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这一切问题都不得解决，就会叫人会感到，在医治残酷的现实面前，共产党几乎到了得病乱求医的程度，似有黔驴技穷之嫌。而要解决这一切，看来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思想指导下，建起一党多派竞争制，把刘、邓作为其中的一派旗手，他们的行为才会显出合理性和合法性，大家也才不会再把他们的行为当成“曹、朱”，也就不会再造成像“曹、朱”那样的历史结局。而且也只有从多派竞争角度上看待充满斗争的党史，才会得出和谐的结论。也才能为建起真正的和谐社会打下一脉相承而又坚实的思想基础。　　
　　3，本文草成之后，征求朋友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其中一条说：贬毛少；贬刘、邓多，不合时意。其实这正是几经努力，想要克服掉的问题，结果也没彻底克服，究其原因：　　
　　（1）确实认为，在全国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干部们的地位变了，群众的生活都有了保障和提高，正因如此，不论干部和群众都产生出了新的要求，出现了新的矛盾，对解决这新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提及，这就需要进行新探讨，正是在探讨解决这新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千方百计想杜绝少数人富，尤其怕干部利用职权，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成果，成为破坏大家走共同富余道路的带头人；刘、邓则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认为这少数人的富可以带动大家走向共同富余的路。对这两种意见若让党员投票，确实不会投赞成刘、邓的票，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改朝换代后的新政权者都可以说：他们夺取政权后实现了少数人的富，正是为了带动大家走向共同富余的路，结果则使贫富越来越悬殊，使自己的政权变成了富人的政权，最后又被穷人起来把他们推翻，这事实就证明着，他们的话是永恒的空话，但组织作了决定，做为党员，一定服从，可一旦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自然就要说出，本文中出现的贬毛少；贬刘、邓多的问题，是否正是由此而起，细又想，不全是，因为还有一种思想，即对待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斗争，认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为了他们个人，因此不要因为犯了错误，就把他们说的一无是处，如对陈独秀，在建党问题上，他的功劳太大了，但在怎样夺取政权问题上，就犯了错误，但不能因此，对他在建党问题上有党之父的功劳，就哑口不言，或把功劳归于他人；再如李立三，大革命失败后，在那迷茫无路的关键时刻，是他“首倡南昌起义”，向党建议走武装夺权的路，并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领导并挫败了张国焘阻止起义的图谋，可就因后来犯了错误，再说到武装夺权的事，就很少有人能想到他。其实这些人对党都是忠诚的战士，如陈独秀，37年出狱，蒋介石试图劝他组建“新的共产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对干，这是多么显赫的地位啊！可他拒绝了，而是和党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希望“重新为党工作”。说明他的奋斗正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求得显赫的地位，结果被王明当作托派拒之门外，从此他就成了像没娘的孩子被抛到荒山野地一样孤单与凄凉，在贫病交困中结束了生命，即使这样，他也不会投靠蒋介石以求“殊荣”；再如矍秋白，因犯错误遭到冷落，但在敌人屠刀下，他仍不亏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像这样的同志太多了，除了个别的投敌叛变者外，如张国焘，都是多么好的同志啊！常为他们因犯错误就得不到公正待遇而不平，所以写此文时，就是要从中吸取教训，再不要像木匠斧头一边砍，所以说，产生贬刘、邓多的原因不会出在这里。　　
　　（2）再一想，这主要原因是因为文中所说之事，都是在一党一派执政制下发生的，在这制度下，大家既想得到自由与民主，但又不同意“臣子”直取“君权”，因为在没建起“臣”直取“君权”的制度之前，大家都这样做起来，天下必然大乱。所以在皇权制下，大家都听皇帝的，产生了忠君思想；在一党一派执政制下，共产党也总结出一条，就是“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家有千人，主事一人”，这正是中国人治乱总结出的经验结晶。所以历史上的“曹、朱”，他们以权臣身份夺得君权之后，尽管他们也都竭力为改善人们生活而努力，民也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叫好，可一结合“臣”夺“君权”的事，发生在国家，国家乱；发生在家庭，家庭乱，这就把他们又当成祸根，对他们的叫好，就成了貌合神离的表现，成了一时权宜之计，内心却潜伏下永恒的不满与反对。就是说，这时的掌权者可以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说成正确，却不能医治百姓对他们因此而产生的貌合神离的内心世界。再结合我党情况，在党未建起多派竞争制前，有人凭职权另起炉灶，尽管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结果则出现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怪事，其实这根子和历史上人们对曹、朱的行为都是同出一辙，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朋友对本文所提意见，虽然也正是想要克服的问题，可主观上再做怎样的努力，效果却总不理想，究其原因，恐怕也正是出自这无形力量的制约。正因为有了这个体会，所以才这样说，没这样体会的人，一定会说这是荒谬之论，因此此作也就成了像《红楼梦》中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痴，谁解其中味。” 　　
　　这里最根本一条，是涉及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这问题也如中国古老哲学中的阴和阳的关系，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生存和发殿的条件：没有物质，人就没了生命，当然也就没了精神，说明物质正是精神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此物质是第一性的；可有了物质，人有了生命，而人类所需的维持生命的物质，又正是在人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取得，没了这正确思想做指导，同样不会产生出大量的物质，也就无法再谈什么科学与生产的大发展，从这个角度讲，精神就又成了产生大量物质的决定条件。在现实生活中，人没有物质不幸福；可物质多的人，也并不等于就是幸福的人。这一切都说明，精神和物质，虽有主次之分，却不可偏废。那种认为只要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大家就会拥护的想法，实际就违反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人们的行为看来很复杂，归根却都是照此理办事。　　
　　总之，中国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像这样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要使中国再走向强大，无论智者再作怎样有成就的努力，最终都将徒劳无功。而现在有很多关键性的矛盾，结果越解决，群众意见似乎越大；有的地方和有的民族闹起独立性；在国际上，面对一些强国的蛮横也硬不起来；一些邻国对领海趁机霸占；对已霸占的领土与领海似乎没了归还之意，这一切，很可能正是中国又走进新的大衰败期的萌芽与验证，因为这些事实，和两大衰败期中出现的事实，不少很相似，只是程度还没到那样严重，恐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就是说，从现在起，若仍拿不出有效根治办法，最终中国的衰败就会从这萌芽发展成不可阻挡之势，想到这里，真叫人不安。而要解决这问题，恐怕也只有用毛泽东所提出的在党内实行多派竞争的分店制这一办法，因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刘、邓的行为具有了合理和合法性，也才会使党内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主张，及时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新动力，为此也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国家会强盛了再强盛，党的事业会兴旺了再兴旺。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就等于革命的任务实际还没最后完成。既是如此，这里就又用得着一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许努力！　　
　　认为：如果只顺着中央的口径说好，看来很忠，很合时宜，结果使大家对中央的不满不但无益解决，而且会助长中央产生讳疾忌医的作用，归根成了大奸，成了大逆不道的违时行为。　　
　　让人们说这是荒谬之论罢，事实将会证明，文中所谈，说出了历史的真实。　　
　　写于2006年.2月，修改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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