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社会主义的三个版本
社会主义的三个版本是跟中国走过的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国际不变价格计算，1949 - 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500 - 1000美元，我称之为匮乏阶段。人们只能维持生存，连温饱都不能保证，这时候的要务是保证所有人都能生存下来，所以需要一定的平均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 - 2002年，人均GDP为1000 - 4000美元，我称之为温饱阶段。一方面私人收入和私人消费大幅度提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是扶贫，消除贫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贫困人口大量消除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第三阶段，从2002年至今，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我称之为小康阶段。此时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即个人收入的增加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改善是边际递减的，这时候就应该增加公共支出。比如，上海很多人家里生活条件跟西方人差不多，甚至比西方一般家庭更好，但是一出门，你会感到空气不好、交通不好、公共服务不太好，等等。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1.0版的要务是解决生存问题，2.0版是解决衣食问题，3.0版是解决住行、安全、环保、健康等基本生存之外的更高需求。
“小政府大社会”走不通
中国现在要破除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观念从根本上是错的，走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也不是“小政府”，比如美国，已经被世界上公认为是“小政府”，但其实美国政府比我们大很多，公务人员比我们多得多，每8个人就要养一个公务人员。我们中央政府加起来只有4万人，而美国光一个农业部就有10万人。所以，成天地看到我们的媒体批评政府监管不到位，可是这些批评者有没有想一想，到底靠谁来监管？监管部门没人怎么实施监管？不是说制定一部法规就能自动执行到位的，事情都需要人来做。可是如果你去政府部门跑一跑就知道了，许多部门人手都不够。用“小政府大社会”能解决监管问题吗？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建设好一个紧凑、高效的政府，一个能办事的政府，当然我不建议政府无限制地发展，但“小政府大社会”这类观念已经成为发展有效政府的障碍了。
选举从来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现在知识界对民主化的理解很片面，往往跟选举联系起来。选举从来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我认为民主更多的是指决策过程。我最近提出一个观点“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民众应该在决策的各个阶段都有参与，但是执行政策的人应该是有经验、有学识的。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中国的民主化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着。对比中、美两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我认为中国的更加民主化。我正在研究中国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包括如何搜集民意，如何汇总讨论，如何出台等。我的看法是决策过程中要更民主，但决策者要是贤者，这种贤者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而是指拥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
很多知识分子动辄指责体制，完全是因为不自觉不自信
很多人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实行竞争性的选举，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标准。打个比方，选美比赛中如果没见到金发碧眼的人，就说没有美人，这样做合理吗？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放宽，所有涉及政治资源分配发生变化的都归为政改，那么可以看到，过去30年、60年我们一直都在改。
从国际对比来看，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在全世界有两个国家完全复制了，一个是利比亚，一个是菲律宾，而迄今为止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完全失败了。我觉得现在国内很多知识分子眼里的政治改革只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恰恰是错误的。
以前费孝通先生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现在讲“体制自觉和体制自信”，中国这套体制本身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但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指责中国体制有问题。这个体制在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运作这么多年，总体表现不错，里面一定有成功的地方、值得总结的地方。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不承认，反而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正常问题视为体制的弊病，动辄指责体制，完全是因为不自觉，不自信。
（《环球视野》第351期，摘自2010年第12期《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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