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九年后一九七九年前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发展历程中,“五朵金花”问题是史学界的基本命题。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当时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有关这些论战的最系统最权威的综述和总结,参见《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所收相关文章,齐鲁书社一九八三年版)。这些课题大都衍生于“战时史学观念”控制下的流行史学体系中,在特定政治语境的鼓励下,一时间诸说并陈,各有擅场,令人瞩目。一九五七年有人借用当时一部著名电影的名字,形象地把这五个问题戏称(意存讽刺)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
如今,怒放了三十多年的“五朵金花早已凋谢净尽,零落成泥,甚至成为不少人嘲弄唯物史观的话柄,如有的朋友就将这“五朵金花”调侃为“五朵病梅”(朱学勤:《愧对顾准》见《被遗忘与被批评的—朱学勤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9页)。“
凡是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但“凡是现实”的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黛玉葬花”可以一埋了事,史学反省则须像给连体婴儿做手术,应将学术与政治、正确与“错误”作小心翼翼地剥离。
一、 “五朵金花”问题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诉求
五朵金花”是在一种“战时史学”体系中产生的。所谓“战时史学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的、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史学规范,它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几重内容构成。所谓“战时历史框架”,是指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的通史体系。所谓“战时学术导向”,是指对学术及其功能的这样一种认识:学术要听从、服务于当下政治,呼应现实主题,配合中心任务,否则就是非学术或敌对的学术。所谓“战时文化心理”,是指那种在长期军事斗争中形成和积累的、以“阶级观点”为基础的“两军对垒”、“敌我分明”的两极化思维习惯和心理模式。
所谓“战时历史观念”,是指这样一种以血与火的阶级冲突为基础的对人类文明史的看法: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是剥削阶级罪恶的堆积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罪恶的讨伐;等等。在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结束之后,这种“战时史学”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解,国内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和国际的“冷战”局势,给那种“敌我分明”的两极思维方式的延续提供了土壤。在这种背景下,“战时历史观念”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成为主导二十世纪后半期史学主潮的基本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形成的史学体系,无论是其研究的课题,还是其得以构筑的方法,都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染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人们所研究的史学课题一般都和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都直接服务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战争。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之所以能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的中心问题,并讨论得轰轰烈烈,关键就在于这五个课题都与当时的时代主题相通,而且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最为巨大。
古史分期问题严格地讲产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对于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来说,头等重要的主题是历史上的社会形态问题,尤其是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乎着“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关乎着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形态能否在中国实现。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版自序,此处引文据群益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社会史论战由此而起。当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得到“公认”之后,它如何与“封建制”分期就又成为“问题”。在唯物史观派内部,早在解放前意见就不一致,一九四九年后则形成尖锐的观点对抗,这就是所谓的“古史分期论战”。论战主要发生在郭沫若与范文澜这两位史界巨头之间,分歧之大,连毛泽东都难以调和。它们分别代表的“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与后来以尚钺为首的“魏晋封建说”长期并峙,直到八十年代这个问题本身被时代取消。
同样是把社会形态学说引入中国史领域的产物,为了说明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应运而生。这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九五四年《红楼梦》评论这一政治行为的副产品——在《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中,资本主义萌芽作为该书的时代背景问题被提出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编者的话”中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科学地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历史从特殊论、循环论等的唯心主义泥坑中解救出来,并且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诬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与发展的胡说,从而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该书共分上、下两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这段话把这一课题肩负的意识形态使命表述得最为直接。而毛泽东的话则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人普遍引用,成为他们作此项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味道在“五朵金花”中可能最为浓烈。千百年来,农民起义都是作为“匪寇盗贼”的面目进入历史记载的。现在,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式农民革命的胜利,一切自然都要颠倒过来。替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这一研究和中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农民革命同时起步,同兴共荣。在抗日战争中,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提出了长期以来支配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农民动力论”,他不但为农民战争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还亲自布置延安中国历史研究室重点研究农民战争史(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69页)。还在烽火连天的救亡时期,史学家们就开始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尝试,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最初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一九四九年后,农民在现实中得以“翻身”,这一研究遂更为迫切与重要。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为纪念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专发社论,这实质上是对历史上农民革命的认同。这种社会气氛极大地推动和直接鼓励了农民战争史研究,使它成为整个史学界的主题。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大论战主要发生在全盘肯定农民起义的“阶级观点派”与有所保留的“历史主之间,这两派的冲突,在当时被赋予政治性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上的推动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英]巴勒克拉夫著,杨像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217-222页)
同样,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也肩负有时代交付的意识形态使命。土地是农民革命的首要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对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是“国有制”或“皇族所有制”还是地主的“私有制”?这个问题一九五四年由侯外庐先生率先提出,此后,论者蜂起)的研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核心问题之一(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论战,情形较为复杂,此处暂置不论)
学术在这时所肩负的意识形态使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鞭策。一方面来自权力中枢对史学的兴趣。在思想统一的“泛政治化”时代一个领袖人物提出某些观点或对某些学术观点的好恶,影响甚大。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与整个国家、整个文化领域一样,中国史坛也进入了一个毛泽东时代。注重当下,推崇致用,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史学的主要期待。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他曾就中国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成为几十年间史学界的轴心,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五十年代初期,传播、阐释、学习这些见解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纷繁多变、事件迭出的当代史坛,尤其是那些波澜横起的大论战都与这些史学见解有关。“五朵金花”的论战,从直接的动机看,均是由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不同理解所致。而且,毛泽东在某些方面的具体意见,更是一言九鼎。例如,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中,由于毛泽东是“战国封建说”的支持者,这一分期说便占据了史学界的绝对优势地位,成为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历史分期的唯一依据。
另一方面,“五朵金花”的绽放也来自当时学者们对现实政治的全神贯注。
五十年代初,从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入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改变了原来唯物史观派处于学术界边缘地位的状况,绝大多数学者在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后接受了社会发展史中的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有规律性等观点。这些被改造、被洗礼、被塑造过的史学家们,身上流淌着滚烫的政治血液,遍布着敏感的政治神经,因此这些史学家便以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自己的最高职责,以搞考证、搞远离现实的学问为耻辱。所以,他们笔下的历史,更多地顺从了对学术提出的学术之外的要求。这样,他们当时的学术研究兴趣便很自然地就集中到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来了。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不仅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诉求有关,也与产自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诉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五朵金花”问题与“欧洲中心论
表面看来,五朵金花”中的几乎每一朵都植根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之中,从实质上说,围绕着“五朵金花”问题所展开的论战是“东方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编码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三联书店”在五十年代中期出版了一套“五朵金花”问题讨论集,即《中国古代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等。翻读这些讨论集后,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讨论集所收的文章反映出论战各方在观念上都“不幸成为西方模式的俘虏”,而走向极端者则完全“通过西方的‘一家之言’来安排中国的史料与事实(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词》见《史学与传统》,台湾时报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21页)。例如,“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者,几乎全都是用《左传》和《史记》、《汉书》等正史中的资料,来印证《资本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三卷)、《前资本主义生产各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X《苏联共产党(布)简史》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些论断,很少例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以论带史”的治史路数。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西方模式都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中国史料均处于被动的、消极的乃至从属的地位。如果问题仅止于此,那也就可能比较简单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纠缠,“五朵金花”各朵之间还方圆凿枘,难以兼容。我们看到,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事实上早已陷入几重悖论之中:一方面,西方模式或“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不容怀疑的党性原则,另一方面,为了说明在中国革命的方略上不必不折不扣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又必须强调中国自古以来的特殊性,这就又要乞援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东方特殊的理论;一方面,在“古史分期”等论战中,为了坐实“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千年停滞”等特征,必须暗里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说明“反帝”的绝对必要性,人们又必须明确假定,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去,这样在“萌芽问题”讨论中,人们又只能诉诸“五种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发展的铁律,以证成中国历史在本质上并不“特殊”;一方面,为了说明“中国封建”的特殊性,必须以“长期延续”、“停滞不前”为依托,另一方面,为了寻找自己的革命、造反先驱,人们又不得不夸大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甚至将所有针对暴政的暴力都说成“动力”,而且这样的“动力规模之大、频率之快又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这样,就又与“长期延续”、“停滞不前”说难以并立;等等。
“五种生产方式”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五朵金花”问题上的上述纠缠,表面上看起来曲折地、隐约地反映了用“西方模式笼罩中国经验”时所碰到的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实际上如前所说,这一巨大困难是“东方主义”所酿造的一杯苦酒。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不过是“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而已,也即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重新编码。“东方主义是西方控制、重构和管辖东方的一种方式”,是西方“关于世界上目前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紧迫的一个叫做东方的地区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意象和幻想”(这里所言的均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此处译文据[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75、73页)。
“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意象和幻想”。经过这一“假设、意象和幻想”处理、加工和过滤后,东方数千年以来的历史就变成了:以严格管理“水利”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固结合和反商业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以及以村社为实体的公有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长期停滞、一潭死水、没有发展、没有“历史”、原地踏步、反复毁灭、反复重建等等规定,还有所谓“普遍奴隶制”、“野蛮”、“愚昧”、“未开化”或“半开化”、“残忍”等等描述。
所有这些,都意在昭示一个结论:东方需要西方来拯救,东方的一切民族要么灭亡要么西方化,不存在其他选择,这样,东方的历史和未来,就被纳入了西方的轨道。“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尊重了中国等东方国家历史的独特性质。实际上,上述有关“东方”的特征、亚洲的标记、中国的传统等概括均是在“欧洲路灯”照耀下发现和发明出来的,换句话说,“东方”的特征、亚洲的标记、中国的传统,是接受了东方主义之后所制造出的一种东西本质上是“欧洲中心论”的派生物。它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互为补充完整地表达了欧洲人的优越感。“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欧洲人发明的一个神话,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的独特性,反过来说也一样:欧洲人以“欧洲中心论”为根据,制造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二OO一年版,第429页)。因为有关材料显示:十九世纪前的“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经济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许这种扩张”([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一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二OO一年版,第428页)。而这种“扩张”的中心在中国。因此,“把中国描绘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是绝对没有事实根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也是如此”(同上书,第429页)。
亚细亚生产方式”固然是西方人炮制的一个神话,“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本身当然也同样“暴露出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面目”。马克思曾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最初表述,在“五朵金花”论战时为学者们广泛征引,但近来有西方学者指出:“这种说法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些时代。”“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同上书,第429页)而这种“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社会演进模式,长期以来却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在五十年代人们讨论“五朵金花”问题时,“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被看做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样,由于人们在思想上预设了一个“一般”、“普遍”的存在而这个“一般”与“普遍”又主要以西欧为载体,所以,在学者的意识深处,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低人一等的东西:以欧洲历史为“主干”、为“典型”、为“标准”、为“正常”,中国社会则成为“例外”、“化外”、“变种”和“早熟”,总之是“非正常”、“旁门左道”。这样,中国历史本身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的意义不仅只有和欧洲历史的有关阶段相比照时才存在,而且也只有通过双重还原使它进入欧洲历史演化序列(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之后。
它本身的历史也才能得到有效地说明。这种双重还原指的是:一是把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等同于欧洲历史上的先前阶段(如“封建社会”),二是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历史等同于欧洲历史的某个片段(如明清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种双重还原的实质,是把空间的差异彻底还原为时间的差异、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彻底还原为文化的时代差异,也就是“中西不同不在形态而在历史的阶段,即西方已进入近代而中国尚停留在中古时代”(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史学与传统》,台湾时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20页)。于是,因某种假定而出现的所谓的人类历史演进,就服从一种统一的从一个社会向另一更高社会过渡的可理解的逻辑。中国的历史、东方的历史、非欧洲的其他地区的历史,就这样统统被整合进欧洲历史的发展序列中。而这种所谓“欧洲历史的发展序列”又并不存在。假如说它存在的话,顶多也属“西方史上一些局部有效的概括性论断”(同上书,第12页),真实存在的只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虚构!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欧洲人的某些‘独特’的性质导致了它在近代的发展,而“人们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一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文版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二OO一年版)
行文至此,我们事实上已无法回避一个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理论与“欧洲中心论”或“东方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二者有一定联系。众所周知,马克思花毕生精力研的是整个人类的社会发展,而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为了完整构建“资本主义理论”,他不得不追溯资本主义的起源,于是他涉猎了欧洲和广大非欧洲地区的历史,特别是重点分析了亚洲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的著名的“前资本主义研究”或“东方分析”。在从事这些研究和分析时,马克思不得不大量参考借鉴了前人和同代学者的结论。其中包括:他们从欧洲历史上所概括出的所谓“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为此所总结出的一系列定义、概念,所描绘的这些社会的特征,这些东西均也成为他日后识别类似社会的“标准”。“毋庸置疑,这些标准,都是以西欧为根据的,对于广大的亚、非、美地区的历史,当时的西欧学者既不了解,又夹杂一些偏见和轻视,一般都以为他们是一种特殊社会,并非历史的主干”(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序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欧洲中心论”由此确立。任何学者、包括杰出学者都难以摆脱它所在的时代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假设的控制,“欧洲中心论”就是这样的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假设”。
马克思可能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些假设,另外,他还提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对欧洲特殊性质的依赖观点(马克思与“欧洲中心论”的这些联系,当然与为殖民主义进行辩护的那些学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这样,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分期理论为指导的“五朵金花问题论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东方主义”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重构与编码。从在这些论战之后所编撰的不少通史教材中,我们确实部分地看到了一种现象:“接触到‘西方’思想和方法(………)的当代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与自己过去的联系。”([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89页)因为经过“东方主义”编码后的“自己的过去”,可能已经部分地成为“人家的过去”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尽管马克思的东方分析是不自觉地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进行的,但这一分析仍包含着为这一立所无法冲淡的丰富的人类学、社会学价值,加上“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虽然是在意识形态语境中进行的,但由于学者们在自觉的层面上并非全带有意识形态动机,以及他们对学问本身的真诚与执著,仍使得“五朵金花”中的多数论战具有为意识形态语境所无法掩盖的学术内核。这点,尤其值得今天的学术界珍视。
三、“假问题”与“真学术”
“五朵金花”的纷争产生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在既定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都有意义,而且都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诉求,所以,有关它们的讨论,动辄牵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时会直接演化为社会政治事件。现在,随着话语系统的根本转换、语境的巨大变迁,我们看到,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早就被有的学者判为不能成立的“假问题”。假如“奴隶制”与“封建制”只是西欧历史上的经验事实,那么原先轰轰烈烈讨论过的“古史分期问题”就会化为乌有;假如“资本主义仅仅只能在欧洲起源,那么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可能就会显得多余。
因此,话语系统的转换,改变的不仅是形式,而且是内容,这种转换可能使以往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顿时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从而不攻自倒,不再成为问题。然而,在既定命题勾销之后,“五朵金花的学术史地位如何估计?以它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地位如何估计?“五朵金花”盛开下的史坛是否由此而变成一片废墟?唯物史观派史学学术史地位是否由此而彻底颠覆?唯物史观派史学在近些年的被落,老实说,与不能冷静对待这一问题有关。任何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变迁中,唯物史观派作为一个史学流派不仅仅只具有社会史含义,它还具有深刻的学术史含义,蕴含着不可抹杀和轻忽的学术意义。它的兴起最主要的背景是人们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动。它在学术上存在的根据主要表现在它对“食货之学”空白的填补历史的阐释,对意义的解读,对义理的挖掘,对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探讨。唯物史观派的学术根基在此,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此,它的生命力亦在此。
从学术自身的角度看,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在泼脏水时绝不能连孩子也一起泼掉臂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今天看来,可能是个标准的地道的“假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也非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制”,但这个“假问题却带出了不可估量的“真意义”。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汉魏之际可以说是中国古史上的几个大的关节点,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所发生的社会变动,完全可以视作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替。绵延六十年之久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战,是对这段“社会形态交替”时期的历史所作的最为透彻的考察和勘探。围绕这一问题,除了根本否定奴隶制社会存在的一派外,分别产生了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和一九七八年之后产生的东晋封建说、中唐封建说等等。在这些学说中,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各派都去挖掘各自时期的史料,客观上剌激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为了论证西周封建说,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为代表的一派考察比较了殷周两代的殉葬和祭扫、人身隶属关系、土地所有制度、宗法制度等等,得出殷、周两代社会性质有异的结论。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白寿彝、田昌五等人的战国封建说则着重从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井田制的破坏、私田制的出现、“庶人”身份的改变、意识形态领域诸子百家纷纷而起这些事实来判断社会形态更替。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通过考察农村公社、流民暴动、世家豪族、农民部曲和佃客等历史事实而分析得出魏晋封建说的结论,等等。这样,本来资料最为贫乏和寡缺的先秦、秦汉史,却率先得到最为清晰、精细、深入的清理,这一功劳不能不归于“古史分期问题”论战。很难想象,假如没有这个所谓“假问题”的吸引,学术界能对这段历史投入如此多的精力、保持如此持久的兴趣。林甘泉等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或许能让人们看到:在“古史分期这个所谓的“假问题”之树上,到底结出了多少真实的学术硕果!
与“古史分期问题”的性质一样,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地何处萌芽?”也可能是个标准的地道的“假问题”,但这个“假问题”所蕴蓄的“真学术”含量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能是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史学界最值得骄傲的一个研究部门,因为这一部门所取得的成就连抱有顽强政治偏见的国外、海外同行也不得不认同。而这一研究部门的从无到有,完全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结果。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在何处“萌芽”,人们几乎剿翻了这一时期丝织业、棉纺业、矿冶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市镇等方面的有关资料;正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在何地“萌芽”,人们深入开展了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苏、淞、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研究。仅举翦伯赞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一文为例,这篇文章不但大量引用了《红楼梦》中的资料,也引用了《儒林外史》的资料,还大量引证了清代的官书、奏议、方志、笔记甚至档案的资料,并把这诸种资料贯通起来,对清代的社会经济史,进行了层层分析和概括,论点的学术含量之高,远胜那些考据学家(此文收入《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O年版)总之,如同一位明史专家所说:“尽管有关资本主有芽涉及的每一点学术界都存在着种种分歧,然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深讨,使我们对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大大深化了,较之40年前这领域的近于空白,不能不承认已取得重大进展。”(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219页)可以说,整个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其基本推动力量都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在“五朵金花”中,“农民战争问题”研究所作的社会承诺最多,肩负的意识形态使命最为繁重,但这一“问题”对下层社会和大众史研究的推动,与“年鉴学派”一样,起过同样巨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九四九年后我国学者围绕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共发表各类文章四千余篇,出版各种资料集、专著、论文集和小册子三百多种,并举行许多学术讨论会,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发展阶段、起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对一些著名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评价等。这一系列研究使学者们收集整理了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为今天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从学术史的演变逻辑上看,这种对下层民众的关注契合了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倡研究民众史的号召,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社会史学派”对下层社会的关注和所倡导的“写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的学术主张殊途同归,有其不容否定的学术价值由此看来,所谓“五朵金花”的“问题”可能都是些“假问题”,但这些“假问题”笼罩下的史坛又并非一片空白。虚假的缺乏学术根据的命题,仍能获取丰富、真实的学术内容,在中外学术史上可能并非罕见如果把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中国唯物史观派置入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史学的主要潮流中来观察,那么,我们会进一步感受到它的学术价值。
老实说,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它们同属一种指导范型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等。他们都主张“从下往上看”,关注民间社会、下层民众的历史,都大规模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些宝贵的学术品质是两个学派所共有的。假如“年鉴学派”在“二战”后成为西方的主流学派不是偶然原因所致的话,中国的唯物史观派一九四九年后从边缘向中心的跨入,恐怕也应主要看做是现代中国学术自身演变的逻辑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五朵金花”问题自有其不可抹杀的学术史意义。
作于二OO一年十一月
本文选自王学典论文集《良史的命运》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