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属有感而发，有人把李泽厚的前后言说，强行还原到阶级与阶层成员的觉悟和表达。老田看不出那些东西，故就李泽厚自己重视的情本体范畴，做一点知识考古学对照。】
其实，情本体的提出，与他早期提出的所谓乐感文化有关系，内在脉络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不会完全皈依于物质和强硬管理手段，存在着各种有形的规制与制度难于规约的内容，这些内容一方面帮助实现管理目标和秩序，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心底那些无法进行明确分类的需要。
先周时期，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有形制度尚不完备，调节人们身心的手法，完全依赖于制度之外的礼乐或者类似的祭祀活动（具有礼仪或者仪礼的外在形式），这个可能不属于中国的特殊，更可能是前国家部落时代的一般。
李泽厚有见于此，别人又少言于此，或者难于明确言说，他感到似乎钻到了一个空子，有不少便宜可占，所以说了又说，在此踯躅半生。这个很有点可笑，说明他既不能反思自己以实现超拔，又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然后在切磋中间提高自己，结果一条胡同走到黑，他自己就更看不到路越来越窄，甚至还可能已经断掉了。
不管是人们内心的自我意义生产，还是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的积淀后果，都会呈现出某种制度调节之外的情感类功能作用。汪晖把礼乐与制度对称，费孝通提到法理社会与礼俗社会的并置，至少在观察视野上更为完备，不会如同李泽厚钻牛角尖，进去了出不来。
其实，就经验而言，在管理方面构建各种情绪互通机会或者共情关系，除了各种娱乐活动助推上下同欲的目标，毛时代最有效的手法其实是整个的团队共同参与强体力劳动——上下级一起在劳动过程中间除了协作需要还会有“齐物平等”之体验。至于纯粹的音乐，如同孔子所说的“韶”“武”一类的情感沟通作用，可能属于很例外的个体体验——所谓“三月不知肉味”，怀疑其接近宗教体验，这倒是有很多人都亲历过。
礼乐的教化与整合功能，并一不定要在“乐”的具体形式下起作用，而单纯强调这个——如同秦始皇所俯视的三皇五帝过分“假威鬼神”——就在无意之间抽掉了“乐”的类属性而具体化了，概念的外延大大收窄之后，再进行大而化之的普遍化描述，那就很悬或者很玄了。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权力和金钱起支撑作用的硬制度范围之外，存在着一个无比庞杂且难于准确界定领域，同时会对人的生产性和生存体验，都起到巨大作用。这个领域，相比人们能够相对明晰界定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集合”而言，各种难于清晰描述的有用领域，就构成一个“余集”——其范围包括人们透过学术能够明晰呈现的制度之外的全部主要因素。换言之，礼乐只有作为一个制度外领域的类属性概念，才具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成为有效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内涵，能否以制度化的明晰语言进行描述，本身有待于反思。
故，余集中间的诸种因素，不会伴随可见的调节措施，起作用的方式也会相对隐晦不明，要不然早就分门别类实现“学科化”或者制度化了。冒险做一个类比：李泽厚的情本体言说，近似于想要在“虚数集合”中间，打捞出一个“实数”出来，然后按照实数的界定方式来清晰地加以呈现；这个有点象“猴子捞月”的寓意：井水倒映的月亮是否实体，本身是需要加以思考和甄别的事情，而不能简单地去打捞。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反映出他的抱负或者期待，想要在晦暗不明的余集领域，搞点分门别类的明晰化图画，这到底是一个创新，还仅仅是一种越过必要界限的僭妄？其实他自己缺乏足够的视野和高度，去反思这个。
很怀疑，李泽厚最后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虽然有很多人吹捧加阐释，但这些聪明人并不能比李本人说的更清楚。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肯定可以概括这个余集的某些部分，但是，李泽厚的思维盲区在于：他自己也拎不清（实际上尚未意识到）情本体在这个余集中间居于什么位置（他选择呈现的那部分内容，到底是代表余集的部分还是全体？体现余集的核心部分还只是一般性元素？），更未能反思余集诸因素，是否合适以常规方式来讲述？这样的致命盲区存在，就可能使他耕耘半生的言说，落入了那个著名的坐井观天寓言之中。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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