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等精英学者是怎样玩弄“词源学上的把戏”的？
近来，读了一些知名精英学者的大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在论述关系到自身根本观点的“主题词”的时候，都十分重视或者说非常喜欢追根溯源、寻根究底，即把这些“主题词”在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甚至古汉语中的起源找出来，然后将它们的本意作为自己全部立论的根据。
这里，不妨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一看：
1，俞可平谈民主：
“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democracy）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前者意指‘人民’，后者意指‘统治’，合在一起构成‘民主’，意即‘人民的统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尽管千百年来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主有过无数的定义，但万变不离其宗，民主的最基本意义始终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
（引自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
2，秦晖谈专政：
“在西方语言中，‘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可见所谓专政，……作为一种战时独裁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引自秦晖《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
3，徐景安谈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理念。……至于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看是不是真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引自徐景安《３０年改革的反思》）
4，唐逸谈普世价值：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除‘普遍’之义外，还含有‘根’的意味，是一个富含价值意义的词(这个词自中世纪以来便被基督教会用来自称‘普世教会’)。……只有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那就是自由。”
（引自唐逸《什么是普世价值》，载于南方周末 )
5，何新谈封建：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封’，即分封。‘建’即建邦国。分裂国土，建立诸侯及封君的小邦国，这是这个语词的本来语义。中国历史中典型的宗法封建制度，是在西周。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第一帝国，它以郡县制废除了封建制。……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君主制度，但并不是所谓‘封建制度’。……尽管中国的历史情况与欧洲模式完全不合，历史学家却宁可置概念的混乱于不顾，也要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定名为‘封建制度’——以便使之与西方语言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一词相合。”
（引自何新《中国古代史有待重新审视》）
这几位精英学者确实很有学问，考证主题词语的来源极具学术性，对于不懂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以及古汉语的读者来说，恐怕会油然而生敬佩之意，对学者们大作中的论述、观点，大概也会深信不疑了。
然而，看了他们上述的论证方法，却又觉得似曾相识。在哪里见过呢？对了，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其中，恩格斯就费尔巴哈对宗教一词所作的解释，讲了这样一段话：
“在他（按指费尔巴哈）看来，……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
怎么样，精英学者的论证方法同费尔巴哈对“宗教”含义的论证方法，是否如出一辙呢？如果把他们的那些话稍稍整理一下，就能更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了：
1，“在俞可平看来，——民主一词是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而来的，本来是‘人民的统治’的意思。因此，千百年来不管怎样，民主的最基本意义始终是‘人民当家作主’。”
2，“在秦晖看来，——专政一词是从西方语言dictatorship而来的，本来是‘民主的中断’、‘独裁’的意思。因此，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3，“在徐景安看来，——社会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socialis而来的，本来是‘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意思。因此，只要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就是‘社会主义’。”
4，“在唐逸看来，——‘普世的’一词是从拉丁文oecumenicus而来的，本来是‘普遍’的、‘根’的意思。因此，‘普世价值’就是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那就是自由。”
5，“在何新看来，——封建一词是从《尚书》和《左传》而来的，本来是‘分封、建邦国’的意思。因此，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封建制度’和‘feudalism’（封建主义）。”
这样做，是否违背了他们的本意呢？应该说没有，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只不过舍弃了一些具体的论述语言，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而已。
但是，恩格斯在上面的那句话以后，针对费尔巴哈的做法，紧接着又进一步指出：
“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
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对那几位精英学者是否适用呢？完全适用！他们不正是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按照它的来源来决定的吗？无论是“民主”、“专政”、“社会主义”，还是“普世价值”、“封建”，其意义都是由它们在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以及古汉语中的来源决定的！
谁能想到，恩格斯在一百二十年前说的话，到今天还能用上。原来，精英学者在论证他们大作的主题词语和基本观点的时候，用的也是费尔巴哈用过的那种“词源学上的把戏”，那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所以，费尔巴哈认为，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因为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这就是词源学上的把戏，就是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也是一般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其之所以是“最后一着”，是因为舍此，唯心主义就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词语（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词语（概念）的意义和内涵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是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由作为它的语言表现形式的来源决定的，而且“万变不离其宗”，不管经过怎样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都“始终是”这个词在词源学上的本意，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里的关键，一个是“实际使用”，一个是“历史发展”。就拿“宗教”这个词来说，随着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际使用，它的含义已经是指基于对超自然支配力、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存在的承认，认为它们能给人以灵魂并延续至死后的一种信仰体系，包括相应的崇拜活动。因此，所谓宗教，就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和境界，主宰着自然和社会。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语）。所以，religare这个概念的内涵，早已不是它最初产生时的“联系”的意思了。
再拿“封建”这个词来说吧，确如何新所说，它在《尚书》和《左传》即古代汉语中，是“封土建国”的意思。但是，在自那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千百万人的实际使用中，“封建”一词是不是一直保持它最初的本意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呢？当然不是。
实际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封建”一词是一个多义词，有三个释义——（1）[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一种分封的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国。欧洲中世纪也曾实行类似的制度。（2） [feudalism]：指封建主义社会形态。（3） [feudal]：喻思想保守、泥古,不开放。
其中第一个是“封建”的本义，后面两个是“封建”的转义或引申义。现在人们用得最多的，恰恰不是它的本义，而是其转义或引申义，其中主要是第二义，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其基本剥削形式是封建地租，农民（或农奴）耕种封建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作为地租被封建地主剥夺。上层建筑主要是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宣扬封建道德为主要内容。在封建制度下，社会基本的对立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或农奴）阶级。农民（或农奴）生活贫困，无政治权利，他们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一般认为中国于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由此可见，这里的“封建”与封土建国的“封建”，虽然是同一个词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这种情况，在语言现象中是十分普遍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人们的实际使用，许多词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有的增加或减少了内容，有的被转借或引申为反映其他事物、现象。“封建”一词就是如此。
因此，谁说“封建”这个词只能在“分封、建邦国”这样单一的意思上来使用呢？谁说一讲到“封建”就只能是指“封土建国”呢？我们今天说的“封建迷信”，是否就是“封土建国”的迷信呢？如果完全不顾“封建”一词在“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多个含义，形成的多个概念，而是反过来用这个词起源时的“本来语义”，来否定它的其他含义，甚至否认中外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这不是词源学上的把戏，不是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着，又是什么呢？
比如，何新在他这篇大作中多次使用的“社会”（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一词，最早是指旧时于春秋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唐代柳棠《答杨尚书》诗云：“未向燕臺逢厚礼，幸因社会接餘欢。”亦用以称其他节日举行的集会。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秋社》记：“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后来，至明代又有“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之义，至现代乃复有“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的意思，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就有这样数个义项）
如果其他人也按照何新的逻辑，以“社会”一词的起源为理由，把他所称的“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农业社会”，斥为“置概念的混乱于不顾，也要把春秋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定名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以便使之与西方语言中的‘society’（社会）一词相合”；或者呢，用“社会”一词的“本来语义”，来根本否定它还有“组织或团体”、“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等意思——不知何新能否欣然同意、完全接受？
另外，何新这段文字中的“词”、“语”、“中央”、“帝国”等词语，也都没有按它们起源时的意义来使用。可以说，要是现代人像何新等精英学者所要求的那样，对任何词语都必须用其起源时的“本来语义”，都必须按其在《说文解字》或《康熙字典》中的解释来著书立说的话，那就根本写不成一篇像样的文章！
由此可见，何新关于“封建”和“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论述和观点，在语言学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逻辑上是十分荒谬的，至于在理论上的谬误就不言自明了。
同样，俞可平所说的“民主”，在古希腊语中尽管有“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公民的统治”，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以及妇女、儿童，是不包括在公民之内的）的意思，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体系中，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制度，与“专政”相对而言。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总是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同古希腊语的demos和kratia，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无论是古希腊奴隶制下的民主，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实质上都不是“人民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当家作主。
同样，秦晖所说的“专政”，在西方语言中尽管有“民主的中断”、“独裁”的意思，但并不是“有专政则无民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专政是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机器，对于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实行的强力统治，它与民主是同一个国家制度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而不可分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敌人的专政就是对人民的民主，对人民实行民主就必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样的“专政”，与古代西方语言中的dictatorship，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所谓“有专政则无民主”，完全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诡辩。
同样，徐景安所说的“社会主义”，在拉丁文中尽管有“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这些意思，但是，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现起，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即是指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阶级领导全体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它的所有制一般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并以个体所有制为补充；它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与拉丁文的“社会主义”虽有词意上的联系，但作为理论概念则完全不同。
至于唐逸所说的“普世”一词，则另有问题：它在拉丁文中尽管有“普遍”的、“根”的意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用这个词来与任何一个词构成偏正词组，后面那个词、或者说概念，就一定是“普世”的。比如，他举了“普世教会”一例，但是难道加上了“普世”这个词，基督教的教会就成了人类社会“普遍”的“根”了吗？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那么，为什么“自由”这种价值，一旦加上了“普世”这个定语，它就立即具有了“普遍”的“根”的性质了呢？要是这样，我们岂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普世”的吗？！
总而言之，由于这些精英学者都是将他们大作的“主题词”起源时的本意，作为自己全部立论的基础的，因此，这个基础一倒塌，其大作也就“忽喇喇似大厦倾”，不值一晒了。同时，也感到他们在论文写作的立论方法上，到现在还在玩弄古已有之却漏洞百出的“词源学上的把戏”，实在是应验了这样一句成语——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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