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价值革命与人类精神结构大变革
——当代最伟大的普世价值的历史基点
(二)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一、 经济民主：劳动大众与社会主义的一切权力基石与核心保证
经济民主不但包含一系列经济主权与其它权利束，而且有着一个系统的体系，形成人民大众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空间。
1× 经济民主的产权基础与产权约束结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国有制经济必须主导，公有制产权必须至少占60%的结构比重和规模优势。没有公有制产权基础与结构，没有国有制经济主导的产权配制，从按劳分配到资源配制战略投向决策权，从就业用工到价格形成，从投资资产组合配置到工程、项目经营管理，就不可能有主人公劳动大众的地位与身份，就不可能有法定的、坚实的经济谈判权、否决权与抗争权，就不可能建构平等、合理的要素与劳动协商、分享经济机制。
私有制与私有化下，除了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家主政（所谓公司治理结构），不可能产生劳动阶级中的甚至哪怕仅仅是持中立立场的中性企业家。经理阶层在本身就是受雇状态下，其屁股必然决定脑袋，不会成为劳动阶级的代言人和管理者。在劳动阶级经济民主治权的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长经理，同私有制产权下的工头阶层、经理阶层不具有可比性。前者是群众领袖，后者是附庸走狗。
除农民少量耕地外，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存在，必须被排除在主要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与国民经济命脉以外。房地产这种不动产财富蓄水池，已经成了新的财富与所有高地。权益资本（股票）和期权期货、债券等的高端资产经营领域，更成了产权争夺的制高点。如果私有资本控制了高能货币、高能资本、高能财政、高能信用，劳动阶级的经济权力就完全可能被剥夺怠尽，只剩下自由出卖人生和自由出卖人力，再用换取的货币，在通货膨胀等风险下，自由进入消费市场的交易权力。而一当失去了定价权、供求调节权、价值价格竞争谈判权，则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一直到最后养不起老，甚至送不起葬（死不起：付不起丧葬费，买不起骨灰盒，更忘谈墓地！），就是自然而然的所谓市场行为和市场逻辑。西方中产阶级和战后的福利国家与消费社会是历史的特例。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全球庞大中产阶级的不可能决定了建构中国乃至世界的中间大的橄榄球社会的不现实（当然即使可能也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终极价值追求相违背）。
2×经济民主的经济机制基础与前提。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绝不可能建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完全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与管理机制与信息机制。所谓完全市场在学理上只能是建立在完全私有产权和资本运营权力之上的经济权力与资源的全方位配置。毛主席说“陈云懂经济”是有深刻含义的。邓小平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不具有判断市场经济本质特征和动态演进的能力。他所说的作为经济调节与组织手段加以运用的计划与市场，既不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中的市场经济范畴，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经济的范畴，甚至不是萨谬尔孙定义的混合经济概念。市场竞争力不是对称地均匀地分布在市场介入者与市场创造者手中的。市场垄断是市场自发演进的必然趋势。国家规划在私有产权基础上，只能从属于资本逻辑。市场除了盲目投资与竞争造成剧烈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并通过可怕、残酷的经济危机除清而外，还通过垄断占优，鼓励各种逆向选择和产业社会经济分流。这些资源配组合演进，在初始都会造成自由度扩大，市场活络，选择空间扩大等现象，但随后的演进，就会是赢者通吃，豪强兼并，庄家做大。
计划市场经济应该成为经济民主的最适宜的经济机制。这在市场性、通用性产品与资产的适用空间上，具有科学合理并符合经济自然性规律，又能够抑制市场经济机制的垄断和资本失控的弊端，从而既发挥了市场价格与信息调节与配置普通通用品与服务的功能活力，又发挥对那些通用性低、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前瞻性、沉积成本巨大的经济产业、部门、项目与设施的计划统筹和科学管理经济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计划市场经济可以全面地准确地体现和强化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与财富创造目的。
3×经济民主包含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权力束。经济民主不仅仅表现在劳动阶级的微观经济权益上，而且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与中观决策上加以体现。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农兵各界代表进入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在农业、工业的具体领导行业，进行了破天荒的政治改革尝试。这种尝试当然不够成熟，未能成为制度性建构和文化上的主流共识。例如主要方式是依靠察举而非实际有效的民主选举，未能形成所谓大老粗成功管理与领导的统计意义上的样本支持，并形成同已有权力精英的有机整合。因此，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为此花了相当巨大的代价和心血，最后基本上是人亡政息。
在宏观经济民主方面，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历史性探索远未结束。国家行政与党的经济领导权、决策权甚至预测与评估权，其中尤其关键的是制度设计与改革权，重大法律条文制定权，必须在党纲、宪法与宪政、国家经济决策与运营机制中，得到保证和切实贯彻与监督执行。在现阶段，既符合精神原则，又技术方式可能，就是拓宽重大经济方位决策的网络问政甚至表决权实施。人民大众的经济主权，在宏观权力上，不但表现为为民做主和简单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表达上。那种精英设计与主导，官僚权贵抉择，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文艺与教育精英联盟执政与“专权”，完全可能把人民大众彻底排除在宏观经济领导与决策权力体系之外，从而使得权钱交易、权贵制度、权钱色合谋、权力寻租变成旋转门、透明天花板的制度与文化社会建制，使得腐败成为常态，变成前腐后继的滚滚恶流和逆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是不够的。党政军，或工农商学兵政党的所有宏观领导权力机构，都在结构和成分上需要劳动大众相应的比例。这是列宁、毛泽东党政与国家理论学说的重要思想原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制度政治创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改革的重大理论与现实的挑战。
在中观经济民主方面，产业和行业领导权、管理权、经营权同宏观、微观的形成区别。行业与产业过度膨胀、自决与垄断自治，已经构成当今国民收入分配的重大失衡，也是国有资产流失与出现产行业重灾区的主要缘由。中观经济大权的失落与空缺，就会给无数个男女文强们以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大贪巨腐，已有的高危腐败区多出现在高位，但具体犯案、作业领域却大都集中在产业行业领域、区域经济开发和暴利行业。单纯依靠反贪局、公检法是不足以从源头和制度上防患于未然的。事后严惩不管威力多大，在巨大的诱惑与利润空间下，都可能无法阻止。马克思早已揭示资本家会铤而走险的牟利冲动和贪婪本性驱动。
人民民主不仅仅是监督，而且要参政，不单单是参政，而且要直接分享经营权、管理权，甚至领导权，而不限于知情权与协商谈判权。
在经济民主的微观方面，原本的《鞍钢宪法》已经有了伟大的探索、具体制度建构和实际运作。大体说来，文革期间的夺权与群众专政，并没有提供成功的经验与范例，反倒由于过度的准备不足的不切实际的民主诉求，而遭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实践理性和对立批判理性的否定。但微观经济民主，由于它是更直接、现实、“生死存亡”的经济民主阵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产权变更、新自由主义误导、主流西方经济学洗脑，通过港台加新加坡模式的直接示范，借助《马钢宪法》加西方的泰勒制的所谓科学管理，把微观经济民主变成了经济民主实践的一个重灾区。体制改革由初期的多劳多得奖金激励和劳动能手与技术骨干或专家占先的局面，很快转变成了做假帐、贿赂权贵、资本运作、套现套利甚至经营赌博的东家意志、老板独断、白领优越的管理决策体系结构与文化作风势头。劳动阶级再度成资本驱动、权贵役使下的“会说话的有机工具”，而在黑煤窑、黑作坊、黑厂房下的农民工打工仔，就更是成了可怜的小马仔。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又在资本与生计的重压下，一定意义上又重新“跪下”去了。
微观民主绝不是靠一元钱注册公司这种画饼充饥、风险巨大、初始资本日益升高下的虚伪的降低法定准入门槛，就可以获得的。投资自由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只属于资本家。
微观经济民主的核心是高质量有尊严的就业权和合理的晋升权及其相应的管理权。至于消费者主权，则是不言而喻的。而经营主权则只能严格区分国有、公有经济实体和民营实体。前者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同主人公地位相称的经营主权，后者应当探索同国家主人公地位相对应的劳动阶级的适当经营主权。在微观经济民主方面，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在观念与价值革命上，刚刚萌发了理论与实践的初级探索。这方面的革命性建构空间巨大，等待理论与实践的天才发现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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