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探
——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按：本文是魏巍同志在111周年之际所作，署名“当代愚公”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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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党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五、六十年代以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了正确的表述。从那时以来，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形势起了极大变化，国际共运遭受了重大挫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瓦解，复辟为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悲剧。即使如此，如果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仍然高扬共产主义的战旗巍然屹立，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可惜为时不久，一场静悄悄的“和平演变”，也使红色的中国罩上了资本主义的黑网。于是世界共运不得不走入低潮。对于这一史无前例的悲剧，对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严肃的任务。本文仅作为个人有限的观察和体会，不顾疏浅，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既要承认并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又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
l、毛泽东同志用对立统一的法则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它已为当代活生生的历史所证实，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这些导师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又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共产主义者。”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既然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自然还是因为存在着阶级斗争，如果阶级斗争消失或不是主要矛盾，则无产阶级专政自然没有必要了，这是不言自明的。列宁则说得更明确，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不过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复杂化了。
2、但是无论在苏联和中国，对这个问题都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苏联曾过早宣布了社会主义的建成和社会的一致，赫鲁晓夫则荒谬绝伦地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悖论，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以致最后演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局面。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在我国，虽然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但在他的生前和身后并非没有错误路线的干扰。表现在我国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有人即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阶级斗争即使存在，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存在”，不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或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生产力与人民生活需求的供求矛盾。只剩下提高生产力的任务了。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这种错误，认为“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上卷175页)同时在实践上也证明，建国后，尤其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充分说明我国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所谓生产关系“超前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哪里存在过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呢?可惜这一原则性的争论并未在党内充分展开，使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以致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有人又巧妙地利用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把阶级斗争问题推到了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个极端。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修改为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伴随着这种改变，邓小平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不问姓“社”姓“资”的，自然就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实际上是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搞一段资本主义”作为方向。这样，资本主义势力便扶摇直上，不久就喂肥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单说新的资产阶级，当前已经十分庞大。据2003年统计，私营工商户(不计个体户)，比三大改造前的16万户已超过了83倍，其资产则超过了359倍。至2004年，我国的千万富翁已近24万人，占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已拥有全国一半的财富。至于官僚资产阶级拥有多少财富，那就无法统计了。与此相适应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断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邓小平的“不争论”的口号，实际上是只让资产阶级争而让无产阶级三缄其口。这样，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便日渐萎缩，主流意识形态日渐被消解。在思想空前混乱的状态中，党内的腐败现象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竞相滋长。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腐朽事物，重新沉渣泛起。那些本不该发生的现象便令人触目惊心地出现了。
在这一切变化中，党的蜕变是最致命的蜕变。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性组织。如果是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它必然使自己彻底解除武装。党内的各种不良思想不仅无从克服，而且在执政的条件下，会演变成庸俗的争权夺利的资产阶级官僚式的政党，并向全社会散发出臭气。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谆谆告诫共产党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马恩选集3卷374页)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再度向共产党人发出警告：“现在也还有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恩选集4卷277页)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深深领会的。
3、但是，也应当唤起注意的是，在解决了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必须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
回顾我党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即由毛泽东领导的时期，对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应当说是坚定正确的和有力的，因之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这是主要方面。但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例如我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对击退嚣张一时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都是极为必要的，但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又如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战略上也是完全必要的并具有深远意义的。但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缺点、错误。主要是运动中出现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我党遭受了惨痛的损失。这是必须引为鉴戒的。历史的经验昭告我们：在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必须防止“左”的和右的偏向，既承认并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又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才能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
二、既要坚持不懈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又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劳动者手中真正握有政治和经济的权利，达到二者更完满的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最扼要最精辟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他明确指出：“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项最重要的课题。它的历史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它不仅包括剥夺剥夺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也不仅包括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外来侵略，还担负着改造小生产者的繁重任务。尤其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还要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以至最终达到消灭阶级。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我们应深刻理解其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不是少数人，更不是少数政治家的事业，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要依靠千百万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实现的。没有群众的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而要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没有充分的民主是做不到的。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说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人民民主，不是资产阶级名曰全民实为资产阶级独享的民主。“民主”这个字眼，是被资产阶级和众多的自由主义者弄得最含混的字眼。还是列宁说得最透彻：“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是阶级的民主。”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国家，都没有什么“纯粹的民主”，抽象的民主，“全民的民主”，而只有阶级的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多数人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少数人的民主。列宁还说，“‘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现在是我们彻底摆脱这种愚弄的时候了。
回顾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当说广大人民群众是获得了相当的民主权利的。如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参政权等。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但从更完全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发挥得很不充分，很不理想，也可说没有完全到位。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工农群众还缺少更直接更有效地参与国家一切政务和社会重要事务的管理的权利。不这样，就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不能充分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既无法实行有力的监督，更无法实现选举、罢免和撤换。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为避免使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工人阶级对于渎职的官吏，是有随时罢免和撤换的权力的。这一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做到。尤其是党的领导在一定时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往往长时期得不到纠正，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只能徒唤奈何。按理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国家，是由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赋予的权力;而当它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工人阶级却无力监督他们，纠正他们，撤换他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
我国当前的处境就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近二十多年来，是我国人民民主最为匮乏的时期。工农大众不仅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沦落为弱势群体，即使一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保障。尽管宪法上明明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项自由，但如果有人付诸行动，就会立即遭到禁止和镇压。党内则公然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是提倡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而是片面强调与领导人保持“高度一致”，实质是在全党推行“奴隶主义”，而自己则实行专制主义。党章上虽有党员民主权利的条款，但有名无实。如敢于对领导人或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则不免动辄得咎。党内民主是同人民民主息息相关的，党内尚如此缺乏民主还谈什么人民民主呢?这种恶劣作风不能不造成党内外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不纠正，是要窒息民族的生机的。
应当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和阶级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但同时它又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监督。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绝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党的专政和党内几个人的专政。当这个党出现方向路线错误时，无产阶级是有权来纠正的。当这个党不能代表甚至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时，无产阶级完全有权重新组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党来领导自己前进。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呢?毛泽东同志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又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可见，劳动者通过某种形式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管理国家，管理各项事业，这是最根本、最要害的。没有这一点，劳动者的一切权利也就没有保障了。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其本意正在这里。可惜毛主席的关于人民民主的理想还未完全实现就逝世了。
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途中，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并使之与无产阶级专政结合得更好，以便有效地防止党的变质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践。
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初步改造完成以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初步改造完成之后，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比较巩固。根据数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看，这项工程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异常复杂和艰巨的。这是因为，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根子都是很深很深的;而且它们是同国际资本主义的总根子密切联系着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能是高一阵低一阵，是不会停止的。随着阶级斗争的风浪，有时还可以表现得很激烈。如果任何时候，我们放松了这方面的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被颠覆，都是从思想上乱起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国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比较巩固，是同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而近二十多年来，由于不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领导并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多次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肆泛滥。随着西方反动腐朽文化的大量涌入日甚一日，他们与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不仅反社会主义、反集体主义、反爱国主义的叫嚣不绝于耳，赤裸裸地诅咒历史诅咒革命的反动言论也公然招摇过市。我们曾经强固的精神长城在崩塌了，我们神圣的思想阵地被妖魔鬼怪盘踞了，马克思主义早已失去了主导地位。人民所受的思想腐蚀已无法估算，社会正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四、必须端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在政治战线上，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孤立地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不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潭，其结果必然走向资本主义
一个时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遭到无情的批判与彻底的否定。甚至斥之为“极左”的路线。其实根本没有搞清楚，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绝不能因为过去某些运动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把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命题也否定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要千方百计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动的阶级斗争，以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这是客观存在。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不针锋相对，以革命的阶级斗争去战胜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动的阶级斗争。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可能。这就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存在的原因。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客观情况下无产阶级惟一可能的选择，不是任何人可以臆造的。我们怎么能够把阶级斗争为纲根本抛弃呢?我们搞工作、搞革命，总是既要有纲也要有目。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官、封三个反动阶级，就是那时的纲;打仗、土改、建设根据地就是纲下的目，也就是工作中心。今天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革命的锋芒是对准资产阶级，不可能避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生产建设、文化建设等都可以作为中心，就像过去打仗、土改那样，但它毕竟只是目，不能以目代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固然可能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如果正确掌握也可以不发生此类错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现在，一些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词妖魔化了。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旨并不复杂，它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阶段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客观存在，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从回避的。是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我们制定的路线，只能以这个客观规律为前提，才不致迷失方向。我国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在批判否定和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制定的。它失去了正确的前提，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惟一的标准和目的的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也就跌进了唯生产力论的泥潭。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指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二十多年来的历史也证明，无任何前提地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不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问姓“社”姓“资”，只能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沼，只能在社会发展上走入歧途。尽管在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之后，也补提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两个基本点之一，但是两个基本点从来都是一手硬一手软，四项基本原则从来都是软的。而且从来没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是生产建设为中心的纲。以致四项基本原则等于虚设，仅起到装潢的作用。像一首群众的歌谣所评说的：“坚持党的领导——没力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对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指望。”
只有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才能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决不是简单的经济建设;而是为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把建设与革命分开，是脱离政治，把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分开，也是脱离政治。我们应把建设与革命结合起来，以革命为主导，在不断革命中进行建设，在建设中进行不断革命，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是为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而存在的。共产主义阶段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二是人的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二者缺一不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只强调了物质条件，不重视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相反，不惜用社会倒退的方法，把鼓励人的私欲作为社会的驱动力，以腐朽生活方式的蔓延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把一个好端端的有着良好社会风尚的社会葬送了。这是二十多年来付出的最沉痛的代价，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二十年间，我们名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以提高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实际上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比前三十年的速度为快。而真正着力的是改变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以前三十年生产关系的“超前论”为理由进行的。三大改造之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早已充分说明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把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两种公有制的成就，硬拉回到三大改造前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局面，这是历史惊人的大倒退。信誓旦旦，一再宣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诺言，也抛置不顾，使国有经济日渐解体化为私有。现在公有制的比例，甚至比1956年三大改造以前更小更弱，而私有资本却喧宾夺主登堂入室了。当前私有化的浪潮仍在狂卷不已，不仅农村集体经济早已被解散，中小国企早已被卖光送光，即便是尚存的公有制大企业，也在“改制"的名义下处于风雨飘摇瓦解之中。人们清楚看到私有制已经渐居主导地位，而广大劳动者正在中外资本家的奴役下过着艰难和屈辱的生活。这种局面怎么不令人痛心疾首呢?我想无论党内党外，经过二十多年的亲身体验，除少数既得利益者之外，对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不难作出判断的。
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体制，企图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引入并代替这种体制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的经济体系。这是世人公认的。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也是如此。惟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独出心裁，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是在偷换概念，故意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其目的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我国以便使我国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个戴着红帽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魔术师手中的骗局。它把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和一切弊端全部搬到了中国。正是它带来了无处不在的腐败，正是它带来了无孔不入的拜金主义，正是它带来了对公有制经济的大破坏，正是它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正是它带来了人民的大量失业、贫困、社会犯罪，而另一面却生产过剩……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市场经济的本性却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使少数人发财致富。它给我们带来上述严重的后果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这些市场经济的弊病，是其本身所固有的，是不可克服的。尽管其提倡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声言要“理顺”它，“规范”它，“驾驭”它，也只能起到极有限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消极后果。因为这是它本身无政府状态的本性所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假若有那位神仙能够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就不会产生了。
在此期间，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被一贬再贬，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说它僵化、缺乏活力，说它发展缓慢停滞等等。难道真是这样吗?谁人不知，苏联的前期和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奇迹是光耀史册的呢?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发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880-1914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人均17%)。日本在1814-1929年的增长速度为43%(人均28%)。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人均44%)。而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速度高达64%(人均34%)。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莫里斯·迈斯纳在另一处又说，“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从这些事实来看，如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活力，没有优越性，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即使是与以经济成就相炫耀的改革时期相比，后者也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速度吧!
研究苏联的学者，一般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比较僵化缺乏活力，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仔细研究其根源，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什么过错，而主要是政治上民主不足，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作法就要优越得多。例如“鞍钢宪法”规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毛主席就说，我们的“鞍钢宪法”比苏联的“马钢宪法”要好。人们看到，在那些民主充分发扬的地方，工人的创造层出不穷，生气勃勃，是十分动人的。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期间，如果不是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大庆工人英雄般的劳动，在那东北莽苍苍的荒原上怎么会奇迹般地冒出一个大庆呢?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罕见的。
我们既然摒弃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还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呢?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依据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的形式下，不仅不应过早地废除商品经济，而且应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这里，毛泽东已经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性讲透了。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这就指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计划指导下的有限制的商品经济，是我们的出路。这种经济，可以搞得更好，更繁荣。我们应彻底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人民并非借助资本家才能生活，消除寄生虫，人民会生活得更愉快。
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对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有极大的重要性，应当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科兹，在其《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揭示，在苏联崩溃前夕，党政精英、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这四种力量结成了亲资本主义的联盟，成为冲击和颠覆社会主义体制的最活跃的力量。其中尤以党政精英(党内高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依据实地调查和研究，发现莫斯科的各类精英分子，约有77%是完全支持资本主义的;与此相反，人民群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赞成资本主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党政精英热衷于资本主义体制呢?因为，他们感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相比，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太可怜了，尽管他们已经拥有汽车、别墅、生活上享受各种特殊待遇，比自己的同胞要优越得多;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毕竟有许多限制，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转向资本主义，他们就可以拥有生产资料，大量积累财富，并传给自己的儿孙。这样他们的劲头儿怎么会不大呢?再加上他们手中有权，这个很厉害，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堡垒就是这样被从内部攻破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并且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师傅赫鲁晓夫。按毛泽东的说法，这些党政精英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或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国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吗?不是也有“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吗?他们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有的仅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资产阶级民主派，有的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有的则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他们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总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不该转入社会主义，而应该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在世时，他们巧妙伪装自己，不敢公然发难，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他们便认为时机已到，遂利用党内思想混乱，一部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革的不满情绪，阴谋策划，分化瓦解，夺取了党政领导大权。他们的政治手法，似乎比苏联的同道来得高明。在政治上他们绝不放弃“社会主义”的招牌，也绝不说出自己的目的，而是半是欺骗，半是强迫，一步步把中国拖入资本主义的深渊;对老干部则先是利用，等政权到手便一脚踢开，换上他们信任的“新生力量”;对私有化，他们与苏联同道一样热衷，但绝不采用什么“休克疗法”，一步到位，而仅仅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足够的温度、气候，使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极其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个红彤彤的中国，便是这样看来很慢实则很快地被资本主义占领了。
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便是这样被一小撮“党内的资产阶级”搞垮的。当年称雄世界的希特勒的数百万大军没有征服的苏联，当年与世界第一号强敌美国对阵而屡战屡胜的中国，却被一小撮“党内的资产阶级”击败了。
这不能不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变。而这种事变，数十年前，就被一位历史巨人的慧眼看穿了。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这样提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沦，是继承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任务，以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提出来的。它是社会主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发展，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座里程碑是无愧的。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建成了的社会主义也会垮掉。这已经是国际共运揭示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起历史上的革命(例如封建主对奴隶主、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的革命)有其不同的特点，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以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私有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和旧的私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且要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历史上的革命是以新的剥削阶级、新的私有者夺取政权而告终。因为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私有制度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旧社会的“母胎”中生长成熟，只要把政权接过来，改变了妨碍新制度、新生产关系发展的上层建筑，新制度、新生产关系就可以迅速发展。而无剥削的公有制则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剥夺了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改变为全体劳动者的公有制经济，把农民小私有制经济改造为农民公有制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建成和发展。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讲话中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在《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对旧社会进行全面彻底的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差别，但不止是消灭阶级差别，还要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改变人的私有观念和一切陈腐观念。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任务啊!不经过长期不断的革命，怎么能够完成呢?邓小平仅仅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说成是“提高生产力”，难怪毛主席说此人“不懂马列”了。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他亲自领导的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的十年论战中，以及在中国亲身经历的党内外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于上世纪1962年9月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经典论述。1963年他在一次接见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地说：“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正是基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演习。它确实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不仅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个别野心家的图谋，而且极大地锻炼了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在各个文化领域，对封、资、修等旧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全面批判，大大扩大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之中存存的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和骄娇二气，受到了一次彻底的扫荡，使他们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参加劳动也更加自觉了;文革后建立的新班子普遍出现了艰苦朴素、清正廉洁、蓬勃向上的风尚;尤其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活生生的实践告诉人们：命运不是掌握在他人手里，而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出现了走资派，群众是可以造反的，是可以组织力量，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的。可以说，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开创性的意义，是最深刻最伟大的。不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么不完满，也不管它有一千条一万条缺点错误，仅仅有这一条也就足够伟大了，后世的人民就可以效法了。正像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说的：“公社失败了，但它的原则永存。”
但同时，我们也无须回避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错误。其中，主要的错误是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矛盾，打击面太大，伤人过多，甚至“虐待俘虏”，严重违反了毛主席教育人、改造人、改造世界观的教导。再加上挂牌子、坐喷气式等极端不文明的做法，也给文革留下了坏名声。这主要是毛泽东指出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造成的。运动开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严格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后来错误倾向出现时，毛主席又强调提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惜这些指示并未得到应有的贯彻，而且往往把某些倾向推向极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今天，我们应记取这些教训。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极左思潮造成的不幸后果，不仅在当时使革命的伟大成果受到损害，而且在毛主席逝世后，又被修正主义的头子利用了。他们正是利用了弥漫一时的不满情绪，才比较顺利地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老实说，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做到这一点。事物向它的反面转化，极左为右开辟通道，正是辩证法所展示的规律。
总之，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以利再战。在世界上一系列社会主义变质的国家中，当人民不堪忍受所遭遇的苦难时，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必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武器。那时地球上将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大革命。这些革命必然会依据各自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名称，出现不同的样式，不同的创造。中国的再一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也必然会在总结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出现新面貌;不仅会避免过去的缺点错误，而且会做得更好、更理想。一句话，人民是要革命的，我们的预期也是会实现的。
七、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及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课题
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什么还会产生党内的资产阶级呢?
要知道社会主义仅仅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这是一个总的看法。具体来说，首先，它在经济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这种分配制度看起来是平等的，实际是不平等的，因为这种“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法权”。因为每个人的体力、智力、子女多少等等是不同的，仅仅按等量劳动获取等量的报酬，这种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不平等的权利。但是在相当长的社会阶段内，由于物质生产状况和人的觉悟程度都还没达到应有的水平，也只能实行这样的制度。从历史的辩证法来看，对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既不能超越，也不能不加限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如苏联就把“按劳取酬”作了机械的理解，甚至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结果党政高官、管理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就拥有许多特殊待遇。他们不仅拥有汽车、别墅和一些特殊供应，少数人还拥有私人飞机。这样就造成他们与普通人民之间的极大差距。特权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时期，尽管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转为公有，但是在思想上长期私有制形成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依然根深蒂固，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何况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仍时时在影响着它，敌对势力也不断向它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以上这些思想因素和还要长期存在的商品制度结合起来，不断地产生出资产阶级，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再其次，从政治制度上说，党和国家及企业的领导人，必须经常受到劳动者严格有效的民主监督才能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但往往这种民主没有到位，工人手中没有真实的权力，领导人便成为高踞于工农劳动者头上的统治者，可以利用当权派的地位和权力，大量攫取社会财富，这样特权阶层就出现了。
以上种种因素，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旧会产生特权阶层的原因。党内的资产阶级，便是这个特权阶层演变而成的。由于他们与劳动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心理状态也不同。劳动者愿意发展社会主义，而他们却希望强化自己的权力和攫取更多社会财富，这样资本主义道路便自然成为他们的选择。为了加强自己的社会基础，他们又特意扶持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于是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这个新资产阶级便结成联盟。他们公然违反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甚至将新资产阶级分子引入党内，以便更迅速地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解除党的武装。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变，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
这些事变不能不唤醒我们对巴黎公社一些经验的重新思考。
社会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及党内马列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由于对上述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也由于措施失当，致使党内出现了特权阶层，社会上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的联盟，逐构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终于在不少国家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刻骨铭心的最痛苦教训。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一开始便提出了如下原则：“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出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我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两项规定，对于防止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同志对于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的。建国前夕，他就提出我们的党员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之初，又通过严肃的三反、五反运动，来扫除干部身上官僚主义的灰尘。其间还严厉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等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除此而外，对于我国的分配制度，也给予特殊的重视。他一向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时期惟一可行的分配制度。但同时又认为，在实行按劳分配时，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工资分配既要有所差别，又不要过分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免出现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有鉴于苏联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出现，于60年代末，他在号召学习马列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又特别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要求。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党内出现特权阶层。也正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和措施得当，使我国社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发展状况是比较健康的。
此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使他们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这对防止党内特权阶层的产生和社会上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也是特别重要的。
八、在社会主义时期，究竟建设一个什么式样的共产党，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我们党是一个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它只能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不能同时被称为人民的先锋队和民族的先锋队。它的阶级性是绝不允许模糊和改变的。只有保持它的阶级性，才能保持它的先进性和战斗性，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各点：
l、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灵魂。这一条是最根本的。全体党员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装起来，尤其要以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全党，使党始终保持革命活力。绝不能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修正主义的建党思想引入党内，更不能听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胡说。把执政党和革命党对立起来，认为执政党就可以不革命了，就可以告别革命了，就可以成为超阶级的统治者了，这是极其错误的。
2、必须保持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才能保持我们党生气勃勃的战斗风格。
3、必须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项革命实践中锤炼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并同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等机会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同党的干部的官僚化进行顽强的斗争，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才能保持党的不断前进。
4、必须始终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坚决拒绝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剥削阶级的分子混入党内，已经混入党内的各类阶级异己分子、腐化分子应清除出党。
只有这样的党，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九、党的根本路线是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
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公。因此我们党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来推动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引导群众在这些斗争中来教育自己和提高自己。
建国以来，我党发动的各项群众运动，在推动我国的历史发展上，是功勋卓著的，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其中虽然有些群众运动出了一些缺点和偏差，多半是领导者的责任，群众的根本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今后的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的问题，不是以贵族老爷态度彻底摒弃和否定的问题。
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法律己显得薄弱无力。固然，法制建设是轻视不得的，但是轻视群众的监督和必要的群众运动，也是不可取的。应将工农劳动群众的监督和专门机关对干部审查结合起来。事实证明，将群众拒之门外，仅靠政府少数人冷冷清清办事业的方法是不成功的。
在各项社会活动中，我们党必须把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最坚定的革命力量来全心全意依靠他们。并以他们为核心把一切革命力量和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坚固有力的统一战线，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霸权政策，并不断推动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直至胜利
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帝国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是压迫剥削和战争灾祸的总根源。所谓和平、发展，都是在挫败帝国主义之后才有可能。离开反帝反霸，空谈和平、发展，不过是徒然助长人们的幻想罢了。
二十世纪的历史也表明，是否坚决反帝，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也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修正主义者是从来不会真心反帝的。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往往是可耻的投降主义者和民族利己主义者，甚至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从来不会真心诚意支持其他民族的正义斗争。列宁说，不反对机会主义，反帝斗争就是一句空话，这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看法并未过时。而且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投机资本，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他们推销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殖民化。美帝国主义更是全球的元凶和霸主，它所说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为了从美国霸权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世界人民只有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各自拉紧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才有可能。这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必须清醒看到，迄今为止，我们并未摆脱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它处心积虑构成的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由于在中东的得势和对中亚的渗透更扩大了。在台湾问题上，它不仅千方百计阻挠我对台湾的解放，且把支持台独势力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帝战略重点的东移，进一步加强了美日联盟。日本右翼势力也日益嚣张，蠢蠢欲动。其矛头都是针对中国。
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高扬国际主义的旗帜，运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坚定地与第三世界的人民站在一起，争取第二世界，向以美帝为首的霸权势力做坚决的斗争。在坚持反帝、坚持国际主义方面，我们应该以毛泽东同志为光辉榜样，既要有不畏强敌敢于战胜强敌的伟大气概，又不受任何敌人的欺骗，才能为世界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0年7月30日草2001年2月5日改2004年12月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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