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与社会学帝国主义

本文是应“”网站“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征文

：老田

1980年代以后对于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已经由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解释模式——“邓胡记毛泽东思想”——所独家垄断，这一解释模式的出台主要与“两邓三胡”（邓小平、邓力群、胡耀邦、胡乔木、胡绳）这五个人有关。邓胡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把毛泽东思想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割裂开来，变成一种与具体历史社会过程无关的智力创造，从而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随心所欲地披露和解释（按照特定人群需要来“实事求是”地加以取舍并根据某种需要选择“真理检验”的解释模式）；邓胡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把毛泽东思想中间对于社会阶级和制度变革相关性的认识部分，竭力加以屏蔽和歪曲。最后宣布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仅仅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本文从三个方面重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结构的联系，就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色而言，他总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结合社会结构去理解，最终是把社会结构的解释价值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他独特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解释路径。正文第一部分把革命前乡村社会的分层与矛盾关系再现出来，重建共产党人在革命期间对于社会矛盾的认识和政策策略的针对性所在，并由此突破了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狭隘眼界。第二部分追溯毛泽东如何观察新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特别是共产党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新制度的态度，由此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了他对于社会分层与矛盾冲突性质认识的逐步演进过程；由于晚年毛泽东对于权力蜕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稳定性的危险尤其重视，所以，邓胡记毛泽东思想对于第三个阶段的阶级斗争思想更是竭尽全力予以歪曲。第三部分从新制度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肯定和否定出发，再现了公有制建立之后的利益再分配现实与各个阶层的不同意愿，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问题，以及毛泽东对此的认识和为了捍卫新制度的稳定所做出的努力。而毛泽东思想无疑就发生在这一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间，只有联系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才能形成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认识。

一种贯通经济与政治的社会结构分析新图式

革命时代，毛泽东对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析，始终怀有一个为变革社会制度寻找依靠力量的“实用主义目标”在内，把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于制度的不同需要联系到社会结构分析来考察，也是毛泽东做社会结构分析的鲜明特色；他晚年思想中间所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也仍然是围绕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问题意识来展开的。甚至可以说，在毛泽东那里，正是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制度需求，并为此而选择性地去推动现实社会的制度变革过程，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正是联系到制度选择之后才获得分析价值的，而且，在实际上，毛泽东也实际上较少把重点放置在阶级结构的“实然”分析上，而是着眼于与阶级结构相联系的制度变革的依靠力量和反对力量识别上，是一种为“政策”寻找基础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框架，在革命年代的经验基础上，一步步地形成一种观察世界的模式，其要点是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问题联系起来看待，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返回到社会结构认识中间去寻求解释。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把这个认识进行总结提炼，上升为哲学性的认识论，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就是这么来看待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毛泽东在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的两三年的时间里的革命实践，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特有的思想的孕育、形成情况。在经过其后数年间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大风大浪之后，这一思想在这个时期以惊人的凝缩形式产生出一种哲学，不言而喻就是《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论著。”“《矛盾论》则是表示有关世界构造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对其斗争中产生的斗争方法、斗争战略的自我反省。”[1]

也许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通过写作《矛盾论》和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来作为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起点，正是与把分析的重点放置在与阶级结构相关的制度选择差别上，他对社会结构的极端重视主要在于“功能”和“政策应用”方面而不在阶级本身，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像普通的社会学研究者那样通过详尽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来呈现实然的社会分层状况，而是通过对社会结构进行“哲学化”处理，以最少的精力把认识的起点确定下来，这看起来是一种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同时也止步于政策认识需要的“偷懒”方法，由此毛泽东思想中间那种极为浓厚的社会学底色也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转而重视其哲学和认识论方面。

不独毛泽东为然，大多数共产党人在革命的经验中间，都形成一种把社会结构、经济剩余分配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诸方面结合起来看待的新图式，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就是从这种新的认识图式中间产生出来的，这种认识图式的形成首先是与农村革命期间对垒阶级的斗争策略和力量对比决定的。

在农村社区中间，一个农民越是穷困，他的谈判地位就越是下降，在市场中间就越是要成为“贫困”的受害者，正是在非人格化的市场关系中间，农民越发得不到丝毫保护和体恤而成为富人的牟利对象。1925年毛泽东亲历了韶山大旱，亲眼看见乡村富人借机囤积粮食抬价并进一步降低农民谈判地位以加速掠夺农民的实例，说明土豪劣绅非常熟谙市场供求规律的操纵技术，并赶在农民谈判地位最为不利的时节来安排最有利于他们的交易：

“自七月以来，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韶山发生了早灾。骄阳似火，田地龟裂，禾苗枯萎。农民们半年的辛勤劳动，眼看就要落空。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农民家里连锅也揭不开了。有些人家只好拖老带小，外出讨饭。正当干早严重威胁着韶山一带农民的时侯，地主豪绅们却幸灾乐祸起来。他们不但照样吃、喝、玩，乐，而且把自己谷仓里的大批粮食故意囤积起来，寻机高价出售，趁火打劫。起初，一升米六十文，很快涨到一百六十文，后来索性有行无市了。他们把大批谷子偷偷运到湘潭城里牟取暴利，然后大放高利贷，大买青苗，残酷压榨农民。”[2]

针对土豪劣绅恶化本地市场供求关系的操纵技术，毛泽东指导当地共产党员领导的“雪耻会”开展平粜、阻止米谷出境的斗争，并偶尔采取开仓、杀猪、吃大户等方式，最后迫使土豪们同意平粜。贫苦农民和土豪劣绅双方进行利益博弈的焦点是粮食价格，博弈双方所依托的优势和方法，在后续的革命进程中间一再重现：富人是土地和粮食垄断供给方拥有经济优势，贫苦农民依仗组织起来的政治优势以压倒之。在韶山大旱年份的博弈中间，由于双方短兵相接，都来不及运用较为费时的博弈方法，后来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中，不仅仅经济优势和组织力量成为博弈的策略，意识形态方面的再造也被充分运用起来。

抗战期间，适应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要求，共产党人放弃了分田分地的土改政策，转而致力于减租减息。由于受制于劳动力低下的相对价格，减租减息政策很难落实，因为贫农在占有土地的地主富农面前处于一种低下的谈判地位，这是市场关系中间活生生的力量对比。国民党也曾于一九三○年颁布《土地法》并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由于没有配套的措施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力量优势，这一政策就不可能落实。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也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他们是真的想要帮助农民实现这一目标，就切实着手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一个事后的总结说得非常精辟：

“减租减息是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而它的实现又是取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对地主让步。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条件下，地主在经济上的优势，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尚不能完全扭转，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优势，却是可以而且必须改变的。通过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农民，改造乡村政权，建立农民在政治上的优势，弥补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3]

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工作，太行根据地做得最好。这是因为他们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发现了国民党的三七五减租法令和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难以落实的原因，并进一步采取针对性行动才取得成效的，他们的调查结果也很好地检验了所有权起决定作用的其他条件：

“调查证明：减租减息不止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进一步发动农民支援战争，而且是一次异常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它包括着阶级关系和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的大变动。如果不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让他们自觉地起来斗争，单纯靠政府从上而下以命令行事，真正彻底的减租减息是很难实现的。当然，如果没有政府法令作依据，没有政权和军队的支持和保护，地主阶级也不会轻易让步，农民进行斗争就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针对农民的‘命运’、‘良心’观点和各种顾虑，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用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结合地主剥削农民的具体事实，教育农民，让农民懂得地主的土地和地里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耕地，也不会生产出粮食；同时，用地主阶级通过祖佃、债务关系兼并农民土地的生动事例，说明土地的主人原来是农民而不是地主，又用地主的发家史教育农民，地主之所以发家是剥削的结果，是‘坑害’穷人的结果……。通过这些教育，使农民逐渐认识到一切财富（包括地主的财产）都是农民劳动创造的，一切应归劳动者所有的道理。”“实践还证明：如果没有一支形成优势的纯洁的阶级队伍，没有一个支持群众运动的抗日民主政权，‘双减’运动是搞不起来的。”[4]

要系统地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最后就需要建立一种站在劳动者背后的政权，并颠覆站在地主背后的国民党政权，革命与劳动力相对地位的提升之间有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共产党人很善于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经济表像背后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给农民看。这些革命实践中间艰难取得的知识，没有写入书本，农民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和土改中间的学会的内容，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知识和规则，实际上也是一种打破了西方学科壁垒的看世界的新图式，把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起来分析并寻求一种现实可行的改造世界的道路。知识分子与农民革命家的差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范式冲突”，与书斋学者专业而狭隘视野完全不同，共产党人很早就看到了所有制或者财产权并不能单独起作用，从革命需要出发，经济问题往往被降低到次生的和被决定的“第二性”地位上来看待的，经济问题没有被局限在“纯经济”的狭窄视野里去解读，而是与政治权力和舆论氛围的变化结合起来分析的，这固然与共产党人追求在现实中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权力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独立起作用的限度。学术界过分看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标志作用，似乎是一个通病，许多倾向各异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有这个共同点：

“强调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内容所造成的重要后果，是把重点放在所有制关系上，把它看作区别经济体制的关键因素。这种强调根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古典经济学，并被卡尔·马克思提到教义的高度。马克思的整个分析是以经济阶级之间的斗争为基础的，他的阶级定义又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5]

中国革命中间发生在乡村社会变革中间的经验，很快就反映到毛泽东的思想中间去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视野是一种突破。毛泽东毕生都是从社会结构的矛盾和对抗中间去寻求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答案的，受这样一种观察世界图式的影响，他看待马克思的角度也完全不同于那种“所有制教义”理解，而是把马克思理论也看作一种“基础是社会学”的总体理论。[6]

“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尼克·奈特发现，如果将《矛盾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加以比较，那么。其中一个重大的差别是毛泽东在概念或术语的表述上有了新的突破。其最重要的表现是，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曾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类经典马克思主义术语表达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自此以后直至1955年，毛似乎未再使用上层建筑及其与经济基础相矛盾这类社会范畴，而将以上两组对立统一的命题，改为政治、经济、文化为内容的三项命题。尼克，奈特认为，这种‘三分法’的概括体系，更有助于反映复杂、具体的中国国情，在这种角度上，‘政治’被突出地提炼出来，从而在理论上避免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与‘文化’)三分法的机械理解的可能性。”“毛泽东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战略大师，而且在理论阐述的风格上也往往于平和之处起惊雷，渗透着中国特色的思维和典型特征，那创造性底蕴只有深入体验才能感觉和再现。通过尼克·奈特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如何通过众所周知的命题，突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固有矛盾，通过‘三分法’取代‘两分法’的理论再现，本质上将‘政治’以及‘思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提高到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突出位置，强调了‘政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从而使‘理论’更符合‘实际’。‘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20世纪之中国’。”“尼克·奈特非常自信地认为，施拉姆、史华兹、迈斯纳、韦克曼等人的毛泽东研究中关于毛泽东犯了唯意志论、唯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7]

特别值得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权力的换手方面，从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后来的土改经验看，在乡村社会的场景中间，颠覆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很容易的，关键就在于旧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超额剥削，始终没有取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与乡村社会的小传统相对立。新的制度肯定了多数人贫苦农民的生存利益之后，与旧秩序旧制度一致的各种思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许多地方往往是一场“诉苦+批斗恶霸地主”的会议之后，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权力和社会声望就被轻而易举地彻底颠覆了。不仅乡村地区是这样，建国初期的城市社会变革，也很像是吴敬琏近年来格外“剔戒”的“高层和底层的合流”模式：“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民政府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使其陷于完全的孤立，在社会上‘变为臭阶级’（毛泽东1953年在党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资产阶级也感到无路可走，不能自立，要求国家‘计划他’。”[8]

应该说，不管参加革命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在认识上是否自觉，从他们参加群众动员和军队领导工作中间，很容易把政治、阶级和文化诸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打通，也绝不会拘泥于经济决定论的简单思维套路。这样一种看问题的视野，应该说确实是共产党的共同智慧，虽然“结晶”的完整形式是载入了毛泽东著作的，但是看问题的视野却是在经验基础上共享的。正是因为这样，虽然共产党人文化水平不足，但是要颠覆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还是得心应手的。新中国工会成立之后，用非常原始的口头宣传方法就颠覆了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最终效果都是与农村土改的效果一样：

“从地方到厂矿基层，普遍采取组织职工上大课，举办短期训练班和职工夜校等形式，进行劳动创造世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基本常识教育。由于当时缺乏固定场所、缺乏教员等条件限制，加上职工中60—80%是文盲，因此，主要靠口头宣传为主。”“一九五○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后，各地党、政、工会、青年团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在广大职工中开展起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时事政策、阶级斗争教育运动。几乎百分之百的职工都受到一次意义深远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并勇敢地参加了斗争。各工矿企业，组织形势报告会、控诉反革命罪行和诉苦大会，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并通过订立爱国公约、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等形式，把提高个人觉悟同完成恢复发展生产任务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家喻户晓的全民政治教育运动。继后，结合‘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在职工中进行阶级教育。”“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许多地方和工矿企业开始对职工开展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大职工中开展的政治启蒙教育运动，对培育新中国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旧中国工人阶级身受极其残酷的剥削和政治压迫，和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从阶级本能上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往往一堂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工人们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懂得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就为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从而信心百倍地为争取美好未来而奋不顾身地去战斗。”[9]

建国后，涉及到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一系列的文艺批判运动，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疏整理，产生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大。但是，在农村土改中间和城市工人中间进行“谁养活谁”的辩论和思想教育运动，涉及到旧统治阶级和旧制度失去信誉，所影响的人口数量要多出上百倍，更为深入地促进了社会评价标准的整体性变革，这在学界的研究中间却受到忽视，从而，学界在理解新中国的变革过程和在理论上再现这一过程的时候，就有了一块大的空白，与这一“文化权力换手过程”的空白相关，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常常把制度变革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旧统治阶级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大历史转变，不仅仅单纯意味着旧统治阶级象征资本的被剥夺，更重要的是这使得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再也无法被包装成为普遍利益，给予起码的辩护和遮蔽，因此一个社会变革的潮流就变得不可阻挡了。新中国的最初几年，低水平的革命家群体顺利地领导群众干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但是，那些大知识分子们至今没有说清楚革命的要点到底在哪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看起来，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间发展出来的看世界图式，知识界至今仍然是相当隔膜的。

把资本主义误认一种经济制度，误认为一种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误认为一种通过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自动机制，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出发点，据此形成的观察视野局限，难免误判新中国的历史过程和重大事件，这就导致过分看重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公私合营”事件，并把这作为评判制度和社会变革的标准依据，也因此很容易忽略所有权转移之前的种种社会关系改造和象征资本领域的革命。布罗代尔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时候，得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10]“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其实，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寄生物，它同国家这个始终碍手碍脚的庞然大物几乎势均力敌；资本主义还利用文化为加固社会大厦而提供的全部支持，文化虽然并非为社会各阶层平均享受，而且其内部派别丛生和矛盾众多，但归根到底总是竭尽最大努力去支持现秩序；资本主义拥戴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11]

在资本改造社会关系从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间，市场货币关系的兴起自然要受到受损者的反抗。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赞同波兰尼的观点，认为近代以来劳动力、货币和自然的三波市场化，都因为不恰当地突出交换价值因而损害了使用价值：“波兰尼认为，对这些事物的商品化，使他们臣服于不受节制的市场交换，破坏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削弱了它们所谓生产要素的效用。交换模式对生产模式有背叛作用。”“资本可以任意雇佣和解雇劳工，而丝毫不考虑他们的生存；它同样也破坏了它原先嵌入其中的传统社区。”由此，劳动力的商品化对劳动者的损害，引发了社会自发的自我重构，产生了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12]一般而言，在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中间很容易产生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整体性视野和史观，在这样一种史观的形成和应用的实践中间，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很容易压倒经济决定论，毕竟损害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市场化过程正是对称运动的限制目标，作为被限制目标的市场和经济因素不可能不成为某种有待于完善和改进的缺陷丛生的对象，单单只是这样一种看问题的视野，就足以瓦解一切基于市场价格体系的光环和迷信，这样的看世界图式对于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不心甘情愿接受者而言，显然就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看世界的方式不可能不反映人们的利益立场和愿望。

由于预设了制度选择与阶级利益相关，所以，建国初期的制度转型时期就很重视个人的“阶级成份”——那些出身被剥削阶级的人士被假设为更赞成取消了剥削的新制度，由此，在干部提拔和积极分子培养方面优先得到照顾。特别是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间，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建立起贫下中农的绝对领导优势”。由于土改杜绝了“和平土改”，通过组织贫农团之后并主持斗争了旧统治阶级，所以乡村社区中间的舆论转换非常彻底，在合作化这样一个巨大的制度变革过程中的阻力很小，根据对合作化时期基层干部的回忆，“土改后中农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敢随便讲话了”，[13]制度变革过程中间的利益受损者在这种特定的舆论氛围中间，多数人都明智地选择了鸦雀无声。

毛泽东反复申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观点，确实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共产党人革命时代动员农民群体所形成的集体经验，体现了仅仅拥有劳动力的平民阶层和拥有资本和土地的统治阶级长达二十余年的博弈选择，是作为反对劳动力市场化的对冲运动的不二选择。政治方面至少要包括形成有组织力量的组织工作和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宣传工作两个方面，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先导，而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剩余的分配依据变革，都被看作是第二位的和被决定的事项，丧失了作为决定上层建筑的第一性地位。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不仅让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打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区隔，而且不得不选择了一个解决经济领域“负外部性”的替代选择——以行政管制方式去替代市场，以便实现对于劳动力的保护和实现农业剩余顺利流入工业化轨道。由于业已认定政府的行政管制，与多数人的利益和地位紧密相关，不考虑市场对政府管制的逆向替代，所以，与行政管制相关的负面影响，在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中间就越发具有重要地位。

建国后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三个不同阶段

陈晋在毛泽东诗词里有一个发现，自从1959年10月《读报诗》写作之后：“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态。其晚年之作的四类作品，拥有一条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泽东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14]很显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新的变化来自修正主义这一部分，在中国的现实中间“修正主义”和“高薪阶层”都是有特指的——主要部分是共产党干部群体和部分知识精英，对于这个群体产生的不同看法，业已成为毛泽东作出新判断的依据。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主流学者不同，“文革”期间高干子弟组织“联动”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15]，把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转变（特别是对于干部阶层作出不利判断的时间）的时间界线划在1959/1960年，这无疑比把分界线划在1956/1957年之间要准确。

从毛泽东的许多内部讲话看，1956—1958年期间他仍然着眼于维护扁平化管理，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求，并号召开展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1958年是从反面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到了1959年之后这些就很少再提起了，转而大讲反修防修，这说明毛泽东对于管理层的判断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而在这个期间，干部群体的主要消极表现，一是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积极，二是在反右期间打击批评意见（与流行的看法不同，童小溪认为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是对符合共产党需要的左派的一次集中打击，性质是革命后一次不完全的热月反动），三是1958年党阀和学阀结合在报纸上宣传“高产卫星”以满足政绩需要（今天网络上有“铁三角”之说，那时没有经济精英，只有两个方面的消极结合）。毛泽东于1959年所形成的突围心态，实际上是以赫鲁晓夫为模本，把修正主义和社会分层结构中间处于上层地位群体的结构性利益，联系在一起来理解的。既然苏联的高薪阶层是修正主义的基础，出了赫鲁晓夫这么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中国有没有高薪阶层，他们的制度偏好又是如何呢？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1960年亲自推动写作并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16]，开始了中苏论战的第一个回合。所以，那些高干子弟说拥护196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确实更切合这个演变的时间点。

从今天事后的总结，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关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改”和“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的、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地主富农阶级，斗争方式是组织底层民众的工会农会，通过“面对面的斗争”以剥夺旧统治阶级的声望和权力，同时，部分地剥夺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第一阶段的阶级斗争内容是剥夺有产者的声望和资产，被祛除的狭隘利益与经济利益有明显因果关系。

第二个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相关（关于城市和工商业中间的所有制改造问题，由于党内很少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方面几乎没有太多的意见和言论保留下来）。这个时期新制度快速替代旧制度，不同的人在制度变革期间的损益不同，所有也就相应地持有不同的态度，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难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是要经过曲折的，要经过批评的。人们不习惯集体生活。人们对于集体生活不习惯，特别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是最不习惯。拥护合作社的什么人呢？就是贫农跟下中农。对于合作化不满意的是什么人？地主、富农以外是富裕中农。表示很不满意的，有些地方大概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百分之五，总是百分之几。因为富裕中农在合作社头几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单干时候要差，因为不能请工了！不能雇长短工了！”[17] 因为合作社阻断了富裕中农的上升通道，所以他们的态度与贫下中农不同，需要在合作社领导权方面建立起贫农的优势——“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分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同时，批评了那些“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18] 这个制度变革时期，做阶级分析的关注点在于要把那些在新制度得益最多的人（因此被推定在政治上最为坚定份子）确立为领导力量，关注的是制度变革的顺利进行和新制度的稳定运作。与制度变革的着眼点相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确立新制度下人们的新行为规范，也是第二阶段的内容：“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19] 这些教育，以及教育所针对的小生产习惯势力，都是与新制度的运作相关的。

第三个阶段的阶级斗争的着眼点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问题，在中国到底有没有人、或者是什么人一定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有的话，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力量？反修防修时期的阶级斗争为纲，是第三阶段的内容，也是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严重混淆了敌我”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内容确实与官方解读毫不相关。第三阶段的阶级斗争思想，有一个明确的内涵就是反修防修和关注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意识是从1959年开始提出的，在1962年隐晦地讲述了出来。由于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高官中间很多人对于“国内有阶级感到震惊”，所以，这一阶级斗争思想的披露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四清运动中间分步骤表达出来的。

在八届十中全会会后发布的公报中间，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来源1、“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2、“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3、“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后来胡乔木主持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从这个公报的口径去把握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并提出批评的。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胡乔木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决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决议稿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关于小生产者绝大多数都要变为无产阶级的论点不相容，实是各执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论，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内以及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但是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受到误解，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20] 这些说法毛泽东都曾经提到过，但是确实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内容和思想来源，仅仅是毛泽东策略地隐藏其真实阶级斗争思想时期的借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胡乔木都误导了人们对于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在胡乔木笔下，毛泽东的思想没有中国现实的针对性，都来自于书本，所以他给出这样一个解释——毛泽东就像课堂做错了作业的学生一样没有听懂老师的讲课。

在另外的地方，胡乔木还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对于第三阶段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影响，似乎存在一种暗地里潜行的连续性存在，这是刻意遮蔽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阶段性转折。我们今天进行事后回顾，毛泽东这三个阶段的阶级斗争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阶段的阶级斗争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第二阶段的思想就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还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关，第三阶段的阶级斗争思想及其实践，马克思本人和列宁、斯大林都不曾涉及过。按理说，那些党内大才子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弄混淆的。当然，这三个阶段的阶级斗争及其内容中间有小部分交叉，也会不断地被毛泽东所提及，所以，如果刻意要混淆这些大不相同的思想，倒是可以找到相关的言论作为证据。

第三个阶段阶级斗争思想的明确表述，是毛泽东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21]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九大政治报告中间被确立为“党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对于第三个阶段阶级斗争的对象，1967年2月3日在与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中间，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农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正是从这个判断出发，毛泽东认定过去的异己阶级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新制度不满，由于分散和缺乏力量并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资格”成为这个阶段阶级斗争的对象。

但毛泽东对大学生这个新统治阶级的候补梯队中间的消极面，就很是在意，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得到解决：“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主义了。”[22]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文革的实践中间，毛泽东对于八大所认定的那个“阶级斗争”的老对象，并没有重新重视过，也未曾主张恢复对于他们的“斗争”。在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更明确地提出：“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二，顽固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23]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并非仅仅限于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内容，根据今天看到的材料推测，因为党内很多高级干部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而大吃一惊，[24] 所以，毛泽东首先只是含而不露地重复了列宁和斯大林说过的三句话，没有全面说出自己的新思路。从事前和事后毛泽东所表述的思想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特别是晚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和这三句话所指的大不相同，而且是从1959年就形成了清晰看法的。等到四清运动及其关于农村阶级存在的宣传热潮起来之后，等待中苏论战“九评”文章全部公布之后，党内高官们现在也都认为中国存在阶级斗争了，毛泽东才再继续进一步明确指出第三阶段阶级斗争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斗争对象。

毛泽东第三阶段的阶级斗争思想，始终对应着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的“变修”问题。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利益受损时将成为制度变迁的反对者，而受益时则持相反态度。这一点在毛泽东那里的非常清晰，他说：“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25]

公有制社会中间精英阶层的右翼激进主义

不同的人对于制度确有不同的选择，借助鲁迅先生的一个说法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26]，这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系列中间，通过观察不同制度下人们的利益变动，去预测人们对变革的态度。对应着19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情况就是：从前的地主富农希望回到解放前他们的好时光，富裕中农希望保持土地私有的现状同时他们作为余粮户希望取消统购统销（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季节差价），而穷苦农民因为生产和生存条件缺乏起码的安定性，所以希望合作化事业能够稳定发展。毛泽东常说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在同一个问题上他的理解是这样：“地富反坏赞成资本主义，剥削人的人赞成资本主义，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27]

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制度和利益的满意标准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他们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28]按照布劳的观点：“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会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剥夺的一种反应，而右翼造反是由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中等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的相对剥夺的反应。”[29]

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毛泽东要求的扁平化管理越是得到落实，精英阶层所得特权和利益越是有限，“贵族造反”的冲动就越是强烈。毛泽东于1959年把赫鲁晓夫作为样板对共产党的权力精英做出了初步判断，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很隐晦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1964年年底提出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初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临终前还汲汲不忘：“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他始终认定权力精英有着不同于普通工农的独立利益而且是和工农相对立的。毛泽东这些系列判断，都是基于共产党内部权力精英的消极表现或者右翼激进主义来说的，预言未来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的可能，将主要来自共产党内部。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去回顾中苏论战的升级过程，明显有拿赫鲁晓夫当靶子批判企图纠正中国内部的偏差的小算盘——试图在不涉及政权中间的当事人的情况下，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以免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

反过来，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扁平化管理中间的官民关系越是融洽，平民阶层的政治意愿肯定要相应地低落下去，此时官员群体的右翼激进主义和蜕化过程就越发得不到自下而上的有效抑制和监督，这两个方面共同加深了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他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讲话中说：“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30]从这个意义上看，挂在毛泽东名下的个人崇拜和挂在刘少奇名下的“驯服工具论”，有着同一个现实依据——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保守化，驯服工具部分源于平民的“个人崇拜”平均分布于自毛泽东以下各级干部身上了。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这显然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在政治上处于休眠状态的焦虑，所以要把原来处在参与管理的边缘线之外的人也高度政治化，支持并赞扬他们的“造反”行动（这显然是为了降低他们参与的政治风险），让那些劳动者中间监督和批评干部意愿处于高位的人起来说话。

对照中国革命期间的民众表现，由于旧统治阶级极端的狭隘利益阻塞了多数人的出路，其经济领域的“负外部性”导致平民阶层的不满和政治反抗能量的高涨。反过来，一个相对扁平化管理的社会明显抑制了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空间，会提高平民阶层的政治支持能量并降低监督意愿，同时却会引发贵族造反的强烈情绪。

制度变迁及其稳定性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一个焦点。诺斯在这个方面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看法，他的看法与鲁迅可以进行对照，他认为推动制度变革的人是那些在变革得到好处大于推动变革代价的人，认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31]“渐进性变迁来自于政治和经济组织中的企业家的如下感知：即他们认为在某些边际上改变现存的制度框架会使他们的境况更好。”而那些处在社会上层的、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同时也具备足够的信息的“企业家可能会将他们的技能或默许知识用于探寻获利边际，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冒险将组织的资源用于捕捉潜在收益。很显然，组织的效率取决于这些可观察的和可实现的机会。”[32]

制度变迁是由人来推动，诺斯等人把经济学的收益成本分析引入制度变迁领域，认定人们推动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新制度将比旧制度能够更好地满足他的利益；同时如果满足推动制度变迁的成本小于收益，人们将有足够的诱因去承担制度变革的成本。诺斯在考察了阻滞成本之后，就提出了制度均衡问题，他把这个重要的概念表述为：“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要注明的是，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现存的制度制约确定和创立了均衡。”[33]只要是现制度的受益者不组织积极的反抗，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阻滞成本就相当低，精英阶层可以轻易获得一个有利的成本收益比，进而积极主动地推进制度复辟。毛泽东临终前曾经说过林彪一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这意味着他认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缺乏自下而上的支撑力量，似乎只有高层以他本人为首的有限几个人才认真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好像一个斩首行动就可以实现复辟意愿。

对照苏联的解体过程中间其精英阶层的表现，可以检验毛泽东共产党内部将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力量的观点：苏联的“党—国精英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将为他们带来更大、更安全的个人特权。他们于是着手废除这一体制。这一体制具有压制性，许多公民转而反对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这一阶层的人遭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压制最严重。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苏联体制集权化的、等级制的特性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也使他们变得消极了，要不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响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号召，让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作无效的反抗。”[34]

苏联社会的问题出现得比中国早，也具有更多的后续时间进行更为彻底的变革，但是苏联几任领导人都选择了因循苟且的“理性”态度，使问题积累并恶化下去，法国学者贝特兰在评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苏联社会的和历史的矛盾的现实，没有进行任何分析。应该受到谴责或改造的现实的各个方面，也没有与苏联的内在矛盾联系起来加以阐明，反而解释为‘个人’行动（斯大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苏联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虚假的解释，证明它已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武器，使马克思主义不再能真正地帮助改变产生那些口头‘谴责’的社会关系。这个虚假解释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使命：巩固那种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阶级关系，因而使这种阶级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深化了。”“苏联的经验证明，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首先要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在这些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再建立起一种类似人们认为已被彻底推翻的那种剥削制度——，其次是阻止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以还会长期存在的旧因素为起点重新组成旧的社会关系。”[35]

毛泽东与此不同，他始终把苏联社会的消极现象以及赫鲁晓夫的“变修”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理解，从而把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提升到一个“远非偶然”的层面上。

把晚年毛泽东关于社会分层、制度选择和利益冲突的观点，转换为可以检验的社会学命题，可以这样来表述：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的人口大国，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会产生社会分化，其中上层的人数只包括很少一部分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肯定超不过百分之十），而且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冲突是对抗性的矛盾，根本利益处于不兼容状态，由于国际格局的影响，上层会倾向于选择“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这种违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重复晚清政权和蒋政权的覆辙。上层社会违背民族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阶级结构和外部力量对比决定的，所以不可能通过制度建设和组织程序在内部解决，必须发动群众在外部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以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点。

这个认识可以分解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假设：

●权力异化假设：精英阶层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有一种只以权力为自己的需要服务的趋势，背离社会分工的功能性要求。典型的判断如知识精英为“五张皮服务”、“党内走资派”等。

●对精英阶层的有罪推定：根据权力异化假设，在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精英阶层必定背弃多数人利益。文革期间曾经把共产党内部某高官与慈禧太后和蒋介石相提并论，认为他跟这些人都一样，必然走向“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轨道，而且还预言“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转换成一个可检验的命题就是：精英阶层背叛多数人利益是一个“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垄断政治权力剥夺工农的参与管理和监督干部的权力、第二步是在政治权力剥夺过程完结之后再剥夺工农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

●监督成本大部分锁定精英阶层：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扁平化管理受到多数精英消极对待，而且由于管理专业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实际存在，有效地监督精英阶层是很困难的，结合对精英阶层的有罪推定，平民阶层就被授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意味着精英阶层被强迫承担信息成本，而且要自己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清白。毛泽东高度肯定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正确，支持四大，这不仅仅体现了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无罪推定，而且考虑到了对于非管理专职工作的群众而言，让群众承担举证责任和证实成本等于是取消了监督的可能。

●平民阶层的觉悟和力量建设：为了保证平民阶层的监督权，需要打破平民阶层的政治保守性，激发出他们的觉悟（此处就是要求他们不愿盲目信任精英阶层），提高他们的组织程度。毛泽东强调造反有理号召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强调敢于斗争，都是因为在现实中间找不到制度化答案的临时应付方案，他自己不仅说一两次三四次文革解决不了问题，还说文化大革命连正式的对策都算不上，而仅仅是“演习”，只是在帮助提高民众觉悟和程度组织方面“大方向正确”。

从苏联和的历史看，社会主义对于民众和知识精英的吸引力下降，关键就在于官僚特权和压制，反过来，趋向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扁平化管理的每一步改革，都将受到官僚群体的强烈抵制而未能奏效，正是在这样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间，苏联的党国精英们毁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信誉，当苏联的知识精英转而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时，这一次正好又符合了党国精英们的利益，他们转过来最积极地协从。

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力的相对均衡分配），就肯定要降低其对民众吸引力，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阻力在权力精英那里无比巨大。鉴于监督精英阶层的困难，如果能够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中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适当地减轻精英阶层对于造反和相对剥夺的敏感程度，那么，将相应地降低外部监督的成本。为此，毛泽东曾经试图更改社会向上流动的规则，选拔那些对于权力利益相对不那么敏感、对群众要求回应更主动的人成为权力和知识精英，并且在文革期间进行过试验。

对于技术领域的向上流动机制，毛泽东1968年有两个重要批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特殊思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36]“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37]这两段话都很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什么人应该接受高等教育，享有向上流动机会。

对于通过政治阶梯向上流动的机制，五十年代就主张把有“五不怕精神”的人选拔出来，1964年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文革期间则高调批判了“驯服工具论”，七十年代还主张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这都是着眼于那些较少受权力地位影响来考虑问题的人。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要进行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38]后来被称为“建党五十字方针”则体现了毛泽东“纳新”的标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39]这就要求赋予那些敢于“造反”和“反潮流”的人士以政治上的优先机会，要求共产党组织能够广泛吸纳群众中间涌现出来的乐意承担斗争成本的人，这个特殊的政治流动标准明显体现了他对于党内监督缺失的深沉忧虑。

毛泽东最开始是把管理层的消极表现视为右倾保守主义加以批评的，并试图借助各种群众运动或者整风运动进行矫正，由于他长期把眼光长期盯在如何通过被管理者的批评舆论去纠正干部的不良管理行为，就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运动来针对干部群体，毫不顾忌干部群体对此的明显不快，1955年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过：“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40]虽然对共产党的管理层多有不满，但在1950年代，多数情况下还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名目下讲话，敦促官员改进工作方法，后来他逐步认识到这是官员们的结构性行为模式，体现的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一种系统的顽固症状，就改而称之为“修正主义”，1963年6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说：“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偶然的、不成系统、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41]管理层长期不变的顽固认识和行为模式，被他定义为修正主义以后，而不再看作是思想作风问题了。

扁平化管理的关键，在于有效动员平民阶层起来抑制精英阶层背离扁平化的趋势，敦促精英阶层放弃狭隘利益，这就需要处在被管理者地位上的个人或者群体，去面对掌握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扩张冲动，地球人都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平民监督精英阶层所要付出的成本和风险很高，而监督产生的收益却无法内部化。比方你给某官员提意见要求他正确对待群众，该官员在批评的压力下，确实改正了缺点并改善了与群众的关系，但是他却从此给你“穿小鞋”，付出监督成本的你，而得益的却是没有付出任何监督成本的同事们，这就是说，一个监督官员的人，通常要承担很大的成本（包括事先收集资料的成本，事后遭到官员的打击报复的风险），反过来，因此取得的收益却分散在很多个不同的受益者身上。从一个人得失来计算，最终是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家都选择“算了”，或者指望“别人去做”自己理智地选择“搭便车”，这其实就是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在文革期间，当权派不遗余力地死整造反派，目的就是要把造反派所承担的监督成本最大化，在文革后制造“三种人”这样一种新的政治贱民身份对造反派加以各个方面的歧视，目的也是为了继续恶化造反派的成本收益比，从而创造一个现实的规则：在中国监督当权派的行为是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尽可能压缩民间监督干部的意愿。

监督精英阶层放弃狭隘利益，首先要去掉平民对精英阶层的盲目信任，需要一个“觉悟”过程，还在当权派的劣根性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更是必不可少，所以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42]

实际上，文革初期主导运动的很多大学生，都是在亲身参加四清运动中间，才第一次对共产党官僚精英群体产生了新的认识，然后才带着相对主动和积极的态度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过程的。武汉“钢二司”的第一号勤务员杨道远、第二号勤务员方保林都是这个情况。今天来放“马后炮”的话，让大学生放弃学业去参加“四清运动”，毕业班的大学生因为参加了“四清”竟然可以省去“毕业设计”，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了训练文革中坚力量而“蓄谋已久”的“政治夏令营”，是让相对缺乏政治经验的大学生们在第一次参加文革这种严肃政治斗争前的热身运动。

从文革的群众造反参与者的遭遇看，在刘邓“五十天白色恐怖时期”被作为“右派”、“反干扰”对象和“游鱼”受到打击，在1967年军队支左后的“二月逆流”中间受到逮捕和镇压；在革委会成立之后的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间受到批斗；在1970年全面展开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一打三反”运动被作为反革命份子，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受到严酷审查；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被再次抓起来，邓小平掌权动用司法机关把这些人判刑收监。当权派要造反派群众承担如此巨大的监督成本，目的当然不是为了鼓励民主监督。“二十年不搞运动”固然反应了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意愿，但是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也只有彻底瓦解民间的一切监督成本支付意愿之后，才是有保证的。

把监督成本提高到无穷大，明显降低了狭隘利益遭遇反对的可能。反过来，搞“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天天讲”，明显是把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取向充分暴露出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行使监督精英阶层的必要性；而文革期间毛泽东以自己的巨大个人威望去支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明显是着眼于降低个人承担的监督成本预期，为尽可能多的人解除“穿小鞋”的顾虑，积极地参与到监督精英阶层的政治运动中间来，从而把必要性和可能性统一起来。让监督者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成本，或者适当地改变成本预期，明显会起到鼓励或者阻扰群众监督的参与规模。

关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在共产党高层争论中间的扩大，还与全能型政权中间管理的全局性地位有关。对毛泽东而言，管理中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的定位，不仅仅被视为一个管理学问题，而且被毛泽东无限拔高到吸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地步。在生产力三因素中间，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强调“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在生产关系三因素中间他更强调“生产中间的人与人关系”首先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他在多次党内会议讲话中间强调：“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43]“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44]

这样，在公有制建立起来之后，毛泽东就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吸收到管理关系中间来看待了。这种思想的表述，始终与他扩张“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内涵相关，他赋予法权概念[45]以政治维度：“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46]许健康研究员对此提出了一种他的理解，与本文的观点可以相互对照：

在毛泽东的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成年劳动者都在两种所有制的单位中工作，谁是地主？谁是资本家？与此同时，普遍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即干群矛盾，难道前者（干部或当权派）组成了一个与后者对抗（通过剥削和压迫）的官僚阶级？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主席反对斯大林形而上学的凝固观点，不认为其发展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方向——自主的稳定的自我再生产；而是认为“搞得不好”，它们就“很容易”蜕变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条件。这就是说，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中，广泛地存在着很不稳定、很容易变化的条件和关系，而且这种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它们与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不断地从中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持续地凝聚起制衡这种蜕变趋势并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力量，逐渐改造这些条件和关系，改造催化它们蜕变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具有社会主义的稳定性，更不容易蜕变；而不是从立即消灭国家、立即消灭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中寻找出路。……主席继续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靠人民，发动群众运动，利用民主方法和大民主的方式，不断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要覆盖整个漫长的历史过渡时期，以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它们包括：使国家保持社会公仆属性的政治改造，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改造，以改变生产关系中人与人关系为重点的经济改造；以两种世界观斗争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改造；等等。他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要在斗争中以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

按照这样来看待问题，关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就上升为全局性的制度争论，再结合制度赋予人们不同的利益方面来看待，毛泽东就形成了非常清晰的看法。当然，在扁平化管理和扁平化社会中间，精英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受是最为强烈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扁平化管理在全社会实施，这就开始指向一种扁平化社会建设模式，很明显，这种扁平化社会抬高了底层工农劳动者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却导致中上层面临着较为明显的“相对剥夺”，结果诱发了较为强烈的右翼激进主义情绪，这被毛泽东视为新制度的威胁力量。考虑到右翼激进主义的逐步高涨和平民阶层的政治保守化这种不对称的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的可能就很明显了，文革发动前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47]

毛泽东时代的扁平化管理对于管理层利益和权力的否定，明显有助于右翼激进主义的增长，右翼激进主义较为强烈的群体有两个：一个平民阶层中间那部分对于法权敏感和向上爬愿望强烈的人，另一个是权力精英倾向于过度肯定自己的权势和利益，以至于解脱自己的公共责任和受监督地位。改革的意识形态就和这个右翼激进主义诉求紧密相关，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相对剥夺和地位恐慌的简单颠倒。文革显然加剧了右翼激进主义，并使得右翼激进主义得到了一种组织上的整合与统一。

邓胡记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反映了右翼激进主义把经典作家思想再解释，以服务于制度变革的政治需要。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