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霸权主义者打着全球化的旗号企图横行世界和太空的当代，谁要是标榜好自为之的国家主义，把关起门来耍猫逮耗子的把戏当硬道理，还挺着腰杆称不输出革命，那就是对霸权主义者示弱求和。可是人家对此并不赏识，看透你软弱可欺，既说你内政不透明，也说你威胁他的安全。不仅如此，霸权主义者还处心积虑地向你的高层打入奸细、为你培植精英买办、拿你的百姓当转基因作物的牺牲品、分割你的国土、包围你的国境，指使虾兵蟹将蚕食你的海岛，和像江洋大盗那样封堵你的海路。
让我们引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写批驳基马尔主义（或称凯末尔主义）的几个段落，来说明好自为之对内对外政策的不可取。这并不是说需要回到六、七十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是说需要用文章里发挥的历史辩证法来分析当代中国和周围世界的相互关系。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16]，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虽已成历史，但世界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也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已经由此刻转化为霸权主义，这甚至不以其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就像老鼠成堆了能够吃人一样。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运动，也在反对霸权主义中不可避免地更加具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性质，同样因为“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拉美诸国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国百姓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虽仍然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必须更加强烈地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在这个新时代你就没有立足之地。你在苏联解体时称自己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挑头是否正确，可以让历史来回答。现在即使你想要挑这个头也已经时过境迁。这倒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以自己的国土为根据地，参加到公然与霸权主义对立的国际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中去。
你要是自己不旗帜鲜明地反霸的社会主义，也不支持别人搞反霸的社会主义，那你不论反其他什么潮流也会把自己孤立起来，甘受国际霸权主义者捉弄，国家的前途就很会比当年的土耳其更悲惨，作俑者也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就是当代不同于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特点。所谓特色，如果不讲这个反霸的特色，而是任他什么白色或黑色的混合，用它来冲击经济上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来就会有人给你搞的主义取一个很有特色的名称，至少不会是社会主义的。
最后让我们回忆尤-伏契克的一句话来自勉：人们哪，我是爱你们的，你么可要警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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