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没有肯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傅晨光
鼓吹“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19世纪以来人类出现的最反动的社会思潮之一。这一思潮产生于英国，创立者为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基本特征就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科学概念如“遗传”、“优生”等应用到人类社会中来，认为人类社会在商品经济时代所出现的一些特有的社会活动特征是从动物界那里“遗传”继承下来的，认识到了生物界的活动特征也就等于认识到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特征，认为人类社会从经济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阶级斗争等同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术始祖就是创立了“生物进化论”的英国十九世纪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苏联存在时期，由于理论上一直没有分清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区别，而是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当成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等量其观的“三大发现”， 由于苏联理论界的这种对于达尔文的公然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基础就这样再次被挖去了一大块。
因此，划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本界限，首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界限。就是说，马克思到底肯定还是没有肯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能不能划清这个理论界限的关键。
1、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达尔文的学说的地方共有6处，第1次和第2次对于达尔文的学说的确有肯定的意味，但紧接着的第3次和第4次，马克思就对于达尔文的理论进行了根本的否定，特别是第3次给恩格斯的信，使他的学说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完全划清了界限。
整个经过是这样：
第1次，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道：“在我经受折磨的时期——最近一个月——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第2次，是上一封信之后不到一个月的1861年1月16日，同样是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说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者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混淆，主要就是根据这段话去得出的。但是，这段话的具体含义也不是明确地将人类的阶级斗争与动物界的生存斗争当作一回事去理解的证明。这段话也还只能是说明马克思是有保留地肯定了达尔文的学说的某种方面，而不是完全肯定。
第3次，是又一年后的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再次提到达尔文主义。这一次，他完全推翻了上两次给恩格斯的信中的对于达尔文主义肯定的看法。马克思这样说道：“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秘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这，才是马克思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一个主要的和最终的定论。
第4次，是距上一封给恩格斯的信5年多以后的1867年12月7日，——《资本论》出版的这一年，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再一次提起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为了告诉恩格斯怎样“欺骗一下福格特的朋友、士瓦本的迈尔”而模仿恩格斯的口气写道：“当他（指马克思自己——引者注）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第5次，也就是上一封给恩格斯的信的同一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通过一个简注，引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的一段关于动植物的自然器官的发展的论述，指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第6次，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他最讨厌的马尔萨斯的大谈社会生活资料生产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是按几何奇数增长的混帐理论再次提到达尔文，说达尔文的理论推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8页，不引述。
2、以上，是马克思各种著作中提到的对于刚刚出版开始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有关论述，目前发现的就是这6次，可能还有个别次数的遗漏，但自信不会很多。
从收集到的这6次论述，客观地说，马克思对之确有肯定，也有否定。这在马克思对于其他学术例如古希腊的哲学以及之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完全成竹在胸时的风格确实是一个例外。对于达尔文的学说的分析，他有时似乎有一种少有的举棋不定的犹豫，从而出现了这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矛盾现象。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非常罕见的——这是由于达尔文不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学术界新出现的一匹“黑马”。
但是，认真地研究以上材料，我们就会看到，即使这样，马克思的慧眼，从一开始也没有脱离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仅仅只是肯定了“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因为达尔文研究的动物、植物无论有什么“规律“，仅仅只是一个“自然基础”，人类对于动物、植物界的活动的影响，达尔文根本不加以考虑，马克思对于自然科学家的这个认识特点是太熟悉了。因此，他对于达尔文的“肯定”，仅仅只是对于一个学说的某一点或某一个方面的肯定，这并不说明他对于其全部学说就完全肯定了。他肯定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划时代意义”，也仅仅只是由于生物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在人类学术研究史上还没有人达到达尔文的高度和系统性，而不意味着对其完全肯定。
马克思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结论性的评述是第3条：他终于看清了达尔文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研究，在生物发生学领域或许有一定唯物主义的意义，对于人们关于生物的起源到底是“创世说”还是“自然发生论”的进一步研究有意义，就如马克思在世界观上，吸收了费尔巴哈批判封建神学获得的唯物主义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一样，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给马克思提供的基础就是这一点——生物的起源，不是“创世说”，而是“自然发生”的。他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肯定，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但是，对于动物植物的活动规律、种族繁衍等各种其他规律，马克思很快清楚地指出：“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说得太清楚了：达尔文对于动物、植物界的生存斗争的认识，不过是他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的残酷战争的反映。这才是马克思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最终定论——肯定的是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物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但完全推翻了达尔文关于生物界与人类没有任何界限、将生物界的生存斗争与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的倾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才刚刚兴起的时候，马克思已经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可能产生的错误繁衍和应用堵死了后门。
3、苏联时期，由于一直不能分清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理论界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造成了很多错误，根源不在马克思的思想，在于理论研究方面的不深入。这个问题现在能够澄清，从而也必然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划清最后的界限。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关系，在学术史上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科学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直接搬用的关系。两者基本是同一时代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初版于1859年，1871年发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1872年发表《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从而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体系。斯宾塞比达尔文仅晚出生11年，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的理论基本起源于同时代。虽然很少有人直接指出斯宾塞抄袭了达尔文，但大多肯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的自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搬用和演绎。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生物进化基本是一体的学说。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兴起，这个学说就是将达尔文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的“动物的特性”应用到人和人类社会领域，其结果，就是认为：动物是怎样的，人和人类社会就是怎样的。动物与动物之间为生存而进行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法则，成了人和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法则”。这一理论被用于支持经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认为财富是成功的标志，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这个学说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日尔曼人优越的说法。“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不久就迅速传至美国，成为19世纪后期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它又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互相争夺世界市场、奴役掠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思想工具。因此，这个主义是有史以来最为反动的学说之一。
将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别，也完全混淆了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与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区别。人类通过千百万年的劳动和努力从动物界中终于站立了起来，与动物界形成了根本的区别和界限，却被这个19世纪兴起的两大学说（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在思想上又填平了。这个学说，从一开始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其本质上的反动性。人畜不分，甚至认为人就是畜，这就是资产阶级在思想史上的一个“绝作”。
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特别是由于两次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战极端种族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伤，使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学说的反动性，这一学说最终衰落，但是这一思潮并没有绝种。21世纪初我们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之下，对于人的认识，西方学说界、政治界仍然有“垃圾人口”、“剩余人口”等各种包含着传统的极端种族主义的提法出现，甚至还有“废尔蒙特饭店会议”的传言。这些，都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21世纪初的一些世界角落又在回潮。这就告诉我们，有些天天叫喊“自由”、“平等”的人，其思想本质是不平等的。他们的“自由”、“民主”的口号的背后，其实藏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尖刀利刃。人类要真正实现民族平等、种族平等，不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甚至将面临新的严酷的斗争。（2010。10。27）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