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两篇回忆录谈起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主席的机要员谢静宜有一节回忆[1]：“毛主席说，我的思想一分为二是正确的”。节录如下：
1967年初，我丈夫苏延勋对我说：“我们那里对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争论很大。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当时没表态，只是先听听。从感情上讲，我同意多数人的意见。从哲学角度看，一分为二是符合哲理的。究竟谁的意见是对的，你有机会可顺便问问主席。”
几天后，我向主席请教此事。
主席说：“告诉小苏，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正确的。什么都应该一分为二，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又笑着说：“有的时候，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个人回忆若要验证，QBY回忆的信息量更大。
其中一节是“关于《矛盾论》的修改”[2]，如下：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1967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摘录完）
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旦联系实际，很多人都拿不准。资深理论者陈伯达不敢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説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説清楚。我説，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説，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説。”［2］，491把一个唯物主义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禁区。可见，无论批评意图如何，盲从、迷信也是常见的。
二、“一分为二”的两方面内容
1、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旧的哲学教科书中的东西。“辩证法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3]，548页，65.12.21，正如之前批评辩证法三大规律是三元论。
同月，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批注，“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3］，500页，65.12。
毛泽东把对立统一看作辩证法的核心，丰富了列宁的初步观点，批评了斯大林对此的不重视，立足中国实践，解释为一分为二，同时，丰富为抓本质就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2、“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
“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回忆者指出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可作映证，这是一个重大的回忆。
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说过：
“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4]
毛泽东主张把矛盾论、两重性、两分法、两点论作为基本的方法，包含了矛盾同一性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内核的继承，具有大道至简的中国文化特征，又是从理论到实践总结的升华。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反映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转化，这就和普鲁东道德式的机械、静止地划分好坏，只排斥不联系不转化有本质的不同。
批评“晚年错误”后，出现了对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即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时空特征），误解成对抗为唯一性。这些错解，错批，使得对辩证法的核心有了不同倾向的疏远。例如在我们队伍中有的同志认为，把差异视作矛盾是斗争扩大化；认为两分法是拿着斧头见物就砍；或有的同志承认万物有两重性，唯独资本没有两重性，或资本的两重性仅表现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等。这些是当前忌谈阶级的思想根源。
这些误解是对同一性的陌生，进而忽视对立统一。这种对同一性认识不足，和建国初陈伯达修改《矛盾论》不无关系，也很可能是建国以来曾“左”右摇摆的思想根源之一。直至今天，要么否认相互依赖、转化，只讲斗争；要么走向反面，陷入折中主义，认为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可适用于社资，从而默认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永恒，例如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市场中性、生产力中性，GDP中性……等一系列超阶级的中性论泛滥。而中性论在政治上已经不是简单的方法论问题，而是折中主义，认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过时，从而孳生的修正主义思潮。
著作原观点被秘书修改了没有发觉，日理万机的或多或少也有责任，但重点在于，建国以来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它从来不是的观点。1957年批评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5]，1971年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6]，389页，71.8.16，既是防范修正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也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的体现。如果按蒲鲁东抹杀同一性的机械划分，就必然忽视修正主义孳生、寄生于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征；忽视风起于青萍之末，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思想交锋。
蒲鲁东的毛病在今天，就是把一分为二肤浅化、庸俗化。例如资本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有消极的一面；留下资本好的一面，不要资本坏的一面；给好的一面开绿灯，给坏的一面开红灯，资本就可以驾驭，这是蒲鲁东“纯粹道德”式的形而上学。
所谓对资本的一分为二、资本的两重性，就是用资本自身内部矛盾的观点对待资本，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私有制的矛盾贯穿于资本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全部生命周期始末。而生产的社会化是社会主义批判继承的扬弃对象。“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3］，589页，64.8.18。这就是辩证的肯定观，辩证的否定观。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可以让人们告别“彻底否定”的荒蛮。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市场经济的两点论
市场是流通领域的总体表现。一方面，流通环节不产生任何价值和任何剩余价值。由于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等于价格总量，在分散的市场主体的经济中，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的浮动，服从价值规律，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庸俗经济学家根本不承认，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症结正是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这些被马克思所揭示。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国情出发，纠正战时共产主义，提出价值法则是一所伟大学校，提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方面，长期一贯地纠正干部队伍中不要商品生产，不要价值规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倾向，直至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对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新时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符合以至丰富这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内容。
毛主席去世后，中国经济建立了计划体制下不具备的商品生产者的市场主体，无论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运用的依然是毛泽东倡导的宏观计划调控下的价值规律机制，实现了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调动国家企业个人和各级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7]。而劳动者的“铁饭碗”，即宪法规定的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和按劳分配权利，只有通过公有制的保障，才能坚持主体地位。
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回报紧密结合产生的积极性和平等性，构成了企业阶段性地跨越所有制的高质量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在生产关系剧烈地调整中，必然提出从根本上适应这种积极性和平等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求，这种要求中自发包含着对雇佣劳动的革命。这既通过市场决定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基本作用体现出来；同时，问题导向，面对市场主体的趋利性和无政府状态，克服政府的不到位和越位，探索了政府职能，而新时期加强党的领导，推进缩差共富成为政府职能中最本质的要求，这是在解决了短缺经济后解决普遍过剩和滞涨的必要条件。在这些方面，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两点论至少有：
1、市场决定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宗教和市场自动平衡乌托邦设置对立面。市场的决定作用，是等价交换普遍性的反映，但等价交换也是资本增殖走向垄断、社会两极分化的市场条件。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例如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次贷危机中政府对企业的救赎，以及对华贸易制裁和禁运，戳穿了市场万能的虚伪。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限定了市场作用的边界。围绕政府的阶级“初心”，提出为各自阶级谋利的举措。例如中国以人民为中心，公共服务着眼基础普惠兜底，对粮食电力肉食等国计民生命脉控制价格，通过推进城乡集体经济和公有制创新，解决劳动力商品化等。
2、培育市场主体与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培育市场主体是商品生产的前提，而供给侧改革则是把生产环节作为改革的重点。“资本是生产的”[8]，资本的剩余价值产生在生产环节，无政府主义的生产过剩也产生在生产环节。供给侧改革，直指问题的关键。
3、为金融市场化套上金融为实体服务，确保国家安全的笼头。阻遏市场自发的亦步亦趋美国垄断资本的脱实向虚趋势，逐步挣脱房地产金融对经济的绑架。
4、市场的两极分化自发作用与缩差共富。实质性地推动共同富裕，“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9]从而对于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提出了不同意见。
总而言之，过去曾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经过近40年实践，人们发现了不可不提“社会主义”定语。
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的说：“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10]
这是对毛泽东同志一分为二思想的最新应用，也是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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