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勇于践行毛泽东思想的探路先锋
——《学习主席党建思想，正确看待当前斗争》学习札记
（一）关于原则和策略
大凡理论体系的形成，伴随着的是成长的阵痛和对思想火花的梳理。葛兰西虽然说过人人潜在的都是哲学家，但是实际上理论家不单纯是只言片语的叙述者，那只意味着思想家或思想者，思想本身就意味着缺乏系统的整理。某些人的理论借助于解释学的力量形成为国家体系的哲学，但并不意味着其本人对理论观点有任何形式上严肃的整理。对理论体系有着严整、科学论证的，无出马克思及其辅助者：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范式化。
大凡理论体系的形成，必然在初始的阶段伴随着各种辩论、争议、商榷甚至诽谤。我是从积极意义上看待争论的，正因为有着各种争论元素的加入才使得体系更加完善和具备现实的操作性、对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渗透性。甚至可以下这样的妄论：那就是在一种新理论的萌生阶段，这种体系会被敌视为各种理论的大杂烩，综合性的世界观因为不断地吸收各种理论的成就而显得庞大和有多种原初理论的身影。而且，更为显著的现象是，一种经典的理论在初期，伴随着各种侮辱、蔑视、诽谤、扭曲，“偏激”这样的词语不过是一种极为客气的说法。
大凡理论体系的形成，如果只是阐释、叙述和对既有理论体系的释读，那这并非是一种新见解。A之所以成为A，是因为A保存着B，但是B中已经没有了A。
张宏良道路的形成，恰生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力量。资本帝国主导全球化，各种危机带有末日的征兆浸染着我们周遭的世界。中国与我们熟悉的记忆里，已经脱节。甚至我们的世界里，也不再熟悉这个陌生的、被异化了的国度。我们充满着怨恨，很少有符合我们权益的理论在道德、精神大破坏里使我们重新信奉它：除了毛的思想。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在外在浪潮的冲击下已经丧失了在知识分子里的稳固阵地，甚至连对民族的感情都要丧失了，左翼内部张宏良的激烈反对者，常常是不要祖国的派别，无论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主义，还是自称的共产主义。
“张宏良道路”，反映了中国自身的民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担忧，西方国家对国家主权侵蚀、西方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无所不在的渗透、跨国资本对中国的控制和中国社会的更加“资本化”、无序化、腐败化、污染化、外资化、腐朽化。即便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也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民族、革命文化继承者对于当今中国命运和走向的思索和行动上的实践。
张宏良道路意味着对待中国目前社会问题、处境与出路的左翼现实主义态度。奢谈革命是容易的，很容易获得一种口头革命的满足感，但是改变现实却常常需要一套更加能够积蓄力量、将大多数人争取到身边的积极、现实的策略。很显然，张宏良道路并非是自由主义者眼里的一种集权和威权，而是一种团结起来的行为策略。
张宏良道路反映了一种最为明显的行动现实主义，如果从母体中迸发而出的雅典娜，挥刀斩向宙斯，破坏的是不仅是脏水，还有孩子。从策略上考虑，张宏良道路代价最小，伤害最少，但是很显然需要最为迫切的行动；正如英语的句子有叙述和倒装一样，急迫的时事已经逼迫行程颠倒为另外一个进程，即从积蓄力量到行动而拧转为行动以为力量。须知，力量并非来源于某种不可预测的相信力，而起源于组织和行动力。组织起来就是力量，这一点和团结、紧密、凝聚等词语是等同的。
张宏良道路是一种二十一世纪左翼的崭新探索，它之所以并非单纯的、对社会现象和规律的理解和诠释，而是一种行动的指导，在于它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即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变动的改革背后，这个改革仍然是可以继续改革的，但是问题在于，方向和路线需要做革命性的变更。这是一种毛主义式的希望，即人都是可以改变的，即使是最为顽固的反动分子，也有思想觉悟的可能。而更遑论政府并非是一个具有整体利益的阶级，而是一群各自拥有不同想法和利益的集合体。苏联的经验多次证明，在体制的内部，既包含有演变后等待收割的权贵，也有在剧变后失去一切，甚至生存权利、生命的群体。问题在于，如何使体制内的爱国者行为一种对错误行为和方针的制约力量甚至转圜的能量。毛主义的特点是它极大的灵活性，它从不将所有人一次都推到极端的对立面，它深谙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在原则性的旗帜下，将最大限度能够争取的力量号召在自己的帐篷里。
张宏良道路是毛主义某种形式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爱国者仍然面临着毛时期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CPC的国家里避免外来力量的演变和内在形势的剧变。但是比较毛时期，这个任务条件虽然成熟，但是内在能力却严重不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伟大的民主运动缺乏民众的积极响应，躲避朝代周期率循环的措施被演变为一种毛本人演绎为堂吉诃德，独自为人民承担着面对可怕剧变结局的奋斗。当他去世，他的预言无不实现。当民众想起预言时，能够团结他们的人却去了纪念堂，永久性地涅磐到马克思永居的世界里了。当民众在今日觉悟，他们的领袖也已经失去了现实中的权力，成为精神世界里的思想力，仍然以信仰形式参与着中国政治的来来去去，而中国的自身也波涛涌动，各种力量围绕着权力展开深含而不暴烈的斗争。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已经不可能再生，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如同毛一样，能够号召起千军万马，更不会有某个领袖替代毛的位置，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导师。很显然，形势已经发生剧变。毛主义的追随者已经看清楚，这是一个丧失了既有领袖，无法直接参与权力，但是却只拥有领袖思想和自身组织力的新阶级格局，与其化大力气去依靠一个再造的国际歌里的“神仙、皇帝”，对新政和新官抱有幻景，还不如从人民中自然地产生某个新的带领者。这决非是塑造新的强权人物，而是塑造新的大众民主。人民拥有力量，胜过领袖拥有人民。从人民创造历史这个角度讲，张宏良道路可能将更加符合毛主义的原意。当然，当毛主席本人作为毛主义思想的唯一权威的诠释者逝世后，使得他的文本被多个思想领域演绎，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更会出现各类不同的继承形式，各种思想可以以朋友身份自由竞争，也可以以诸子百家身份公开辩论，但是张宏良道路，无疑是其中一种甚为要紧的形式。二十一世纪，毛的继承者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他们丧失了领袖，也丧失了思想源泉的唯一性，更丧失了依靠领袖就可以获得的民主、权力。这是一种悲摧而混乱的局面，但“这”正是考验毛主义生命力的时候。
张宏良道路有着明确而清晰的理念，这种新理念的影响，是一种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明确说明一个真理：一个有意义的行动，胜过十打最革命的纲领。张宏良本人众多的文章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条分缕析，具有震撼力，但是我最为看重的是却是他关于学习主席党建思想的论述，这意味着一个利用现有政治格局扩大人民力量的积极策略，而不是将革命奉为圭臬，作为古玩来鉴赏。我尊重项观奇等诸多同志的不同意见，对马评网、星火共运、旗帜网、国际共运网、主人公论坛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始终认为，也许一种反映中国现行阶级结构、权力格局的行动策略正在形成，那就是张宏良道路，这无关对它的评价，我只阐述某种既得的历史经验和事实，而至于它的实践结果，将依靠实践来检验。任何一种对毛主义的诠释、研究和探索，必然将发生新的策略转移，如果只有研究而没有成果，无异于母鸡不下蛋；而如果只有口号和批判，而无改变世界的力量和意志，那也不过是意淫、消极等待和围观。显然，对于迫切需要改变现实不合理的秩序人而言，需要的不只是马克思，还要俾斯麦。
张宏良道路要求恢复党在执政前所真正代表的底层人民的基本角色是可能实现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变动要迟缓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因此社会中保存着大量的、活着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抵制着资本权力日益强势的进攻。有生命力的必然是民族的、爱国的和带有中国属性的，大众民主不需要倚重于西方，民主的要求立足于人民的原初呼声，是和平的，是要求政府做出让步，而且要求恢复到人民先锋队的真正水平。他们应该负责起来，为劳动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保障，放弃他们所谓的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虽教科书上我们关于什么是人民民主，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是空洞和没有实现的。我们要求在实际上的实现它，因为这本来就是宪法和马克思主义应该的内容，这正是社会变革的方向，社会的活力就在于此。人民要求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要求，发起一场我在2007年就提出的“循名责实”的纯洁共产主义运动！今天看来，这些论述在众多的方面，都与张宏良不谋而合。
（二）关于革命与改良
任何思想理论都是不进则退的，毛主义也然。
中国共产党发表于 1957年11月10日 《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在这篇文献里，不仅对革命的原则性立场进行了规定，也对关于议会、和平过渡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和估计。毛主义者不仅要认真研读《红旗》杂志，更要仔细审读《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体现的无畏、彻底的批判精神。
有一些人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表达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这让我们想起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惑。但是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毕竟还能够宣传社会主义，能够公开地研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各个时代的先驱。另外，我们还能够利用一切民间研究者的身份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公开讨论。难道我们见过以纯粹学术名义为马列毛暗中作辩护的图书还少吗？动辄以最革命自居的左倾毛主义者应当学习这些坚韧而忍仁的前辈们，努力做事、思考，默不作声却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达到目标：行动颇似改良，但目标是极革命的。
这些都是《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中体现的斗争灵活性所教导给我们的启发。在以往的革命思想讨论中，总是强调原则的不可动摇性和不可妥协性。这是时代的特点决定的，在机会主义的扭曲下，马列毛主义一再遭到恶毒的攻击，受到灵活性的修正和“机会”化。灵活性成了背叛的借口。但是灵活性又不是不可侵犯的领域。不能因为叛徒扭曲原则我们就放弃使用灵活性这一能够带来成功的武器。
在这个问题上，左倾盲动主义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种倾向，这种貌似革命的言论和盲动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不仅不能促进革命，反而只会葬送革命。在革命不成熟的时候就发动革命，是左倾幼稚的表现；而在革命时机成熟时，不积极地革命，压制革命，一味相信议会斗争和和平道路，乃是背叛革命的特征。
回顾革命发展史可以发现，暴力革命是居于首位的手段，是第一位的，是保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但是绝对不是滥用暴力。中国古代的兵法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所谓的至胜。不发动暴力革命，就能够使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建立起来，这是一种可能；但是绝对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机器作为保障，作为对资产阶级的威慑才取得的。具有绝对优势的暴力，是绝对必需的；但是是否使用暴力，将暴力机器实现化，则视资本代理人政治上的如何表现而定。
如果有一些集团，总是觉得没有把暴力实现，即使社会中露出希望的曙光，也仍然坚持要实施暴力。那么这样的集团只能给人民造成损失。毛主义严格将暴力革命与恐怖主义区分开来，重视以劳动改造人，以感化、劳动改造等手段促使资本的转化，迫不得已，才采取极端手段，一味迷信暴力，是政治上失败的特征；但是在那些极端的波尔布特主义来看，非杀人不能一次性地达到共产主义新人的目标，这既是政治不自信的表现，也是使共产主义声誉扫地的表现。
笔者的“红色祖国”论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得到一些人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诽谤。右的方面人说笔者是“养在毛家大院的毛驴”，极左的方面人说我的思想是打“着毛的旗号反毛，实质是主张社会改良，是比右派更可怕的谬论”。
右派的言论根本就不值得一驳，笔者坦白地说就是毛泽东的最忠实崇拜者，并以他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哲学、战略、军事、政治、诗歌、书法令笔者心旷神驰，沉浸其中咀嚼玩味不能自拔。
对于极左方面的攻击，倒是有辩论的必要。革命的词句是谁都可以高喊几句的，甚至可以象林彪在文革时期那样“最最最革命”。王明的“布尔什维克”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当时在王明看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背叛革命，就是脱离了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要求一夜之间建立共产主义，而不管现实的条件如何。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但是他们却想，而且认为，只有他们是最最最革命的，其他人都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在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的时期，就有人把“工人以外的一切阶级都称为反动的一帮”，主张密谋的沙佩尔集团还与马克思发生了分裂。
我只能说，这些人，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活的辩证法”（列宁）。列宁和毛泽东都懂得在原则基础上灵活运用辩证法，所以他们都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活的辩证法以变动了的现实为依据，实事求是，牢固站立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两条主要根底上，重视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注重在既斗争又统一的统一战线中领导、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在人民的爱国精神面前，强调引导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方向。而左倾分子的主要特征就是哲学思想的绝对化和唯一化。
这是历史的意识决定的，由于教育文化的限制，普通人只能掌握现实的感性；而现实感性赋予他们的，往往只有偶然、机会主义的片面性，他们往往无法感受到历史客观真理的支配。这种对历史规律的体悟需要研究者具备整理、研究庞大历史材料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被上层阶级垄断，稍加阶级利益的扭曲，就成就了唯心论。群众容易感受直觉，有时候直觉有更大的优越性。对于群众而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现实性往往有利于纠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歪曲，但是对于直接感受到的假象，却容易反复起伏。正因为群众的思想意识有这样的特点，才有人说道：群众往往不能阅读资本论这样的宏大巨著，而只需要知道最后结论和由此最终的行动方向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左派能够这样做，而拥有巨大话语权和知识分子集团的知识分子就不能这样做呢？他们不仅可以告诉一些貌似真理的谬论，而且更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庞大知识创造出一个被论证过的虚拟的资本合理世界出来。只有在矛盾达到一定激化程度时，现实才自为地揭破现象与本质的扭曲，从而将左派所阐述的历史真理性与现实性统一起来，从而说服群众，将群众在革命的目的性上统一起来，在实践着革命的群众身上体现出行动的力量。而在和平时期，这一衔接恰恰是断裂的。断裂的理论与实践导致了共产党的力量在革命时期萎缩和陷入低潮。群众是那么容易地受到资产阶级强大文化的感染。这种感染甚至在革命时机到来时也会发挥极其反动的作用。但是左派在和平时期也不能放弃思想、经济、政治领域的斗争，从而为革命时机到来以后领导革命做准备。这一过程中，教条主义和盲目迷信传统的力量都是错误的。但是教条主义恰恰是理论思索的懒惰者所容易做的，也是资产阶级所乐意看到的社会主义自杀。
难道，农村包围城市仍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绝对的普遍真理？这一问题的讨论，我看极左派会义无返顾地说：“没错，仍然无条件地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因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为他们感到悲哀。在毛主席著作中一再表达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虽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普遍性，却基本不能适用于西方国家。在一些国土面积狭小，革命力量回旋余地有限的地区，农村包围城市也是需要严格限制使用的策略。
如果极左派只是把毛泽东理论理解为到今天仍然不顾一切地套在中国头上就必然适用，那么我只能说他们打错了算盘。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和初期托派的做法。
最可怕的是，极左派在阶级矛盾尚未尖锐化和他们尚未掌握群众的时期就鼓吹发动人民起义，不过是给反动势力提前、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左翼力量的机会和借口。极左派的逻辑就是，为了促进官僚资本主义的崩溃，我们应该去经营商业，参与政府的腐败，以促进社会的崩溃，助长阶级矛盾的尖锐。如果这就是极左派的逻辑，那么列宁和西方国家的工人政党可以停止一切斗争了，只需要参与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合活动，以促进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崩溃就可以了。这种被列宁反复批判的、貌似革命的词句里包含了多么大的危害性呵。那些假共产主义者还说，把钓鱼岛割让给日本有什么关系？反正早晚是世界大同，有什么必要为一点领土争来抢去？
日常的宣传必须有共产主义的性质，并且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将暴力斗争绝对化。在暴力这个问题上，左派内部有着长期的讨论，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派提出了防御性专政的概念，实际上是荒谬的。武装工人和农民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使用这一力量施展暴力必须建立在资产阶级阻挡、破坏、损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巩固的前提下。毛泽东以暴力打跨了官僚资产阶级，但是他使用了和平赎买的政策整顿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者，并使用思想斗争、劳动改造的方法促使民族资产阶级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暴力的建立是为使用暴力做准备，但不是滥用暴力，更不是将使用暴力作为绝对唯一的途径。有人说，你这么一说就为议会道路打开了缺口了。这是不正确的理解，暴力的建立是为了防止资产阶级阻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资产阶级的反抗。但是工农暴力本身的威慑作用会促使还处于弱小状态的民族资产阶级自动放弃政治领导权。但是我们不能在这方面有幻想，认为资产阶级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是幼稚的。
恰恰是暴力起到了革命作用。但是如果现在如果有谁说，左派还没有掌握暴力就施展暴力，那么他只能将自己推向孤立和灭亡，并且如果你现在胆敢宣扬暴力推翻现政权，那么只能是自杀袭击。
中国目前的国情是，宪法和法律中仍然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条文，由于仍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央始终以亲民爱民的姿态维持国家的稳定，而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由于僵化宣传令很多人厌烦，但是仍然和毛泽东一起活在普通民众中间。更为重要的是，民众虽然由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榨取和汉奸买办的出卖主权而陷入了被掠夺的境地，但是多数民众仍然处于相对的温饱状态，还对国家领导层抱着希望或者说幻想。即使在国家领导层和政府官员中，也还有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爱国者。在广大的农村，农民们还没有被组织起来，左派们只局限在城市里。由于国家机器的空前强大，他们很难在农村或城市里立足，主动组织工农。目前并不存在着革命的形势和可能，在官僚机器的重压下，没有先锋队组织，而是一盘散沙。
虽然国家正在滑向帝国主义殖民地，这一历史逆流似乎不可阻挡，但是左派丝毫没有放弃挽救的希望。这种挽救如果说是“改良”，那么就让改良这个名词见鬼去吧。有鉴于放纵国家陷入殖民地化虽然给革命创造了机会，但是也会给帝国主义势力分裂中国，瓦解中华民族创造极大的便利，而左派却要在未来的斗争中牺牲千万优秀儿女才能够恢复到建国时的状态，那么我们宁愿在做好暴力斗争准备的前提下努力联合政府内的左翼力量挽救国家的完全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化和殖民地化。
左派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站在民族利益的最高点，就象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站在民族利益、道德、精神的制高点一样，虽然不要对他们的斗争意志持有幻想，但是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要象努力争取国民党一样（不要忘记，国民党屠杀了千万共产党的优秀儿女，包括毛泽东的弟弟妹妹妻子等至亲）争取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化政策和来自他们阵营内的自杀式力量（官僚集团部分成员的涸泽而渔政策无疑对全部集团成员有自杀式的效应）。
站在“红色祖国”立场上，即民族利益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利益基础上，谈到培养大批的、能够经受得起实践检验的社会政治活动家、理论家、思想家，并且和爱国者结合起来，恢复文革的历史真相，继续扩大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群众并组织起来形成牢固的社团力量，从而为一切最可怕的事变做好准备。如果国家向好的方面发展，那么左派力量将转变为社会的、合作的、同盟军的监督力量和社会政治力量，从而为建设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如果国家版图分裂，堕落到殖民地，生灵涂炭，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那么左派只有组织起来，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取得国家政权，重新建立毛泽东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发展的准备前提下，暂时性地采用短期斗争的策略就是必然的。这一策略是目前左派能够组织起零散的群众的唯一途径。如果1921年的共产党当时立即宣布起义，那么党将马上被消灭在襁褓中。左派目前只能做好一切事变的准备，但是不能将这种准备马上就视为事实来立即投入实践。
我们的目标是达到珠穆朗玛峰，如果有飞机和步行的区别，你不能将飞机上山唯一化，绝对化，而将步行爬上山顶视为妖魔鬼怪，视为敌人。更不能在没有任何飞机的情况下就尝试飞行，那只能跌落山崖，摔死摔伤。我们不得不暂时性地采用步行，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飞机。革命的目标相同，但是仅仅是暂时性采取的手段有所差异就上升为敌死我活的领域，恐怕毛主席在世也要嘲笑他们了。
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恢复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真正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和国家治理方法，重建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联合专政，发展劳动者自己的文化。这一方式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最终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统治关系彻底颠倒过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完全统治，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思想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不进则退的过程。我们必须牢固地坚持最基本的原则，但是要灵活运用这些原则，甚至力求将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完全颠倒过来，倒用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内容。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则是积极的社会力量，但它是以资产阶级和官僚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要有可能就使用暴力革命保证政治体制中资产阶级法权消亡的彻底性，但是它不会允许自己的先进分子在没有掌握群众的情况下就人为地推动起义，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运用马列毛主义分析目前社会是当务之急，但是绝对不能直接将马列毛的一些具体政策和方法直接套到目前的现实上，那将是荒谬的。
在没有革命形势前就打算采取革命行动，不过是破坏革命。在没有掌握群众时就立即采取武力，不过成了少数人的密谋。极左派的“绝对不合作”思想不过是将中小资产阶级中那些爱国者推开，从而让他们和左派争夺群众的领导权。法国共产党不试图去领导戴高乐，结果反而让他领导了国家。无论如何，要利用任何一点可能的空隙去宣传社会主义，建立起宣传队伍和具备深刻共产主义精神的思想家。在说服群众、鼓动群众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 2011-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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