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解读和评估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二）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把颠倒的历史真正颠倒过来
同主流经济学曾经宣称的不同，一般说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根本既不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也不存在随着所谓基数增大，经济增长放慢规律。这两个所谓的经济学规律或命题都是伪定律，伪命题，至少其仅在极其严格的假定之下，才是逻辑真实上具有有效性的。相反，由于经济现象中的网络经济效应存在，由于创新溢出效应的滚雪球效应，由于基础设施等等的沉没成本的规模分担，由于经常性的外部经济大于外部不经济的增益效应，经济增长在公正、合理的机制下普遍存在着加速和易于增长的现象。换言之，越发达，经济可资利用的手段与空间越大，越是起飞，经济后续扩张力越强。除非人均同国际梯度差消失，国际比较与竞争优势丧失殆尽。
因此，依照通常的经济增长逻辑轨道，越是白手起家，越是经济早期，越是创业时期，增长的发展越是艰难，速度与规模越是受到限制，越是后续发展，应该更顺利，速度更快。
依照如此的经济学范式来检验前后三十年经济增长，显然后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不及前三十年。其中的原因与背景相当复杂。其中结果之一生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限于篇幅这里对此专业问题不再展开。留待作更进一步的专题研究。同样，依照此经济学范式在检验后现代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和转型国经济增长，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增长，同样发现它们统统乏善可陈。这背后的经济动力与逻辑结构就更是纷繁复杂。同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留在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如果上述结论符合科学与真理标准，那么宣传、舆论、定势中辉煌六十年，特别是后三十年的陈述，不但缺乏学术、学理支持，而且在误导，甚至是颠倒。因此，应当尽快放弃这种定势，还历史本来面目。这绝非仅仅是还公正、清白于毛泽东。这关乎几代国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下的牺牲与奉献，更是共和国伟大的精神脊梁，从而更关乎未来中国的走向。
如果上述经济增长符合科学认识，构成历史的真实解刨与原貌，那么，把前三十年硬性扣上闭关锁国、封闭、停滞，就不但是最大诬陷，而且是令人发指的指鹿为马，起码也是就偏向、局部、无力而“事后诸葛亮”，而“吹毛求疵”。以斗争与自主战略求团结和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前三十年不但功勋卓著，而且为后三十年打下了一切应有的坚实的基础。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历史传承中，忠孝节义的伦道纲常是后人理当感激，更应为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壮举，而以泉涌相报，而非无端的指责。
如果前述结论符合科学范式，那么前三十年就是全世界数千年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世界性的经济奇迹。后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长，至少在速度上也同时处于人世间少有的巅峰状态。由此，试图以市场经济速度优势，来取代、贬低计划经济优势，就彻底失去了任何经济学的基础和实证经济研究支持。而规范研究方面的争议与辩论，就更不会有助于所谓市场经济信奉者的推崇与信条。
那么，比较前后三十年，究竟是什么制度、体制、文化或纯经济因素，真正阻碍了后三十年本应更高速、更平衡、更有效地增长与发展呢？市场论代表人物中最重量级人物，体制内的“首席经济学家”把全部的矛头对准了权贵资本主义。他因此成为相当广泛的博得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之美名，但很快就因由其一系列本质上的制度、体制乃至文化上的价值取向与真实倾向，而遭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左派和相当大众的抵制。那么问题的要害是他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体制与社会基础是什么？同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主张的冲突何在？继续深入改革的剔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哪里？权贵资本主义的同资本绑架保与腐化市场经济的内在关系如何？反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模式目标模式在哪里？欧美资本主义能够克服权贵资本主义吗？
以这位经济学大老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学派”显然反对拉美资本主义，而其对拉美的红色风暴又不敢兴趣，那岂不明摆着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目标模式又是什么？特色开放与改革下发生了他竭力反对的权贵资本主义，他又坚决主张靠深化改革，让市场经济到位，则唯一逻辑选择就是欧美资本主义。而且是其中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那就是政府搭台，资本唱戏。无怪乎他们要那样推崇无形的手之父亚当·斯密。然而，金融海啸已经并将进一步暴露出这一目标模式是毁灭人类经济与文明自身的“邪恶理论”（当代新自由主义而非古典自由主义）。其仅仅是给当代大资本无限圈地、圈钱甚至整个地球与整个世界财富以科学伪装和学理支持。
另外的一些反思学者，把矛头指向国家垄断、国有经济、市场不公。同这位首席经济学家的矛头指向一样，这些发现，并非毫无学术根据和社会现存支持。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相同起点等到都确有问题，但这批人的政策目标取向的要害是私有化，是全球化下的任由国内外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可长驱直入的彻底的完备的私有化。这就是比之当年美国要求的门户开放的利益均沾还要胜强百倍的国民待遇，是可以凭跳楼价而收拾中国资产和财富的门户全开，欢迎光临。此外，这批学者又煞费苦心地教导国人，当被人卖了的时候，还要以我泱泱大国，数千年文明礼教的君子之德、之风，非但不能对这种国际大亨式的霸占与掠夺吭气出声，反到要兴高采烈地因同国际接轨（接鬼）而帮助人家数钱，一些中国海外上市公司公开首次上市募集的资金远远低于在短短的年份里分发红利，不就是最好的写照吗？要是当代鲁迅存在，一定会写下远胜于其《阿丘正传》、《狂人日记》和《现代孔乙己》的现代版本来。事实上，不论是激励兼容也好，还是物质刺激、金钱挂帅也罢，已有的私有化和非公有产权经济结构，早已过度地损耗了社会公正与主人公生境下的社会财富活力与创造力。右派们不了解，作为社会经济财富最终、最后支持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其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公地位，才是其最终与彻底解放的不竭源泉。美国大心理学家安东尼·罗宾揭示了人之潜力的无穷。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价值的最高层级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荣格的民族救星崇拜情结，都早已揭示出人力奉献的精神驱动。就是中国古人中的圣人也早已表明了“士为知己者死”，“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右派学者们就不明白，作为自由的人的最终活力来源，是其心志的精神愉悦和精神价值追求，而不是金钱与权威奴役下的威逼利诱。物质、市场、产权统统都是手段，精神、价值、心理，理想、目标、期许等，才是终极幸福源泉。
主流经济学的先把人定义为自私、理性、自利、狭隘，就好像社会法律首先假定一切公民都是罪犯，然后靠公诉、起诉、辩护，来推定犯罪或无罪开释，这本身在最核心与深层，就已经铺下了其经济增长的有限空间。你把人当贼看，多半信号与环境之下，他就会变成扒手。若其为高尚的君子，那么其就依然不会百分之百的服务和贡献自己的才智。因为君子为如此卑劣取舍，他或她会觉得不值得！后三十年增长极限的最根本的原由就在于此。当社会的一切资源配置，都建立在私有产权或至少是金钱逐利的时候，最伟大、最活跃、最丰富的忘我无我、创新、奉献与交流，就会大打折扣。商业防范、市场运作、资本操纵就会逐步颠倒真理与价值崇拜，把社会创造力与发展推力降低到私欲竞争、物欲追求的低水平循环与重复上。
四、终极幸福：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毛主席对自己的恩师加岳父的评论是：“他是唯心主义者，有很高的道德”。杨昌济不但养育了伟大女性烈士杨开慧，而且为中国培育和推荐了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先贤和大圣雄。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或许真正开启了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所谓灵智上的反思先河，但无论纵观顾准自身全身心地献身于真理的矢志追求和他的女儿现如今投身到翻译、推荐恩道尔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大经济学系列，都表明顾准及其子女都是灵魂情操高尚之人。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开启中国的革命航船，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他以其博大的胸怀，无限的才思，无畏的斗志，高超的艺术，伟大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斗争、团结、争取、吸引、引导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民众大联合阵营。
马克思、恩格斯早已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使命，规划了最崇高的价值境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不仅仅是一种思潮，一种思想体系与学说，它们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目标，更是伟大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时还在知行合一的实践-认知-真理观意义上更是伟大的社会运动，而且是连续的、不断的社会实践运动。就像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一夜之间就建成的一样，共产主义只能在萌芽、趋势、新生事物的反复演化、进展中，在种种历史风雨和社会较量中，才能壮大、成长、发育，直至最终得以实现。因此，创始人们早就明示：“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马、恩、列、斯、毛等，都是伟大的阶段论和终级论的有机结合的高手和导师。他们都在尽可能的历史条件，不放过任何的一个可能的历史推进过程，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所认识初级社会主义却同机会主义者们、修正主义者们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把初级，不发达作为现实的发育基点，在热情地，全身心地培育和壮大萌芽中的过程中，不但对终极目标矢志不渝，而且在不断地加速和壮大萌芽的发育，而不是消极像其反对派那样，或者是以初级阶段为遁词，为行自我和小我`和小利益集团，为开拓、寻机，或者为其复辟、倒退至克己复礼的制度而制造理论依据。
依照这样一种人类宏大视野来看待前后三十年的社会福利新经济学或超现代经济学，会有诸多新的发现：
（1）社会福利的最终、最大的效用尺度，只能和最终取决于政治算术。这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要说明其同边沁的人头政治利益或当代西方的民主选票的政治算术不同，其所涉及的是人的意志、尊严、平等、地位，乃至发展、决策、预测的主人般，权力般、自主般的拥有。这种解放和主人公心境及其社会制度保障，是人类幸福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这样一种人类解放与发展的最高水准，最高善的价值规导，决定着人类制度文明演进的由奴隶制走封建制，由封建制走上资本主义制，并最终由资本主义变革到社会主义，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人类文明创新力和幸福感的最高级取向是一致的。意志力，生命与发展主宰和价值之尊严实现是终极性的。这是财富源泉、财富水平、增长速度同幸福本源的社会保障相一致的。
（2）社会福利的基础性的重大平衡性保证，来自于下述几大源泉：首先是社会公平、公正的广泛与深入的体现。这种社会公正远远超出简单的形式等价交换公平和一般性的程序司法公正。不过，机会均等通常是这一公正的最初级、最显见的实现；其次社会风险与安全化解保障。这又远远超过简单的一般性的现代市场与商业机制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就业、创业、教育、文化等的核心风险保障和医疗、意外、伤残等的负面风险保障，构成了最基本的风险担当。商业主导的风险保障机制显然不足以剔出大规模的投机泡沫风险增大与放大。这是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和当代经济社会危机的困境已经表明了的。
（3）社会丰裕、发达在社会福利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其绝对水平却既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唯一性和决定性的。当然一定基础上的相对历史物质技术条件下的社会物质保障，在某种意义可能构成最主要和基本的前提，这种最普通水平的物质水平应可以放到上述的保障性存在条件之中。
（4）社会公共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是其使用、分配，社会平等水平等等在社会总福利水平中发挥了重要的显著的作用。公用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往往会破坏限制公共资源与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会造成对其社会平等使用和合理利用的极大的扭曲。
（5）市场化里的帕累托最优境界，基本上同最大化社会福利不是一回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之一。市场化的帕累托最优其实也非效率与速度最优境界。当然这一点是西方经济学拒绝承认的。然而，西方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占领速度优势的制高点，又在反复的建设性的毁灭（熊皮特语）中周期性的震荡，哪里来的效率优势呢？
根据上述新经济学的标准与规范，前三十年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问题，但却不同于“改革教”所指责的那样。而后三十年的增长与发展中存在问题更多更严重。这是缘何邓小平在同和他的弟弟邓肯谈话中一针见血，并无自我纠正的语重心长道：“原本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看来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以前少”。这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荣禄观、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等提出和战略动员的根据。
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非充当生产力的旗帜。其凭借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要依靠先进的生产关系而解放和推进生产力，要砸碎和变更落后的保守的反动的生产关系桎枯，从而以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历史使命只能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并同时代表和主宰着最先进的上层建筑。
人民大众的最广泛、深厚的利益，绝不是通过建构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能够实现的。这不但是因为中产阶级会出于风化、两极化运动的不停顿变动之中，而且如果是在资本主导市场杠杆作用之下，大资本家豪强兼并通吃，会凭借资本甚至资产优势，造成中产阶级萎缩和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西方中产阶级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且其历史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供养的结果，因此不具有可复制性。
中国大规模的弱势群体的加速形成和动态发展，中国一方面经济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新压迫剥削大山”不断形成，已远远超出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这是后三十年市场化，特别是私有化产权，尤其是其是在全球化舞台这一平台下的经济西方化的必然结果。从小平发出警告到如今已经失去了若干宝贵时间。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最深厚的背景就在于此。但正像华尔街、伦敦城的高官红利天空没有极限一样，若不从私有产权和国民公有产权与产业占领这一根本点上入手，则市场化取向的资本榨取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五、内需不足同有效需求不足与经济危机的区别何在？
后三十年经济增长起伏波动，但没有萧条和危机。这一点同前三十年相近。后三十年最直观、表象的经济困局就是内需不足，但无论迄今为止多少经济学家对此支招，当局发过多少次宏愿，扩大内需的始终是头疼、头大的老大难，而且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情势。
有效需求不足，无论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定理，还是马克思的两部类再生产平衡，还是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原理，都表明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顽症。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当然不存在消费不足和内需不足、不振问题。当然积累过度是另一层级的问题。其涉及到国家赶超战略选择。
中国的内需不足远远超出西方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事实上，西方国家大体呈现出的终极性的核心问题是有效投资不足之严重的周期性震荡问题。表现出来的却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同样的市场调节为主，缘何造成这种差别呢？
原本西方的消费旺盛，不但是个文化现象，而且有着债务泛滥，消费信贷刺激问题。如果把文化和消费信贷问题剔出，则东西方资本市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能会大体一样。
因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分配格局失衡。中国最新公布的银行资产八十万亿，为GDP的近2﹒4倍。而其中储蓄存款又占据了主要的大头，如此庞大的社会积蓄，断没有任何总量原因导致消费与内需不足的理由。内需不足的两大核心根源是高度富有“阶级”与社会机构拥有巨大的财富与资产，且奢侈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第二，竟然依然有过多的无数的净积累与储蓄，既不能用于消费，也没有合意的投资。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社会阶层，需要潜力巨大，也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由于对社会风险、福利社会的预期具有现实压力和潜在的恐惧，导致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被进一步压缩、收紧。由于对积攒首富买房，存钱购车，子女上学，做相当的储蓄的以应付养老、医疗和其他意外，例如失业，或换工作等等，而使得原本比例不高的薪水收入，在形成可支配支出时更加萎缩。
收入分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显著、最不合理、最不道德的经济问题，也同时构成了制约经济快速、健康、长期、持续发展的障碍。当然，资本控制下的市场资源配置，还存在着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投资冷热交替的盲目性、唯利性、合成谬误性（宏观和外部不经济性），存在着决策非民主、经济独断专行，就业-工作-职升不公平，尊严与公证问题。但收入不平等及其相应的机会不均等和相应的剧烈的周期性的震荡与所谓建设性的毁灭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深度弊端与病症。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赖赤字政策、信用政策和国际财富转移，大体上维持了中产阶级的优雅与丰裕生活，但这一模式，已把全部潜力发掘殆尽，用足了，用尽了其极限，因为，从严肃、认真的科学规范角度看，欧美国家，财政经济甚至包括银行在内，金融、保险、资本市场经济，甚至相当多的家庭，基本上已达破产边缘。数十年的各级各层次各种名目的庞奇游戏，尤其是在高杠杆、高佣金、高储蓄、廉价货币的虚拟经济刺激之下，靠着复合、结构衍生金融的交互、多级“倒腾”，发达国家及其联盟的国际经济，事实上，早已资不抵债，透支了儿孙与国家甚至全球经济的未来。
而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根源，则除了上述的资本和要素挤占剩余之外（并且超出发达国家的比例），而没有上述发达国家的信用爆炸和国际财富转移。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严重程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