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要在斗争中自律成长
：向 东
道歉在前：怀着触犯众怒的忧虑，斗胆写下这篇类似通信的一段冗文。回头看看不觉心惊肉跳，与其说是批评别人倒不如说是自我批评，很象一份检讨书。不过这样也很好，就象鲁迅“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那样，对自己作个全面解剖。假如这份“检讨”对某些左派有点借鉴作用，就赠作参考吧！肯定有不当和错误，先行在此表示真诚道歉，并敬请原谅！
最近从袁腾飞那里学到一个时髦新词，“历史是什么玩意儿！？”替他解释有两层意思：人类历史打杀、争斗，充满血腥，不是好玩意儿；文字历史，是经过包括袁腾飞自己在內的无聊、无耻文人，随便篡改、颠倒了的历史，已经不知“是什么玩意儿”的玩意儿。袁腾飞看到这个解释，他一定会感动得流泪，认为我是他的知己。今天不说这个，是要借用这个新词骂人：“左派是什么玩意儿？”固然，左派还是左派，历史还是历史。骂是骂不坏的，或许被骂了一顿，头脑一清醒，确然能够认清自己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那就谢天谢地了！
一、左派的历史地位
左派右派当作政治名词首先用到政治领域，在西方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既有特定的阶级含义，也有偶然的原因。总之，当时的左派是代表大多数人的革命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属于进步力量的一方。中国历史上无论哲学领域还是治国领域早有左右之分，譬如朝庭官员设置，就有左右丞相、左右拾遗、左右执金吾等等，其中有的官职确实含有相互监督的意思，或许这与今天的左右派毫无关系。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问世以后，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左派右派的含义进一步深化，大有完全对立的意思（笔者：按照辩证法，对立双方存在于统一体內）。在中国无论政坛民间，一般都把进步的、向上的、革新的一方看作左派，并往往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把保守的、求稳怕乱的、不思革新的看作右派，代表守旧一方，并与不革命、反革命遥相联系。无论左派右派，还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分。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层面，由于各种原因，对左派右派的认识判断，比以往有了较大的差异和变化，有时候，左派右派被弄得难以分辨。有时左派被当成右派严厉打击，而右派却以左派身份高据庙堂之上（以后探讨）。当今中国自称共产党右派的一点也没有右派的味道，他们已经超出右派功能，三十年充分表演，证明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缔造的人民共和国政权翻个底朝天、不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共产党彻底赶下台决不罢休。这那里是什么共产党右派，是地道的西化卖国投降派、是背叛人民、背叛真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恢复剥削制度的反动派。
社会结构中左右派对立和不断斗争并互相依存，起着监督、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就一个团体而言，左右派在本团体內的特定功能一旦被突破，对本团体产生危害，无论左、右派，都将变质成本团体的敌人。例如国民党內左派走到极端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的敌人；共产党內右派走到极端背叛共产党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等等。当今中国共产党內和民众之间的所谓右派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右派，他们走到极端而且放弃右派功能：共产党右派反共、灭共；中国右派卖国、灭国。他们已经是一群危害共产党、危害共和国、危害社会主义、危害中华民族的害群之马，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我们还认为，“革命派”和“左派”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不能等同，不能混淆。当前网络上的一些无谓分争，可能就是对这两个概念不同理解引起的。今天不讨论“革命”与左派的含义和区别，只是希望读者不要把这两者等同起来理解。
左派是政治领域中的必然存在。然而被当作一个派别允许在大街上（是小巷）悄悄走动，还是近几年的事。允许走动，但只能悄悄地、靠边沿、不能大声说话，更不能走到大路中间。为什么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这是一个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缺失、严重的社会偏向。众所周知，左派是一种代表先进的、积极向上的、革新的力量参与社会、团体当中，尤其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呼声，起到不可或缺的社会免疫、制衡和促进作用。然而，从中国的社会现实看，左派好象有一段时期突然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要说是背时，那一背就将近三十年时间。“劳动人民”、“人民群众”、“工农大众”这些词汇变得软弱无力、黯然失色，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名称也被主流媒体彻底遗忘，在有些人的眼里，无产阶级等等成了贬义词。由于左派的对立物—右派一时失去了对手；由于右派天然因循守旧、保守落后的特性，容易与权势媾和纠结，与旧的习惯势力、旧的传统观念亲密结合，现实主义右派甚至走到极端；由于左右派共同监督的对象—权力失去了有效的监督，极右派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甚至劫夺神器、窃据高位，因而失控的权力变成社会的邪恶势力、变成无恶不作的魔鬼。疯狂了的极右派与失控的权力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起来，终于酿成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严重的乱象。
新一代左派的诞生是眼前的事，她是那么的稚嫩、那么的幼小，简直是弱不禁风。她的天职让她去对付过分粗壮强大的右派哥哥和灭绝了良心、全付武装的极右派强盗，真是不堪一击。而且新生的左派身上，还带有一些右派同样的毛病。为什么呢？三十年私有化改革附庸化开放的毒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左翼的成长。所以我们在高兴地看到了新生左派出土、成长的同时，还看到了她的许多缺点和毛病。
二、看看左派的缺点和毛病
新生的左派虽然幼小，却显现了无限的生命力。她和以往的左派一样，一出世便气势磅礴，大有气吞山河的景象。因为她继承了毛泽东、鲁迅、李大钊、周恩来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继承了管、乐、商、王等等改革家治国安邦的遗风；继承了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继承了范仲淹、杜甫等忧国忧民爱国文人天理良知；透露出更为强烈的疾恶如仇和大义凛然的气势；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是，新一代左派身上，呈现出比历朝历代革新派更强烈的除暴安良侠义心肠和士大夫所没有的阶级斗争观念、鲜明的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伸张正义的阶级立场；更可贵的是，在新左派身上看到了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主义思想，看到了继续革命已经后继有人，看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定发扬光大。
尽管新左派身上集中了诸多优秀品格，但毕竟尚在幼稚阶段。左派的几乎断代，要拜“报仇雪恨”的走资派所赐。想当年为了报文革中一箭之仇，在“除恶务尽，决不手软”、“一网打尽”的口号下，左无遗类。造成中国近三十年政治偏瘫，缺胳膊少腿地走到了悬崖峭壁。（此话另题）今天左派兴起，是中国之幸、中华民族之幸。若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便是全世界、全人类之幸。但是，左派的成长，却伴随着艰难险阻。当然，在一个健全、睿智的政治家眼中，左派右派都不能或缺。锐进时的政治显示左倾，保守时的政治显示右倾。永远的锐进或保守是不存在的，而掌控张弛是政治家的艺术。可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空气是极端偏向的，以至于走到右的极端。现今中国左派兴起应该使正直政治家和真心于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者无比欣慰。客观实际也证明，自从新一轮左派兴起，中国社会显现出了三十年来未有之生气，一反上世纪末以来兽化、铜臭、颓废、没落的社会氛围，人们又感受到了生动活泼的气息。然而，左派的兴起，使极右派和体制内部的颠覆者、投降派感到无比恐惧如同末日来临。他们的本性决定，对左派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必欲除之而后快。“封乌有”、“杀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杀毛族左”、“杀尽毛家直系亲属”的叫嚣在网上突现；封堵张宏良、黎阳之口，不准其文章上网的行动，封杀“工人研究”等等网站由新闻部门实施。可见其行动默契统一、立竿见影。所以新左派的外部环境喜忧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好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热切期盼，给了左派以巨大鼓舞和信心。外因是条件，只要有信心，外部的困难最大都是可以克服的。何况外部环境正在起变化。
內因是基础，它是事物变化和决定最终成败的根本因素。稚嫩的左派虽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承和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作支撑，但三十年荼毒对左派诞生和成长的影响亦决不可小觑。这几年来左翼当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就是很好的例证。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全民族利益计，必须尽力促成左派的健康成长。为此，指出和纠正左派队伍的弱点和错误倾向已是刻不容缓。雨夹雪同志的批评非常委婉动听，那是理论和文化水平决定其遣词之高超，本人只能以过去之得失、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客观情况提出一些浅陋看法，杂乱无章，词不达意，仅供大家参考。
1、左派当中最大的毛病是“浮躁”，这种“浮躁”来源于整个社会的“浮躁”。因为浮躁而不能团结，因为不能团结而没有山头也要林立，独立特行，全无协作互助，正好被各个击破。
文革中的“多中心”、“山头主义”、“派性斗争”让造反派吃够了苦头。由于走资派在幕后挑动，暗中唆使亲信成立对抗造反派的组织，致使一个几十人、几百人的单位，战斗队、司令部几个、十几个。走资派还派人打入造反派内部，造成观点不同、方法不同、意气不合，结果今天还在一起，明天就成了对头，内战不断。有的因认识上有了差异，对方就成了扣帽子的对象。什么“右倾”、“保守”、“改良”、“怕死”一大堆，甚至“叛徒”、“特务”、“投降派”全都用上。走资派没打倒，自己被弄到遍体鳞伤。走资派在一边无人批判，反而暗中窃笑。毛主席针对此情此景发出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才使群众组织慢慢联合起来。这大约是68年前后的普遍现象。这是打派仗的深刻教训。当前的左派是不是可以引以为戒呢？
2、首先应该肯定，自有网络以来，左翼网站逐渐兴起，不少知识分子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挺身而出，写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匡正文章，尤其是对歪曲和丑化共产党历史、妖魔化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右派罪恶行径，给予了义正词严的批判。然而，随着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以及左翼队伍的壮大，左翼中极端情绪也有所上升。
因为浮躁而喜欢骂人，骂敌人、骂右派、骂同志，只要有一点不合自己口味，便要开骂。鲁迅先生说：“谩骂不是战斗”。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诚然，鲁迅有时也会开骂，那是非常艺术地“骂人”，骂得非常到位、准确，能起到振聋发聩、教育人的作用。现今的孔庆东教授也会“骂人”，他“骂”得很巧妙也较艺术，让人觉得并非在骂人，而是微言大义。而我们有的左派骂人忒简单，有道理也不愿好好讲、更缺乏艺术，有的干脆学袁腾飞的骂法，实在不可取。特别在一些跟帖里面，完全是为了出气、泄愤，我看了倒也觉得痛快，不知不觉之间把自己等同右派一般。例如有的跟帖，要把某某“抓起来”、把某某“枪毙了”、“打死他”等等，结果，毫毛未能动到右派一根，左派却屡屡被抓。这不是搞笑吗？我们要显示左派的思想水平、左派的浩然正气，就应该在跟帖当中从理论、思想、政治水平方面与右派比个高低。还有一种自认左派的人，动不动把左派知识分子与陈独秀等等挂上，算是他知道陈独秀的故事。其实，陈独秀对中国共产主义启蒙运动是有巨大贡献的，犯右倾错误给共产党造成很大损失是后来的事，不能混为一谈。当前左翼刚刚兴起，知识分子热情地投身捍卫公平正义、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爱国爱民的潮流，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欢呼雀跃。决不能把右倾、改良的帽子到处给人乱戴，非要把全国屈指可数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往拼命的路上逼。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的人什么具体事不做，看到别人的博文不合自己心意，就来“指导”、训斥一番，“教师爷”的话比谁都革命、比谁都正确，而且毫无商量的余地。连魏巍提出在“反腐败、反卖国、反复辟”口号下团结起来也成了“掩盖阶级矛盾”、“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中国有些人总是对先行者那么的不敬和傲慢，把引领革命潮流的先哲看得一无是处、那么渺小，而把自己看成真理化身、那么伟大，那是因为在看问题的视觉上缺乏深度，忽略了时空距离而造成了错位，结果显出了自己的浅薄。
现在就显现一种不正常的趋势，帖文愈写愈左，言词锋芒毕露，有时难免过甚其辞。这好比唱歌：主唱者腔调正好，少数几个和者与部分听众凭自己好恶，随便提高音调、改变唱腔，迫使歌咏走调，演唱失败。还有一些自诩左派的看官，自己并不立论著说，更没有写大字报的条件和机会，看了几篇博文，加上道听途说，便不分青红皂白给张三、黎四、孔二郎子一顿拳打脚踢，什么改良主义、极左分子、自由主义、异类分子，各种帽子应有尽有。可怜为匡扶正义多说了几句实话的民族灵魂，被自己粗暴的同志推搡得出了窍。劳苦大众的利剑、民族的斗士，没有在战场上牺牲，却在自己营垒中倒下，在战友的口水中淹没，岂不可叹。要知道，我们的幼稚可笑，真是敌人的哈哈大笑。君不见，我们指责的几个左翼翘楚，不正是敌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那几个老师吗？不看到他们的功绩，却专注在他们文章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缺点，如果我们自认是真正左派，可不可以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呢？
如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一样，中国目前包括党内党外的左派领军人物，应该自重，在强敌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游移。同时也不能为来自自己队伍中或“左”或右的干扰，而扰乱了自己的视线、动摇了自己正确的立论。关键时刻用宝刀，生死立判靠绝招。纵控场面观全局，决胜千里方为高。左派同志大量涌现、左翼队伍迅速扩大，我们更应自觉地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主要敌人的身上。奉劝某些左派同志，千万不要轻视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教导，更不能对此心生轻薄，而脱离了自己的客观现实。
3、还有一种“浮躁”的表现就是绝对化。文革时期，红卫兵和年轻的造反派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绝对化。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往往采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方法，处理具体问题简单、片面，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不作调查研究，不会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结果往往犯错误、受挫折，把事情给弄反了。本人就犯过不少错误，譬如74年底中央给省里调来个一把手，还没有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立场、什么态度，就因为他右倾翻案时批评了造反派，后来批x反右不表态，就拿他去游街示众。不久，毛主席逝世，走资派上台，全国推广小岗村包产到户、拆毁人民公社，江西就是这个一把手顶住不执行（开始全国有25—26个省市一把手抵制推广小岗经验），最后被“不换思想便换人”给换掉了，从此淡出政坛。还有一些其他事实证明我们当年拿他游街是错误的。说这些往事，是为了告诉今天的左派，不要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片面的方法判断事物。尤其是对事关整个国家、民族、阶级的利益的重大问题，千万要深思熟虑，不能轻易地下个结论、立马判个是非曲直。譬如说眼前的高层，随便给整体下个囫囵的“定论”，不加分析的戴上一个帽子，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随口一说很容易。其实，这样做太轻率，倒不如把帽子拿在手上，叫做“引而不发跃如也”（顺便说一句，美国最近的“黄海军演”就是一个“引而不发跃如也”用得出神入化的例子）。最好还是按照毛主席的分析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尤其是对某个具体的个人，更应该慎重。譬如五、六年前部分左派欣喜地欢呼某某新政，我也是积极附议者。曾几何时，良好愿望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嚣叫，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所谓某某新政不过是善良者的一厢情愿。判断的严重失误，难道不也是一种“浮躁”的表现吗？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说说今天的上层建筑。毋庸讳言，阶级社会中，任何上层建筑都不是真空，不是脱离现实的仙境。它一定是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而且是社会各种矛盾、斗争集中反映的地方。今天中国的上层斗争依然（甚至更加）激烈。不客气的说，经过三十年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阶级矛盾和激烈斗争的程度决不亚于当年文革前夕。有各种各样、各派各系的利益集团在里面申述自己的意志，而且各自企图独占花魁。然而无论其表现形式是五花八门，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是多种多样，却始终脱离不了阶级斗争的范围。这是一块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劳动人民政权阵地，即使其中没有一个真正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成分，只要“共产党”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肯定的执政党地位，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在里面必有自己的一席合法地位和一份合法权利，就有合法夺回自己权利的正当理由。同理，就象美帝国主义日夜梦想彻底去掉“共产党”三个字一样，“共产党”三个字就象阴魂不散紧紧困扰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即使无论那个执政共产党已经变质，只要带着“共产党”三个字执政，他们也不会轻易放松消灭你的努力，他害怕真共产党突然神兵天降，最后将他们埋葬。这就反证了“共产党”三个字的重大意义和巨大力量。最近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激烈较量不正好作了一个明确注解吗？在如此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已经没有当年毛泽东主席那样身经百战、有崇高威望的领袖，要求如今和平环境涌现的领导人，也要具有毛泽东主席同样的魄力和经验，那是不切实际，甚至是强人所难的。（冷静地客观地看待领袖人物，是除怀有敌意的人之外所有人应有的态度，左派更应如此。事实上任何组织的首领在团体內部比较统一的时候，呈现出一呼百应的状态。而在出现矛盾分歧甚或严重对立的时候，首领也只有一票的权利，说不定成了双方都要拉拢或都要打击的对象。此时要他“一言九鼎”，立刻改变局面，那是小说里面才能找到。否则，毛泽东主席在67年被迫关押戚本禹时发出“运去英雄不自由”到感叹，又作何解释呢？）然而，阶级敌人却比以往更加强大。要如毛主席那样大刀阔斧地解决问题也是不可想象的。而真正共产党渴望人民群众的支持已是久旱望云霓，可是所有的支持管道基本被走资派三十年改革开放尽数破坏。这确实是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世所罕见的困难”。破解如此难题，恐怕确实需要一些超人的智慧吧？！在政治阵线还不十分明朗的时候，革命左派应该更加认真地运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分清敌我友，切忌绝对化、片面性。毛主席总结的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这个错误，如今还记忆犹新（提倡”打倒一切”的人是少数，但影响很大，给文革造成严重的损失）。所有过来之人，于此都有切肤之痛啊！于新左派也是最值得借鉴的教训。雨夹雪同志说得很好：“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回归社会主义，都必须团结大多数。如果想改良成功，就决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个别领导；”“如果想革命成功，也必须联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绝不能把党政军系统的成员统统一棍子打死，划为对立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团结起来，谈何团结大多数，通过某种方式回归社会主义呢？”此话说得何等好啊！何况“铁板一块”是不存在的，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我”是无处不在的。
4、还有一种“浮躁”的表现，是盲目的高喊“发动群众”。一些左派人士，开口闭口“发动群众”。其实并不知道当前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把群众发动起来干什么？我们打个譬方说，十月怀胎是生个孩子的准备阶段，是个漫长过程，一朝分娩是孩子出世的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当中就有一个短暂的“发动”阶段。需要发动的时候不发动，就可能胎死腹中。刚刚怀孕就发动便是打胎，必将事与愿违，如此等等。比喻不完全恰当，大体这样。阶级斗争，社会实践是人们的必经之路，矛盾斗争的潮起潮落自有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斗争的胜负却由客观条件和双方斗争艺术水平来决定。在网上空喊“发动”是有害无益的。现在极右派不是拼命发动颜色革命吗？左派应该赶快抖擞精神、拭目以待，才是正务。
党内外左派当前的任务应该首先是认清形势，分清敌我友，把握斗争方向，做好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来临前的准备。左派的天职是铲除不平、匡扶正义，与邪恶作斗争、为民众作牺牲。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我们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的痛痒，为群众排忧解难，和人民群众一起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但是，当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变革的愿望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盲目地去发动群众，跟你去干你想干的事，甚至连你自己也没弄明白的什么事，也将事与愿违。革命运动是受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条件成熟的时候，革命的来临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此时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如何因势利导，夺取胜利。革命前的工作该怎么做是不言而喻的。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一切旧社会的沉渣泛起、污泥浊水自由泛滥，今日之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民情。善良的人民已经从精神上道德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伤害。尤其是被欺骗，被骗入了孔方之中。从上到下、从官到商、从精英到匹夫、从学者到蒙童，为了一个钱字，乐此不疲。大的从社会主义道路骗到你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骗成资本主义制度，公有骗成私有；小到商贩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还有严新的气功能改变千里之外物质、扑灭远隔万里的火灾和能使人成仙升天、无所不能的法轮……这样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对任何事情、无论真假都不敢相信。这种情况下，人们潜意识里的防卫思想在起作用，即使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群众都变得加倍地困难，因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各种马克思主义都已经有几种、几十种，不知哪种才是真的；有时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启发、教育也变得苍白无力，会被怀疑成另有企图的说教。这就使左翼的群众工作变得异常艰巨。所谓“发动”群众成了不切实际的奢谈，反而徒增与维稳的对立。此时，倒不如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农、联系群众，为自己身边的一个个深受苦难的个体或弱小群体，解决实际困难。不要把自己当作拯救者，而应该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儿女或兄弟姊妹，既要依靠群众，同时做力所能及的扶持帮助工作，可以把他们的疾苦和呼声迅速告诉全国人民，传递给尚能关心人民的党内正义力量。
5、客观环境是任何事物变化的重要条件。资改派的私有化改革和附庸化开放价值取向，造成人们的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弥漫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一些错误的政策，腐蚀和诱导大批党员干部趋向谋求私利，无异于陷他们于不义。财产可以继承，便给予财产；权力可以世袭，便给其子孙以官职。不仅给社会以“共产党也搞‘权力荫袭’、‘财产继承’”的恶劣示范，左翼人群同样受到严重影响。一部分左翼分子，特别是实用主义左派（原则上不能称左派），也受到经济利益的束缚，在金钱面前难以过关，甚至走着腐败分子同样的道路。严重削弱了左翼的力量。
6、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当中有一种非常有害的倾向，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以后，全国各地被资反路线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民群众很快得到了解放，从此起来造反，组织战斗队、成立司令部，把批判资反路线搞得轰轰烈烈。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头脑也膨胀起来，似乎世界上唯我独革，因此目空一切，弄到偏离斗争大方向，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这是很深刻的教训。近年来新左派兴起，左派同志积极性很高固然可嘉，但也有少数同志犯起当年造反派同样毛病，唯我独左，对稍有不同意见的博文吹毛求疵，戴帽子、打棍子也不鲜见。这也是一种“浮躁”的表现。还有一种坐而论道、网上谈兵的现象，不会深入到群众之中，了解底层的真实情况，使自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左派同志应该抽时间到网下干点实事，踏踏实实接触生活实际，可以去了解一下私营工厂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工厂的经济运作情况，了解农村农民的现状、他们的要求，以及农村土地是怎样流转的，生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如何等等，以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才更生动活泼，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才更有科学性；而只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才有可能成为真理。
三、消除“浮躁”情绪 刻不容缓
“浮躁”在左翼当中还有许多表现，它是一切工作的大敌，也是左翼队伍的大敌。它使左派内部离心离德，无法让同志们团结起来，也使左派不能很好地团结朋友，始终使自己处于孤立和少数的地位，在敌人面前显得轻佻、软弱，显示不出正义之师的雄壮威武。要使左翼队伍迅猛发展，快速壮大，必须改变自己的浮躁状态。
如今左派是一个没有资格“浮躁”或失去“浮躁”资格的群体。为什么？执政者三十年反左，从思想上、政治上、生存条件上予以打压，无产阶级的敌人对共产党左派及民众中的左派更是全方位的歼剿，企图彻底消灭，使左派永世不得翻身。现在刚刚有点透气的地方，还仅限于网络，且一不小心便遭封杀，让你成个鸭（哑）黎、呆张（账）。严重点，请你去吃9两米、成个冻民。所以左派没有脾气，不能有、不可能有脾气。有脾气的左派就是傻瓜。毛主席在的时候尚且要求革命派夹紧尾巴做人，何况现在。然而，左派身上确实存在“浮躁”，这是社会熏陶的结果，是环境影响使然。近墨者不黑也会多少沾到点灰。当然，不染者还是有的。
弥漫于当前社会的“浮躁”是一种社会病，表现出社会性粗暴、贪婪、放纵、空虚、失落、阴暗、妒忌、仇恨等等。究其原因，是社会反向变革造成的结果。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是由公有制改成私有制，这是一种违反科学进步、缺乏道德基础、悖逆公平正义的倒退；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类进步方向的一种反动；是由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灭绝天理良心的无耻分赃……这种逆向变革必然造成人心悖乱、社会动荡。社会“浮躁”也是必然结果。
我们比较一下49年解放后，进行了土改、镇反、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等，一系列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改革，95%以上人民群众和大部分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热情高涨。譬如在55—57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大多数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敲锣打鼓地申请公私合营，鞭炮齐鸣地庆祝进入社会主义行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热情就更不待说了。那时的人们自觉地积极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当中，社会上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对照目前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情绪完全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是正向的改革，是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进步的改革。
反向的改革，将公有制改成私有制，造成财富极速向少数人集中，引起极速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由上世纪七十年代0.24左右突升到目前0.59（最近凤凰台报导）以上。短短三十年便形成一个使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也为之拙舌的资产阶级群体。这样一种高速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变革，必然带来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剧烈变动和人们观念的错位，犹如自然界的巨大山体滑坡。由于经济基础变革是反向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也一定是反向的。文艺界出现严重的三俗，史学界出现严重的歪曲和丑化党史和领袖，干部大面积腐败，社会道德沦丧，公平正义受到毁灭性打击，信仰全面崩溃，大多数人对眼前不抱希望，对未来更加失去寄托，如此等等。此时的人们比火灾、洪灾现场的人更无主张，岂能不“浮动躁急”。从高官外逃、裸体做官、精英、艺人竞相持有绿卡便能看出端倪；从短短三十年在中国形成暴富阶级、从近两年加快速度抢劫最后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剧烈动作中，看出先富们的无比亢奋和涎滴猴急；还可以从他们急于使抢劫的财富合法化，进而打倒、消灭债权人的急切心情中看出他们的焦虑；可以从他们寻找、投靠西方资本主义，将帝国主义作后台等等看出他们的恐惧；这是富人式“浮躁”。社会民间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甚至语言失据、口角吃亏也会大打出手，酿成大祸；家庭易碎、长幼失序；居家怕来生客、路上不敢助人；盗贼几近汪洋、警察不输牛毛；打架、斗殴、凶杀，卖淫、吸毒、赌博；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饮食不敢大胆放心、生病独怕“处方”医生；物价天天上涨、差距愈拉愈大；群体上访事件有增无减、政府解决问题收效甚微；从富士康一十三跳，到幼儿园杀戮孩童……这是穷人的“浮躁”。还有许许多多的“浮躁”，学生的、艺人的、官员的、领导的……如此等等。各阶级、阶层、人群的不同“浮躁”集合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人人心思乱、人心思变。这正是美帝国主义和西化派颜色革命者最最喜欢看到、日夜期盼的。而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民却要高度警惕他们乱中取栗、浑水摸鱼。
左派，尤其是理想主义左派是人类群体中最有担当的一群。眼看社会动荡，人情浮躁，就应毅然挺身而出，消除自身的浮躁情绪，克服自身的各种毛病，担负起社会的责任，与共产党內坚持革命路线的健康力量团结起来，互相勉励，共同担负起社会主义复兴的重任。
如何消除和克服“浮躁”情绪，首要的办法就是学习。
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中先知先觉的群体，而左翼知识分子更是其中先进、向上、崇尚正义的部分。新左派兴起时间虽短，却聚集了大量进步知识分子，在具有渊博学识、高等学历的学者教授面前“劝学”，实在是班门弄斧。尤其是这些学者、教授为了民族大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不顾自身安危、不怕失去优厚待遇，表现出无私、高尚的情操。使我为提出“学习”这个题目而感到十分的惭愧。为了整个左翼的健康成长，我还是冒昧地把不成熟的意见奉上。
毛主席教导我们：“情况是在不断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对当前情况的认识水平，提高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工作能力。学习的方法主要还是两种，向前人学习经验教训和向社会实践学习。
第一学习前人经验教训。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战争时期有极为相似之处，不过一为日寇武装侵略，一为如今的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侵略。国内那时有日伪政府助纣为虐，现在有西化投降买办集团做帝国主义内应。其他方面大致相同。所以我们要重点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著作。因为改革开放与文革紧相联系，有因果关系。所以，还要结合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文革前夕的毛主席著作、讲话和当时中央有关政治的重要文件(如九评、双十条、23条、二月提纲、516通知、16条等，)，从中看出当时问题的症结。了解毛主席当时是怎样解决、处理问题的。更要重点学习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继续革命理论恰恰是指导当前斗争的指南。当然，学习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学习其活的灵魂、思想方法。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针对变化了的客观现实灵活运用前人正确的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而决不能拘泥于某些词句，以免陷入教条主义。
第二是向实践学习，这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好的、最主要的方法，因为实践是第一性的。投身到火热的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调查了解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弄清斗争是如何展开，各阶级在斗争中如何变化，特别是弱势群体如何形成？他们需要什么帮助？等等。获得第一性的认识，取得解决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发展才是最有意义的。列宁曾经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可见实践活动之重要。
通过学习，从理论上总结出当前社会“浮躁”如何产生以及更深层次的原因。再用马列毛阶级斗争观点进行分析，找到解决当前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自身问题的正确方法。
我们还要学习毛主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难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不可怕，只要能总结教训，改正了就好。而且，犯错误还能从总结教训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辩证地看，一点错误不犯的人未必正常，也不存在。从来不犯错误也就没有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弄不好一蹶不振。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从来不犯同样的、重复的错误，特别是不犯战略性、方向性的错误。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还善于从共产党以前几任领导，在革命过程中走弯路、走错路、甚至失败的教训中，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将革命从危难引向胜利。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一盘散沙”是前人说中华民族不能团结，因而受洋人欺负的一个形容词。由于它说得非常准确、到位，以至于被后人反复使用，用来指责中国人的沙态。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一盘散沙”，更缺乏优良道德的约束。由于他们对资本、金钱的占有欲望更加强烈，更加赤裸裸不顾廉耻，所以，从表面看犹如苍蝇逐臭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实乃利润趋势而已，是高度、极端趋利性在起作用。中国人的“沙态”曾被毛泽东主席改变。他离开我们以后，资本和金钱又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从团结一致回到了“沙态”。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盘散沙”正是外部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最欢迎的，而想要改变民族命运的爱国志士则正好相反。同样，真正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想要保住社会主义基业，夺回被走资派抢去的大部分江山，就必须克服资本和金钱对我们的破坏而团结起来。“决不改旗易帜”、“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希望。
当前全盘西化卖国投降主义正在向共产党全面进逼，在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舆论加武力的全力支持下，实施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强制推行《零八宪章》中规定的西化条款。通过《炎黄春秋》、南方报系和各路极右派精英的反动宣传，肆无忌惮地煽动颜色革命。西化派的招式咄咄逼人，处处主动出击，形势十分严峻。中国随时可能出现重大政治危机，党内外左派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冷静观察、认清形势，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不仅要警惕任何一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可能发生，而且要做好一旦剧变发生的思想准备，能动地将灰色的、黑色的、蓝色的、橙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反 转变成无产阶级的红色革命，不能让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即使阻止了可能出现的剧变灾难，纠正和改变三十年来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状况，也是千头万绪，尤其是医治人民心中的严重创伤等等，将成为党内外左派的重大责任。面对如此重任，新生的左派亟待走向成熟。
1、团结在哪个纲领、哪面旗帜之下
没有组织就没有战斗力，便是一盘散沙。可是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客观情况下（尽管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实亡，但毕竟尚且名存。），公开成立别的政治组织，尤其是革命组织，就目前的政治状况而言，当局是不允许的。左派要完成匡扶正义、铲除不平，复兴社会主义的任务便倍加困难。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又是那样的刻不容缓。中国的前途和左派处境同时陷入两难境地。迷茫中想起韩德强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左派是没有个人特殊利益的”（未经本人核定）。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包括共产党內真正要实行两个最彻底决裂的革命左派，确实没有个人的特殊利益。他们是真正地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不需要自己的特色的纲领，不需要自己特色的旗帜。革命左派的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左派的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左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章程便是左派一切行动的具体纲领和指南。因为这些旗帜、指导思想、章程和纲领是并未注册专利的；她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革命斗争的结晶、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本来就不允许走资派、汉奸卖国贼、极右派将她践踏和糟踏。所以，党内外左派应该理直气壮地高举红旗（如旗帜网、网等等）、用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纲领指导和统一左翼队伍的行动，自觉地团结在红旗、思想、纲领的周围。
党内外左派必须真心诚意地与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支持和拥护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支持和拥护正向、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改革。决不允许卖国投降、全盘西化、殖民化中国。在此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显示人民群众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使有可能被迫成为“戈尔巴乔夫”者，最终不敢、不能、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而成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真正共产党的领导人。即使出现事与愿违的最恶劣的局面，左派也应循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2、有容乃大
盒口大浅薄、瓶口仄量小；壶、鼎、缸、池虽宽，储物有限；池塘、湖泊、江河可谓大，仍不足以容万物；唯独海洋才算大器，纳江河，容万物，无分优劣、净赃、良善、好恶，均可装入其中，为何？海洋有容，乃显其大。
人有气度大小之分。小气者分毫不让，词色不输。大气者通财共赂，生命可替。所以成大事者，必有容人之大量。现在介绍一个最有容人之量的人，供左派同志学习。此人便是毛泽东。
毛泽东有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讲究的是斗争哲学。但是，毛泽东的另一面是胸襟如海、大度若谷。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到了高深莫测、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因为有了这个条件，才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代伟人。毛主席能团结曾经反对过他而且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井冈山时期朱陈彭，四次反围剿前后王明博古周，长征路上张徐许等等，这些人最后大多数成了最重要的革命同志和战友，一同走到底；团结民主人士的光辉事例就更多了；看看被他团结的敌人，首先是蒋介石，蒋介石杀了毛泽东的老婆（杨开慧）和亲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杀了他几十万同志和战友，消灭了他的根据地，在这种深仇大恨面前，为了民族利益，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赢得了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束，多少战犯俘虏，统统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包括清朝末代皇帝傅仪……毛主席的一生成了一个器，一个很大的器，一个如海洋般硕大的器。里面装进了劳动人民，全国的、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装进了同志和朋友、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和朋友；装进了被其联合过、战败过的敌人；装进了各党各派各式各样的人，装进了象李锐、辛子陵、郭道晖等等这样的人；更神奇的是里面装进了胡万赵之类；颇有争议的设计师也不能例外。这里要讲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笔者六十年代认识南昌洪都电影院钟经理，他是延安过来的，当时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延安来的老革命怎么只在一个省管电影院当个经理呢？虽然正处级不算低，总有点不太相称。后来有机会了解到，原来他是曾亲自刺杀毛主席（未遂）的一个战士。要是蒋介石会怎么处理此人，可想而知。然而毛主席不仅没有处死他，而且继续把他留在革命队伍，虽然没有重用，级别仍是上升，十几年时间，从普通战士升到14级，任正处级职位。其他就不加评论了。
团结是一种艺术，在团结这方面，能达到如毛泽东这样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人世间少有。毛主席的团结艺术是值得党内外所有左派学习的，无论团结方法、容人雅量、风物气度等等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公式指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应对当前西化派的猖狂进攻。
3、团结对象
左翼的内部团结无疑是最主要的，那种“门阀思想”、小团体主义、“文人相轻”、互不买账的陋习一定要克服。认识不同可以交流、切磋，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强求思想上的统一，“统一思想”的提法是不切实际的，只要大方向基本一致就很好。纯粹彻底的理论是有巨大力量的，尤其是革命理论，譬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求每个左派都具有纯粹彻底的理论素养，也是不客观的，要求每一篇博文都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理论，更是天方夜谭。只要大体上立场正确，方向不错便可。理论上有些差异甚至错误，可以慢慢探讨，求大同存小异是政治家起码要求、左派也应共勉。清一色、泾渭分明、唯我独左、绝对正确等等，都是取败之道。所谓“佼佼者易污，峣峣者易折”。有的号称左派的人，并不批判走资派、汉奸卖国贼，专事寻找同志的毛病，在博文中吹毛求疵，引起争端，如果不是故意，便应立即改正，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积极的思想斗争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思想斗争必须是抱着善良的意愿、以诚恳的态度，站在同志式的立场，互相帮助才是正确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批评意见能恰如其分，才最有说服力。即使是批判敌人，也要一针见血、正中要害，只有矛头所指恰到好处才有真正的杀伤力。
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还要与两种人的团结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一是“老左派”，二是所谓的右派。
“老左派”曾经是革命的前辈，曾受人民群众数十年敬仰，怎么成了团结对象呢？
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政治方向完全不同、经济方式（模式）截然相反的两个不同时期，适逢其时的老一辈革命者和中高层以上领导者，犹如经过了八卦炉和水晶宫冰炭两重天。五味杂陈、不知所措。文革结束后接受严厉打击的那些人大部分成灰，接受“平反”重用的还有一部分尚存，如今要关注的首先就是这些老同志。
就接受平反的那部分老同志而言，总体上经历了抵触、复仇、收买、醒悟四个时期。第一是抵触期，文革受到冲击，对继续革命不理解、对受批斗想不通，对失去权利不满，对毛主席有怨，对文革红卫兵、造反派有恨。一肚子抵触情绪；第二是复仇期，毛主席逝世，给了野心、阴谋以机会，走资派也乘机爬上了岸。对文革有怨恨的老同志成了清算文革、帮助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就是不遗余力地那样做的，大部分人泄了私愤，报了“公”仇；第三是收买期，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私有化”这道主菜堂皇地端上改革的盛宴，胆大的发了财、有权敢交易的发了财、干部子女抢先下海的发了财、用国企改制管理层收购等等五花八门的戏法发了财……就上层而言，发财的人越来越多。相形之下，长征、抗日、南下、建国一系列革命有功的干部反倒成了真正的穷人。文革中抵制继续革命不就是因为不让发财吗？现在倒好，无法无天的发大财、丧尽天良发中财、贪污盗窃也发财。唯独“革命”到老不发财，到死住房还要交出来。此等情势之下，无产变有产的蜕变被“迫”开始。党政干部按级别高低分配住房、庭院、汽车、服务员，一个个成了有产阶级、中产阶级，（当然也有一些坚持本色的干部拒绝接受这份财产的）。这难道不是一种收买、腐蚀吗？或许大多数党的干部不会因此而改变信仰、放弃理想，或许还会在临终前写下身后住房等等福利缴回政府、国家的遗嘱。然而，无论怎样解释，用法侓规定财产世袭，改变了共产党性质这一事实，是无法说成符合《共产党宣言》、符合《党章》要求的，除非宣布《物权法》不适合共产党员；第四是醒悟期，三十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西洋镜已被戳穿。虽有一些善良的人还在“真心诚意”地坚持下去，殊不知身后奔涌而至的改革成富者，早已变成了一群嗜血成性的恶魔。大部分发了横财、成了大资产阶级的人，心目中的改革开放早就变了味、走了样。把改革开放的目标锁定在了：改掉社会主义，革掉共产党，开门放帝国主义进来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现在是万里之行，只差一步。胡万赵三驾马车的努力不能白费，新的西化派头人正领着自己的人马，拼命地给共产党及共产党维护的社会制度挖掘坟墓呢！在他们的眼中：什么核心？什么为首？不过是昔日之戈尔巴乔夫，或者是他们刀下的齐奥塞思库。什么房产、花园、服务员，统统是共产罪证。这些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已经在一些按捺不住激动情绪的极右派如辛子陵之流口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事实是最好的清醒剂，大部分老干部受到西化投降派、极右派醍醐灌顶的教育，已经十分清醒，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所以，当前出现一股老同志表态热，有的到处留言，有的找人帮写文章，有的亲自动手著文，有的临终前用文字或录音留下遗嘱，表明立场态度，如此等等。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么多老人，在自己的晚年幡然悔悟，说出心里话，说出公道话，难道不也是一种回归正义、回归社会主义的征兆吗？左派同志们，一定不要计较别人过去的失措，只要不是主观故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不是死不悔改，就有了成“佛”的基础。也许我们自己在今后可能犯更多的错误呢。在某个问题上一时不能一致也无关紧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被彻底推翻、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大是大非问题上达到一致，团结起来，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面对亡党亡国，还有什么前嫌不能抛弃的呢？特别是有的老同志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多次被批斗，甚至坐牢，但从来未曾改变革命立场，如马宾等老同志，更值得我们学习、敬仰。还有原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文革中被批斗200余次，始终不改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信念和文革的理解。在最后的岁月他还郑重地说：“现在回头看，我认为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从指导思想到方式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是100%正确的。那么‘三分错误’出在哪里呢？是走资派的干扰破坏！”
新老左派的团结，是能否扭转当前错误改革方向的重要因素，这是时代和历史的要求。新老之间决不能失之交臂。
适度的左右斗争是有利组织健康的。无论左派右派走到极端，都会变成危害本体的敌对因素。过度的、失常的斗争也是有害的，容易被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57年的整党，就是让人民群众包括左右派一起，帮助共产党整掉官僚主义等各种不健康毛病，党内外左右派确实响应了党的号召，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被整的党内官僚主义也曾感到恐惧。不料极端右派错误估计形势，企图乘机推翻共产党领导，竟然跳出来要求“轮流坐庄”，企图取而代之。政权的操持往往也是悬于一线的，弄不好一次突发事件就改变了颜色，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不久的建国初期，何况匈牙利事件就在眼前。在极右派（其实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突然发起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关键时刻，“反右”斗争便自然展开。可惜把这场运动定错了名称，应该定命为“反颠覆”或“反演变”斗争（就是今天的反“颜色革命”）。结果，官僚主义没反掉，反而被官僚主义把热情参加整党的人民群众、左派右派统统打成“反党右派”，毛主席当时估计全国有五、六千个“右派”，是指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那种真正“反党右派”。可是整党对象巧妙地乘“整党到反右”这一转折，使自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领导人，竟然在全国各地各单位层层定指标，把实际是群众中包括左派右派给基层党组织提意见的整党积极分子，统统当成“反党右派”打翻在地，把约5千人的“反党右派”扩大化至55万多人（被毛主席发现时已既成事实，在随后几年中陆续给大部分右派分子摘帽、甄别。）。这真正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左派右派一锅煮。冷静地看57年反右，不难发现，即使是当时被定成地道右派的人如著名女作家丁玲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竟能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反击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恶浪。这不正说明右派当中还有左派吗？自从57年以后，右派成了反党的代名词，“反党右派”成了一顶沉重的帽子。左派给党组织那怕是党小组提意见，也统统用这顶帽子扣，任何人提意见，只要不顺耳，都用这帽子扣。文革初期又老调重弹，50多天时间里，全国范围又是几百万人被打成“反党右派”，根本不用任何事实依据和材料。本人也在那时戴了几十天“反党”帽子，160多人的单位，就由党委内定了5—6个反革命右派分子，组织大字报围攻，抄家。是毛主席吸取了57年被操控的教训，及时识破了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硬是冒着风险，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解救了全国几百万帽下冤人，后来这些人大部分成了文革造反派。行文至此，应该清楚明白地看到所谓的左派右派在某些人眼里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就象文革中的造反派保守派一样。文革中的造反派（革命派）在文革初期是被打成的“反革命右派”，而保守派却是文革初期各级领导信任的“革命左派”。可见左派右派是在不断地被转化当中。如今“右派”这个名称又成了剥削阶级向人民进攻的盾牌，成了遮避反动真面目的掩护，一旦被抓着真凭实据，他马上举出“我是右派”的牌子，决不会受到惩处。科学意义上的右派是整体的一翼，可以起到防止左倾的作用，不过表现出保守、后进、求稳。君不见，毛主席经常把自己放在右倾机会主义的位置上，这可以从他的许多文章中看到。其实，左派中的极端分子何尝不是革命的大敌呢？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经过三、四十年的淘洗，许多人露出了本来面目，换句话说，“走向了反面”。时到今天，他们还在说自己“在文革中上当受骗，上了毛泽东的当”。完全忘记了当年毛主席是怎样从反动路线下把自己解放出来的那回事。当时这些人可是左得比别人更可爱呢！这正是辩证法的高明之处：事物正自觉地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不管怎么说，具有理想主义的人无论左派右派只要不走向极端，都应该在国有危难的时刻团结起来，谁也不要把对方往死里掐，那是错误的，只能引起亲痛仇快。
我们千万不能把认识模糊的人，甚至有错误认识的人当成了敌人，不能把有保守思想、求稳怕乱的、实际是右倾思想的右派当成了敌人，而是把他们团结起来。
从革命意义上讲，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破坏公有制的一切行为都是触犯刑律的行为，歪曲和丑化党史、污蔑和毁谤共和国开国领袖便是真正反革命分子。茅于轼、袁腾飞这样的所谓右派才是真正的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吴敬琏这样的造反派是地地道道的假左派真反党右派，李锐、辛子陵这样的老革命才是真正的假革命、反革命……他们和西化派投降主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才是必然受到人民唾弃的狗屎堆。
如果党内外左派首先能够团结起来，在反复辟、反卖国、反腐败的基础上，能够和老同志团结起来，甚至能够和理想主义右派也团结起来，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就是真正学好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将无往而不胜。
向 东 2010-9-30-2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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