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
（上）
从篇幅来看，爱德华·萨义德关于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著作，很可能构成了他的作品全集中最大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大多数批评家和评论者最不关注的那个部分。对一些人来说，巴勒斯坦看起来为这位文化理论家提供了一个进行任性的政治写作、持续关注一个对他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关注来说依然边缘的话题的场所。但这个话题，是理解在世性主题在萨义德的思想与写作中的重要地位的关键。巴勒斯坦把萨义德自己的在世性放进了这个世界。
正如认同必然是被建构的那样，为了“逆向的远行”，萨义德不得不把自己建构为一名受害者。这位住在都会身为重要而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巴勒斯坦“受害者”，在他自己的在世性中体现了使后殖民文化认同变得复杂的混杂性、发展和意志的矛盾。不过，尽管萨义德必须把边缘性建构为自己的旅行的一个特征，但要是你认为这个边缘性是欺骗性的或者说纯粹是发明出来的，那你就错了。丧失感是深刻而不间断的，但赋权恰恰出自某种丧失感。在萨义德的作品中，和在他的生活中一样，我们时不时地发现，流亡的丧失感生产出公共知识分子的赋权的距离；错位使批判的声音变得敏锐而超脱。
爱德华·萨义德从大学教师到巴勒斯坦活动家的转变可以追溯到1967年和阿以冲突，因为这场战争带来的冲击——特别是，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萨义德对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影响了他后来所有的作品。一位英语教授是怎样对这些撼动了他所认识的世界的根基的政治事件做出反应的呢？萨义德世界中的这些政治事件，肯定了在世性的重要性，并建立了他自己的作品中那一系列在世的认属。在这个早期阶段，萨义德就认识到，文本不存在于生产它们的世界之外，也正是这点，引出了他关于在世性的核心的理论思考。同样是这点迫使萨义德重构他对西方正典的迷恋，认识正典在帝国计划中的位置。萨义德不得不建立一个场所——从这个场所，他可以做出反应；从这个场所，他可以说话，并在最具策略性的层面，即在文化上介入西方扩张的计划。也正是在这里，抵抗的概念在萨义德的思想中出现了，他意识到，他该做的是向帝国逆写回去——使他的人民流离失所的条件就是帝国造成的。也正是在这里，“逆向的远行”开始了（Said 1991b）。
《巴勒斯坦问题》
尽管爱德华·萨义德在1967年战争后就开始就巴勒斯坦的命运展开写作了，但他第一部持久的关于巴勒斯坦的作品《巴勒斯坦问题》（1979）的目标，却是向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读者表达一个巴勒斯坦的立场。这本书是对伴随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形成而来的不义的充满激情的记述，以及一次“逆写”，说明存在一种与人们通常持有的对阿拉伯人的认识——认为阿拉伯人是恐怖分子，是屠杀无辜受害者的凶手——相反的反叙述的努力。萨义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一种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方的不义的再评估。根据萨义德，理解巴勒斯坦人民苦境的关键在于犹太人在牢牢抓住故国观念时的那种激烈和激情。上帝应许的感觉——甚至贝尔福勋爵也认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吸引力的关键——意味着，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在欧洲人和犹太人对以色列国的构想之外了。
巴勒斯坦的不可见，不只是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结果，也是东方学话语协作的结果，东方学有一种“从西方古老的关于伊斯兰、阿拉伯人和东方的偏见衍生而来的，对巴勒斯坦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态度”（Said 1979: xiv），这种态度使巴勒斯坦人民自己也经常贬低自己、使自己变得不可见。萨义德对“专家”及其形形色色的专业知识的鄙夷，就源于他自己对东方学的职业活动在几个世纪里造成和维持的偏见的冷感。不过，业余爱好者的进路更能够穿透堆积起来的假设和偏见——对巴勒斯坦的再现，就被这样的假设和偏见给淹没了。萨义德的目的，是保障巴勒斯坦的持续存在，并使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得到承认。简言之，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凭借什么道德权威，巴勒斯坦人要放弃对自己的民族之存在、土地和人权的要求？
建构受害者的方式，也要求萨义德含蓄地把以色列建构为西方，把巴勒斯坦建构为东方。萨义德在《弗洛伊德与非西方人》中进一步探索了这个操作的细节。对他来说，巴勒斯坦“问题”，是怎样理解“认属和否定之间的竞争”，这个竞争已经有百年之久了。这个竞争，见证了欧洲人的“文明化”势力与“被文明化的”阿拉伯人的斗争。这个竞争塑造了历史，“这样，这个历史现在看起来也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要求的有效性，并因而贬低了巴勒斯坦人的要求”（Said 1979: 8）。作为回应，萨义德试图反转历史的塑造，把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再现为一次殖民占领，一个没有随以色列建国而结束，反而随之愈演愈烈的殖民化进程。
萨义德认为，这场殖民化的独特特征——一次救赎性的占领、上帝许诺的实现——是相当独特的，可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17世纪来到美洲的清教徒。“那种弥赛亚的、救赎的性质，”萨义德说，“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是如此外在于我，与我经验过的一切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它一直使我着迷。”（Ashcroft 1996: 13）这次救赎性的占领，是理解历史上巴勒斯坦被抹除了这个现象的关键。以色列的建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场所不是中东，而是西方的首都城市，在那里，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被忽视了，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成功了，他们声称，英国正在阻碍他们对巴勒斯坦越来越大规模的渗透”（Said 1979: 23）。在这里，犹太复国主义得以使用文明使命这个经典的殖民主义战略，他们认为，巴勒斯坦大多是无主之地，那里居住的是“土著”。萨义德认为，反对这样的主张——特别是在大屠杀之后——就会被认为是在与反犹主义结盟。萨义德指出，大屠杀之后的那个时期可能代表了这样一个点，正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1973年战争的时候，深刻内嵌于欧洲的反犹主义开始转变为一种在根本上类似的、针对阿拉伯人的态度（1978a: 285-6）。
通过消除中东的斗争，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被禁止代表自己，被认为不能代表自己，这就肯定了马克思的名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这句话也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词。萨义德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占据空间——从那里，他们才得以对西方再现和解释东方的阿拉伯人——的能力。他们
把自己从最糟糕的东方的过度中解放出来，以对西方解释东方的阿拉伯人，以承担表达阿拉伯人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以及实际上关乎什么的责任，而绝不让阿拉伯人看起来和他们一样存在于巴勒斯坦。（Said 1979: 26）
在难以解释的对东方学态度的重演中，假设“阿拉伯人是东方人，因此就不如欧洲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重要；他们是奸诈的、恶习不改的，等等”（Said 1979: 28）。犹太复国主义之所以能造出这样的区分，原因可以追溯到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历史冲突。萨义德指出：
以色列是遏制伊斯兰的手段。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与自由主义、自由和民主、知识和光、“我们”理解并为之而斗争的东西相关。相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敌人则只是20世纪版东方的专制主义、纵欲、无知和类似形式的落后的外异的精神。（Said 1979: 29）
因此，存在这样一个可觉察的转变：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用服务于西方的东方学家的知识来建构西方。而现在，人们从犹太复国主义话语的角度来建构西方了。
对萨义德来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代表/再现问题。欧洲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的东方学再现的成功，有效地压制了巴勒斯坦人代表/再现自己的能力。对萨义德来说，这个过程在美国表露得最为彻底，这里是犹太人的游说最有效的地方。在美国，巴勒斯坦问题遭到了最有力的压制，阿拉伯人则被直接描绘为恐怖分子。作为一个例子，萨义德指出了在美国媒体中，梅纳赫姆·贝京——从他的书《反抗》（1972）中的证据来看，他自己就是一名恐怖分子——是怎样以“政治家”的形象出现的，而他犯下的针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暴行则完全被遗忘了。
萨义德认为，在1948年之前，巴勒斯坦主要但不完全为阿拉伯人所占据，而以色列国的建立则把这些人民变成了难民。在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又占领了更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土。以色列的这个占领意味着，巴勒斯坦的理念不过就是被占领的领土罢了。在生活于流亡中、被剥夺了故土的巴勒斯坦离散人群那里也有一个更大的巴勒斯坦（尽管萨义德不喜欢这个术语），这个巴勒斯坦一直被边缘化。最终，萨义德认为自己的角色是联结而不是疏离。对他来说，批判犹太复国主义不是批判“一个理念或一个理论而是批判一堵否定的墙”。批判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也一直有这样的需要，那就是“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坐下来讨论他们之间尚待解决的所有问题”（Said 1979: 51）。
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受害者
尽管大多数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排除和不义，但自由派和激进派都不太愿意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排除。这种不情愿可以追溯到那些富有影响力的欧洲思想家的看法，这些思想家认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合法祖国，而忘记了过去生活在那里的人也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祖国。萨义德概述了这些包括乔治·艾略特、摩西·赫斯和几乎所有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或理论家在内的思想家共享的三个观念：
（a）不存在阿拉伯居民；（b）西方犹太人填充一片“空”领土的态度；（c）恢复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个计划即将通过重建一个消失了的犹太国，并把它和像受规训的、分开的殖民地，一种特别的、获取土地的能动性等那样的现代要素结合起来而不断重复。（Said 1979: 68）
萨义德认为，我们不能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一场犹太人的解放运动，而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力图在东方获取殖民领土的征服性的意识形态。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复国主义看起来是一个坚决排除性的、歧视性的、殖民主义的实践。”（Said 1979: 69）显然，萨义德希望阐明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这样，他才能论证，巴勒斯坦问题在偏袒胜利者（以色列）的同时使受害者（巴勒斯坦）边缘化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过去欧洲人在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一样，使人们接受了这点，即［巴勒斯坦的］土地是无人占有的，或者说，占据它的是对土地利用程度极低，或毫无利用的不开化的人群——这就使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为“文明化”这些原住民而夺取他们的领土。不过，对领土的征服也不完全是一个武力问题。萨义德指出康拉德是怎样论证这点的：征服对那种“用取自科学、道德、伦理和一种普遍的哲学的论证来使纯粹的武力变得高贵（并实际上促进了这种武力的行使）”的观念来说还是次要的（Said 1979: 77）。
接着，萨义德又回到了他在《东方学》中探索过的那个主题——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就巴勒斯坦而言，最终见证了以色列立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故国观念，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便一直在参与对此区域的探索的英国学者、行政官员和专家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中被事先准备好的。正是这种知识，允许犹太复国主义坚持类似于英国帝国事业的论证。通过利用欧洲殖民主义的辩护，犹太复国主义有效地采纳了欧洲文化的种族概念。尽管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已经指出反犹主义针对的目标是怎样从犹太人变成阿拉伯人的，但他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也把这样的再现内化了，从而使巴勒斯坦人变成了落后的、因而需要被支配的人。
不过，巴勒斯坦的殖民化又不同于其他的殖民迁占国家。它不只是建立一个殖民者阶级，然后把原住人口动员起来服务于这个阶级利益的问题。相反，这个计划的必然结果是取代巴勒斯坦人，并创建一个属于所有犹太人民的、拥有“一种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或没有的对土地和人民的主权”的国家（Said 1979: 84）。萨义德指出，这个事业取得成果的方式就包括把巴勒斯坦人再现为一种反常，认为他们挑战了上帝赋予“应许之地”的地位。
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不只要归功于它打造的以色列观念，也要归功于它着手完成那个任务的方式：它发展出一个非常详细的政策，其中一切“都在细节上得到精确到毫米的研究，得到解决、计划、建设，等等”（Said 1979: 95）。巴勒斯坦人是不可能对抗这种被动员起来反对他们的组织、行政和话语权力的。而他们在回应上的失败，他们在回应犹太复国主义的有效性上彻底的毫无准备，则是1948年巴勒斯坦人出逃的主要原因。而且，萨义德称，自那时起，以色列就一直在成功地参与一场旨在根除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踪迹的战役。萨义德写道，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忍受和“经历了从一种悲惨境况到另一种悲惨境况的可怕变化，他们有充分的能力见证，却不能有效地表达她或他在国民身份的层面上在巴勒斯坦遭受的灭绝”（Said 1979: 103）。对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和犹太人的明显区分。
尽管官方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政治权利，但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却出现了一种捍卫他们的法律和文化认同的抵抗的文化。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巴勒斯坦人的在场终于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终于得到了大量国际批判的注意”（Said 1979: 111）。在过去一百年里，犹太复国主义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后者来说，认识到这点是重要的，尽管有多方协作的努力致力于把他们纳入中东各地，但他们却持续存在，保持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和他们的独一无二性。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与南非和黑人受到驱逐——在南非，黑人被驱逐到依然在该国境内的班图斯坦——有所共鸣，但巴勒斯坦人却是要么在他们自己被占领的领土上，要么在他们逃往的阿拉伯邻国的土地上遭到驱逐。这就引起了大量额外的来自不是特别适应巴勒斯坦人的东道国的压力。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也有一种纠结的关系，后者在国际上大体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的，但同时，它们又不时地把巴勒斯坦人逐出自己的领土。对萨义德来说，这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在巴勒斯坦外建构出自己的生活；他不可能把他自己从他总体流亡的丑闻中解放出来；他所有的制度都在重复他流亡的事实”（Said 1979: 154）。巴勒斯坦的国民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在其诗歌《身份证》（“Bitaqit hawia”）中就捕捉到了这个流亡的境况，这首诗雄辩地描绘了巴勒斯坦人独有的困境：一种在巴勒斯坦外创造和重新创造流离失所的、争夺中的认同。
萨义德曾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寄以厚望。对萨义德来说，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解组织，像纳尔逊·曼德拉领导下的非洲国民大会一样象征着自由。巴解组织，这个在流亡中运作的组织，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可以被接纳——这是组织的一大成就，尽管它的领导权和政策都很弱。它使“巴勒斯坦事业活了下来，这个事业比临时的组织和政策都更伟大”（Said 1979: 165）。巴解组织的出色要归功于阿拉法特的领导。萨义德称，阿拉法特以极为明确的、专注于细节的方式处理各种影响巴勒斯坦的问题。
萨义德对巴勒斯坦的政治考古，是为他的人民立言的一次尝试。但通过这个考古，他也认识到，巴勒斯坦人的未来与以色列人密不可分。因此，萨义德是最早提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这两个有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介入的社群需要对他们的现实妥协，并认识到这是在此区域实现长久和平的唯一方式的巴勒斯坦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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