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早就成为一个腐朽堕落的制度，其生存仅仅由于对手的弱小；而各路左翼思考的缺陷和短板，显然就是“资本主义幸存于对手弱小”的一部分体现。从儒家的“左眼开”政治观察方法入手，对照孙中山先生走过的政治弯路，才能够看到革命导师毛主席的认识突破所在。从历史和前人身上学习，是少走弯路和节约认识成本的关键。
一、人类最后觉悟的难点
左派的基本问题，大多数是堵在“最后觉悟”那堵墙之前，翻越不过去，或者自己拒绝翻墙过去。王明式的纯左派，还在不断地自我复制，原因就在于走不出“文化资本决定论”这种“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局限，然后，就以自我的文化资本得到承认为中心，把左翼的理论方向——阶级觉悟提升与集体理性形成过程——扭曲为小资的“文化资本”积累、推销与接受过程。
左派的觉悟难点与短板，算是人类最后觉悟所遭遇到的共同困境，当然，首先和主要是体现在被堵在最后觉悟高墙之前的那群人身上。
然后，一些走极端的纯左，还往往把知识的小生产本能，贯彻到底，丧失了对现实和历史的必要敏感度，最后变成了不读书不看报，作茧自限的民科：一个人沉迷于构建无穷无尽的体系和套话，与阶级觉悟和集体理性形成过程都彻底脱钩了。
二、先秦儒家的“左眼开”视野——作为儒家盲点的领导权
孔孟不是左派，但看问题则具有一种“左眼开”的全局视野，孔夫子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结合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去看待统治地位稳固性问题；孟子说到“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把统治者得罪老百姓视为最强大的反对力量形成机制。毛教员也说过，“人愈穷才愈要革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看起来是对孔孟思考的再发现。
但是，毛教员与他们的关键区别，在于有没有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视野；孔孟试图在统治者的自我修养中间培养德性，由内圣而外王，以个人德性为支撑点去寻求阶级矛盾的协调，还往往摆不脱精英主义的局限，因此，他们的“左眼开”就停留于一种基于阶级相互关联的全局认识方案，而拒绝寻找必要的实践路径和实现方法。
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修养，说他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这个批判视野，也适合用于分析儒家的实践性盲点。
在1980年代开启的告别革命中间，党史重写潮流，是把土地革命的政治内涵取消，宣扬一种纯粹的物质刺激解释框架——给农民以土地就能够得到群众拥护，还说这样就体现了党代表人民利益，这个解释框架的逻辑缺陷多多，后来在秦桧吴思等公知手上，这个解释路径就继续发展为——革命是忽悠穷人去瓜分富人的土地财产，并以此绑架农民参与革命。
另外一个思路，革命首先是政治领导权的建设，是提高群众觉悟和组织能力——这两项加起来就是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情况下，劳动群众能够认识到旧社会不给穷人出路，还能够组织起来批判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间，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地位，仅仅是与群众的觉悟过程和组织能力提升联系在一起的，此时，党是内在于群众自己的革命要求和过程的，从来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在这个政治化的思路中间，土改和分田，是一个组织群众和觉悟群众的过程，目的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向地主夺回土地，而党组织只起引导作用，还明确提出要反对包办代替。这就与告别革命的思路相反，在去政治化思路中间，土地革命被说成是给群众以好处，然后获得群众拥护，似乎给钱群众就跟随搞事，这是一种近乎雇佣劳动制的想象力，相应地，党领导作用和地位，就被浓缩为行政领导和自上而下，恩赐群众以好处来体现“代表人民利益”，而非政治上始终与人民一体。
上述两个思路，是相互对立的，1980年代之后，把物质刺激的作用突出出来，去遮蔽和否定政治挂帅和领导权问题，这是非毛化的政治逻辑所在。从儒家的左眼开，刘少奇的思考盲点，到告别革命的理论支持点，都在于取消或者无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
三、党内高层争论中间的资产阶级法权——一种遮蔽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异种”想象力
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门槛水平的实践形态；而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能够得到制度化的守护和解释，这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达到的成熟状态；同时无产阶级也需要一个较高的自为阶级觉悟水准，跟劳动群众相比也是一个彻底觉醒和觉悟的群体，这也是现实社会状况还达不到的。
而刘邓实际上还是在实践水平上，反对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对于少数人垄断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集中管理模式有好感和偏爱，虽然不是直接反对领导权本身，但是，少数人垄断管理权并对大多数人进行去政治化改造，却是拆毁了领导权赖以寄托的管理平台（或者称之为毛式公共领域），这相当于是挖树先挖根，虽然没有表现为直接砍树。
如果从领导权视野出发，能够准确预言刘邓的复辟步骤和相应的辩护策略，1975年姚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隐晦地提出了一个复辟派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第二步是按资按权分配，然后化公为私；第三步公开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邓1979年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管理责任制和扩大分配差距入手，暗地里强调的是管理权集中于干部手里，去操控大多数人的命运，这个实际上就是拆毁了领导权赖以寄托的管理平台；于光远等人选择的意识形态辩护策略，是把按劳分配说成是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丝毫的违逆，来掩盖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法权”那种“非社”想象力；后来经过合同制和买断工龄，国企内部也实现了雇佣劳动制；同时透过MBO等方式，实现了私有化；目前体制内外的沉船派和公知，正在努力的方向，就是要重新建立公开的资本共和国。
所以，领导权问题才是核心所在，不管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得在这个地方下手，这是一个双方都无法回避的关键节点。由此，姚才能够提前准确预言对手的各个复辟步骤及其宣传策略，因为这些都得从领导权下手，不然的话，连搞破坏都是搞不了。
四、革命者的批判视野及其认识进步的四个台阶
如果以孙中山的认识进步为例，可以看到革命者自己需要走过的认识弯路有：从排满革命（驱逐鞑虏）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从五族共和到扶助农工（眼光向下）。然后，在毛教员的手里，才从初步的眼光向下出发，达到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阶段。这样合计起来看，有四个政治认识的台阶，需要一步步跨越。
孙中山的革命意识，最初阶段是鼓吹排满革命，后来正式一点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意识，是诊断出统治阶级不行，咋看他们都不顺眼，这是认识的第一步，从反对坏人坏事出发，选定目标和努力方向。此时，在政治上缺乏最基本的投入产出分析，也实际上不知道如何积累自己的力量，壮大自己同时消灭敌人，所以，还处在“前政治现实主义”阶段，属于政治的门外汉。
然后，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就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而到了五族共和阶段，就开始知道革命需要创造一个新的政治基础，如果排满有害于新的政治基础形成，那就不提排满的事情，此时，已经是把新的政治基础再造放在第一位，知道了需要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成事，初步有了投入产出的观念，算是踏入了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
到了扶助农工阶段，开始知道民族总人口意义上的政治基础再造，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是需要在底层中间寻找新的政治基础再造路径，这个时期算是有了“眼光向下”的崭新问题意识，能够从社会阶层结构内部，去识别动力和阻力，此时，算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深化——初步学会了划分圈内圈外，以前孙中山长期在会党、军阀和上流社会寻找革命的依靠力量，近似于长期工作于圈外。
毛教员则处在上述认识进步阶梯之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基础上，从经验提炼出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的观察视野，以群众的普遍觉悟和有组织斗争能力为中心，这两者构成新的领导权。有了领导权的中介，旧社会不给多数人出路的社会势能，就能够经过“领导权”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动能。对领导权的发现和自觉运用，才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升华，算是化蛹为蝶的质变，此后，就知道了如何最大化自己，同时最小化敌人了，革命开始转入正规并逐步走上快车道。
在五族共和阶段，算是跨入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而直到意识到领导权的存在及其关键位置，在认识上，才算是站到了革命导师的肩膀上。
五、纯左的批判彻底性意味着什么
网络舆论场域的各路纯左，最乐于展示他们的批判彻底性，还汲汲于从反贪官到反皇帝的上升，乐于做出种种统治阶级及其制度依托都彻底不行的诊断，这仅仅说明其批判意识和政治理解水准，还局限于早期孙中山“排满革命”阶段，各种努力还仅仅满足于说统治者坏话（纯左往往想当然地假定群众觉悟和组织能力是说坏话的函数），连独立地寻找和创造自己的政治基础的“五族共和”认识都还没有达成，更不用说实现眼睛向下的扶助农工了。在政治认识上，还有三步台阶，等待跨越。
以此而论，纯左的狭隘批判意识，是死抱住排满革命的问题意识不放手；然后，拿着知识的小生产本能，想要占据君师合一的个体领导权地位，一步不进一步不退；然后，就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指向各路“非纯左”且长期乐此不疲。应该说，与孙中山相比，这样的批判彻底性，说明纯左尚未跨入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此时的思考还没有达到再造新的政治基础阶段。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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