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没有祖国”和爱国
思 恩
1847年12月—1848年1月，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下面几句话：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己组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选1—270）
上面几句话中的“工人没有祖国”是什么意思呢？！后世人至今不曾进行过认真的探究。但是，正确理解“工人没有祖国”，又是十分非常必要的：
一方面，一些对德国历史缺乏了解的善良人，凭自己的主观直觉从字面上来理解和解释，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解放条件都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团结比民族团结更重要。二是指‘祖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应该用历史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分析它。一些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求得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时候，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应当英勇地保卫祖国；在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过去，资产阶级已变成本国的统治者，国家完全被资本家阶级控制的情况下，这时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已不再有自己的祖国；只有当工人阶级在本国夺取了革命胜利，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的时候，‘祖国’才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的祖国。”（《工人日报》1989. 9. 8第3版）
另一方面，极少数不热爱祖国甚至以背叛祖国为荣的人，妄图利用“工人没有祖国”来作为自己叛国的理论依据！例如，1989年，主张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动乱黑手刘晓波，在鼓吹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的时候，就利用“工人没有祖国”来为自己背叛祖国和不顾民族大义的卑劣行径辩解。（《工人日报》1989. 9. 8第3版）
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真正含义
不言而喻，既然“工人没有祖国”这一论断，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要取消祖国”的驳斥，那末，我们就应该首先弄清楚：“有人”指的是谁呢？
恩格斯对于这个“有人”，作过十分非常明确的解释：它是专指德国的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小市民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是一个与德国近代历史有关的特殊问题：
1618—16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把许多国家都卷进去的第一次全欧洲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国家的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采取的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的形式。战争的起因是捷克发生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进攻的起义，开始是德国新教诸侯同天主教诸侯、皇帝之间互相争夺权力的战争，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国际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新教诸侯的有法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支持天主教诸侯、皇帝的有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和罗马教皇。战争的结局是前者战胜了后者。由于德国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战场，因而也就变成了参加战争的各国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遭到参战的外国的多次入侵。战争于1648年以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形式而告终。根据该《和约》，法国和瑞典获得了德国的一部分领土和赔款，德国诸侯加剧了割据地位。战争使德国精疲力竭，《和约》使德国在政治上更加四分五裂。（见35—492，《中外史地知识手册》253）
这场“三十年战争”在德国形成了一个非正常发展的退化了的小市民阶层。
1890年6月5日和10月1日，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和《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中，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和由此引出的“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作了下面一段详尽的说明：
“在德国，小市民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发展的洪流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它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烙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全德的典型，直到我们的工人阶级才最终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框框。德国工人是最坏的‘没有祖国’的人，恰好是从他们已经完全抛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这个意义上说的。”（22—95、37—410～411，着重号系引者加）
1883年3月1日，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曾经解释“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是他和马克思用来反对德国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狭隘习气的：
“我们一直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争，因为这种习气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就在蔓延，现在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了德国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恶习的亲姊妹。就是这种习气使我们在国外受人嘲笑和轻视。它是我们当中一片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主要原因。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只有在德国形成了现代无产阶级以后，才出现了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感染这种德国遗传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斗争中显示出它目光远大，精力充沛，态度乐观，意志顽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对又人为地使这个健康的而且在德国是唯一健康的阶级感染庸人的目光短浅和委靡不振这种旧遗传病毒的一切企图吗？但是，刺杀事件［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剌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剌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剌，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刚一发生，反社会党人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的多数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19—308～310）］刚刚通过，领导者们就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在庸人中生活得太久，而且处于庸俗舆论的压力之下。党在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成为庸人的党，但是的确象是那样的党。幸而这一切现在已经克服了，但是在反社会党人法通过以前不久吸收到党内来的那些庸俗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和多半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还仍然留在我们的队伍中，我们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35—444～445）
从恩格斯的以上两处直接针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非常明白地看出：“工人没有祖国”这个论断，是专门针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殊的狭隘性而言的！——德国“工人没有祖国”是指：“德国工人……已经完全抛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是说：既然德国工人不“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那末，自然就不可能存在剥夺这种“特殊性格”的问题了。
因此，不能从字面上去直观地理解和解释“工人没有祖国”的含义；离开德国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理解和解释以及运用“工人没有祖国”的特定含义，是不妥当的：既理解不准确，又解释不清楚，更无法理论联系实际地加以运用。
“工人没有祖国”的本意与“叛国”和“爱国”没有任何关系。1989年的动乱黑手刘晓波，利用“工人没有祖国”来为自己的叛国行径作辩解，那只能是无稽之谈！
写下“工人没有祖国”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伟大的爱国者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伟大的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又是伟大的杰出的爱国者。两位革命导师的爱国行为着实令世人敬佩！
1844年，马克思寓居巴黎。因编辑出版《德法年鉴》一事，普普士政府发出逮捕令，并通知边境警察，若马克思踏入国境，就予以逮捕。这样，普鲁士政府就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涯。（见15—672）
1845年1月，普鲁士政府通过法国基佐政府将马克思驱逐出境。（见15—672）马克思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普鲁士政府又要求比利时政府驱逐马克思，从而继续对马克思进行政治迫害。（见15—672）
因此，拥有普鲁士国籍，成了普鲁士政府迫害马克思的根源。马克思走到哪里，普鲁士政府对他的政治迫害就通过它的驻外使节跟到哪里。实在无可奈何，马克思逼迫在1845年12月决定移居美国并递交了退出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见15—673）从此，马克思就成了无任何国籍的世界公民。但是，即使马克思已经没有了普鲁士国籍，普鲁士政府仍然继续对他进行政治迫害。1848年2月，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无耻地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了起来。”（19—319～320）在普鲁士驻比利时大使馆的直接要求和压力之下，比利时政府在1848年3月驱逐了马克思。（见7—376）马克思到了法国巴黎。
1848年德国3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从巴黎返回普鲁士并居住在科伦。当时的科伦市政府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为该市公民。在一年的时间里，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大约进行了10次政治控告，……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马克思曾经两次被陪审法庭传讯：1849年2月7日被控违反出版法，2月8日又被控煽动对政府的武装反抗（在1848年11月拒绝纳税期间）；两次他都被宣判无罪。”（22—397）］”；（7—376）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内务部以马克思是“外国人”为由，下令将马克思驱逐出境。（见15—673）马克思又到了巴黎。
在流氓无产阶级的头子“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1849年8月，法国政府又一次驱逐了马克思。（30—506）
随着欧洲大陆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相继流亡英国。普鲁士政府又企图通过英国政府达到它仍然继续对马克思进行政治迫害的目的。1850年6月，马克思在《给<地球>报编辑的信》中说：
“领导1849年运动的党失败以后，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到处把大批的政治流亡者，特别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从他们避难的地方驱逐出去，一直到他们最终在英国得到了保护，获得了安宁为止。
在大陆上，一些仇视自己的政治敌人的政府看起来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柏林政府达到使大多数普鲁士流亡者集中在贵国［英国］的目的以后，公然企图用各种办法迫使他们迁往美洲。有些政党在本国自己的报纸上（例如《新普鲁士报》和《国民议会报》）把英国政府描绘成反对全欧洲保守派的雅各宾党人和阴谋家的委员会，而现在它们却对英国的安宁表示极为可疑的关怀，向不列颠政府检举这些外国流亡者，硬说他们干涉了英国的政治，参与了谋杀普鲁士国王的事件。
我也是不管到哪里都受到普鲁士政府迫害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我在1842年曾担任科伦《莱茵报》的编辑，在1848—1849年曾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这两个报纸都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极力干涉（直接或间接的）而被封闭。在普鲁士大使馆的直接要求和压力之下，我在1845年和1849年被驱逐出法国，1848年被驱逐出比利时，而在1848—1849年我居住在普鲁士的时候，对我大约进行了10次政治控告，但是，在我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以后，当局最后还是拒绝审理这个案件。
然而，甚至在贵国普鲁士政府也不放过我。这里有个证明，最近我收到许多警告信，其中说英国政府根据这类的检举，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我。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这点：几天以来有几个人一直站在我的门旁，每当有人进出时都加以记载。其次，《新普鲁士报》的一项报道也可以证明这点：该报不久前写道，我正在德国各地旅行，曾在柏林住了两个礼拜，但是我的房主人和其他许多英国人都可以证明，自从去年我迁到这里来以后我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伦敦。”（7—375～376）
普鲁士政府一方面认为马克思是“外国人”，另一方面却又要把马克思当成德国人而对他进行政治迫害，真可谓蛮横不讲理到了极点！
虽然马克思屡遭普鲁士政府的政治迫害，但是，丝毫没有动摇和泯灭马克思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更没有使马克思因此而讲过一句背叛祖国的话和做过一件有损于祖国的事情：
1. 1848年3月，马克思从布鲁塞尔移居巴黎后，打算回德国办一家报纸。法国临时政府成员“弗洛孔曾表示愿意给”马克思恩格斯“一笔钱作创办《新莱茵报》之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亟需一笔办报经费，但是，他们还是“谢绝了”弗洛孔“的建议”，因为他们“作为德国人不愿意从即使是友好的法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30—506）
2. 马克思在移居英国伦敦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政治迫害使马克思贫困病痛交加、苦难重重，先后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19—323）但是，马克思仍然念念不忘爱国。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
“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29—47）
3. 1861年1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发布大赦令之后，马克思立刻回到德国，于3月19日在柏林递交了《关于恢复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见15—667）普鲁士政府给马克思签发了一份可以在德国居住一年的护照，但当马克思刚一转身，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就致函受马克思的委托办理有关恢复国籍事宜的拉萨尔，以马克思在“政治上不可靠”为理由，拒绝给予“恢复国籍”。（30—604）这样，王室大赦给予马克思重新获得国籍的权利，终因政治见解与普鲁士政府不同而被剥夺了。
恩格斯则因为“未经许可多年旅居国外”而“失去了普鲁士国籍”。（33—517）但是，恩格斯永远把自己看成是德国人。1893年6月27日，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说：
“我对非德国人讲话时是一个德国人，正象我对德国人讲话时又纯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样。”（39—86）
马克思在经过多方努力而不能实现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的愿望之后，曾经在1869年3月和1874年8月，先后两次考虑过加入英国国籍，但是，都未能实现。第一次的考虑是出于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和看望生重病的爱女劳拉，马克思需要安全地去一次巴黎。这次考虑只是个权宜之计：一方面，考虑到根据英国法律，允许在6个月之内可以退出英国国籍，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尽量避免干这种事”；（32—264、269）因而只是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了一下，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第二次的考虑是出于为了治疗他和小女儿爱琳娜的重病，他们必须去奥地利的卡尔斯巴德疗养，为了防止奥地利政府或普鲁士政府驱逐，以及“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钱”而“决定加入英国国籍”。（33—636）这次马克思向英国政府内务部提出了正式申请，但英国政府以“该人系一恶名昭著之德国鼓动家，国际协会首领与共产主义理论捍卫者”和“该人对其君其国不忠”（45—706）为理由，拒绝接受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不允许他成为“永远不会当奴隶的不列颠人”和“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32—269）
在欧洲，无论是君主主义资产者，还是鼓吹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共和主义资产者，都以剥夺马克思的人权、自由和民主为己任，都以在政治上迫害马克思、在经济上扼杀马克思、致马克思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论战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选3—575～576）
从1844年起，普鲁士历届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或直接迫害马克思、或利用各种外交途径通过外国政府迫害和驱逐马克思，阻挠马克思重新取得普鲁士国籍，另一方面却又企图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拉拢马克思，妄想利用他的才华和威望为资产阶级、容克地主效劳：
1. 1848年4月，马克思回到科伦不久，普鲁士政府首相康普豪森的一个朋友就建议他去柏林，到康普豪森那里去，马克思“没有理睬这种暗中的拉拢”。（30—506）
2. 1856年10月8日，在“普鲁士外交部供职，被任命为大使馆的参赞，并成为俾斯麦所信赖的代办”洛塔尔·布赫尔，写信给马克思，企图诱使马克思为“普鲁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撰写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此人在信中向马克思表示，不仅“稿酬条件让”马克思“自己决定”，而且马克思还可以“完全有自由对现时金融市场上的业务和搞这些业务的人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意见”。（19—159）另外，此人还在信中说：“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19—162）马克思不仅坚决拒绝了这一邀请，而且还不得不在英国的《每日新闻》和德国的《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等报纸上与洛塔尔·布赫尔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见19—159～162）
3. 1867年4月21日，马克思带着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回到德国汉堡。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派他的一个爪牙瓦尔内博尔德律师于4月23日赶到汉堡访问马克思，希望利用马克思和他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冯·卞尼格先预约在4月25日访问马克思；汉诺威的一些政府官员如统计局局长和铁路管理局局长则大献殷勤等等。
对俾斯麦等人的举动，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
“昨天俾斯麦派了他的一名爪牙瓦尔内博尔德律师到我这儿来（不要告诉别人）。他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冯·卞尼格先明天也要来访问我。
我们两个人在德国，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场中的地位，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例如，本市统计局局长梅尔克耳访问我，说他研究货币流通问题多年，但徒劳无功，而我却一下子就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了。他对我说：‘不久以前，我在柏林的同事恩格尔［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当着王室的面对你的德奥古利［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德奥古利兄弟在斯巴达被推崇为国家的保卫者和体操的卫护者］——恩格斯——作了应有的赞扬。’这些都是琐事，但是对于我们却是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些官员的影响比对庸人的影响要大些。
我被邀请加入‘欧洲人’协会，在这里，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仇视普鲁士的北德意志民族联盟盟员。蠢驴！
本地铁路管理局局长（如施梯伯所说的主脑）也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去了，他有甘醇的葡萄酒和‘热忱的夫人’，在离开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与他的‘无上的光荣’。”（31—294）
——————
马克思从1845年12月逼迫放弃普鲁士国籍，到1883年3月14日逝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无论普鲁士政府怎样对马克思进行政治迫害，也不能改变他的爱国之心；“未经许可多年旅居国外”而“失去了普鲁士国籍”的恩格斯，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始终把自己看成是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在对待国家民族的原则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堪称是一切有民族自尊心的正直人士的光辉楷模和行为典范！
1989. 11. 4—5 / 2006. 5. 18—19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