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劳动万岁！

　　劳动万岁！

　　—学习习近平“五一”节讲话

　　郝贵生

　　新华社报道，今年“五一”节中央召开的劳模表彰大会是36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仅如此，习近平会上讲话也是30多年来领导人阐发 “劳动”思想最为深刻的一次。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中学学习社会发展史，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最著名的一个论断，也是全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的一个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但社会历史中的“物质”因素不是旧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纯粹自然界，而是人的物质生活本身即“劳动”。亚当·斯密和黑格尔把 “劳动”概念引入到理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连接人和自然界的纽带，但因为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他的“劳动”还是精神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给予唯物主义改造，阐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是理解人类历史的奥秘和钥匙。特别是《资本论》对“劳动”概念做了全方位的深入阐发。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马克思接着还阐发了劳动的三要素(有目的活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和三个显著特点(有意识的活动、客观的活动、社会历史性的活动)。马克思正是把这一最基本思想作为逻辑的出发点，阐发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阶级斗争观点等唯物史观原理。在经济学领域，也是从劳动观点出发，阐发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劳动价值论、货币本质论、剩余价值论、资本本质论、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论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实质是“劳动论”，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理论的实质、精髓就是高扬劳动、高扬劳动者，是为劳动者实现最终解放的学说。而人类以往的主要或全部文化的实质是贬低劳动、贬低劳动者、压迫、剥削劳动者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从其一诞生，就始终支持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反抗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活动，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189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确立，是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证明和胜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就是劳动者实现自身解放的伟大实践，也是“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劳动者是历史主人”思想的胜利。

　　劳动者参加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是贬低劳动和劳动者的文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种文化实质的典型表述。这种文化支配下的私有制就是劳动者受剥削压迫、被统治的制度。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本质上是这种文化的根本颠倒，也是这种制度的根本颠倒。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最深刻、能够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优秀、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他的全部思想也都是从马克思劳动思想展开的且带有中国特点的内容。他在开国大典上喊出“人民万岁”口号实质也是“劳动万岁”、“劳动者万岁”。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实质是为劳动者的服务，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为劳动者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劳动者面前，一切共产党人包括握有权力的各级领导者甚至中央领导永远是劳动者的仆人，劳动者永远有批评、教育、监督各级权力者的责任和权利。毛泽东进北京之前强调“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实质就是担心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重新回到当奴隶的社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彻底巩固。那种贬低劳动、贬低劳动者的形形色色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仍然极其顽固地存在于相当多的权力者和知识分子头脑中，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本身存在的但又不能根本取消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产阶级权利”现象仍然存在，这就很可能为那些贬低劳动和劳动者思想的权力者和知识分子所利用和扩大，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逐步和最终改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毛泽东一方面从思想教育方面入手，多次强调共产党人不能忘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远、更伟大、更艰巨，多次阐发向劳动者学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群众史观，强调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另一方面就是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其最终目的就是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最大限度地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社会的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各种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1960年毛泽东批示的《鞍钢宪法》其中的“两参”思想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1963年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批语中，强调一定要落实好这项制度，并指出这“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3页)“六·二六”医疗队和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为了落实知识分子为最基层的工农劳动者服务，并自觉树立为劳动者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实践。也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大批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逐步成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者。如大家所熟悉的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吕玉兰等。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毛泽东落实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最伟大贡献。

　　“劳动”又重新被贬斥

　　文革以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遭到彻底否定，其所体现和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也不同程度地或彻底被否定。

　　批判毛泽东时代一个重要罪状就是把干部参加五七劳动、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结合道路、医疗队下乡歪曲为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是迫害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响亮口号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批特批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其实，毛泽东说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学的知识越多越有害于社会”，把“一定条件”去掉，作为论敌的对立面加以批判，是典型的诡辩论手法。毛泽东本身就是最重视知识的典范，毛泽东反对的是脱离劳动实际的知识、是离开政治方向的知识。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向劳动者学习正是强调知识分子要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知识，要转变世界观，知识要为劳动者服务。而一些人却只字不提“尊重劳动”，这种所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重新回到传统文化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在教育方针上，把培养“普通劳动者”思想偷换为“人才”思想，实际是把学生培养为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脱离艰苦的“人上人”。中国当今火箭般涌现出来的那么多的博士、教授、博导、海归有多少是为劳动者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按照唯物史观理论，劳动者能否成为企业和国家的主人，最重要的因素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人民群众能够成为主人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的保证。然而改革从一开始，就把突破口放在改制上，小岗村就是典型。当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时，迫使大批农民离乡背井到城市打工，沦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雇佣工人。随之，国有企业也逐步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彻底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后又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使名义上还是国有的企业，也完全按照市场经济以追求企业最大利润为主要目的生产方式，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也变相变为雇佣关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也逐步改换为按资分配原则、按权分配原则。“劳动关荣”、“劳动者伟大”思想完全消失了。整个社会不是鼓励劳动致富，而是鼓励权力致富、资本致富、财产致富、歪门邪道致富。甚至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鼓吹“增加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其实就是非劳动性收入。当拥有财产的人依靠财产增加收入，这部分收入难道不是另一部分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吗?难道不是对另一部分劳动者劳动的占有和剥削吗?共产党人的政治报告怎么能够如此宣扬和鼓吹“剥削有理”呢?这里还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吗?中国当代社会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世界平均0.44以上。这还叫社会主义国家吗?

　　为体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毛泽东时代的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工农群众的比例相当高，工农代表1975年四届人大为51.1%。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比例逐步下降。工农代表1983年六届人大为28.6%，1993年八届人大为20.6%，2003年十届人大不足4%，2013年12届人大有所增加也仅为13.4%。无聊是党代会，还是人代会，其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制定和审议党和国家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对以往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有追究责任和弹劾的权利。可是几十年来的党代会、人代会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审议和追究责任的状况吗?许多党代表、人大代表真正成为“三个代表”即学习代表、举手代表、传达代表，参政、议政、弹劾的权利完全丢失了。地方党代会、人代会也是如此。毛泽东时代《宪法》给予人民群众的“四大”权利以及罢工等具体权利完全被剥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重大理论、路线、政策、方针的不同见解和对权力者的批评、建议，没有正当的途径和渠道反映到最高决策者手里。人们群众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也受压迫。所谓依法治国，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依法治民、治劳动者、治弱势者。前不久发生于太原的农民工周秀云被警察致死就是其典型事件吗?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已经沦为“弱势群体”，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主体、主人翁地位早就丧失了。这是确凿的不争的客观事实。

　　希望能够真正形成劳动四个“最”的社会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讲了许多高扬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念的思想。例如他讲，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因此，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 “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也都值得尊重和鼓励。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全社会都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和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应该说，这些内容讲得非常好。但笔者也有两点不满意地方：一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评价不实事求是。文中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通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启发职工群众觉悟，教育引导劳动群众，团结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毛泽东时代是如此，而且每年五一都搞大规模的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劳动者真正感觉到在过“劳动节”。改革开放以来就逐步甚至完全放弃了。不仅劳动者的经济、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名义上的“劳动节”实际变成了商家的“黄金周”，劳动者完全感觉不到 庆祝自己节日的气氛。二是没有真正找到落实的具体途径和根源。正因为没有对近30多年状况作出实事求是评价，也就没有找到落实的根本途径、措施、方法。因此要具体落实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毛泽东说，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念不是孤立的一个观点，它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它所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够落实劳动关荣、伟大、劳动者做社会主人等思想，根本原因是确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中国当代没有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形成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劳动四个“最”(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树立三个“劳动”理念(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就只能是空话。上届领导人也曾经讲过“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实践中不是完全落空了吗?

　　第二，必须改变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劳动和劳动者以往社会中之所以受贬斥、受剥削、受压迫，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公有的经济制度就是遵循《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革也是逐步完善公有的经济制度。但是近30多年，恰恰以改革为名，改公有制为私有制、改计划经济体制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几乎原封不动照搬过来。这是劳动者重回旧社会的经济、政治地位最根本的经济根源。当今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实质仍是私有制。因此不扭转改革的根本方向，一切所谓落实“劳动光荣、伟大”和“劳动者当家作主”都是空话

　　第三，政治上必须给予人民群众真正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

　　从劳动史观、群众史观角度解读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所以毛泽东把劳动者管理国家和社会看做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大最根本的权利。他所赋予人民群众的四大权利以及各种改革措施无不体现这种思想。今天要做到习近平讲话中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和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那就把这种权利具体化、细化，重新恢复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四大权利，给予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途径、渠道、方式、方法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和对各级领导者包括中央领导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利。严厉打击对人民群众上访行为的堵截和打击报复。同时彻底改革当今各级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的产生方法，把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同时有参政议政能力的普通工农群众选入到代表行列。

　　第四，必须真正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指导。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有一句非常振奋人心的话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要丢掉根本”。“劳动光荣、伟大”等观念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理。但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这一原理，它与所有基本原理都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因此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就必须理解和掌握包括这一思想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精髓、实质。但必须正视的一个客观事实，几十年来，全党没有多少人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有某些领导者把反马非马的普适价值理论、儒家文化自觉不自觉地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导致整个社会腐败越发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风气恶化、人民主体地位下降等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者老老实实读些马列毛主席的书，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自觉用来指导实践。领导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落实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

　　第五，必须对包括英雄史观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批判。

　　劳动史观必然导出群众史观，群众史观的对立面是英雄史观。贬低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必然鼓吹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大人物创造历史、思想家创造历史、权力者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劳心者治人，老力者治于人”就是中国英雄史观的典型表述。普适价值实质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理论，它尽管一再高扬“人”，但这个人不是“劳动者”，而是资产阶级，因此其本质也是英雄史观。真正贯彻劳动史观亦即群众史观，必须批判英雄史观。而中国当代社会封建社会遗留的英雄史观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又与西方普适价值中的英雄史观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当代实现四个“尊重”、四个“最”、三个“劳动”观念的最大的思想障碍。例如去年江苏昆山的爆炸事件揭露出来的昆山领导把资本家当做能人、恩人、亲人，把劳动模范、政协、人大代表奉送给资本家，不就是英雄史观的典型表现吗?不对这种文化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不从经济和政治制度寻找爆炸根源，只是单纯归结为安全事故，谈何实现劳动关荣、劳动者伟大、劳动者当家做主人的时代?周秀云事件中太原企业、太原公检法、中央电视台依靠权势暴露的蛮横无理、胡搅蛮缠的态度也是英雄史观的典型表现。因此，能否给予周秀云事件以公平、合理、合法的解决，也是考验中国当代社会是否真正落实习近平讲话精神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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