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
王生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局限于现象层面，将工资的决定过程归结为劳动市场交易双方的博弈式讨价还价行为，由此，隐藏在交换行为背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规定性被完全排斥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运动所特有的历史性的本质规律也因此被完全掩盖，工资的波动似乎变成了适用于商品经济所有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与这种缺乏历史观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辩证法原则的尊奉，使得其中的工资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凸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
第一，工资在表象上体现为劳动买卖过程中的交易价格，即劳动价格；与此同时，这种市场交换行为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可变资本与劳动力使用权之间的等价交换，使得工资不再成为劳动的报酬，而转变成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歪曲的表现形式。因此，工资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及相应生产关系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单纯的利益辩护学说，工资的绝对运动——无论是以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衡量，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工资与利润间的相对运动不仅构成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运动，而且也为社会总生产过程中一般规律内在矛盾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只有在工资与利润的矛盾关系中，才能理解工资运动的本质规律。第三，工资变动与就业量变动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价格调整模式，失业的出现并非源自工资的过渡增长；相反，技术进步引发的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劳动市场上内生性的劳动供给过剩，并因此有助于压低工资的增长。第四，工资水平的变动，不仅仅是关涉到劳动市场均衡如何实现的微观问题，它更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以何种尺度从新价值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劳动力价值，会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并进而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路径提供基本规定性。因此，工资运动不仅是一个微观的、局部的经济现象，更是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经济现象。第五，关于工资水平的长期运动趋势，无论是从劳动者供给偏好的变化出发，还是从资本对劳动需求偏好的变化——源于生产函数因技术进步而发生的改变——出发，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中，在生产力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背景下，才能真正洞悉工资运动的长期历史趋势。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资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首先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但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实现了规模的扩展，而且还根本改变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运动规律。在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脱胎的过程中，劳动市场的普遍出现——自由的雇佣劳动力成为商品，无疑是最为基本的条件。就此而言，工资不是一般性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特有的经济现象。因此，工资的决定过程必定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价格决定的特殊规定性。
从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的分析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工资的解释，一直关注于隐藏在现实工资表象背后的自然趋势，即“劳动的自然价格”。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劳动的自然价格并非仅仅是一个关于劳动市场价格上下波动的事后的、统计性的结果；相反，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为工资变动的自然趋势提供了某种解说，这种自然趋势进而成为统摄现实工资波动的基本中心。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即透过劳动市场交换过程的表象，而进入到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探询工资的本质及运动。显然，本质—现象这种二分法的分析逻辑，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这种逻辑使得经济学的分析从交换过程进入到生产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构成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然而，当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逐渐展开其影响时，无论是杰文斯、门格尔，还是瓦尔拉，都清楚地知晓所谓新学说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颠覆性影响。在此以后，边际分析原理被马歇尔成功地运用到了供给与需求行为的分析中，成为解剖两类基本经济行为的标准工具。这种转变，使得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然趋势”的本质性分析——立足于劳动价值论——变得完全多余，价格的运动仅仅通过市场交换行为的分析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且，价格波动的中心——均衡价格，也完全取决于供求双方交换行为的特定模式，即所谓的供给曲线（函数）和需求曲线（函数）的形状和位置。工资也不例外，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和企业的劳动需求曲线，确定了相应的均衡工资水平，并规定了现实工资运动的趋向。换言之，仅仅考察劳动市场上的交换行为，仅仅考察交换双方的行为模式，就可以充分说明现实工资运动的过程及其趋向，工资的决定仅仅是劳动市场交换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古典经济学相比，边际革命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放弃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劳动价值论成为过时的理论包袱；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些主流学说丧失了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观，商品交换活动成为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经济活动，供求行为模式也成为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传统，强调生产的首位性，从而使得其理论分析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义色彩。如果仅仅关注于市场交换过程，那么我们根本无法甄别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行为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行为的差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商品交换活动已经长久地存在于人类的交往活动中，但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凭借商品交换来实现的价值增值，却一直局限于相当狭小的范围里。当历史的脚步走到18世纪时，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为近代工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经由血腥暴力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西欧建立其统治地位；也恰恰是在此以后，价值增值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普遍而持久的特征。这种关联促使我们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特殊性来寻找价值增值的源泉。①和简单商品经济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生产中采取了资本雇佣活劳动的特殊组织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资本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即活劳动的使用权，而这种劳动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正是一个社会新价值得以创造的过程。显然，如果在购买活劳动使用权所费成本与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那么价值增值过程也就得以实现了。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依赖特有的生产方式来实现的价值增值过程，不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增值现在以会计簿账的方式显现出来②；更重要的是，剥夺劳动力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得这种价值增值以剩余价值——利润是其更现实的表现形式——的形式在资本所有者那里积累与集中起来，这就为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科学技术进步最终演变成产业革命，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微观模式，价值增值和资本再积累也相应步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③
如果认同上述理论阐释的说服力，那么关于工资本质的合理结论，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论：资本主义的工资在表象上是劳动的价格，但实质上却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将工资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构成了从劳动价值论过渡为剩余价值论的重要中介条件；正是依据这一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最重要特征——增值与积累，才能得到合理的解说，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因此获得了区别于早期简单商品经济的历史特征。
将工资本质归结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突破：第一，在分析的深度上，超越了劳动市场交易对象——劳动——的表象，明确揭示了劳动能力才是劳资双方市场交易的真实对象；第二，在分析的广度上，超越了劳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揭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过程。
第一，劳动市场上劳资双方的交易行为，在现象上表现为资本家以货币与雇佣劳动者的劳动相互交换；对于雇佣劳动者，他们出售的是劳动；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购买的也只是劳动。对于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说而言，如果停留在这一表象上，将劳动视为交易对象的话，那么价值增值过程就无从谈起。根据劳动价值论，价值的形成唯一地来源于劳动，同时，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又无一例外地坚持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这样，劳动市场的交换意味着一定量的货币购买到了等值劳动，这个劳动在生产中又会创造出等值商品。根据这一逻辑推理过程，一个自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会形成价值增值，这显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理论结论与现实的冲突，使得经济学家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对经济理论本身作出调整：一些经济学家执著于劳动市场上货币与劳动平等交换的表象，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放弃劳动价值论，而重新选择生产要素价值论来为价值增值确定可能的源泉；确切地说，货币与劳动之间维持等价交换关系，价值增值过程和劳动无关，而是源于以生产工具为实物载体的资本本身在生产过程中的运转和使用。和上述经济学家的选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越了劳动市场交易对象的表象——劳动，揭示出劳资双方交易的真实对象为劳动能力。在经济关系上，这种劳动能力的买卖表现为劳动使用权交易：雇佣劳动者让渡劳动使用权以便获得货币收入，而资本家支付货币以便获得这种劳动使用权。显然，劳动使用权的买卖与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尽管这两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前后相连。在劳动使用权交易过程中，劳资双方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等值货币与等值的劳动力相交换；而在随后的生产过程中，这个劳动力的使用能够生产出大于其自身价值的商品，从而实现价值增值。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推理过程中，选择劳动价值论作为前提假设，完全可以得出价值增值的理论结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因此被消解掉。
第二，从现象上讲，作为一种交易活动，工资的决定过程仅仅关乎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特定的市场结构对这种能力发挥的制约。当经济学分析囿于这一现象层面时，那么决定劳动市场交换行为的根本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被自然而然地放逐了，而这恰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特征。我们看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中，劳动的供求双方没有任何历史性、制度性特征，他们仅仅是超越了特定生产方式的抽象的理性经济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进展”——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推论，理性经济人在劳动市场上进行替代抉择，通过比较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来决定劳动需求者或劳动供给者的身份选择。显然，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劳动市场的供求双方和一般商品市场的供求双方完全相同，不仅地位完全平等，而且还在不断互换身份。从抽象的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解构劳动市场，则劳动市场的交换行为最终被简化还原为两个基本的函数：劳动供给者的偏好函数——在闲暇与劳动收入之间进行替代抉择的函数，和劳动需求者的生产函数——代表给定的生产技术组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完成了上述简化还原工作以后，关于劳动市场交换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就回溯到了最初的起点，劳动供给者的偏好函数和劳动需求者的生产函数，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交换行为表象的超越。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关于劳动市场交换行为的本质理解，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基础上，交换行为的特殊性在根本上取决于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活动的特殊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定性是资本雇佣劳动，这意味着：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是在人际间均匀分配的，而是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雇佣劳动者是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人，仅仅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第三，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拥有和行使，使得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导控制权，而雇佣工人则处于被动从属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定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程不同于简单商品经济的生产过程。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都是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创造出新商品的过程；但在价值分析的本质层面上，前者则具有重要的特殊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形成过程，同时更是价值不断实现增值的过程。其一，资本的主导控制权要求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必须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剩余价值必须要生产出来；其二，活劳动的被动从属地位意味着必须不断地再生产出合适的活劳动力，劳动力价值必须因此作出相应调整和实现，以便满足在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中资本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要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使得劳动市场上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决定过程具有重要的特征：首先，劳动力价值不同于一般商品价值，它体现的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分割关系，因此，只有在工资（劳动力价值的现实形式）和利润（剩余价值的现实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才能洞悉工资运动的本质规律。其次，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并进而在劳动市场上造就出内生性的劳动供给过剩，劳动供给过剩的不可逆过程，对工资运动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随着资本积累过程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变化，最终外化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中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不断深化，这种体现为市场交换受阻的整体性矛盾，以及通过危机或萧条的方式对这一矛盾的强制性解决，都对工资运动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与活劳动的结合形式——的不断变化，这种演进与变迁为工资的相对运动提供了乐观的前景。
二、工资相对于利润的矛盾运动
在《国富论》中，斯密肯定了劳动价值论在“初期蒙昧社会”的适用性，但他同时认为，当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产生以后，当“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以后，劳动产品就不仅仅归属于劳动者本人，而必须与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分享。当劳动产品在工人、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之间分配后，斯密进一步认为，价值的决定过程因此同时发生改变，现在，“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④。斯密的这种论证转换，意味着价值决定过程与价值分配过程的同一性，这被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而予以批判。但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斯密教条”则成为重要的遗产被后来的学者继承下来。萨伊是斯密学说的重要布道者，在他那里，“斯密教条”演变成了“三位一体公式”。边际革命以后，“三位一体公式”在J.B.克拉克的努力下被精致化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并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要素分配论的核心内容。简而言之，要素分配论认为，“第一，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决定于各生产要素在联合生产中基于生产的技术条件而对产出的实际贡献，因而，收入分配是一个与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无关的价格决定过程。第二，各要素在分配过程中取得的收入总和恒等于各要素在生产中对总产出的实际贡献的总和”⑤。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工资的运动首先是由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决定的，这种生产技术条件规定了劳动的边际产品，并因此决定了厂商愿意支付的工资序列。接下来，通过引入劳动者的心理规律，分析劳动者在闲暇和收入间的抉择，劳动者愿意接受的工资序列也得以确定。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市场上工资与就业量决定的标准模型就建立起来了。在工资的决定过程中，工资的变动仅仅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和心理规律，这两者对于经济分析而言又恰恰是外生给定的参数。总结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资范畴——实际工资——具有绝对的、确定的意义，工资的决定过程与利润的决定过程相互独立，工资的变动轨迹与利润的运动轨迹也不存在任何内在关联性。
与这种绝对主义研究进路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遵循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原则：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范畴都没有绝对的、确定的意义，其意义必须依赖于其所归属的矛盾共生体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是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体现。但和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一般商品的价值，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商品间的交换比例，在本质上是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比较劳动、交换劳动关系的反映。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的却不是该商品生产者之间比较劳动、交换劳动的关系，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人体力脑力的恢复，它从来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将劳动力再生产归结为必需消费品的再生产，将劳动力价值归结为工资品价值，不仅是武断的，而且也是令人误入歧途的简化方案。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要求，劳动力价值确实同样是某种经济关系的体现，但却不是工资品生产者之间劳动比较和交换关系的体现，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相对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分割关系的体现；进而言之，只有在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相对运动和相对关系中，只有在利润与工资的相对运动和相对关系中，劳动力价值与工资的运动规律才能得到理解。
无疑，这种矛盾分析方法的应用，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相互衔接的。依据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新价值分割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在现实的经济运动中分别采取了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当雇佣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分割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时，它们之间就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范畴。因此，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工资本身不具有绝对的、确定的意义；它只有在和利润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中，换言之，只有在对照利润运动的同时考察工资运动，工资才是一个具有理论分析价值的范畴。
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运动，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间对立关系在分配领域的直接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处于主导的、统治的地位，雇佣劳动处于从属的、被统治的地位，这导致在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中，工资运动本身要服从于利润运动；事实上，工资增长率所呈现出的变动轨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利润率变动轨迹的间接结果，工资增长的必要前提是不能损害一般利润率水平的稳定与增长。如果经济环境出现了变化，导致利润率的增长发生困难，那么削减工资通常是直接的后果。关于工资与利润在微观领域的对立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的结论非常具有代表性。布伦纳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整个西方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一场持续性的增长停滞阶段，“当利润率显著下降时，制造商的第一反应异乎寻常地一致，即通过削减直接和间接劳动成本来弥补利润。对于这一举动，各国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支持。这样，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雇主们就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旨在打击工会组织并降低工人生活标准的战役。结果是，实际工资和社会支出的增长都以惊人的速度在萎缩，在70年代，直接和间接劳动成本增长对利润的压力就已经被大大消解了”⑥。以美国为例，在1973年以后的大约20年间，实际工资的增长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还不到0.5%。和美国相比，日本和欧盟的工人必定更有切肤之痛。和20世纪60年代高达5%以上的增长率相比，这些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在70年代后经历了持续而剧烈的下降，其降幅甚至超过了400%，在90年代更是降至1%以下。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整体过程的基本分析单元，而资本与资本的运动以及劳动与劳动的运动，在逻辑上则是派生的结果。有关工资与利润间对立运动的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解构，由此自然生成了一种剥削理论：资本无偿地占用了活劳动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意味着资本对活劳动实现了剥削。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因此而心满意足，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已经表露无遗，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上人道主义的标签，那么这种革命诉求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的仅仅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理论学说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在辞世时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遗憾，《资本论》第一卷已经系统清楚地阐明了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的对立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已经得到清楚的展现。但事实上，恰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真正开始生长起来，《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解析，实际上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端和基础，而根本不是它的全部。关于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间对立运动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此之上，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解析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整体性基本矛盾的重要线索和研究进路。正是基于对这些整体性基本矛盾的揭示，我们才能够洞悉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真相：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中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和变革，并因此造就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变迁与发展。
三、内生性失业对工资运动的压力
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劳动市场局部均衡的实现，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在自由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劳动市场上供求力量的互相作用，会自然形成一种均衡，即在均衡工资水平上，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状态；与这种充分就业水平的劳动投入量相对应，整个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技术组合下形成了充分就业的产出量，而且这个产出量正好不多不少地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那里实现完全的分配。根据这种供求理论，当劳动市场出现失业问题时，必定意味着此时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均衡水平，高失业总是对应着高工资。在凯恩斯以前，失业问题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短期现象，市场竞争机制会自发地解决失业问题。这种论证逻辑，实际上隐含着瓦尔拉斯所乞灵的“拍卖人”，通过“拍卖人”的不断喊价，工资水平以波动的方式不断逼近均衡，其对均衡位置的偏离也仅仅是短期现象。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发表以后，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论》的解释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在这些学者的分析中，大规模失业现象可能成为困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性问题，而这一长期问题的产生原因，则被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劳动市场中竞争机制缺失所导致的货币工资刚性；第二，流动偏好陷阱导致的利率对货币供给量变动的不敏感；第三，其他因素导致的投资缺乏利率弹性。⑧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基于哪种原因，长期性失业都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无关。而在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分析中，效率工资理论的出现，使得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及其本身所具有的黏性特征，成为一种基于生产效率提高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是厂商应对信息不完全条件的最优反应。这样，失业现象——对应的是过高的工资水平，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相反，它倒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⑨不难看出，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工资在逻辑上先于就业量，而这又当然符合于众所周知的价格调整机制的一般逻辑。
与这种逻辑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工资与就业量的变动，都是放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过程中予以分析的，因此，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短期分析结论不同，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表明的，马克思关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的对立运动——是整个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微观基础，由此，马克思力图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体性矛盾的展开与演化。在从微观基础构建宏观理论大厦的过程中，通过引入技术进步这一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具有鲜明的长期动态特征。技术进步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进步过程又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社会形式，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意味着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替代活劳动的特征，这一重要特征对就业量施加了持久而显著的向下压力，大规模失业现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固有常态。这种内生性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是利润与工资对立运动过程中资本理性反应的最优结果；在社会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种制度性失业又反过来强化了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主导统治地位，并因此有助于抑制工资水平的增长脚步。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不断展开。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更为先进的新式生产手段被不断创造出来，新机器、新原料、新技术，以及新式生产方法成为资本积累的伴生物。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能促进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然而，资本积累之所以不断采取了技术进步的外化方式，并不是因为它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超额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必定以劳动力被排挤和替代为代价，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替代活劳动的长期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以这种特殊社会形式出现的技术进步，被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动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
在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中，技术进步同时也会导致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省和不变资本价值的贬值，前者延缓了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速度，而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趋势。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的观点为代表，一些学者从上述两个方面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一般趋势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技术革新不一定都具有替代活劳动的特征，技术进步可以是劳动节约型，也可以是资本节约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⑩确实，就短期分析而言，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和相对价格的变动所导致的相机抉择，意味着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一定是绝对的单向度；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为长远，就不难发现，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且也是资本生长扩张的最优现实选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之所以不断吸纳技术进步，其根本动机在于获得超额利润。正如马克思正确指出的，“关于机器也可以说，它节约劳动；不过……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才是特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资本只需购买较少的必要劳动，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和更多量的使用价值”(11)。为了分享这种超额回报，此类节约劳动型的技术革新必定会被其他企业效仿，从而导致该技术革新向外扩展。不仅如此，一旦技术进步采取了节约劳动的方式，一旦新式机器设备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则在折旧年限内，这些固定成本无法退出生产过程，即便出现了有利于使用劳动力的条件，企业也难以改变已有的生产模式转而大规模使用劳动力。因此，节约劳动型的技术革新具有时间上的不可逆性。
另外，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不同，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人。在工业社会，资本为了强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总是力图使雇佣劳动变成一种常规的、机械的活动，总是力图把雇佣劳动降低为无生命、无个性的资本附属物；一旦某种技术提供了使用无意识的机器以代替有意识的劳动者的可能，资本就会毫不犹豫地实现这种可能。甚至可以说，机械化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它产生于对劳动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的资本主义控制。(12)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13)
技术进步引起资本技术构成显著提高，这一趋势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清楚地展现出来。图1中曲线的走势，描绘了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趋势。不难看出，以1870年资本技术构成指标为基准，美国、英国和法国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后，资本技术构成水平较之基准年分别增长了400%强、200%强和500%强；具有后发优势的德国，相比而言其增长幅度更加显著，其1984年的资本技术构成水平较之1870年增长了1100%；至于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其1984年的资本技术构成水平较之1913年的基准，则更是迅猛增加了2300%。
图1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资本技术构成的长期趋势
资料来源：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127页表18，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在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趋势的带动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价值构成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长期趋势意味着，可变资本的增长不仅滞后于不变资本的增长，而且也滞后于总资本的增长。“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4)。可变资本增长的相对缓慢，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失业人口不断扩大，失业率也远远高于各国官方认可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以来的统计资料清楚地显示出，官方统计的失业人口数量和失业率均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下述失业数据来源于美国官方的失业统计，因此并未包括非自愿的半失业状况和失业工人。考虑到后两类失业状况，美国实际的失业规模会更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的重新计算，实际失业规模大约比官方统计数字多50%～100%；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杜博夫的计算结果表明，从1967年到1976年，官方失业率至少少算了1.3%～2.4%，比实际失业率低了三分之一还多。(15)
图2 美国按十年平均计算的失业量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195页表3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内生性的劳动力供给过剩，意味着庞大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在劳动市场上进行契约交易的双方，因此存在显著的地位差别，劳动的需求方高高在上、宛如在慷慨布施，而劳动的供给方则战战兢兢、唯恐丢掉活命的饭碗。可以说，在工资运动过程中，资本主义内生性的非均衡劳动供求关系，是工资增长的最强大阻碍因素。正如马克思准确概括的那样，“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16)。“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17)。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中，失业率变动对工资增长率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衰退萧条期，内生性的失业加剧对工资增长施加了强大的阻力；而在上升繁荣期，失业问题有所缓和，工资增长率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上升空间。在1950-1973年间，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大体上处于上升、繁荣期，其私人部门的失业率分别为4.2%、2.3%和1.6%，其实际工资增长率相应地分别为2.7%、5.7%和6.3%；但在其后的20年间，即1973-1993年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加剧了失业状况，其私人部门的失业率分别上升到6.7%、5.7%和2.1%，相应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也下降到0.2%、1.9%和2.7%。(18)
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中，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雇佣劳动者的消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对应，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工资相对于利润——劳动力价值在新价值中的相对份额——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趋势表现为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的趋势，也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趋势得到间接验证。马克思给出的一般利润率公式p'm/(c+ν)，可以变形为p'm'/(1+c/ν)'，不难看出，在资本有机构成c/ν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时，一般利润率的稳定必定要求剩余价值率m'的相应提高。1929年大萧条以后，美国经济的相关统计数据，验证了我们的上述结论：即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提高，一般利润率保持大体稳定，而剩余价值率则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价值中的份额不断下降。
图3 192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变动趋势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330～331页表64，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四、工资运动与宏观经济失衡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工资的决定过程完全是一个微观问题，劳动供求双方的试错性交易行为，促使均衡工资水平和充分就业成为劳动市场波动的中心趋势。通过引入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劳动市场的局部均衡状态和宏观经济均衡状态完全协调起来：均衡工资水平不仅保证了充分就业的实现，而且也同时保证了总产出与总需求的恒等。在上述分析逻辑中，“货币中性假说”和“理性人假说”构成了两大支点。“货币中性假说”突出强调货币的即时交易功能，货币仅仅作为交易媒介被引入，因此不会影响真实经济部门的均衡状态。将货币经济简化为物物交换经济，不仅忽略了货币的其他重要职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因此被消解于无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在完全被隐藏起来。在物物交换经济模型中，总量均衡问题实质上蜕变成总产品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即总产出所包含的全部商品，在某个均衡的相对价格体系中能否确使其使用用途相互契合，从而保证所有商品市场都实现市场出清。借助于“理性经济人”假说，只要市场机制能够自由地发挥作用，那么个人就会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理性选择和决策，及时调整生产和产品结构，保证总产出内部的相互为用，实现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总量均衡。概而言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工资的变动过程与总供求的均衡是相互独立的。(19)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工资变动过程与总供求均衡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互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工资的决定，不仅仅是一个关涉到劳动市场交易活动的微观均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剥削问题，而更是一个关涉到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过程中矛盾展开和深化的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也具有强烈的整体性、宏观性色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无论生产采取何种社会形式，其最终目的都一定是消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清楚地指出，消费……生产着生产……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分工与交换的空前扩展使得社会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了，但生产对消费的这种依赖关系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正如布哈林所清楚阐述的那样，“我们就看到一连串的产业，它们互为市场，它们遵照整个生产过程的技术——经济连续性所决定的某种明确的秩序组成一个链条。但是，这个链条是以消费品的生产告终的，而消费品只能……直接地供个人消费……”(20)和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相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存续与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与消费间的统一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工资与利润的矛盾对立运动，却使得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打破这种统一关系的尝试。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线索，资本家仅仅是人格化的资本职能的行使者，其典型的行为模式是进行资本积累而不是生活消费，因此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体的就自然只能是雇佣工人，而工资收入总额的变动也因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变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经济行为存在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被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精辟地总结成，“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得到的”。
如前所述，工资的决定过程实质上是资本与雇佣劳动间分割新价值，确定剩余价值率的过程。而技术进步的推动趋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施加了持久而严重的向下压力。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影响，资本总是与此同时不断提高剥削程度，通过抬高剩余价值率来保持一般利润率的稳定。显然，提高剩余价值率，对资本而言是理性的个体反应，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工资总额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总额的增长，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与积累，也因此采取了对抗性矛盾的关系模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典表述得那样，“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21)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按照这一线索，构建了消费不足论的基本框架：“既然控制资源和资金使用方向的资本家们的行动方式，会造成这个比值的稳步下降，又由于生产过程的性质迫使这个比值至少接近稳定，所以，消费的增长本来就落后于消费品产量增长的趋势。”(22)“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种趋势，即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使消费品的潜在供求关系受到歪曲。这种形式可能以两种方式之一出现。或是(1)生产能力实际上有所扩大，只是在数量日增的消费品开始进入市场时困难才表面化。因此，就有这么一个临界点存在，超过了这一点，在正常的有利可图的价格下，供给多于需求；当这一点过去以后，或是消费品的生产，或是新增能力的生产，或者更可能的是两者在一道，也会遭到削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趋势就表现为一场危机。或者(2)有闲置的生产资源存在，它们没有被用来变成追加的生产能力，因为人们认识到，追加的生产能力，同对它所能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比起来，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趋势就不是表现为一场危机，而宁可说是表现为生产的停滞”(23)。总而言之，相对于利润总额——剩余价值总额——的增长，总消费力——工资总额构成了总消费力的主体——的增长日益相对萎缩，这种相对萎缩抑制了消费品产业的扩张速度，并进而抑制了资本品生产的扩张速度，从而导致资本积累过程受到无法逾越的刚性限制。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深化，使得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消费不足、增长停滞等现象成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过程的常态，而经济危机则成为克服这些消极常态的强制性解决途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的相关研究指出，在经历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生产过剩状况在累积中变得愈发严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性的生产能力与产量的双重过剩状况不断恶化，并因此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步入长期性衰退和停滞阶段。(24)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矛盾的解决，是无法经由经济个体的某种努力而实现的。凯恩斯曾寄希望于改造经济个体的消费模式，通过摈弃“节俭美德”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以此摆脱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但事实上，仅仅从个人消费行为出发来解决这一矛盾，是根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对于资本家而言，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获取更多利润的内在动力，使得其消费力的增长因消费意愿不足而受到强烈限制，其消费模式非常符合凯恩斯式的边际递减规律；而对于工人，其消费力增长的限制则并非来源于消费意愿不足，而是来源于其收入——工资增长——的约束。总结来说，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消费不足趋势——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完全是单个资本理性行动的自然结果，是符合资本利益的合理选择。因此，雇佣劳动者阶层相对贫困问题的缓和与解决，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缓和与解决，不可能求助于资本本身的个体性努力，也不可能依赖于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事实上，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上述矛盾的深化阻碍了资本本身的存续，客观上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得不做出各种调整，这些制度性调整，消解了工资相对于利润无限度下降的趋势，使得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趋势保持在某种“合理”限度内。就此而言，工资的决定过程，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微观均衡问题，而肯定是一个关涉到资本积累、生产迂回程度、消费能力等一系列因素的整体性问题，只有在综合考察资本主义整体性矛盾运动的框架中，才能全面理解工资运动的方向和轨迹。
五、工资运动的历史性趋势
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以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变动情况为例，国内研究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14年到1967年短短50多年里，工人的平均小时名义工资从0.22美元上升到2.92美元，增长了1227%；平均小时实际工资也从0.22美元上升为0.88美元，增幅达300%。(25)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幅度更为显著。“从1949年到1971年，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美国1.6%，日本6.7%，联邦德国6%，英国3%，法国3.9%”(26)。另外，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中的相关数据，对美国雇员阶层年收入状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在1959-1999年间，美国雇员阶层的年名义工资和年实际工资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
图4 1959-1999年间美国雇员阶层的年收入状况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附表B-28，附表B-35，附表B-60，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导致实际工资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原因，无外乎两类原因：第一，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劳动边际产量的提高，即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劳动供给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劳动需求曲线的右移促使均衡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市场上现实的实际工资水平因此呈上升趋势。(27)第二，劳动市场的特定市场结构和交易条件，限制了均衡实际工资的实现，导致现实的实际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均衡实际工资。事实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实际工资上升趋势时，更为倚重第二种分析思路。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实际工资的提高趋势与不断恶化的失业问题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概而言之，这种解释包括两个基本线索：第一，劳动市场是一个竞争不充分的市场，劳工阶层组织起来的工会构成了妨碍竞争机制的首要垄断组织，而信奉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理念的政府则是妨碍竞争机制的第二种组织——其超经济力量对劳动市场自然均衡状态的扭曲甚至超过了工会，这两类组织的存在导致现实工资水平持续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第二，和其他类型的市场相比，劳动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性更为突出，相对于劳动需求者而言，劳动供给者拥有信息优势，为了克服信息不完全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厂商通常会选择提供一种效率工资模式，即人为地加大劳动供给者失业的机会成本，提供一种高于均衡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契约交换理论，更是一种社会生产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工资长期运动趋势时，关注的重点就不是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市场结构与交易条件，而是与技术变革紧密关联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物质资本与活劳动结合的具体形式——的不断的变革，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运动提供了基本依据，并因此在根本上规定了工资运动趋势的历史性特征。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性趋势，当然是指工资相对运动的历史性趋势，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法方法论原则，工资绝对量的运动——即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变动，仅仅具有次要的、补充性的意义。(28)
随着技术进步过程的展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组织方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历史上看，伴随着技术变革的不断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不断调整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出现，第三阶段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出现。(29)这一变革过程，突出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随着生产过程中内部分工的深化，个体性手工技巧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与现代化机械作业流水线相匹配的活劳动通常是那种整齐划一、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这一变化，导致劳动者自身异化为生产工具的附属物。就此而言，生产过程内部分工的深化对雇佣劳动者的相对地位，以及工资的相对运动，产生了强大的负面影响。正如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分析所表明的，“首先，通过将复杂的只能由工资相对较高的熟练技术工人来完成的工作，分解为一个贯序的由一系列简单的‘局部工作’构成的工作体系，资本家一方面可以采用工资较低的非熟练工人，甚至是童工来完成同样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分工的竞争削弱在岗的熟练工人的谈判能力，降低其工资水平。……其次，通过精心设计的劳动分工体系，资本家可以将原来复杂的生产工艺简化为一系列简单的技术动作，可以打破熟练工人对劳动过程的信息的垄断，更好地监督工人的劳动过程，从而在相同的工资水平下获得更高的劳动强度，提高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率”(30)。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迅速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水平，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被不断造就出来。这种内生性失业现象，在直接生产过程以外，在劳动市场的契约交易过程中，对工资的相对运动施加了巨大的向下压力。
不可否认，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生产过程中内部分工的发展获得了质的飞跃，生产效率也因此得以大大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变革和发展只能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相反，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形式和一般特征，它贯穿于人类文明进步过程的始终。就此而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又倾向于造就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质性因素”，这些因素提供了通向未来社会的可能性路径，也因此展示了工资相对运动的乐观前景。
大体上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中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趋势，即资本所有权和资本控制权的分离，由此形成的新型企业制度被伯利与米恩斯称之为现代公司制度。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职能尚未分化，资本控制权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这样，当资本所有者组织生产活动，以实现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结合过程时，其理性行为的全部目的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利润与工资间的对立运动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当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资本职能的分化势在必行，以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制度，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趋势。在现代公司制度中，股权的高度分散使得财产所有者对控制权行使的约束不可逆转地弱化，“被动性”财产——尤其是股票——逐渐地丧失了它的“资本”功能。它从根本上变成了一种分配流动性财富的方法，变成了一种收入（它不必为了资本目的而聚集）分配的渠道(31)；与此同时，日益独立的控制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利益分歧变得越发明显而巨大，协调与平衡各种相关利益集团——股东仅仅是其中的一环——的关系，已经取代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指标，成为公司控制者进行决策的行动指南。控制权形态的演变过程以及经营者控制权的出现预示着，“对大型公司的‘控制’应该发展成为纯粹中立的技术统治，去平衡社会中不同集团的各种要求，以公共政策而不是以个人私利为基础，将公司的收入分配给每个集团”(32)。
以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为特征的新型分工组织方式，使得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矛盾运动也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一方面，股权的高度分散与流动，使得雇佣劳动者得以持有少量股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以立法的形式赋予了雇佣劳动者持有本企业股票的权利，由此获得的股息收入构成了“另类”劳动报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实质上意味着工资相对于利润的向上运动；另一方面，尽管相对于雇佣劳动而言，控制权仍然与所有权维持了更紧密的联系，但摆脱了所有权严格约束的控制权，确实有助于缓和利润与工资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平衡包括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在内的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已经成为公司控制者的首要共识。作为管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受托人”，职业经理人阶层“起着平衡许多不同参与者和企业的利益群体（包括顾客、雇员、供应商和社区）之间利益的作用。股东仅仅被列为这些必须尊重的群体中的一员，而且是被列在最后的”(33)。显然，这种变化有利于雇佣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所有者地位的改善，并因此对工资的相对运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以“经理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调整，从根本上讲，是资本职能为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尽管职业经理人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发达的股票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存在，股东用“脚”投票以及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竞争，仍然使得资本控制权的独立行使不会在根本上背离资本的利益。而且，为了有效约束公司控制权，使其尽可能符合资本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针对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股票期权制度被发明出来，众多职业经理人现在都成为其所属公司的股东。这些事实表明，以资本职能分化为内容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不会对利润与工资的对立运动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与此相比，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内部兴起的另外一种趋势，对于工资相对运动而言则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趋势表现为雇佣劳动主动参与权的逐步显现和成长，“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恰恰是对这一趋势的理论反应。
在20世纪石油危机爆发以前，福特主义一直是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的代名词，高度专业化的自动机械流水线，使得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对机器的从属关系表现得异常明显。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的批量规模生产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与此同时，强调发挥劳动者主创精神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则不断涌现。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布瓦耶(Boyer, R.)认为，这种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具有许多新的特征，如：“持续的产品／工艺创新；终身雇佣的具备高技能和高归属感的雇佣工人；对剩余的折中分配”(34)，这些新特征无疑都与雇佣劳动者主创精神的发挥有关。美国经济学家艾里克·斯万热杜夫(Swyngeduouw, E.)在比较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适时生产模式后总结到，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将雇佣劳动者从高度专业化的分工模式中解放出来：各种工作权限的界限划分逐步模糊化，雇佣工人面对多重任务，劳动组织更加水平化，在岗培训和学习成为劳动者的长期必修科目，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团队责任感得到加强，其薪酬津贴制度也更加多样化，核心工人甚至拥有高度的就业保障。(35)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戴维·哈维(Harvey, D.)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需要具有高度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理解、贯彻和管理新的却更加灵活得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定位模式的能力，资本主义核心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为了未来积累而调动作为一种工具的知识劳动力，劳动力内部就出现了有高度特权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授权的阶层”(36)。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尽管仍旧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界限，尽管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主导—从属关系，但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它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了劳资关系的相对地位，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权得到增强，某些学者更将这种变化视为劳动者重新获得生产控制权的先兆。劳动者是否能够最终取代资本所有者获得生产控制权，无疑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目前我们至少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强调雇佣劳动者主创精神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了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相对于利润的运动因此呈现出令人乐观的前景。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略，雇佣劳动者主体意识的成长对工资相对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厂组织方式相适应的协同性劳动，其现实载体不是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机器人，而是有着独立意识和能动创造性的活生生的人。协同性劳动在加速机器运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在重塑着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卢卡奇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化的产物，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在协同性的劳动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获得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劳动者之间有意识的组织和联合——其现实表现形式为工会组织，加强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施加的消极影响，尤其有利于保证在业劳动者工资相对运动的稳定。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工会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异形”，是对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扭曲；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察，工会组织的出现则恰恰是资本与劳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二战以后，工会组织力量不断强大，劳动市场上的工资决定过程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确定工资水平，一度成为普遍流行的模式。正如许多经济学家论述的那样，工会组织的存在，使得劳动市场上的价格决定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向下刚性特征，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中，这种刚性特征使得劳动者的相对地位以及工资收入的相对运动获得某种程度的改善。
六、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工资理论不是有关劳动市场局部交易均衡如何实现的微观理论，也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无产阶级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发展进程分析的基本组件。从这一视角看待工资的决定问题，意味着我们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单纯讨论一般性的市场交易关系，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考察生产力进步以及由此引致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更意味着工资决定过程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有机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理解这个“部分”。显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中，我们无法得出均衡工资的合适位置，但这原本就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对于审慎的研究者来说，理解资本主义工资决定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恰恰走出了迈向资本主义经济整体性运动分析的重要一步，它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路径。
注释：
①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认同“等价交换规律”，在他们看来，交换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换双方都认为交换后的结果是对交换前状态的福利改进，因此交换活动本身就是价值增值的源泉。显然，这种观点的背后暗含着对价值的重新定义。换而言之，这种观点将价值定义为商品对人的效用，即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使用价值范畴。按照这种定义，“‘贸易使产品增添价值，因为同一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严格说来，贸易应看作是一种生产活动。’……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买者比对卖者更有用，那末商品的货币形式对卖者比对买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卖商品呢？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例如，买者把商人的袜子变成货币，严格说来，就是完成一种生产活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对于任何一个抱有严肃科学态度的学者而言，个人的主观效用评价活动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以此来衡量具有明显客观属性的价值增值过程，当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前提假设。而且，依据这一前提假设，我们根本无法辨识交换活动之于生产活动的本质差异，它不仅不是稳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是引起更多理论误解与混淆的根源。
②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通过所有权的方式而与生产资料形成的自然结合，使得这一价值增值过程始终处于潜在的状态。
③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的价值与劳动力自身创造的商品的价值，也当然存在差额，这种增值额同样构成了前资本主义经济体手工业部门经济增长的基本内容。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雇佣劳动式的生产方式并不普遍，整个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分散在众多的手工业作坊那里；与之相应，手工业部门形成的价值增值也因此分散在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手中。价值增值的分散化，导致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部门很难实现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停滞无疑又反过来阻碍了价值增值过程的动态扩张。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⑤张衔：《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批评及其现实意义》，载《教学与研究》，2004(2)。
⑥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1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⑦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19页。
⑧⑨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彼得·温纳齐克：《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121～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⑩确实，进入20世纪，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省和不变资本各要素的贬值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省，主要归功于机器设备和建筑物使用上的节省。根据统计，从1870年至1913年，美国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与职工平均占用设备净存量的年均增长速度大致持平；但在此后的60年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达2.45%；而职工平均占用设备净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78%。这表明，为取得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只需要增加较少的设备数量即可达到。与机器设备的使用相比，建筑物使用上的节省更为显著。从1929年到1984年，美国制造业的设备存量增长约六倍半，而建筑物净存量只增长了约一倍半，职工平均占用的建筑物量仅增加了40%（参见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131～13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与此同时，技术进步脚步的加快，也大大加剧了已有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贬值速度。按照乔治·雅西的计算，美国制造工业中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固定资本实际平均持续时间，1945年为12年，1950年为10.3年，1953年为9.4年，1961年为8.5年（参见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26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参见安沃尔·赛克：“经济危机理论史导论”，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233～234页，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1978。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76～477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91页。
(15)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200～20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99页。
(17)同上书，701～702页。
(18)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3页表1-1，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9)关于这一问题，凯恩斯确实具有独创性贡献。“当大萧条开始时，大部分经济学家以为降低工资可以消除失业。凯恩斯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作为生产成本的工资转向作为需求来源的工资。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厂商通过降低工资节省下来的钱，会因为消费需求的下降而重新丢失。从结果上看，降低工资限制了消费需求，为进一步的工资下调造成了压力”（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2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但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通过强调凯恩斯效应和庇古效应的重要性，实际上消解了凯恩斯的这种独创性贡献。
(20)转引自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1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72～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2)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203～2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3)同上书，201页。
(24)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一章，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5)仇启华，姬兵：《当代资本主义若干问题研究》，17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26)同上书，187页。
(27)对于这种技术决定论的简化逻辑，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提供了典型的反例：以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轨迹为例，在1950-1965年间，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以2.9%的年均速度实现增长，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而在此后的1965-1973年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幅度高达3.3%，但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却下降到1.9%（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一章，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8)实际工资的运动趋势，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逻辑。某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实际工资增长趋势时是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所论述的绝对贫困问题早已经被消解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已经过时。显然，这种观点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精髓，其结论暴露了自身的狭隘视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要求实际工资呈现下降趋势；相反，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反倒是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更合理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进步的重要结果，就是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张，这意味着人类劳动在工资品生产中的投入份额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工资品的绝对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工资品价值的不断下降，其表现是工资品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就此而言，即便是劳动力价值相对于剩余价值不变甚至下降时，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仍然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29)详细论述参见谢富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载《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346～3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0)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118～1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1)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财产、生产与革命》，载《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2)同上书，362页。
(33)同上书，13页。
(34)谢富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载《高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357页。
(35)同上书，358页。
(36)同上书，359～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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