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开放时代
从农场到工厂：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
[文 / 具海根]
[内容提要]东亚工业化经济中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无论是与基于西方早期工业化经验的无产阶级化理论相比较，还是与拉丁美洲或非洲半边陲式发展的模式相比较，都是极其不同的。与半无产阶级化命题的预测相反，伴随韩国的依附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一个比发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欧洲更为快速、突然和密集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在这一被压缩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数量的激增，以及女性在白领工作的就业比例的快速增长。韩国工人之所以没有对无产阶级化表现出强烈的集体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劳工运动的镇压性的控制，以及韩国缺少强有力的手工业文化传统。不过，急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还是促进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与资本的自主性活动相比，国家所扮演的发展角色对韩国产业转型的特殊模式及工人对该模式的反应的影响，要更为深刻。
Abstract： The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y in East Asia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either what is described in the proletarianiz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est， or the semi-peripheral developmental pattern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Contrary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semi-proletarian proposition， what goes along with the subsidiary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is a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much more rapid， abrupt and concentrated than what happened in 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n such a condensed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there occurs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oth blue collars and white collars， as well as a rapid growth of women’s employment proportion in the white-collar class. That the Korean workers did not demonstrate a strong collective reaction to the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is largely due to the state’s suppressive control of labor movement and to the lack of a strong tradition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South Korea. Nonetheless， the rapid proletarianization process has given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kers’ movement. Compared to the autonomous activity of capital， the state has played a more profound role in swaying the special mod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he workers’ reaction to that mode.
一、引言
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无产阶级化或许是“过去数百年中西方世界所发生的最具深远影响的社会变革之一，总的来说它在今天的社会仍然在继续着（Tilly， 1981：179）。”雇佣劳动的增长，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及彼此的关系，也改变了家庭和社区的结构，创造了新的政治需求与集体行动。如果说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已经成为欧洲昨天的经验，那么，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国家，它却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今天，不仅在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够观察到更为剧烈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两个世纪以前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大规模产业转型过程，正在这些国家上演，只不过其方式和社会后果不同罢了。
本文将关注所谓四小龙中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国家——韩国的无产阶级化模式，考察其产业转型模式与早期欧洲经验以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之处，检视韩国工人如何以与欧洲和美国同伴不同的方式，来对无产阶级化过程作出反应。在这里，无产阶级化被定义为：数量不断增长的人口失去对生产工具的控制，而不得不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而生存。
最近数十年中发生于东亚的晚期工业化过程，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模式相比，存在诸多不同，譬如：工业化启动的历史时间节点；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陲或半边陲的位置；文化与制度环境；国家的经济干预方式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关于工业化过程的社会学知识的主要储备，主要还是来自19世纪的欧洲经验。只是在最近，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工业化理论，才遭遇到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而依附理论的视角本身也具有区域的局限性，其基本灵感来源于拉丁美洲的经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东亚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许代表着一种新的产业转型的类型（Deyo， 1987； Berger和Hsiao， 1988； White， 1988）。尽管人们对东亚“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抱有很大的兴趣，却很少有人去关注深刻改变这些社会的工作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工业化过程的性质{1}。本文通过考察韩国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方式，期待进一步加深对正在发生于资本主义东亚的新式工业主义的理解。
二、工人阶级的半无产阶级化？
最近的关于无产阶级化的研究，引发了诸多新问题：譬如，在欧洲和美国所发生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启动时间是什么时候？其形式何在？其动力何在？等等（Walton， 1987）。传统的观点认为，随着蒸汽机和机械化工厂生产方式的引进，欧洲工业化过程发生于1760年左右，它是一个突生的、非连续性的变迁过程。但新的历史学研究表明：欧洲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发生、逐步成长的连续性过程，它从16世纪的原始工业化开始，经历了超过五个世纪的时间（Tilly， 1981 ；Kriedte、 Medick和Schlumbohm， 1981； Levine， 1984； Walton， 1987）。
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Kriedte等，1981：6），主要由商业资本所组织起来的乡村散工制工业（rural putting-out industries）组成。正是在一些市场和行会对劳动力的控制匮乏或薄弱的地方，乡村工业才得以建立起来。
随着手工业工人（artisan）被吸收到工厂中去，城市手工业生产逐渐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摧毁。直到19世纪晚期，在工厂工作的工人还只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产业工人中的一小部分。直到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时代，家庭依旧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单位。在法国，“工人不仅没有成为服从机器的抽象原则和详尽工厂管理规则的原子化的大众，相反，大多数工厂性质的工作似乎发生于家庭这一单位，并在父母、叔叔、婶婶的监督下进行（Sewell， 1986：69）。”特别对女性工人来说，这一情况尤为显著（Tilly和Scott， 1987）。
欧洲的无产阶级化的历史，是一部手工业工人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生持续冲突的历史（Thompson， 1967a； Aminzade， 1981； Calhoun， 1981； Katznelson和Zolberg， 1986）。面对资本家对生产的手工业工人组织的侵蚀，手工业工人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原始工业化过程之所以能够在乡村区域得到发展，原因正在于城市劳工被16世纪的各种行会组织所牢牢控制。
为了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商业资本将散工制工业引入到那些并不存在强大的手工业工人组织的区域（Kriedte等，1981）。最后，手工业工人沦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许多手工业工人在新的工厂中寻找工作；有些人则因竞争而失业；而手工业主中的一小部分人，则成为了小资本家。不过，“涌入工厂并不意味着手工业工人的最后失败；尽管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小店铺，他们依旧集体控制着车间层面的生产的各个方面（Aminzade， 1981：11）。”手工业工人而不是工厂中的工人，在这一早期阶段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积极。
与这一欧洲的早期经验相比，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似乎并非是抗争的一个主要来源。相反，经济发展不足以吸收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并使其成为全职的雇佣劳动者，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在发展中国家，部门间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并非是从第一部门（农业）向第二部门（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Clark，1940），而是直接从第一部门向主要是由小型贸易以及大量个体服务组成的第三部门转移。通常，第三部门的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事着各种边缘形式的贸易与个人服务活动。因此，“第三部门化”或“虚胖的第三部门”所暗示的，更多的是该国的不发达状态，而不是发达状态（Browning和Roberts，1980； Evans和Timberlake， 1980）。
即使是在制造业部门，许多产业工人基本上是临时工人；他们或者是自我雇佣者，或者是家庭作坊工人，或者是作为雇员在无劳动合同、无政府劳动保护的状态下工作（Bromley和Gerry， 1979；Portes、 Castells和Benton， 1989）。在拉丁美洲，制造业中的这些“非正式工人（informal workers）”的比例，在自1950年以来的整个快速工业增长期间，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改变（（Portes和Benton，1984）。大量非正式经济的出现及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出的稳定性，说明这里的无产阶级化处于受阻碍的过程中，而在其它的各种边陲经济体中，人们也能够观察到这一现象（Amin，1976）。
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过程的一种逻辑结果。Portes和Walton（1981）认为，通过为正式部门的工人提供廉价生产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以使他们能够在低于生存线的工资状况下维持生存，这种非正式部门实现了对正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补助。沃伦斯坦使用“半无产阶级化”（semi-proletarianization）这一概念，在更宽广的历史时段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基本上是一个寻求更低成本的劳动力的过程。资本家“更愿意其雇佣工人位于半无产化的家庭中，而不是处于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中（Wallerstein， 1983：27）”，因为半无产阶级化家庭中的工人们，更可能接受低于生存和再生产最低成本之下的工资。从半无产阶级化家庭向无产阶级化家庭的转型，将导致实际的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沃伦斯坦认为，无产阶级化的压力并非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工人：“他们（工人们）常常比那些自称是工人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更清楚地知道，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剥削，要比更为完全的无产阶级化的家庭所遭受的剥削，要严酷得多（Wallerstein， 1983：137）。”对沃伦斯坦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无产阶级化是不完全的，而在于无产阶级化的程度究竟如何。他认为，随着边陲经济中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工被纳入到全球劳动分工中去，加剧了核心经济体中的不受限制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发生。
这种半无产阶级化的论点，主要是基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验；而上述的无产阶级化模式，则几乎完全来自欧洲和美国经验。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最近的经验，会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这些模式？本文将揭示：韩国的经验不仅与世界体系理论家们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论点相矛盾；同时，在无产阶级化的速度、形式以及社会动力机制等方面，与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欧洲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
三、韩国无产阶级化的速度与形式
韩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无产阶级化过程，发生在日本殖民时期。1910年日本对韩国的殖民，造成了韩国经济对日本经济的依附，韩国主要是为日本供应农产品。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远征，它需要更大的工业基地；因此，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发展韩国工业，鼓励其财阀资本对韩国的采矿业和制造业进行投资。30年代，韩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上升，特别是在一些与日本战时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产业，如化工、金属、机器产业等。从1933年到1938年期间，雇佣工人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工厂中的工人数量，从99000上升到183000；矿工从71000上升到224000；建筑业工人则从44000上升为193000（J. Chung，1984）。到1940年，挣工资的人口已近60万人，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约7.3%。
随着二战的结束，这一殖民化的工业化历程遽然结束。由于失去了与日本这一宗主国经济的联系，加之韩国本土产业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韩国的工业不再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另外，在韩国独立之后和朝鲜战争（1950 ~ 1953年）期间的政治动荡，也破坏了大多数日本殖民时期所建立的工业企业。此外，大多数工业设施位于韩国北部地区。因此，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而生存。在上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保持了适度的增长速度（1954年到1960年间的GNP增长率平均为4.6%），并且，它追求一种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其纺织、食品加工以及水泥产业中的原材料，基本上有赖于美国经济的援助。随着美国援助的逐步取消和狭小的本土市场的饱和，这一发展策略在50年代末期走到了尽头。
1961年，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建立了军事政体，其经济也在新的发展方式下起飞。朴正熙体制下的韩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在告别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后，决定听从美国经济咨询者的建议并将经济重新定位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 （Cumings， 1984； Koo，1987）。该战略被证明是在恰当时机作出的正确选择。韩国的出口显著增加，其金额从1962年的仅有5500万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价值24.4亿美元。出口产品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从主要出口粮食和原材料转变为出口轻工业产品，再转变为出口具备更多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在整个60到70年代，韩国的经济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每年增长10%的速度保持着增长，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更达到了GNP增速的两倍。1966年，制造业生产总值仅占GNP的13.4%；到了1985年，就达到了33.4%。
相应地，劳动力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表1表明，有大量的劳动力流出了农业部门。上世纪50年代晚期，韩国每五个劳动者中就有四个是农民，但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每四个劳动者中只有一个依旧在农业中工作。第二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增长，要比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力增长要更快；从1958年到1985年，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中的比例，从4.6%上升到24.5%，而第三产业的比例则从13.8%上升为50.6%。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社会像韩国那样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业社会的剧烈转变。韩国在过去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工业化变迁的规模，要比欧洲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变迁规模更为巨大{2}。尽管突然的、非连续性的工业化历程，并不适合于对早期欧洲工业化过程的精确描述，却似乎很适合用来描述韩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后发的工业化历程{3}。
这种经济的结构性变迁，导致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韩国雇佣工人的数量，从1963年的240万上升到1975年的约480万，到1985年达到近810万（参见表2）。制造业中的雇佣工人的数量增加最为迅猛，在这20年中增加了7.5倍；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雇佣工人，则增加了3.5倍；在这一期间，农业部门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则实际上处于下降过程中。
雇佣工人的产业分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1963年，只有17%的雇佣工人在制造业中工作，且几乎每三个雇佣工人中就有一个在农业部门中工作。到1985年，制造业中的工人数量占雇佣工人总数的39%，而农业劳动者的比例则下降到5%。从1963年到1985年，第三产业（商业和服务业）所雇佣的工人比例有轻微的增长，从占所有工人数量的53%增加到56%。
同样，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后五年，制造业自身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63年，大约有60%的制造业雇佣工人工作于轻工制造业中；但这一比例从1978年的53%下降到1985年的47%。在80年代的后五年里，多数雇佣工人在重工业和化工工业中工作，譬如汽车、钢铁、造船、机器制造以及石化产业等。
显然，城市中的制造产业已经成为韩国无产阶级化的主要场所。由于韩国农业的小所有者的结构{5}以及乡村工业的不发达，韩国的无产阶级化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和欧洲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其对欧洲过去几个世纪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分析，蒂利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农业与乡村工业是无产阶级化的主要场所。尽管城市和大规模的制造业是无产阶级声名远扬的地方，但只是在某些时刻才成为无产阶级产生的主要场所（Tilly， 1981：183）。”显而易见，韩国的经验背离了这一模式。
表3所揭示的，是这一被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的职业构成，从中能够发现几个有趣的趋势。第一个主要的趋势，表现为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数量的快速而持续的增长，他们构成了无产阶级人口中的核心。从1960年到1980年，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在所有雇佣工人和领工资的工人中的比例，从34%上升到51%。第二个同等重要的趋势，是白领雇佣工人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文职工人（clerical workers）的增加，显得尤其剧烈——从1960年到1980年，文职工人在所有雇佣工人中所占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22%。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在文职工作中的就业比例快速增长。1960年，只有6%的文职工人是女性，而到了1980年，每三个文职工人中就有一个是女性。在工业化的体力工作中，女性工人所占的比例也在增加，尽管其增速没有像在文职工人中的增速那么显著。尽管韩国体力生产工人的增长，遵循了19世纪欧洲的无产阶级化模式，但白领工作的快速增长及其就业的女性化，则表现出一种与20世纪早期西方所发生的职业变迁模式一致的模式（Bairoch、 Delycke、 Gelders和Limbor， 1968； Braverman，1974； Szymanski，1971-1972）。
因此，韩国的工业化过程表现出一种综合的过程：既有19世纪无产阶级化模式的过程的特点，又有20世纪欧洲和美国无产阶级化模式的过程的特点——同时出现了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数量的增长，以及白领职业的女性化。这一综合的过程，似乎构成了存在于早期工业化历程与后发工业化历程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后发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借用外来技术、赶超发达经济体的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Gerschenkron， 1962；Amsden， 1989）。由于韩国的工业化乃是一种被压缩的产业转型过程，因此与欧洲的同伴相比，其无产阶级化人口的异质性更大，其内部的身份分化也要更加显著——与数目巨大的的产业无产阶级相伴随的，是相当数量的白领阶层。
与此同时，韩国非正式经济（小商品生产）则处于稳定的消减状态之中。表4所显示的，是自我雇佣或者是被小型的家庭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的比例。这一消减的趋势，在制造业中表现得尤其显著。1960年，制造业中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属于自我雇佣者或在雇工不超过5人的小企业中工作；到1981年，该比例下降到只有五分之一。这与拉丁美洲形成了对比，拉丁美洲的非正式经济中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相对规模，在过去30年中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Portes和Benton， 1984）{6}。
资本家更喜欢非正式地雇佣工人，即在没有正式合同、支付低工资和规避各项政府劳工法规的条件下雇佣工人。这种非正式的雇佣模式是资本家使用的一种策略，能够达到获得廉价劳动力和灵活用工的目的。因此，非正式就业在一些工会和政府劳工法规的实施更为强有力的国家中，可能更为普遍。韩国的非正式雇佣相对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劳工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且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抑制劳工的态度。由于缺乏保护性的劳动立法和政府行动，韩国雇主们对于正式工资体系下的劳工雇佣并不感兴趣。韩国之所以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其原因在于国家所推行的镇压性的劳工政策，使工会在决定工资方面并不能施加什么有效的影响。
一项对工资决定过程的详细分析发现：在韩国的各个产业中，工会的出现并未对工人的工资产生显著的影响（Song， 1989）。对大多数韩国产业工人来说，企业的规模和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存在于核心产业与边陲产业之间），并没有对其工资产生显著的影响。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所存在的这种独特的工资决定机制，同样得到了Fields和Wan（1986）的研究的支持：在这些经济体中，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并非各种制度的因素（如最低工资立法、工会以及保护劳工的立法），而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简言之，政府对韩国劳工的压制，促进了正规资本主义企业对劳工的不受限制的吸收。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大型企业中雇佣工人的不断增长的集中。在1985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韩国工厂工人在雇工人数达到100及以上的企业中工作；而在1959年，这一比例仅为三分之一（参见表5）。与之相伴随，工作于雇工少于20人的企业中的工人比例，从1959年的33%下降到1985年的10%。韩国各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是很高的。在整个60到70年代的快速产业转型期间，大企业保持着持续的增长。由于纺织、服装和皮革产品工业中的大雇主的减少，以及与垄断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的外包生产的发展，这一趋势在80年代才逐步减缓。小企业以及中等规模的企业，承担了大量的外包生产任务，其基础依旧主要是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
在韩国，确乎存在着工业化的家庭工作（Industrial home-work）；有证据表明，这种非正式的外包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有所增长。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不断上升的劳工动荡（Cho， 1985； Yun， 1984）。和其它地方一样，大量的已婚妇女作为外包工人（outworkers），从事着这种家庭层次的生产。尽管很难测量这些非正式经济活动的规模，我们似乎还是能够推论：韩国的工业化的家庭工作，远不如拉丁美洲那样重要（Beneria和Roldan， 1987）。
四、韩国工人阶级的人口学构成
韩国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以首尔和釜山为主要轴心的少数大型都市区域。1984年，在所有的制造业工人中，有一半居住在首尔—敬仁（Seoul-Kyungin）区域（该区域联结着首尔与仁川）；而另外40%的制造业工人，则集中在东南的岭南（Youngnam）地区（Choi， 1987）。这种工业发展的集中模式，必然需要乡村人口向大都市中心的大规模流动。根据一项估计，在1957年到1980年间，大约有1100万的韩国人从乡村地区流动到城市地区（Ban， 1984）。农业人口也随之从1960年的1460万下降到1980年的1080万，尽管在这一期间韩国的人口增长了150%。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主要由年轻人构成，他们到城市或寻找工作，或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1980年的韩国普查显示：在1979到1980年间的城市移民中，有55%其年龄在15 ～ 24岁之间，只有15%的移民其年龄超过30岁。
政府的农业政策，成为了促进劳动力从乡村流向城市的一个工具。除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少数年份外，韩国政府一直确保谷物价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迫使农民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出卖其谷子；在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谷子的政府价格大约是其市场价格的85%（Y. Chung，1984）。这一价格政策稳定了城市消费价格，使得城市工人能够依赖较低的工资生存下去。
从理论上来说，农民家庭能够通过非农就业来增加收入；然而，由于韩国乡村工业化进程缓慢，非农业收入在整个农民家庭收入所占的比例甚小。在1970年，24%的农村家庭收入来自非农业收入；到了198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35%。而在70年代的这一非农业收入中，有40%属于转移性收入，其大部分来自移民到城市的家庭成员的汇款（Y. Chung， 1984）。
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工业部门找到了工作。一项关于乡村移民的抽样调查表明：有66%的流动者在城市的工厂中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11%的人找到的是非工业性质的体力工作，另有19%的人找到的是各种文职性质的工作（Lee和Kim， 1982）。乡村移民的流动模式，随年龄不同而不同。年轻的移民倾向于直接进入工厂工作，而更年长的人则倾向于在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工作，从事诸如建筑工人、小商业经营者或地方服务工人之类的工作。许多工厂的工人在40岁左右的时候离开工厂，或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意，或在建筑业及服务业中充当临时工。
这种以城市为基础且地域集中的工业化模式，促进了劳动力从乡村到城市的长期移民，促进了劳动力完全从事城市中的产业工作，因此推动了全面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城市中的年轻移民工人不太可能回到乡村地区，并且，他们很少接受来自乡村家庭的经济支持。事实上，他们给仍旧居住在乡村的家庭成员的汇款，在乡村家庭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韩国的大部分移民的雇佣工人，显然并非“半无产阶级”（semi-proletarian）或“业余无产阶级（part-time proletariat）”（Gates， 1979）{7}。此外，各种人口密集的工业化城镇的出现，如库若（Kuro）、蔚山（Ulsan）、库米（Kumi）、昌原市（Changwon）及玉浦（Okpo）等，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社区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发展。
最近关于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研究文献，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一个生活史的变迁过程：农民成为工厂的操作工，或者，独立的手工业工人被迫离开其行会而成为雇佣工人。不过，蒂利（Tilly， 1984）认为，代际之间的流动以及城市工人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增长的主要来源。在韩国，无产阶级化基本上表现为一种代际之间的职业变迁——在韩国，不是农民或者独立的手工业工人自身成为工厂中的操作工，而是他们的子女成为了工厂中的工人。1976年在敬仁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6%的工厂工人来自农民家庭，14%的来自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家庭，其余的或来自小商业主家庭或来自白领家庭（Bai和Park， 1978）{8}。
上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二十年的从乡村地区到城市地区的大规模家庭移民后，城市出身的产业工人所占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大。这一趋势将在90年代加速，使得韩国无产阶级的构成具有更多的城市特征。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过程，导致女性工人的无产阶级化速度比男性工人要更快。1963年，在制造业中工作的女性工人数量是18.2万，到了1985年则增加为140万。与之相比较，制造业中的男性工人数量从42.8万增加到210万（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2，1985）。女性工人主要集中在少数轻工制造产业中，如纺织、服装、制鞋、电子产业等。大体而言，女性工人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这些产业在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中期，其增长最为迅猛；而男性工人则不均衡地集中在重工业与化工业，这些产业从70年代开始扩张。因此，制造业中的女性工人的比例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到7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在1960年，制造业雇佣工人中的女性比例是40%，1973年这一比例是53%，1985年为46%。与女工在蓝领工作中就业比例的相对下降相伴随的，是女工在文职性工作中就业比例的急剧上升。
五、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的反应
尽管韩国所发生的变化其速度很快且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农业人口向工业劳动力的转换却是相对平稳的。韩国工人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他们在适应工厂生活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反抗，而是很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技能与工作习惯。打造一个产业劳动力，“需要一个对各种工作习惯进行严酷的再造过程——这些工作习惯包括新的工作纪律、新的工作动机，以及使得这些动机得以生效的新的人性的再造（Thompson， 1967b：57）。”在欧洲，这一过程的进行并非易事；在美国，这种再造更是令资本家们颇感沮丧，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一波又一波来自农民家庭背景的工人的前工业价值以及工作习惯作战（Gutman， 1977）。
韩国资本家以及外国投资者则并没有面临这类问题。以下几个因素能够解释韩国工人为什么能够很容易地适应工厂工作：韩国的城市化水平及正式的教育水平很高{9}；从殖民时期开始，韩国就有了连续的、大规模的区域性和社会性流动；韩国对男性有强制性的军事服役要求，这教会他们遵守时间并服从正式的权威。
使得韩国工人区别于其19世纪的欧洲工人前辈的，并不仅仅在于韩国工人的个体特征，更在于其所拥有的文化传统不同。在欧洲，手工业工人及其行会组织在型塑工人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反应方面，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手工业工人及其行会组织，为新生的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各种主要的议题、语言以及领导。手工业工人们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反应，更多的是出于社会的和道义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他们所关注乃是独立、对技艺的自豪以及被道德所调解的各种工作关系。正如塞维尔所指出（Sewell， 1986），这是因为手工业工人们对于自身的劳动，有了一种基本的“社会认识（social understanding）”——调节其工作的是各种行会规则与纪律，其工作是在一种社会交往的亲密网络和共同的情感中进行的。正是从这些职业共同体中，他们获得了各种物质的、社会的以及私人的资源，来对无产阶级化过程作出强烈的集体响应。
韩国的工业化，是在缺乏任何类似的手工业工人文化的条件下发生的。直到19世纪，韩国的手工业生产都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大多数手工业工人被政府所雇佣，为朝廷及贵族生产纸张、器皿、专门的衣物以及其它各种奢侈品（Song， 1973）。在韩国的儒家身份体系之下，手工业工人和商人的社会等级位于农民之下，几乎处于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事实上，在李朝时期，许多手工业工人都是从奴隶中招募而来的。在19世纪后半叶，当商业和工业活动兴起之际，手工业工人的表现也远没有商人那样活跃。那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商贩们（Back-peddlers），基于其全国性的网络建立起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各种行会组织。一些大商人也成立了各种“资本社团”（capital associations）来保护和强化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而手工业工人，则并没有发展出类似的各种组织。
因此，新一代的韩国工人在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并不拥有任何令人自豪的工人阶级文化遗产。他们也没有从殖民化时期的工业化中受益——原因不仅在于该时期的工业化过程太短命而不足以产生一个稳定的工人阶级，还因为这一时期的各种技能和技术工作，基本上都为日本人所占据，它并没有产生一个技术工人阶层。倘若要在韩国寻找什么工人阶级传统的话，那就是韩国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后，立即表现出来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劳工动员。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这一劳工运动卷入到极端动荡政治环境下的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中去了。在经过两年的激烈斗争后，左翼劳工工会被右翼群体所粉碎，后者得到了在1945年到1948年期间占领韩国的美国军事政府的支持。战后的这一经历，给未来的劳工运动留下了一种不幸的遗产——政府将劳工动员等同于共产主义暴动；同时，甚至是温和的工会主义措施，也会激起右翼的强烈反应。
由于缺乏任何的工人阶级组织或文化资源，新的、被无产阶级化的韩国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孤立的个体去适应其所面临的处境。韩国工人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反应，并非出于失去了独立性和处于对自身技艺的自豪感，而主要是针对工作场所中的经济性的艰难困苦——譬如，世界上最长的工作时间、危险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以及专横的管理控制等等。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韩国的劳工抗争水平是很低的——平均每年只有100件劳动争议案件发生。并且，这些劳动抗议基本上是非组织化的、自发的和短暂的。只是从70年代中期，工人才开始逐渐为了发动工会运动而动员起来，并从教会群体以及学生活动分子那里获得支持。
如果说，手工业工人文化与组织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韩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的反应；那么，强大的、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则影响着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形式。通过对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渗透，韩国政府领导着发展的过程。国家反对有组织的劳工的镇压行为，构成了国家发展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多或少是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所需要的（Koo、 Haggard和Deyo， 1986）。韩国政府采用了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强大的安全力量，去镇压任何草根性劳工运动，并使得劳工处于非组织化的状态，处于与其它产业部门隔离的状态之中。
因此，韩国工人处于双重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缺乏工人阶级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压制性的劳动体制。然而，正是无产阶级化的本质——无产阶级化的急剧速度与密集程度——以及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了动力。由于缺乏各种内部资源，韩国工人从宗教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那里获得了重大支持。逐渐地，草根性的劳工运动和处于更广阔社会中的民主化斗争走到了一起，并且互相支持。上世纪80年代见证了劳工运动的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过程。尽管有政府的严酷镇压，工人还是在创建草根性的自主工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的集体行动，也表现出高水平的阶级团结与政治意识{10}。
六、结论
与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经验相比，韩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突出的特征：
首先，韩国职业的结构性变迁的主导趋势显然是无产阶级化过程，而不是半无产阶级化过程。韩国的依附式发展，并没有阻碍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而是使这一过程较19世纪欧洲与美国的工业化来得更为快速和剧烈。韩国的产业转型中所包含的变迁的突然性与非连续性，在很多方面都甚于欧洲的产业转型。
第二，韩国的后发工业化过程导致其无产阶级化过程，具有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与美国无产阶级化模式的双重特点。在韩国，典型意义上的产业无产阶级和更现代的白领工人同时出现，并以相似的速度增长。因此，韩国的工人阶级政治，比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人阶级政治，要显得更为复杂{11}。
第三，决定韩国无产阶级化的速度和形式的最重要因素，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资本的自主性活动。通过采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及镇压性的劳工政策，韩国的发展式国家不仅对劳工流动的主导模式产生了影响，还对各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与工作关系，产生了影响。
第四，韩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韩国的农业部门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劳工的来源，农业部门并非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地点；这和早期欧洲的工业化进程颇为不同。韩国工业化的区域集中模式，推动了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持久性移民，使得移民工人完全从事各种产业性工作，并促进了各种工人阶级社区的快速发展。
第五，韩国的工业化过程，很少包含前工业化文化模式与现代工业化工作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韩国工人主要来自农民家庭背景，却能够很平稳地适应工业化的工作节奏及其权威结构。高度的城市化与教育水平，极大地促进了韩国工人从农场到工厂的转型；而儒家文化所反复灌输的守纪律的工作取向，也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转型。
第六，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及其文化传统，在型塑韩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经验的集体反应方面，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缺少这样的文化资源，韩国工人以孤立的个体身份对工作场所中的艰苦工作条件作出反应，他们缺少有效的反向意识状态（counter-ideology）。这一点能够解释在韩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中，其产业关系为什么处于高度和平的状态。
最后，尽管韩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的最初反应是微弱的，他们还是在一个关于工业化经验的相对较短时期内，发展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工会运动。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韩国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韩国工人之中所存在的无产阶级经验的密集程度。工业发展的高度集中模式，促进了工人阶级社区的发育，而国家对工业领域的广泛干预，也使得工作场所中的劳动关系具有政治化的色彩。作为一种结果，与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形成相比，韩国的工人阶级形成要显得更为迅速和突然。
*原文：“From Farm to Factory： Proletarianization in Ko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Vol. 55 （October： 669-681）。
（译 / 刘建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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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最近，在韩国有大量的新的经验研究，探究了韩国劳动力结构和阶级构成结构方面的变化。特别有用的研究包括Suh（1984；1987）和Kim（1984；1988）对普查录音带所做的仔细分析。本文引用了其研究结果。
{2}从1841年到1961年，英国的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26%下降到7%，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则仅仅从41%温和地增长到44%。在法国，从1840年到1962年间，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53%下降到22%，而第二产业的的劳动力比例则从25%增加到37%；德国经历的是一个要比英国更快的“后发工业化过程”，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从1882年的50%下降到1961年的16%，同时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比例，从32%上升到45% （Bairoch、Delycke、Gelders和Limbor，1968）。
{3}其它新兴的东亚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结构性变迁。譬如在台湾，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从1960年的50%下降到1986年的17%，而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比例，从21%增加到42%，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力比例，从29%增加到42%。
{4}此处的1963年和表中的1960年不符，原文如此——译者注。
{5}韩国农业土地产权的小所有者性质，是上世纪40年代晚期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产物；并且，法律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所能够拥有的具有土地产权的田地数量予以了低标准的限制（最多3公顷）。尽管不同学者对1950年韩国所进行的土地改革的评价意见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第三世界农业变革的典范；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一个失败——因为它摧毁了地主阶级并将韩国的农业转换为一种小型的自主农场体系。从1949年到1957年，韩国的自主农场主的比例，从36%增加到88%，而佃农所耕种的土地在全部土地数量中的比例，则从1945年的63%下降到1957年的5%。很少有哪个国家实施过如此剧烈的农业改革。
{6}同样，韩国的商业和服务业拥有数量巨大且比例稳定的非正式工人。在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中，自我雇佣以及在家庭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比例的变化是平稳的，1965年其比例为45%，1975年为43%，1985年为40%（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2，1985）。在自我雇佣者中，小贩和从事本地服务业的工人的比例，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而店主和独立生产者的比例则出现了显著增长。显然，韩国这一个案，并不符合所谓“边缘化过程”（marginalization）的描述。
{7}韩国的情形与台湾颇为不同；台湾的工业发展更为集中，它鼓励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台湾，乡村工业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平均每个农村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来自非农业收入（Ho，1982； Moore， 1984； Oshima， 1986）。
{8}或许，其它地理区域吸纳的来自农村的工人所占的比例更大；譬如，敬仁地区因环绕首尔，其城市化水平在整个国家中是最高的。
{9}在1984年，有三分之二的韩国工厂工人具备至少中学教育水平（九年或九年以上的教育经历）。
{10}读者可参考近期的数篇美国博士论文：Choi（1989），Lee（1987），Cho（1987），Lee（1989），Song（1989）。Deyo（1989）的著作也值得一读。
{11}尽管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蓝领工厂工人，白领工人阶层的大量出现，同样值得研究者考量（Koo，1989）。
具海根（Hagen Koo）：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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