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明显的成功之后的日子，我想强调人们似乎已经忘记的一点：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
就此而言，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即使把所有事情都被考虑在内，人类的历史也是相当短暂的。它最多能归为约20万年，同恐龙主宰我们星球的百千万年相比，只比零头多一点。我们可以坚持这一点，在这一短暂的人类历史序列中，基本上只存在着一个根本性“革命”：新石器革命。这场革命意味着更有效的工具的诞生，定居农业的出现，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出现，陶器发明，使一个空闲的统治阶级得以存在的粮食剩余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的创制，书写、金钱、税收、军事装备的完善（要归因于青铜器），还有长途贸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我们现在仍停留在这一阶段。即便现代科学支持的工业生产加速了许多进程，但实际上，我们的世界仍然是由新石器革命以来诞生的各种概念实体所支撑的：敌对国，战争，非常狭隘的金融寡头统治，国际贸易的决定性意义，对原料的军事化掠夺，几十亿赤贫群众的存在，以及属于附从地位的各地的贫困农民永无止歇的反对肆无忌惮的大都市的群众运动。
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姗姗来迟，最多也就是在几个世纪以前，才成为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从那时起，我们才能够争辩甚至证明，同一种压迫性和歧视性的社会组织可以完美地运作于于任何国家形式（独断者个人有权或者说民主）之中。也就是说，这种组织将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塑造为自然而然的、无法避免的特质：国家最重要的决策总是关切着无限制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一私有财产通过家庭而得以传递，而最终国家和家庭乃至所有机构联手维持了一个不平等的怪物。
继人们对国家的经济基础的讨论而来的，是革命者的倡议，他们奉行着同那些只会质疑政治权力的空洞形式的做法完全不同的规则。整个十九世纪为奉行这一取向的革命尝试的失败所填满——而这些失败经常是血腥镇压所带来的。巴黎公社连同死于巴黎的鹅卵石路上的三万人，仍然是这些灾难中最为光辉的一次尝试。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十月革命爆发的诸多条件：俄国的专制中央国家不顾一切地致力于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而与此同时这一专制中央国家正在不断衰弱; 在第一次民主革命（1917年2月）后，沙皇俄国被推翻；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因为没有任何保守的工会能够将其消磨吸纳，故而他们非常倾向于反叛；布尔什维克把握了领导权，其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动摇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合作，结合了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同长期的激进斗争经验，而回荡在这一激进经验周围的，是巴黎公社的惨痛教训；十月革命将所有这些条件都融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后新石器(post-Neolithic)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意味着，革命建立了一种权力，而权力自身的既定目标就在于，彻底推翻所有的几千年来未曾改变的“现代”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对生产和交换拥有金融控制权的人的隐蔽的独裁统治。这一场革命，开启了新的现代性的基础。这一绝对之新最常见的名称曾经是——而且，在我看来，其名称现在也没有变——“共产主义”。世界各地的人，从工人和农民大众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以“共产主义”之名认可了这场革命，他们满怀着为上世纪的艰难挫折复仇的思想，并在此以与同该复仇情绪相称的热情而为革命欢呼。现在，列宁可以宣布，革命胜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无论这一空前绝后的冒险后来虚伪的化身变成了什么样子，也无论当下新石器集团在世界各地如何重新掌控了状况，俄国十月共产主义革命仍然是我们得以在人类变迁的时间层面上认知以下这一点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已经是，而且将永远是过去的垃圾堆中的遗物。尽管就表象而言，资本主义统治还是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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