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威胁。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西化”、“分化”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他们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先发优势，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乘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强迫或引诱他们认同西方价值，从而实现文化同质化，以达到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对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阶级社会中，凡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式，无论其主体内容，还是其本质属性，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历史的烙印，有着特定社会形态的特点和阶级规定性。因此，作为意识形态最直接表现形式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取向，不存在所谓的“普世性”。“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在被普遍化、神圣化和绝对化后，被标榜为超越阶级和时代之上的、永恒的价值体系。这充分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
第二，新科技革命造成的社会变迁淡化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差异。有学者指出，新科技革命导致了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技术层面，以科学技术为主要载体的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使人们任由工具理性摆布。因此，在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彰显的工具理性的威力和成就面前，人们更多地关注各国的综合国力，关注人才与科技的竞争，而减少了对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的关注，具有明显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或将淡化。有西方学者指出，科学技术必然使人们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并且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当今的发展中，我们一方面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的性质，警惕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意识形态的陷阱。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价值诉求的交织，一方面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功利性、实效性等价值追求也呈现出负面影响。同时，在中西文化、价值观念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一些不同于我国民族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流入我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填充着因传统价值失落留下的空白区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选择和评判他们的价值选择，这就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我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冲突。不仅如此，有的人开始淡化我国的主导价值观，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突出，必须引起警惕。
第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风云突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本国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各种危机的交互作用下，短时间内发生质变。实际上，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也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破产，而是被扭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是苏东共产党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苏东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损失，给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带来严重的混乱，也对我国意识形态构成一定的威胁。
第五，网络化境遇下的传播方式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信息网络化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所具有的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动性等特点，既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拓展了新的空间、构建了新的载体，为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创造了新的机遇，也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提出严峻挑战。学界一般认为，网络传播诸多特点构成了强大的渗透功能，这就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由于我国的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对信息的传播和防御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在网络化境遇下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同时，网络传播的海量性所造成的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虚拟空间的积极作用，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信息化时代应对挑战、赢取主导地位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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