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果哲
对由张勤德同志执笔的《09建言》及本人的拙文，工声同志提出了多条批评意见，说这是“完全接过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集多年来改良主义之大成，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时还认为新老左派都“代表中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评论网，2010年2月5日，以下均注“同上”) 。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等一批左派代表性人物，则被指责为“穿西服的宋江”。(xiaoliwencai ，马克思主义评论网，2009年1月5日)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怎样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采取什么斗争策略和路线才符合实际情况。
由于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能不能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一主要危险，又抵制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努力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直接关系斗争的成败，现以战友交心的态度答复这些同志。
第一，“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提法，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毛主席的论断？
自张勤德同志2008年7月在《人人都应提出和回答的七大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个看法后，一些同志和工声一样，认为这不符合已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只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实际情况，以及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继续革命理论。
首先要充分肯定，复辟了一般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能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毫不动摇，极其可贵，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但是，毛主席不仅在建国前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而且在建国后一直强调这一点。例如，他在1965年就说过：“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日本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还是走不通。”(《前奏》，第16页)并且，他还说过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即大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斗争的继续。可见，他认为当代中国所复辟的资本主义，必定是附庸资本主义，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特色的实质，是在修正主义道路上逐步变成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附庸，即新型殖民地。我国的现状，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先看经济方面。
近年美国人公开大讲的“中美国”即“依附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就是指美国和中国已形成殖民经济循环体。这种体制的特点，至少有以下九个：
(一)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已攫取中国近百万亿元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增长，74%依赖出口。按照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统计，中国出口商品1美元在美国零售价是4美元，其中美国得到3美元，中国得到1美元，但这1美元扣除折旧和进口原料后只有0.5美元，再扣除外贸中超过60%的是外资企业，则最终不到0.2美元。这样，每年便有上万亿美元(全国老百姓平均每人每年5千多元人民币)被美国剥削去了。
(二)用大多数的外汇购买美国债券。这实质上是把中国大量耗费资源、牺牲环境和人民收入换取的美元再送还美国，支援它进行国家建设。美国财政部公布，中国大陆2009年12月持有美国国债达8948亿美元；到2007年6月底持有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达12050亿美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当年在国会公开说美国对中国“无需还债”(网，2010年3日6日)。
(三)通过高额关税和强制出口，建立中美两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是说，使中国政府向出口企业发放财政补贴，这些企业转身再以高额关税的形式，把这些钱交给美国政府。
极力扩大出口和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等等，必然导致我国劳动人民的收入被拼命压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主人公论坛，2010年2月17日) 这就是说，工人应得工资至少应当是现在的三倍以上。即使如此，老百姓也不敢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商品消费，而是转手又通过银行把不少钱送还给了国家，因为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迫使老百姓必须拼命存钱。结果便锁住了大部分需求，使商品在国内没有多大销路。相反，近30多年平均保持40%以上的投资率，这在整个世界的近代工业史上都是罕见的。同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世界平均消费率约达80％)。这使本可大幅度改善的人民生活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四)在没有战败、没有外界强迫的情况下，制定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使帝国主义超常规地获取大量剩余价值。例如到2007年底，总共引进外资7千多亿美元，而这时外资在中国的资产已经增加到2.1万亿美元，即净增1.4万亿。同时，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贱卖给外商，仅十多家银行由此造成的损失便达1.7万亿元。据新华社消息，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0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这在全世界都属最高之列。
(五)许多重要产业被洋人控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外资在21个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外资并购，99%的中国品牌被贱卖。1984到2007年，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由18％上升到78％。“这个比例十分接近于目前世界公认最依赖外资的国家。”（环球视野，2010年3月16日）仅美国在中国的独资企业就已经超过6万家。现在水价涨声一片，原因就是1/3的自来水被外资控制。对经济转型意义重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也处在近70%的水平。这不仅严重阻碍了自主技术创新，而且使民族企业受到沉重打击。在自己国土上帮助外国企业打击和消灭本国企业，古今中外都是奇闻。同时，“美国已控制我国2/3信用评级市场，严重威胁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经济参考报，2010年4月12日)
(六)通过使中国的海外投资造成巨亏(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就达228亿元)的方式，把财富转移到西方。
(七)西方国家通过收买等手段操控中国官员。据统计，中国商业领域受贿金额65%来自外企。这使不少官员积极为其效劳。例如通过监管部门的部分负责人为外资公司圈钱计划摇旗呐喊，便使四千多万股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另类灾民，成万亿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再如，“国务院下属的央行外管局，竟然邀请任命华尔街的金融寄生虫，出任2.3万亿美元的国家首席投资官，即让美国人管理属于中国人民的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马门列夫，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3月19日)。
(八)将600吨黄金存放美国，置中国国家战略储备于危险境地。
(九)利用吸引富豪投资换绿卡、贪官外逃等手段，使中国财富流向西方。美国国内安全部统计报告显示，2008会计年度中国有8万271人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4000多贪官出逃海外，人均携赃款1亿多元。
再看政治方面。
对于当前美国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位“大领导”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态度去挽救，而且用“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来鼓劲，致使“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只有美国才能救中国”的声浪大增。
“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网，2009年7月18日)，美国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2007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威胁中国政府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新加坡著名人士郑永年指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向美国看齐，中国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更没有其他的参照物。” “所谓的合作和协调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跟着美国走。”（参考消息，2009年11月25日)
商务部的郭京毅等一批国务院官员能搞得成“法规卖国”；在省部级以上干部中有相当多以老子官僚、儿子老板、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从1995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云南信息报，2010年3月11日）；不少中级干部通过在西方国家培训等形式被洗过脑，一部分已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便说明实质上的官僚买办队伍已多么庞大。
美国选出10名自2000年以来对美国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除了美国政要外，唯一的外国人是中国的那位“大领导”；美国发布的“2010年度十大世界最有影响力领导人评选”结果，这位“大领导”高出奥巴马位居第一，便充分说明了问题。
还有文化方面。
丑化和否定我们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千方百计给汉奸卖国贼包括李鸿章、汪精卫翻案等等，竟然能够公开形成风潮；在茅于轼等几乎所有西化派文人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拿洋大人钱成为公开的秘密之后，他们竟然依旧是媒体追捧的“明星”；近几年许多大中城市外国（主要是美国）人办的各类“培训班”有数千家，对我百万青少年毒化洗脑等现象，竟然都公开出现在党和政府的眼皮底下；宣扬普世价值的长文，竟然能够在全国几乎所有宣传工具上于2007年2月17日豋载；中国大学生的留学热不仅大大超过国民党、民进党统治下的台湾，而且近年来竟然又创造了“高中生留美3年增3倍”的世界纪录(世界日报，2009年11月27日)；《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以及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多个美国“大片”，竟然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这就足以证明，殖民文化在中国已占据什么地位。
中国正在变成附庸资本主义，或者说，正在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已逐步成为多数左派战友的共识。例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日趋附庸化”(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2月29日)。知名人士杨芳洲说：“当今中国事实上成了西方经济殖民地，但是，这与过去的殖民地还是有区别的。过去的殖民地，是军事上打了败仗，整个国家被西方占领和控制，无法自主的结果。现在只不过是精英们在精神上被西方控制，类似苏联解体前，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精英被西方所忽悠一样，我们的精英也是逐步走进西方精心布置的圈套。”(网，2009年5月7日)著名学者郎咸平认为“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主义的新本质。”(网，2010年2月8日)江苏常州的陆燕青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中国老百姓的经济发展，而是外国资本家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经济”(联合早报，2009年10月21日) 张宏良教授指出：“‘中美国’这个殖民经济圈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已超过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宗主国从殖民地中获得的利益。美国从中国攫取的财富之巨，至少已大大超过了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损失财富的总和。”(网，2009年12月26日)
面对这种现实，工声等同志却认为，毛主席说过，发生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才能成为主要矛盾。现在没有外敌入侵，因而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放在第一位。
毛主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由于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即使在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即没有发生新的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我们仍然要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作为革命任务，就是说，要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放在第一位。
我们其次要看到，由于核武器毁灭性极大从而核大国之间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减少；我国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苏东剧变使西方国家大大增强了信心，因而和平演变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颜色革命”这种扶持西化派上台取代修正主义者的“街头政治战”，当前已成为帝国主义搞垮我国的主要手段。
我们还要看到，经济战、政治战、文化战、网络战、基因战等等，实质上往往是比军事入侵更可怕的战争。就拿基因战来说，基因武器就比核武器的威力大得多，因为它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真正的种族灭绝。人所共知，日本搞细菌战的731部队全部资料最后都给了美国。现在，基因武器已经问世。美国的孟山都等跨国公司正采取多种手段在中国推行主粮转基因化。在中美两国科学家对转基因棉花七年的跟踪调查表明转基因棉花的优势在第三年便发生逆转，种植转基因棉花的棉农收入反而大大低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即使不计算转基因棉花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也说明转基因物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阿根廷由于推行转基因造成农业被控、农民破产、社会动荡的惨痛后果；许多国家一直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玉米和水稻两种主粮竟被批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推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连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恩道尔都在所著的《粮食危机》中说：“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由于近几年美帝国主义面临的国内综合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它搞乱、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在它控制下的各国买办们的行为也就越来越疯狂，“世界正处于无比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时期”这一时局特征也就越来越明显。
更不可轻视的是，美帝国主义1989年带头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1999年公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派侦察机在中国周边撞落解放军战斗机；2008年策动西藏骚乱；2009年不仅在新疆煽动大规模屠杀事件，而且在背后支持多国侵占我国的南沙诸岛和日本占领钓鱼岛。这些，实质上都是一种军事侵略行为。
由帝国主义本质和各种客观条件所决定，中美之间必有一场生死决战。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是军工综合体国家，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靠军事工业拉动，打仗可以要别人的命，不打仗就要了美国的命；国际斗争的焦点，已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身上；苏联解体后美国给自己定位为世界“领导者”，它在“人权高于主权”、“共产党政权是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的口号下，随意动用武力；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它需要在中国或其周边制造事端，以便把大量投资资金赶到美国去。中国一些“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年中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造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看看今天够级别、有实权的文官不爱钱的有多少？武官呢，不惜死的有多少?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摸到了一大堆砖头。全世界把房地产列为支柱产业的就中国一家。我们的顶层设计者也不看看世界历史，哪个大国是靠盖房子发展起来的呢？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就靠卖地，要是不让它卖地，马上黔驴技穷，不知道怎么活了。”(《中国空军上校戴旭震惊国人的演讲稿》，网，2010年2月25日)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战争危险。
今明两年，我国面临的形势将更加险恶。从美国兰德公司制定的绝密K计划中便不难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其中，K5：5月下旬，指控中国计算机windows操作系统等软件盗版严重，摆出通过各种手段搜集的证据，对中国实施制裁，使大部分计算机就此瘫痪。K6：6月上旬，在中国南方制造一场人工地震；6月中旬，在渤海湾的天津附近制造一场人工海啸；两场灾难共造成死伤10余万人，引发社会严重恐慌情绪，并出现局部骚乱。K7：10月上旬，趁乱策划两起象“新疆7.5事件”那样大的民族冲突。K8：10月中旬，利用混乱局势，输入大量仿造人民币，引发新一轮恶性通货膨涨。K9：11月上旬，策划在大动荡之中暗杀一名超级房地产富豪，使中下层与上层之间相互仇视；10天之后，11月中旬，美国趁乱而起，利用国内代理人暗杀张宏良、左大培等一批左派人物中一人，引起社会上层与中下层更加相互仇视，人心浮动，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2011年1月上旬，在大动荡之中，在北京制造“炮打人民大会堂”死伤五六百人的恶性事件，使左派与右派之间非常仇视，彻底丧失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美国的机会。K10：2011年4-6月，挑唆印度、日本打着反腐败、争人权的旗号，发动对中国的一场中等规模战争。K11：2012年1-6月，鼓动台湾、西藏、新疆宣布独立。民族、贫富、官民矛盾危机总爆发，发生内战，到处发生象伊拉克那样的连环爆炸。K12：7-12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组织维和部队打着反腐败、争人权的旗号进入中国。全面接管中国核武器库，审判几个腐败分子，搞投票选举，扶持几个傀儡上台，使中国全面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并且，2005年在伦敦举行的高级共济会成员（Senior Masons）会议制定的《盎格鲁•撒克逊使命》计划透露，进入2010年，“伊朗可能将在18个月内受到攻击。中国将援助伊朗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之后，生物武器将针对中国使用。”“它之所以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计划是因为它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消灭中国人，这样大灾难之后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重建并继承这个地球。”(网，2010年4月21日)
我们知道，这些计划大多是得以实施的。因此，决不可置若罔闻。即便只是一种威胁和煽动，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可见，中国特色附庸资本主义，当然具备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但是在一定时期內和特殊情况下，它的特色也会表现得比较明显。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这种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由于美帝国主义正极力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策划“颜色革命”，施加军事压力以及极可能发动对伊朗等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会有一时的、表面的缓和，但总趋势是越来越突出。
其二，由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最怕党和人民清算其卖国罪行，最需要洋人保护；帝国主义搞垮和肢解中国也最需要这样的代理人，所以他们必然竭力配合主子的行动。这就使无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必然越来越突出。
其三，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不仅残酷剥削工农群众，而且挤压、欺榨民族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必然逐渐突出。
正是这种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如实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否定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必然存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地位，而恰恰在于这个主要矛盾在特殊情况下或一定时期內，会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例如，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大致地说，前20年主要表现为人民和走资派的矛盾或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近10年由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坐大，无产阶级和它的矛盾便突出了。在打垮卖国集团之后集中力量“打倒资改派，实现大转折”即推翻修正主义统治时期，则自然还要把人民和走资派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我们能不能说这都是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违背马克思主义呢？恐怕不能。相反，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所要求的。
面对这种情况，请工声等同志想一想，如果再以主要矛盾问题和没发生外敌入侵为由不赞成把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后台作为现阶段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对我们的事业是不是不利？
第二，当前应不应当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主要敌人加以反对？
工声等同志认为，由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大资产阶级无疑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同上)。
我们知道，毛主席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历来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是指没有官僚权势及外国势力背景的私营企业家。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权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不少私营企业与大多数国企一样被挤压、整垮。
据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布的数字，2008年，企业个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5％，非国有企业占95％，其中私营企业占57.7％；从业人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0.3％，非国有企业占79.7％，其中私营企业占32.5％；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8.3％，非国企业占71.7％，其中私营企业占28.6％。(新浪财经，2010年2月2日)可见，民族企业、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毛主席历来强调，我们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我们在斗争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看是否有理，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同时要看是否有利，要讲究策略、注意步骤。我们相信目前持有和工声等同志相似观点的绝大部分战友，只要努力学懂毛主席策略思想，真切了解当前形势和民心民意，就不难认清在首先强调搞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就要在狠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既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欺压工人的一面，又看到它有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排斥和欺压的一面，从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当前的阶级斗争如实地看作和国民党反动派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斗争的继续，或者说，在现阶段仍然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集中力量首先狠狠打击资产阶级的右翼，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主要威胁、主要敌人来反，打击面过宽，则容易导致经济甚至整个社会局势不稳，给买办资产阶级造成可乘之机。
第三，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内存不存在社改派？我们当前斗争的重点应当是补课派还是西化派？
工声说：“修正主义政党是76年上台的，某政党这时就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了”。“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和主流也就不存在一个走社派。甄卫国在文中列举的那些人其实绝大多数是与资产阶级右翼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左翼，而不是什么走社派”(同上)。“无产阶级当前最主要的威胁是压迫他们的那个阶级的执政主体，而不是什么极右派”(ysxybzb，主人公论坛，2010年1月20日)。
我们应当认清，甄卫国(即张勤德)所说的党内社改派，指的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为国家主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旋律的共产党员。可以说，用这三条来衡量，说陈云、王震、宋平、邓力群、郑天翔、魏巍、马宾、李成瑞、刘实、韩西雅、刘日新、王子愷、谭乃彰等同志属于社改派或者叫走社派，那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有目共睹的。
我们应当认清，左倾机会主义和我们的斗争属于党内路线之争，而右倾机会主义和我们则不仅是路线之争，而且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是搞修正主义的，是走资派即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决定他们必然会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来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极其严峻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必定要求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教导，格外重视斗争策略。因此，不少同志是要“等饅头熟了再揭锅”的。断言党内主流中没有社改派，恐怕为时过早。
我们应当认清，反面教员更能教育人。三十多年来，腐败现象、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问题从总体上说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卖国贼行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不少同志有所警醒。陈奎元同志在人民日报公开指出右已成为主要危险，并在中国社科院组织力量批判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提出要防止有人篡党夺权；薄熙来同志在重庆抓唱红打黑宣传毛主席；周永康同志在井冈山带领公检法干部宣誓，在浙江大规模开会纪念谢富治搞四清时发现被毛主席肯定的“枫桥经验”六十几周年；贺国强同志访问希腊时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句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类现象会越来越多。我们尤其“要相信老革命及其后代大多数是会觉悟的，他们不会容许错误地否定前辈干革命的光辉历史”(王奇臻，主人公论坛，2010年4月4日)。苏铁山、黎明、尚均田等这些老革命后代的优秀代表就是如此。
我们还应当认清，在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更在于党内中下层，特别是广大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河南省南街村敢于坚持用毛泽东思指导行动；青岛港务局敢于继续按大庆的基本经验办企业；安徽小岗村党委原书记沈浩敢于带领村干部到南街村学习走集体化道路的经验；朱正虎、戴旭、张召忠等一批军官敢于仗义执言；魏巍、林伯野、刘日新、奚兆永等一批老同志和张宏良、左大培、韩德强、杨芳洲、郭松民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反卖国贼、反修正主义斗争中敢于冲锋陷阵，更不用说近些年毛泽东热大幅升温、通钢工人采取革命行动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一些同志把重点反对西化派同时反对补课派说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也是值得商讨的。从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宣扬西方囯家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而另一些领导干部则公开批判这种普世价值上，便不难看出党内资改派中西化派和补课派(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派别)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多党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赞成还是反对实行西方那种民主、自由、人权，是在资改派中区分西化派和补课派的重要标准。毛主席曾经提过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在这两个司令部中，不管在党内是不是一把手，只要是两派中某一派的首领，都可以成为某一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反对西化派的“大领导”，实质上就是反对叶利钦式的“新沙皇”。因此，把这说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把两派的首领简单地等同于官员和皇帝的关系，无疑是不太准确的。
《08宪章》提出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联邦共和国”，就是说要公开分裂我们的祖国，表明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后台帝国主义，正在公开策动和支持分裂了苏联的叶利钦式人物夺取最高领导权；正在公开策动和支持格鲁吉亚等国那种全盘西化派取代修正主义集团的“颜色革命”。对面临的“颜色革命”危险性认识不足，就可能给祖国和人民造成难以弥补的惨重损失。
辛子陵2010年春节在上海的谈话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党全国人民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他主张允许同样主张推翻权贵资本主义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框架的左派，作为多党制下的一个党派参与竞选。不难看出，这些西化派最怕左派根据毛主席的策略原则把反对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后台帝国主义作为首要任务，最希望左派和他们联合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便他们混水摸鱼，乱中夺权。
魏巍同志多次强调“我们应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们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现在的西山会议派和大资本家汪兆钧之流就是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是发自骨子里的仇恨，是彻底的反共派。”(网，2008年8月30日)显然，他认为极右派是最凶恶的敌人，必须把反对这个敌人作为当前斗争的重点。实践越来越充分地证明，这一论断，是魏老最大的贡献之一。对魏老的最好纪念，是切实践行这一论点。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同志逐步认识到应当把反对西化派作为我们当前斗争的重点。例如，马门列夫网友说：“在反腐败的声浪里，却也有一股暗流在涌动。这就是一小撮极右分子想趁机煽动民心，挑拨党群关系，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以全盘西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不是捕风捉影的危言耸听，而是辛子陵等一小撮精英蠢蠢欲动的严重现实。”“辛子陵们的反腐和苏共叛徒叶利钦反腐及国民党叛徒汪精卫反腐一样，是为了更加彻底的腐败、是为了卖国。”(网，2010年3月12日) Qchyd网友写道：“我们认为，反对卖国主义比反腐败更为迫切和重要，这是因为腐败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回和弥补，而卖国主义所造成的损失与灾难是无法弥补和追回的，腐败的后果是党亡政息，卖国主义的后果却是亡国灭种，因此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放到反对卖国主义上来。”(网，2010年1月22日)昆仑山网友强调：“自由派，也就是买办资产阶级，绝不是什么边缘化的政治派别。他们背后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政府、学界、媒体拥有极大的势力。通过外资垄断中国经济，并通过基督教发展在群众中的组织和影响，他们实际上拥有极大的实力。淡化自由派买办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粉饰中华民族面临的巨大风险，是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1月18日)回延安网友跟帖：“把买办自由派混同于一般自由派，把官僚资产阶级混同于买办资产阶级，看不到以自由派面目出现的买办自由派已经成为主要危险，这正是某些革命派失足的地方”(主人公论坛，2010年2月9日)。清风网友指出：“今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卖国和爱国的矛盾——解决了卖国者，才能提升人们对信仰的追求，才能最大限度的唤醒民众，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回归 。”(主人公论坛，2010年2月5日)
第四，多党制是不是医治当前中国腐败等顽症的灵丹妙药？
工声同志说：“采取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坐庄，这对于社会本质来说就不重要了”；现在无产阶级“只能借助资产阶级的民主来更好地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同上)。
持这类观点的同志往往认为，多党制使各政党相互制约，才能遏制腐败。然而事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最腐败的国家就出在它们之中。美国被吹嘘成多党制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全世界最大的(涉案500多亿美元)麦道夫贪腐案，就发生在那里。更不用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开搞红灯区(妓院)、赌场、政治献金等等，使腐败制度化，变成合法的事情即把很多腐败现象根本不算作腐败。旧中国也搞过多党制，结果导致腐败不堪，军阀混战。苏联东欧搞多党制，几天便出现混乱局面，多个国家不仅党垮台，而且国解体，经济大幅下降，暴富豪强等等造成的腐败堕落，远远超过以前。所以大多数工农兵群众都明白，实行多党制，那是会搞乱搞垮中国的。
不错，近三十多年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从总体上说是越来越严重。但这不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恰恰相反，是因为背弃了党的正确领导，修正主义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许多领域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使假共产党兴风作浪，外资和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和古巴、朝鲜等国家为什么腐败现象很少，根源就在这里。因此，以战胜卖国集团为突破口，“打倒资改派、实现大转折”，就是说，推翻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腐败增多等顽症，便会手到病除。
第五，当前应不应当提“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口号？
在《这是不是极左、极右和正确路线三者的一场激战？》(主人公论坛，2010年1月16日)一文中，本人提出当前要“反帝除奸，救党保国”。两个务必网友认为这是一个“蹩脚的口号”，他问道，“救的是无产阶级党，还是资产阶级党，保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主人公论坛，2010年3月6日)工声同志说：“现社会无论在经济基础或是在上层建筑上，都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发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同上)。“不知道官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依赖的体制才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不知道在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依赖的体制的斗争中，主张民主的右派还是左派的同盟军这个事实，就是完全错误的了”(xiaoliwencai，马克思主义评论网，2009年1月5日)
不难看出，这些同志反对当前实行“反帝除奸，救党保国”，是想现在就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国家的基本制度。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把主张搞西方多党制的西化派作为同盟军，一起为打败中国共产党而斗争。可见，他们是主张立即实施有些同志所说的“砸烂场子”而不赞成“尽可能争取在不砸烂场子的情况下先换人改规则”的。
在当前形势下发动群众“砸烂场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利大还是弊大呢？让我们简要分析一下。
当前的形势相当复杂严峻，其特点包括以下几个：
一是党群、干群关系相当紧张。群体事件数量之多(据说近期每年已达十万多起)、规模之大(如贵州翁安等事件)，就能够说明这一点。一旦矛盾激化，就可能出现魏巍同志多次指出的党员、干部玉石俱焚，整个国家陷入政府瘫痪、社会动乱之中，给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造成搞乱搞垮中国可乘之机的危局。正如昆仑山网友所说：“目前中国内忧外患，脆弱得很，经不起折腾，搞不好就是大动乱，外国因素一介入，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结局可能比前苏联还惨，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1月18日)
二是新疆、西藏近年发生的暴乱证明，遇到前面所说的内地处于大动荡状态，西藏尤其是新疆在“我们新疆的资源这么丰富，独立以后马上可以像沙特阿拉伯等国那样富得流油”的煽动和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很可能搞起更大规模的暴乱，使国家分裂的危险大大增加。
三是种种迹象表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今明两年可能进入更为严重的阶段；中国发生楼市、股市崩盘，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大增，农业严重欠收导致食品价格猛涨等等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大。这些，都为社会发生大规模动乱提供了导火索。
四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已到了收网阶段，因而策动“颜色革命”的步伐在逐渐加快。最近美国大规模对台军售、总统接见达赖等等，是想以压促变；纠集一些国家逼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产品实行反倾销，是为了搞垮中国经济，引发内乱；支持西化派发动“09决战”(这场大战将在今明两年进入关键时刻)，评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搞“颜色革命”的骨干，公开把“大领导”评为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唯一外国人、评为高于奥巴马的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在为“颜色革命”确定领导者。奥巴马在访华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着中国领导人的面宣布支持“普世价值”，是要打造发动“颜色革命”的中国叶利钦。可见，近年出现较大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格外大。
五是当前的中国已丧失了文革中虽然“天下大乱”但国体、政体仍基本稳定的两个重要条件，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解放军的无产阶级专政柱石作用。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卖国集团极其嚣张，足以证明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所导致的软弱涣散何等严重、在军内所导致的专政柱石作用削弱何等严重。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外敌入侵时汉奸、伪军非常多。看一看部分群众尤其是一些干部、知识分子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结，便不难预料，今天再发生美日等的入侵，汉奸、伪军必定会更多。
张宏良教授指出：“目前中国仍然是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官僚买办的复辟，不是像欧洲那样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实现的，而是在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恢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不能依靠推翻现有政治制度，而只能是恢复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策，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主导，人民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利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的国家，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一旦被推翻，要想重建将又是一个流血千里的内战过程。作为对国家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应该坚决维护毛泽东创建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恢复其原有功能和性质，以此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实现人民利益。”(网，2009年9月6日)
铁血狼心网友写道：“共产党只有清除党内的汉奸走狗卖国贼，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的信任拥护，增强领导革命的能力。要救国，就要先救党，要亡国也必先亡党，要肢解中国，必先肢解共产党，这也正是辛子陵极右势力跳出来要共产党改名下台的原因。没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革命力量就无法整合组织起来，只能被财力雄厚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剿杀扑灭。”(网，2010年4月17日)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上述情况说明，现在推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基本制度，确实存在造成内乱甚至内战，被国内外敌人乘机搞垮中国的危险。我们既要看到由于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已使党基本变质这个现实，为此而不惜在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斗争中贡献一切直至生命，又不能对毛主席缔造、历经磨难、多次在九死一生险境中转危为安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信心。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不应当退党、弃党、打倒党，而应当拚命挽救党。因此，当前喊响“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口号，是必要的。
那么，有什么依据能具体说明把反对卖国集团作为突破口更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呢？
其一，卖国罪行，最能暴露敌人的本质从而激起众怒；积极反帝除奸，最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中深知，任何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由民众承受。因此，我国人民历来是坚定的爱国者，视国家兴旺和统一为最大最根本之人民利益。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共产党积极抗日，使军队从三万发展到百万。一些同志列举出西化派的具体卖国罪行，左派战友进行了较广泛的传播，就不仅使西化派而且使修正主义者受到沉重的打击。
其二，反卖国实质上是最重要的反腐败、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义。卖国求荣是最无耻的腐败；殖民地化是最残酷的私有化；受国内外资本的双重剥削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最大根源。由此可见，培植和导致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买办资产阶级坐大，是修正主义带来的最大恶果，狠狠揭露和打击买办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西化派或者叫走殖派(打着改革的旗号走新型殖民地道路的反动派)，才能更充分地暴露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击中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这也就是说，把反腐败、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义这“四反”和美帝国主义正加紧策动“颜色革命”、肢解和灭亡中国，因而中美之间一场生死博杀越来越临近，它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发动的“09决战”今明两年将进入关键时刻联系起来，才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四反”是直接关系到亡国灭种的天大之事，从而进一步抓紧推进这场斗争；把“四反”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欺辱以及它的代理人的卖国罪行联系起来，才能更加激起更多人的阶级苦、民族恨，从而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这场斗争；把“四反”和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夺取全国胜利打好基础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从而进一步机动灵活地抓好这场斗争。因此，真正反腐败、反私有化、反分配不公、反修正主义，就一定会把反卖国放在第一位。
其三，先狠狠击溃卖国集团，较利于打开缺口，扩大战果。
因为，这个集团最反动，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公然要使中国倒退到满洲国那样的殖民地社会。这个集团最疯狂，他们公开煽动反革命暴乱和军事政变，大讲要“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网，2007年4月27日)由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又做过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容易在思想、政治、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国际上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依然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直得到西方国家的有力配合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身在右中不知右，只反“左”不反右，甚至把社改派当作极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等，都使他们处于强势地位。所以，下决心适当集中力量先把这个集团打倒，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要打好击溃卖国集团这一仗，目前务必要抓好以下几条：
(一)对汉奸卖国贼的罪行，每位左派战友和稍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有义务通过手机短信、电子信箱、复印邮寄或口头传播等各种形式，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便是他们的末日。
(二)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对汉奸卖国贼的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严惩一批罪大恶极者，挖掉卖国集团的社会基础。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集团的“大领导”为了使殖民地化改革不可逆转，近期很可能狗急跳墙，疯狂反扑。为了应对他们的拼死一博，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抓住要害给予致命一击。
(三)对证据确凿的卖国集团成员(包括《08宪章》签名且不改悔者)，左派战友应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通过多种形式，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并依法严惩。在这些合法要求得不到应有满足时，应采取以党内社改派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其他适当形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四)喻权域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曾在2007年两会时正式提出要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未被重视，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并要在此基础上发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人大制定惩治汉奸法，使严惩汉奸卖国贼切实得到法律保证。
(五)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中央领导和执政党，如果胆敢包庇货真价实的汉奸卖国贼，哪就等于自我宣布是国家的敌人、人民的罪人，左派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发动群众，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六)千方百计搞成对恶毒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炎黄春秋》、有美国支持的南方报系以及极右网站等媒体的惩治，狠煞它们的嚣张气焰。
(七)应把带头揭露和批判卖国集团来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和党群一体化即真共产党与革命人民直接结合的关键环节，紧紧抓住，务见实效。
(八)认清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纸老虎。张宏良教授认为左派抓住“资改集团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这个要害，像伊朗的霍梅尼说“国王是个贪污犯”击中了亲西方的巴列谁国王的要害一样，点到了对手的死穴，这说明卖国集团和修正主义者都是本质上极其虚弱的纸老虎。这跟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个样。原因就在于他们脱离人民，失道寡助。看到这一点，便会使我们大大增强胜利信心，提高斗争勇气。
(九)掌握好历史的辩证法。物极必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便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历史辩证法的一种反映。腐败现象、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和殖民地化从总体上说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粉碎了“补课式改革才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只要GDP增长就是硬道理”、“跟着美国走才能复兴中华民族”两大神话，便给我们提供了三十多年来最好的历史机遇。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使8万红军损失5万，是件坏事，但它使不少人警醒过来下决心改换领导，又是一件大好事。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也是这样，受损失当然不好，但能使部分人警醒过来，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则是挽救党、保卫伟大祖国的天大好事。但是如果抓不住这个机遇反而被卖国集团打败，那不怪天、不怪地，只能能怪我们自己。我们将不仅是无能的庸人，而且是历史的罪人。在修正主义统治即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更伟大的革命。打垮卖国集团作为战略决战的第一场战役，意义自然重大。能参加这场斗争，是我们的最大幸运。所以真共产党人和名副其实的左派战士，应当甘愿为打胜这一仗流尽最后一滴血。
由于工声等同志公开发表的对《09建言》批驳意见事关斗争的策略和路线，况且有些同志想使这些意见成为左派的指导思想，我们便不能不对这些意见作出答复。但是我们首先保证做到，对于他们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已做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并继续进行这一伟大斗争，我们都给予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对于主张用多党制来推翻中国共产党，联合西化派砸烂国家政权、在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中努力迫使中国失败的形左实右思潮，以及托派分子和以极左面目出现而背后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等等联系的危险分子，当然要进行必要、正确的揭露和斗争，然而一定要重视证据，慎之又慎，不冤枉好人；对于不赞成以打垮西化派为突破口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同志，要坚信他们中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只是属于斗争策略上的不同认识，坚信这绝大多数人的认识会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提高，并真诚赞扬、虚心学习他们特别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同时，和这些同志应多通过内部平等商讨、谈心交心的办法逐步形成共识。在谈心时，我们应先作自我批评，先征求这些同志的批评意见。本人对把策略和路线搞正确，防止错误认识以指导思想的形式误导左派和群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和一些同志谈心交心缺乏主动性从而影响了团结，就应当做自我批评。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坚信，在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生死决战中，广大左派战友必定会以大局为重，紧密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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