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科学种族主义”源于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对人类起源与人种演变问题的研究。他们根据自然史的物种分类方法，按照不同人种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划分人类族群。这种理论伴随着“种族”概念的建构，反映了欧洲大国推行殖民统治的政治需求。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学术界对人类族群分类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以肤色评判种族优劣的种族主义取向在科学研究中的发展，代表性理论就是布丰的“退化论”，它标志着“科学种族主义”的初步形成。19世纪之后，“退化论”在西方学术界发生异化，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发展为以“文明”程度区分种族差异的“文明优劣论”。此后，美国的人类学家综合了“退化论”中的生物属性与“文明优劣论”中的文化属性，强调“多祖论”的种族主义，成为美国种族主义者进行种族压迫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 科学种族主义 大西洋知识共同体 退化论 文明优劣论 多祖论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种族主义的全面反思。《科学》杂志主编赫伯特•奥尔登•索普发表题为《镜鉴之刻》的社论，批判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的种族主义倾向，呼吁学术界正视种族主义的历史。正如索普所言，种族主义与科学研究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现代“种族”概念的建构，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对人类族群分类问题的思考，最终在启蒙运动当中初步确立了以肤色差异作为人种分类的生物学标准。一方面，欧洲的启蒙哲学家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分离，用后者指称与欧洲诸民族具有较大差异的人类族群，建构欧洲与“他者”的文化分野。另一方面，欧洲与美国的科学家利用解剖学、颅骨学等生物科学，研究人类族群的不同特征。他们试图按照动物界的物种规律，将人类划分为等级森严、体系严密的物种系统，建构超越传统“民族”概念的人类族群分类体系。因此，“种族”概念的“科学”属性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近年来，研究“科学种族主义”的学者不仅致力于反思“种族”概念与科学认识论之间的冲突，强调这一概念具有非科学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深入探讨催生“种族”概念科学化的政治史背景，强调“一种宏观与全球性质的哲学与政治框架”。他们认为，“科学种族主义”是科学研究政治化的产物，是种族政治利用科学为种族主义的社会政策进行赋权之后催生的怪胎。“科学种族主义”由此成为欧洲在殖民扩张与奴役有色人种过程中创生的一种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假借“科学”之名，在欧洲殖民帝国建构过程中确立了欧洲白人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狂飙突进，也为欧洲殖民体系的巩固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柱。
“科学种族主义”在大西洋世界的衍生具有更为宏观的知识史背景。伴随着欧洲殖民帝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扩张，种族概念逐渐科学化与政治化。自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诸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拓殖、欧洲学者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互动以及他们在殖民地的学术实践，大西洋世界出现了一个“在空间范围上具有世界性”的知识共同体。欧洲的学人将其冠以“文人共和国”之名，试图以此展现他们超脱政治之外的学术理念。这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学术乌托邦营造了一种幻象，割裂了大西洋世界的知识社会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知识网络与欧洲殖民网络的建构相辅相成。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成员罗伯特•波义尔发布自然史研究指南，征集探讨有色人种问题的自然史研究著作。波义尔代表皇家学会发布的研究指南揭示了大西洋世界的知识网络与殖民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欧洲传统知识体系无法解决的新问题。他们对这些新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促成了各种知识网络的生成与连接。另一方面，欧洲的殖民帝国利用这些知识网络，征集各种有利于欧洲殖民统治的信息。有色人种与欧洲白人之间的身体差异与文化差异，作为欧洲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的参考，成为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对“种族”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成为欧洲殖民者在大西洋世界打造殖民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学术工具。
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知识网络与“科学种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近年来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两种研究路径上展开：一方面，一些学者从科学史的“内史”角度入手，关注科学研究对现代种族概念的建构，强调欧洲学者关于种族问题的科学认知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的演变。他们将大西洋世界的种族问题视为科学研究对象，简要地探讨了科学研究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种族主义”产生的政治史与思想史背景着墨不多。另一方面，其他学者从“种族”的概念史角度入手，试图厘清“科学种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史背景。他们着眼于更为宏观的历史语境，试图揭示种族概念的社会文化属性，考察催生“科学种族主义”的文化背景。然而，这些研究将“科学种族主义”视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并未深入探查催生这种理论的政治现实。有鉴于此，本文关注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当中产生“科学种族主义”的思想史语境，结合欧洲殖民政治的现实需求，探讨“科学种族主义”的演变，以期理解种族主义概念的复杂面相。
一、基督教神学的祛魅
与人种研究的开端
基督教神学认为，逐出伊甸园之前的亚当拥有关于自然世界的完美知识。上帝给予亚当的知识被一分为二，“真实的”先验知识被掩藏起来，人类此后只具有“潜在的知识”，亦即寻找“真实知识”的潜能。亚当在堕落之前拥有关于宇宙万物的完美知识，在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以及人类族群演变的神学阐释中意义重大。基督教神学家认为，那些在形态与体貌特征上与欧洲白人不同的人种，源于原始知识发生退化产生的连锁反应。
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受到新教各教派的认可。然而，关于如何恢复“真实知识”的探讨却一度引发欧洲学者的争论。新教神学对知识本质的解释，将人类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置于“真实知识”的对立面，隐含了否定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理解自然世界的神学隐喻。英国神学家乔治•沃尔克就直言：“自然的知识、恩赐与能力无法帮助人类抵御精神的敌人。”新教各派认为，上帝的“真实知识”保留在《圣经》当中，只有牧师和潜心研究启示神学的人才能“修复”亚当堕落之后失去的知识。英国神学家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在他的神学课上宣称：“宝贵的知识被上帝锁在预言当中，不坚定的信仰者无法获得打开这些知识的钥匙。”由此可见，新教这种独特的知识论将自然世界的知识置于“神圣知识”的统辖之中，为教会对知识社会的神权统治提供“凡人”无法超越的合法性。
启示神学在17世纪后期逐渐发展为过度强调“奇迹”与“神启”的神秘主义理论，成为新兴的新教教派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福音派的神学家威廉•佩恩宣称，在“第二亚当”耶稣发出的“世界之光”当中，“隐藏着所有智慧与知识的财宝”。福音派对新教神学的知识论进行简化，目的在于压制欧洲学术界日益兴起的以“自然”研究为核心的知识论。佩恩在写给英国清教领袖理查德•巴克斯特的信中就表示，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人类的自然能力”，忽略了“神圣与超自然的光”。他在另一篇布道文中也抨击了“将人类知识作为知晓上帝的唯一法门”的学者。福音派的另一位牧师罗伯特•巴克莱更是言辞激烈地宣称：“与基督的十字相比，所有聚集在堕落的自然状态下的学问、智慧与知识都是渣滓与粪土。”佩恩与巴克莱等人的论调将“知识”的定义束缚在宗教义理的戒律之中，在人类探索自然世界的道路上设置了一道坚固的屏障，阻碍了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理解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佩恩与巴克莱等人的激进态度并非出于反智主义的宗教狂热。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衍生自人类皆起源于亚当的神学预设，是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与人类族群演变的“单源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单源论”具有三个维度的逻辑链条：其一，所有人类皆源于亚当；其二，人类关于万物的自然知识皆源于亚当；其三，人类的所有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也由于人类的单一起源而具有一个初始的原型。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连锁阐释，基督教的神学家建构了一个稳固的神学世界，将具有不同生理特征与文化习惯的民族与种族纳入一个共同的人类世系。迥异于欧洲白人的有色人种，于存在论上具有契合基督教神学的合理性。他们的身体与白人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堕入异教信仰当中，由此发生某种程度的“退化”。英国神学家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利用基督教神学的“单源论”，强调人类社会拥有共同的宗教起源。这个“原始的传统”经由亚当到诺亚的传承而在人类社会中得以保留。然而，知识的日渐衰退、野蛮主义在世界的盛行以及异教神灵崇拜的兴起，使得这一“原始的世界传统”受到了“污染”。英国法学家马修•黑尔也认为，伴随人类共同诞生的是真正的基督宗教，而不是其他异教信仰。由于“人类之敌的狡诈”“人性的背叛与污染”以及“古代传统的日渐衰微”，“邪神崇拜与迷信逐渐在世上盛行，并且占领了世界”。斯蒂林弗利特与黑尔将异教视为基督教发生“退化”与“堕落”之后的产物，由此将信仰这些“堕落”宗教的族群也视为与基督徒完全不同的种属。
因此，通过“单源论”的阐释，欧洲的神学家不仅将基督教建构为人类社会的原始宗教，并且利用这一原始信仰的异变解释人类族群身体差异的形成。人类源于亚当的单线起源与人类种族差异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不复存在，并在一个强调稳定与秩序的神学世界体系当中得到调和。由此，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为基督教会凌驾于世俗知识之上的知识权力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它论证了人类起源于亚当的神学要义，为基督教关于人类族群演变的神学叙事以及不同种族种出同源的阐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欧洲社会在近代早期发生的思想变革，使得基督教的单源世界观受到冲击。基督教关于人类的单一起源，以及人类族群演化的神学叙事也在不断瓦解。欧洲的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为欧洲思想界提供了新的信息收集模式——“基于对新的土地、民族与文化的理解”。关于殖民地土著居民的大量信息涌入欧洲社会，促使欧洲学者重新思考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与族群演变的神学叙事。与此同时，实证哲学在欧洲的知识社会日渐崛起，与基督教神学、世俗主义的思辨哲学渐成鼎足之势。在这种学术风潮的影响下，欧洲的知识社会开始打造超脱经院哲学之外的新的哲学体系。人类的起源与人类族群的演变问题，成为拆解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体系、将上帝世俗主义化的关键问题。作为维系经院哲学存在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基督教的神学知识论在欧洲新旧哲学的交锋当中首当其冲。
针对启示神学专断的知识论，英国学者马修•廷德尔以“自然宗教”理论加以驳斥，强调万物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人类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获得知识，只有通过对知识的运用才能理解上帝的存在。“理性是联系天堂与尘世的纽带，是联系造物与造物主的纽带。”新教神学知识论的逻辑预设在于：人类关于自然世界的所有知识来自上帝对亚当的恩赐。由于“原罪”的污染，人类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关于造物的真正知识。这种理论强调人类无法直接认识世界，否认自然知识的合法性，由此确立教会与神职人员作为上帝代理人对自然知识进行阐释的垄断地位。廷德尔看到了其中的逻辑要点，将矛头对准赋予教会权威的神学知识论，试图重新定义“人学”与神学的关系。因此，“自然宗教”理论对于瓦解神学权威在欧洲知识共同体中的统治地位而言意义重大。
在此基础上，廷德尔等人将论战的焦点转向《圣经》文本的神圣性与准确性。在安东尼•柯林斯看来，《圣经》的神圣性并不在于其中记载的预言与奇迹，而在于广博的知识。“《圣经》中记载了整个世界的自然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教会的历史，有着关于耕种、航行、医学、药学、数学以及所有其他学科的参考知识。”由此，神化的宗教文本受到了世俗主义的“祛魅”。柯林斯建构的逻辑框架，巧妙地将教会宣扬的“神圣性”从宗教文本转移到文本蕴含的世俗知识当中，打破了新教教会关于人类获取知识必须寻求神圣启示的垄断解释。同时，也为大西洋世界的学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自然神论的兴起，“为自由思考赢得公共空间，这将允许新教徒在宗教事务方面更加依赖他们自己的理性”，由此成为知识分子用以反抗新教神权束缚的文化政治工具。
柯林斯等人的理性主义阐释，逐渐拆解新教教会以《圣经》为核心建构的神学世界观。欧洲的自然神论者也深入《圣经》关于人类族群演变的传统叙事，试图彻底否定基督教会的神权依据。针对基督教神权赖以证成的“单源论”，自然神论者展开全面抨击。关于基督教神学强调的退化论，英国学者查尔斯•布朗特嘲弄道：“如果人类从原初世代开始就发生了体型上的逐步退化，那么人类初祖亚当一定是巨人中的巨人，是世界创生以来最高，也最骇人的巨人。”布朗特此论意在表明，世界上的所有人类不可能全都源于亚当，多样的人种也并非全都源于初始世代的退化。在他看来，“人类并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并无原始之起源，而是和今日一般始终存在于世。（人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与世界始终长存。”布朗特的人类起源理论，不仅指向强调多源论的“前亚当论”（pre-Adamite hypothesis），而且直接否认上帝造人与创世的神学义理。这种激进化的自然神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推动欧洲学者重新思考和阐释人类起源与人类族群分类的问题。此外，也促使他们不断调适神学政治与科学原则之间的冲突，建构既不违背理性精神，又契合基督教神学叙事的人类族群分类理论。
二、“退化论”
与“科学种族主义”的初步形成
布朗特的人类起源理论引起英国学术界的一片哗然。针对自然神论试图从人类起源问题入手，拆解基督教神学大厦的做法，神学家迅速展开反击。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重申“单源论”对基督教神学政治的重要性：“世界上的所有人类皆起源于亚当，这一点对于我们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对于我们理解各民族的真实起源，而且对于我们确信《圣经》的真实性，以及人类的堕落产生的普遍效果而言都是如此。”
自然神论在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圣经》权威的思潮。新教神学家察觉他们的神学世界正在瓦解，于是展开维护《圣经》权威的活动。人类起源于亚当的“单源论”，作为基督教神学大厦的基石，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成为双方辩论的焦点问题。对此，法国神学家皮埃尔•阿利克斯明确强调，“上帝创造第一个人类”与“上帝将把人类从原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这两条原则，不仅是基督教律法的基石，也是“整个世界的民族所共知的事实”。与此同时，自然神论以“理性”之名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拆解的做法，在现代科学认识论与价值观尚未超脱神学理论体系的时代，也遭到质疑。针对一些学者对《圣经》进行的自然主义阐释，艾萨克•牛顿在他的通信当中明确表示：“上帝在西奈山上给定的十条戒律……不会建立在想象与虚妄的基础之上。”牛顿以此表明，包含人类起源问题在内的《圣经》叙事，不存在可以质疑之处。
牛顿关于《圣经》叙事的态度表明，近代早期欧洲的科学研究者未能完全超脱神学世界观的局限。欧洲学者关于人类起源与人类族群演变问题的思考，仍然受到基督教退化论叙事的影响。17世纪的欧洲解剖学家曾经针对不同人类族群的肤色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所有人类的皮肤在原始状态下都是白色，但体液的变化会令皮肤的颜色发生改变。托马斯•温斯顿表示，人体的真皮“有时会受到附着于它的体液的染色”。萨缪尔•柯林斯也认为，皮肤的颜色由体液与血液的混合程度决定。解剖学研究中的这种论调，令欧洲学者逐渐将白色皮肤之外的肤色视为体液发生病变的表现，将其视为“退化”的象征。瑞士病理学家菲利克斯•普拉特曾经系统探讨了人体皮肤的“变色”问题。普拉特认为，皮肤颜色的改变源于体液的病变。他将黑色的皮肤也视为“变色”疾病的一种。他虽然并未明确表示黑人的肤色源于一种病变，却隐晦地提到，有人“试图治愈”这种肤色。在这种论调的影响下，欧洲的一些殖民者也将黑人的肤色视为体液缺乏滋养继而发生器质性病变之后的产物。英国探险家乔治•贝斯特更是认为，黑人的肤色源于血液发生病变之后的世代遗传。这些学者的观点，将黑人视为原初人种发生病变之后的产物，将其视为白人退化的异种人类。
近代早期欧洲解剖学与病理学关于人类身体差异的研究，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对人类族群演变的问题做出了符合“单源论”与“退化论”的解释。随着18世纪欧洲海外扩张的推进，欧洲学者开始建构包括所有人类族群在内的自然物种分类理论，试图打造符合欧洲学者认知的自然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当中，黑人等有色人种被束缚在人种等级的中下层，成为欧洲白人发生退化之后衍生出的人种。法国博物学家布丰的理论反映了欧洲学术界的这种趋势。布丰认为，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拥有最适宜人类成长的温度，这个区间中的种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民”。至于“尼格罗人”则是欧洲居民的“退化”版本，在理解力和情感方面都是“蠢笨不堪”的。他的理论颇能满足欧洲人固有的优越感，因此，“退化论”在启蒙时代的欧洲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布丰的“退化论”推动了欧洲思想家对已知的人类族群进行分类。“种族”在启蒙时代的欧洲社会逐渐与人体的生物差异画上等号，强调不同人种之间具有不可逆转的优劣属性，成为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科学”概念。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将人类划分为七大种族，认为黑人最为低劣。在他看来，“黑人巨大的圆眼、又宽又肥的鼻子、又厚又粗糙的嘴唇、畸形的耳朵，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低下的）能力都使他们成为远离其他人种的种族。”他还认为，非洲人的黑色皮肤是因为原始人类受到麻风病的侵蚀而形成的一种病理现象。在伏尔泰研究的基础上，博物学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将人类划分为五大种族。他认为，白人的肤色不仅是最美丽的，从科学角度而言也是“最为有益的肤色”，能够“提醒我们预防不为人知的疾病”。因此，他认为，白人之外的种族都是“人类形体发生退化的标志”。伏尔泰等学者的论述不仅发展了布丰的“退化论”，而且在种族分类的问题上逐渐确立了白人优越、有色人种低劣的价值取向。启蒙思想家在划定人种等级的过程中，逐渐将肤色视为评定种族优劣的主要标准。这种出于文化偏见的种族主义观念，随着科学认识论在启蒙时代的发展，逐渐侵入科学研究领域。
启蒙时代的欧洲学术界对人类族群分类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以肤色评判种族优劣的种族主义取向在科学研究中的发展。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对“种族”概念进行的界定，以及他对人类族群分类问题的思考，反映了欧洲学术界的这种变化。康德认为，所有人类都起源于“原初人种”。地方环境的差异使人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最终形成不同的种族。他认为，“北纬31度到52度之间的古代世界，是地球上混合了寒冷与温热气候的最佳地区”。因此，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白人最接近“原初人种”。这一地区以北的人类，由于过度寒冷的气候而逐渐退化为身材矮小的种族。至于温热地带的“尼格罗人”，由于生长条件便利、物产丰饶，也逐渐退化为“懒惰、软弱和轻浮”的种族。在“退化论”的基础上，康德将人类分为四个人种。其中，拥有“褐白色皮肤”的人类属于“原初人种”，拥有“纯白色皮肤”的北欧居民是原初人种的第一变种。在其他种族中，红铜色皮肤的北美洲印第安人属于第二变种，黑色皮肤的非洲人属于第三变种，肤色呈橄榄黄的印第安人则属于第四变种。
康德的人类学研究是欧洲种族理论“科学化”的重要转折。他的人类学理论承接自然神论对人类本质的解释，致力于突破启示神学关于人类知识起源的神秘主义阐释。在论述人类起源的论文中，康德将人类在伊甸园中的生活视为一种哲学譬喻，用以象征人类受到自然状态的束缚。他认为，上帝在伊甸园中对亚当传授的知识并不是一种神圣的启示，而是象征人类本能的“自然召唤”。因此，他认为“失乐园”象征着人类运用理性超越动物本能的束缚，“标志着人类从动物的粗简向人道的转变，从‘自然的监护’到自由境况的转变”。康德关于人类起源的假说与“退化论”结合之后，形成了一种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类学理论。一方面，人类在起源之时的“自由境况”赋予了“原初人种”的平等。另一方面，“退化论”在理论上消灭了原始的种族平等，为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种族主义理论提供逻辑上的自洽。与此同时，康德的人类学理论也开启了“科学种族主义”用肤色差异作为衡量种族区分的唯一标准。他对“种族”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认为“种族”指的是“能够将同一个‘门’之中的动物进行区分与分类的差异。这些差异必须能够永远在同一类动物之间进行代际遗传”。对于人种之间能够进行代际遗传的特征，康德武断地强调：“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除了肤色之外，没有其他遗传性的区别。”
康德以肤色作为基础，推进了现代种族概念的“科学”化。他对种族优劣的强调，似乎与他推崇“永世和平”的世界主义哲学自相矛盾。正如美国学者莎莉•哈奇•格雷所言：“康德关于自然的科学理论戴上了一个普适性的面具，其下展现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这个面具使得一个预定的，尤其具有伤害性的‘种族’神话得以传播。”康德的这种哲学矛盾，令现代的诸多学者难以理解。他们试图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寻求调和这一矛盾的内部张力，却始终难以解释康德在种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然而，若是以宏观的视角加以审视，康德关于种族概念的界定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背景。他对种族的分类与分级，以及启蒙哲学家关于种族分类问题的探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殖民扩张时代对于稳定性与确定性的要求。近代早期的欧洲文化经历了从不确定性向“秩序文化”的转变。美洲的“发现”与古典哲学传统的再发现，使得以基督教神学世界观为核心的欧洲传统知识体系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康德对于种族的分类，以及启蒙哲学家对人种等级秩序的划定，反映了欧洲社会试图重构全新的世界理论体系，进而打造以欧洲文化为核心的世界殖民秩序与文化秩序。启蒙哲学家对秩序文化的追求，最终使得他们对种族概念的阐释打上了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在此过程中，强调“理性”与自然秩序的科学认识论，无意中成为推动种族主义发展的理论工具。
三、“文明优劣论”
与“科学种族主义”政治化的发展
康德关于种族优劣与普遍人权的思考凸显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康德哲学的内在冲突反映了大西洋世界的世界主义理想与殖民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普遍人权的哲学设计之下对于种族优劣的论证，预示了19世纪大西洋世界在政治场域中的巨大变革：一方面，19世纪初的欧洲与美国掀起了追求“普遍人权”的大众民主运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欧洲殖民帝国的全球扩张，使得“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科学种族主义”为大西洋世界的社会精英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用以掩饰西方“普世价值观”和殖民扩张中产生的社会不平等因素，进而为新社会模式中的群体差异提供稳定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的兴起促使大西洋世界的种族研究者全面建构“白人优越”的理论体系。由此，19世纪的种族科学从物质与文化方面，全盘否定有色人种作为“人”的存在价值。
在这种社会风潮的影响下，“退化论”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的种族研究中发生异变。启蒙时代的“退化论”虽然宣扬有色人种的“劣等性”，但它并未否认黑人与白人种出同源。这种理论取向强调有色人种与白人之间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为有色人种的平权运动提供了“科学”上的可能性。然而，欧美殖民帝国的兴起推动种族科学不断向殖民政治倾斜。二者的联姻，使得传统的“退化论”无法满足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者的政治需求。大西洋世界的种族研究者逐渐基于不同人种的生理差异评判这些种族的文化体系，试图从身体特征到文化制度论证有色人种的全面“退化”，进而宣扬人种之间不可变易的种族区隔。英国学者詹姆斯•普理查德的种族学说反映了“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的变化。他利用颅骨学的研究成果，论证种族之间的优劣。他宣称欧洲人的面颅骨在头骨中所占的比例最小，非洲人的比例最大，黑猩猩的比例比非洲人的比例更大。因此，他认为非洲人的感官更敏感，智商更低，称：“非洲人的头骨是为了感觉的完美而构造的，不太适用于智识器官的进化。”普理查德的研究强调黑人与黑猩猩的相似性，把黑人视为完全不同于白人的另一个物种，使得“退化论”中的种族歧视观念逐渐发展为种族隔离理论。
普理查德的这种理论倾向在欧洲学者对“退化论”的修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普理查德的好友威廉•劳伦斯以美洲物种的演化为例，批驳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他认为，“退化论”无法证明白人的优越性，仅仅是“一些学者的奇思妙想”。因此，他试图从更加“科学”的角度论证白人的“优越”与黑人的“低劣”。劳伦斯赞同普理查德的理论，认为黑人仅仅具有感官的敏锐，往往“沉溺于令人厌恶的声色犬马之中，表现出粗野的自私”。劳伦斯将黑人的这种“野蛮”进一步发挥，强调除了白人之外的种族都是“顽固、残忍、自私、狡诈”，并且“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因此，他认为黑人无法理解艺术与科学。劳伦斯的理论表明，19世纪的种族科学具有明确的目的论倾向，试图全面论证有色人种的“劣等”。
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的欧洲学者将种族歧视的文化、种族隔离的政治理论与关于种族问题的科学研究杂糅在一起。他们在“退化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文明优劣论”，强调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种族鸿沟。
法国人类学家乔治•居维叶的人类学假说成为这种理论融合的一个经典案例。居维叶按照肤色等身体特征将人类分为三个种族：“白皙的高加索人种”“黄肤的蒙古利亚人种”以及“尼格罗或埃塞俄比亚人种”。在此基础上，居维叶将白种人分为闪含语系的“叙利亚分支”和印欧语系的“印度-日耳曼-贝拉斯基分支”。在他看来，“叙利亚分支”的民族虽然也拥有“美丽的头型、卓越的肤色与发色”，却并不具备运用科学与艺术的能力，而是将其“变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论”。与之相比，印欧语系的欧洲民族“将哲学、科学与艺术发挥到了最极致的完美”，并且“在几千年来始终是人类知识的守护者与保管者”。因此，这个分支的民族应当“置于所有人种当中最为优先的地位”。居维叶由此将白种人建立的欧洲文明视为世界文明的顶峰。
另一方面，居维叶承袭普理查德与劳伦斯的理论。他将人种之间的差异追溯到人类起源之初的地质环境差异，提出了与“单源论”的传统人类起源理论略显不同的假说。居维叶在他的论著中表示，人类虽然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造物之初的大洪水使种族之间的联系早已荡然无存。人种的“退化”早在创世纪的时代就已经发生。大洪水到来之后，“蒙古利亚人”和“高加索人”的祖先“往相反的方向逃去”，由此造成了两个种族在身体特征与文化制度上的巨大差异。至于黑人，由于“他们的形体与野兽无异”，因而“可能在大洪水之前就与其他两个人种分开”，并且成为“最为退化的人种”。虽然居维叶承认黑人与白人源于同一个祖先，但是大洪水之后各自独立的发展使得黑人最终“堕落为”与白人完全不同的种族。两个种族的文明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居维叶的猜想表明，“文明优劣论”逐渐超出“退化论”强调的人种同源理论，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日渐倾向于“多源论”的假说。
居维叶倡导的“文明优劣论”在大西洋世界愈演愈烈，逐渐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渗入欧洲殖民帝国的政治话语当中。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发展了居维叶的理论。他秉承自然神论对《圣经》的自然史解释，将天使与恶魔的善恶之争视为人类种族起源的神话象征。他认为，人类在原初状态存在两种意愿。一种是“神圣意志”，另一种则是“自然意志”。前者使人类热爱和平、崇敬上帝，后者则令人类专注于“理智、感性与野心勃勃的意愿”。人类在道德领域的分裂伴随着地理上的分化，最终促成不同种族的诞生。这些种族虽然表现出多样的身体特征，但他们始终在“善”与“恶”的道德光谱中分化。在此基础上，他将人类族群分别纳入“文明”与“野蛮”的范畴。他认为，古代中国、印度与波斯构成最古老的文明，属于第一等文明；古代两河流域、小亚细亚、阿拉伯和古希腊文明属于第二等文明，欧洲的主要民族则属于第三等文明。至于其他种族，则不属于文明之列。在此基础上，施莱格尔认为，为了防止人类从文明状态“退化”到野蛮状态，文明的种族必须征服野蛮的种族。这种理论倾向为欧洲殖民帝国的对外征服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种族主义”也剥下了科学研究的假面，退变为一种政治话语。
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瑟姆的人种分类理论反映了欧洲人类学研究的变化。他认为，真正决定种族差异的因素在于头骨与面部骨骼的特性，因为“头骨是大脑的容器，而大脑则是不同种族互相区分的关键所在”。莱瑟姆认为，头骨与脑部进化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种族的优劣程度。语言的使用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则是这种优劣性的体现。因此，莱瑟姆将“身体特征”“语言特质”“社会发展模式”作为区分种族差异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他将人类划分为“蒙古利亚种”“亚特兰蒂种”“伊阿佩托斯种”。他认为，白色皮肤的“伊阿佩托斯种”的头骨和面骨的比例、语言特征都优于其他两个人种。此外，欧洲人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既通过武力征服改变了历史进程，也通过宗教、文化与科学的传播改善了其他种族的社会进程。至此，19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完成了从科学研究向政治理论的转变。欧洲的人类学家将白人在身体层面的“优越性”加以发挥，不仅使得白种人成为站在生物属性顶峰的人类族群，也将其建构的政治体制、宗教体系、人文艺术视为居于世界魁首的文明体系。由此，黑人与其他有色人种遭到了从身体素质到文化修养与思维能力的全盘否定。
“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的变化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密不可分。欧洲列强与美国开始逐步建构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世界体系。欧美列强在政治、经济层面对世界的支配，使得大西洋知识共同体的种族研究者认为白人站在了世界文明的顶峰。他们对不同人种进行的分类由此抹上深刻的政治色彩。“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狂飙突进当中，也早已超出了学术思考与科学研究的范畴，成为种族主义政治主导下的学术傀儡。威廉•劳伦斯在其人类学研究中便宣称：“只有白色皮肤的民族享有自由的政体……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欺凌，确保舆论与信仰的平等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宣扬的“普遍人权”与殖民主义推行的种族压迫，在“科学种族主义”的范式之下结成了怪异的政治同盟。
四、“多祖论”与“科学种族主义”
理论政治化的极点
欧洲学者利用“科学种族主义”理论缓解普遍人权论与种族优劣论之间的冲突，为欧洲殖民帝国在大西洋世界推行的殖民政治提供了合法性。然而，这两种理论的内在张力导致19世纪的大西洋世界出现了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现象：在制度层面，奴隶制被视为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制度设计，由此遭到普遍的谴责。废奴主义运动也日渐高涨，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场域不断引发激烈的震动。然而，意识形态层面的种族主义理论却愈演愈烈，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民主原则分庭抗礼。更有甚者，一些主张废除奴隶制、标榜“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人物往往也是活跃的种族主义分子。19世纪大西洋世界在政治理论层面的这种自相矛盾，令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感到无所适从。“科学种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演变，对于理解这一矛盾提供了一种理论路径。
1845年，美国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自由钟声》上发表社论，批判拥奴主义者利用“科学种族主义”为种族政治赋权的做法：“当他们向世界宣扬尼格罗人的无知，宣扬尼格罗人智力低下，生而不具备享受自由的能力之时……当他们向世界宣扬奴隶是不道德的、堕落的、退化的，他们便令世界知晓了自身的罪恶。”大西洋世界的拥奴主义者利用新兴的种族科学，论证奴隶的劣等性，从而为他们对黑人进行经济剥削、政治压制与道德批判赋权。身处“科学种族主义”愈演愈烈的19世纪，道格拉斯看到了种族科学与种族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称：“黑人奴隶制并非夺走一部分人权，而是将其悉数抹杀；并非夺走一个人的财产，而是使其成为财产，并且摧毁他的身份，将其视为野兽与爬行动物一般。”因此，19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打上了深刻的种族政治烙印，成为拥奴主义者为奴隶制与种族主义政治辩护的理论工具。
道格拉斯曾经寄望于基督教神学强调的平等观与道德观。他曾描述新教的牧师为美国的人性缺失而忏悔，斥责美国的拥奴主义者为了论证“我们这个种族的劣等性”而犯下的罪恶。然而，道格拉斯试图以宗教“净化”种族主义理念的想法似乎有些一厢情愿。早在1823年，长老会牧师萨缪尔•米勒便在一次布道中直言：“他们（黑人奴隶）的智力与道德具有一种自然退化的倾向。”20年后，一位神论教派的牧师奥维尔•杜威更是毫不掩饰地宣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有色人种，必定是一个少数而受到压制的群体。……他们虽然分散在我们当中，却由于不可逾越的身体或智力隔阂而与我们互相分离。”杜威的这种观点表明，“科学种族主义”的政治化倾向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愈演愈烈，从而成为与种族主义政治密不可分的“怪胎”。
科学与政治在19世纪的纠缠，不仅使得大西洋知识共同体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治话语日渐侵入实证科学的场域当中，从而扭曲了19世纪关于人种问题的科学研究。从科学“内史”的角度而论，种族主义与科学研究在大西洋世界的纠缠催生了
“多祖论”的人类学理论。这种理论使得大西洋两岸的种族文化愈演愈烈，最终使得现代人种科学蒙上了种族主义的阴影。针对人类同源的理论，美国人类学家查尔斯•科德维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将人类不同的种族放在动物界的整个物种体系之内，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适用整个动物界的分类方法。他认为，非洲人与黑猩猩之间的相似性比他们与白种人的相似性更大。非洲人与白种人并非同一个种属。此外，他否认“退化论”与“文明论”强调的种族变易假说，认为“退化论”的环境改变种族特性的观点并不符合科学，“文明论”强调教育改变种族特性的观点也不可取。他颇为傲慢地强调，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教导”没有意义。如果让一个受过白人教育的黑人回到他的部落，“他的知识就会退化，直到返回最初的愚昧状态当中”。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非洲人“并非为了科学与知识而生”。科德维尔对“退化论”和“文明论”的批评，彻底否定了黑人与白人种出同源的“平等”地位，利用科学研究在两个种族之间建造了一堵互相隔绝的城墙。
科德维尔的理论得到了大西洋两岸人类学家的认同。美国学者萨缪尔•莫顿进一步论述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存在不可改变的种属差异。他认为，印第安人的大脑结构与白人不同，他们“无法思考抽象的概念，只能理解简单的定义，拒绝任何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分析的思考”。因此，印第安人始终保持着他们在诞生之初的原始状态，即便与白人社会的密切接触也无法让他们发生任何改变。关于黑人的种族差异，莫顿更是态度鲜明地认为，黑人与白人同种同源的理论无法通过考古证据证明，两个种族有着各自独立的人种起源。在此基础上，莫顿结合了18世纪末的生物学研究与19世纪初的民族志研究，将人类划分为四个种族和二十二个语族。他认为，“高加索种族”中的“日耳曼语族”最为优秀，“（他们）获取知识的能力很强。他们在音乐、诗歌与戏剧方面与所有的现代民族相匹敌，在语言和科学的成就上也鲜有敌手”。
莫顿的主张是对人类学研究中两种不同方向的糅合。在现代“种族”概念建构之前，西方社会主要利用“民族”概念对不同的人类群体做出区分。“民族”的划分虽然也强调不同人类群体的生理差异，但并未深入论述造成此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更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民族优劣理论。因此，在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种族”与“民族”原本具有不同的学术指向。随着人种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学家开始尝试将所有的“民族”纳入更为宏观的分类当中。他们试图厘清不同人类族群的生物共性与差异，“种族”的概念便在这些研究中得到逐步建构。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传统的“民族”研究，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糅合在生理差异的分析中，逐步建构了现代“种族”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者将“种族”与“民族”的概念混于一谈，开启了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科学研究中互相纠缠的“潘多拉魔盒”。莫顿的理论推动了这种倾向在大西洋两岸学术界的发展，使得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差异已经远远脱离了本就远离正轨的学术探讨。
人种科学领域的这种变化，使得“科学种族主义”彻底成为白人压迫其他有色人种的一种政治修辞。随着欧美工业文明的建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狂飙突进，白人自诩为世界的主宰，不仅为整个人类文明制定法则，也为自然界中的所有物种排定次序，打造了契合殖民秩序与种族主义理论的人种分类理论。大西洋世界的种族科学家由此建构等级森严的物种分类体系，将白人和有色人种也囊括其中。美国人类学家约书亚•诺特的人类学理论反映了“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的这种变化。诺特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物种进行分类，提出了明确的物种分类概念。他认为，“种”（Species）指的是“动物界和植物界的一个门类，是由它们身上恒定的、无差别的结构特征所决定的”。“属”（Genus）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分类，“包括同一个门类（class）的所有‘种’（Species）”。猩猩、猴子与狒狒虽然出自共同的“属”，却是不同的“种”。因此，他认为人类也适用这种分类方法。不同的种族虽然属于同一个“人属”（Genus Homo），但属于不同的“人种”（Human Species）。根据生物学的法则，这种划分方法意味着“不同的人种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白人与黑人就像马和驴一样，是完全不具有亲缘关系的两个具有独立起源的“种”。此外，诺特还借用“退化论”抨击种族融合的合理性。只要高加索种族的民众与“其他劣等种族混合，他们就会堕落到野蛮状态”。
诺特的理论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赞同。美国学者路易斯•阿加西明确表示：“人种的‘统一’和人种起源的多样性并行不悖，这也是普遍的自然法则。”在此基础上，阿加西打乱了不同人种在动物界中的排列次序。他在一封学术通信中表示：“事实在于，一些学者认为的猩猩实际上是猴子的一个亚种，而人类当中的一些种族与那些被称为‘猴子’的物种并没有什么区别。”英国学者查尔斯•史密斯也从物种演变的角度进行人种分类。他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经历了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演变过程。高等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接受了刻印在低等动物组织中的特征”。人类的大脑同样经历了这种进化过程，而“高加索人种的大脑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进化阶段”。因此，他将人类大脑的优劣程度按照从低到高的物种次序依次标记为：“尼格罗型”“马来型”“印第安型”“蒙古利亚型”和“高加索型”。阿加西与史密斯将白人为主的“高加索人种”置于整个物种系统的顶端。他们将“白人优越论”与科学研究进行的结合，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内推动种族主义政治和对外推动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结语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大西洋世界见证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多变迁：大众民主在大西洋两岸愈演愈烈，启蒙哲学家所设想的“人民主权”与“普遍人权”似乎已经浸染了大西洋世界的文明底色。然而，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却被排除在这种政治乌托邦之外，在白人新造的文明世界当中毫无立锥之地。这种矛盾使得史学研究者不断质问“怎样调和奴隶制的不平等与解放、民主的理想之间的理论冲突？”对此，美国学者克里斯汀•埃利斯认为，实证主义在近代早期欧洲学术体系当中的兴起，促使欧洲学者抛弃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理念，强调人类与动物的诸多共性。这种理论思考，使得欧洲学者不仅开始将人类按照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分门别类，排定次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弱化了人类例外主义的原则，重构人类平等的逻辑”。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显著的身体特征、解剖学构造，以及其他可以测量的特征”，取代了人文主义强调的“理性”与“灵魂”，成为欧洲学者探讨种族特性的主要依据。因此，在埃利斯看来，种族科学的兴起，有其必然的知识史演进路径。埃利斯虽然强调了种族科学在大西洋知识史背景中遵循的演进路径。然而，他的理论似乎将种族科学纳入了一条线性的历史发展之中，忽略了科学理论产生的“外史”背景。
1931年，英国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其名著《历史的辉格解释》中，批判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史学家以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审视历史概念的做法。他们为“进步”“新教主义”与“自由”而欢庆，并且将其作为阐释历史概念的标准。这种理论取向将“过去从属于现在”，由此“导向了历史事件之间的一种过于简化的关联，完全误解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然而，“辉格范式”并不仅仅局限于史学阐释之中。巴特菲尔德同样注意到，自18世纪末开始，以“辉格范式”为特征的“新史学”与日趋成型的“新科学”之间结成了新的知识同盟。“进步”与“演化”的观念，由此超脱了史学与自然科学各自探讨的话题领域，推动了欧洲学者对于人类族群演变问题的思考，同时也促使他们站在欧洲中心的立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辉格范式”对现代科学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科学史的书写成了以“科学”为名，进行道德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进步主义叙事。
在这种叙事之中，现代科学确立的各种原则与标准成为历史书写的终点。科学史由此成为从“前科学时代”的野蛮向这些“科学”原则与标准不断演进的线性叙事。科学史书写当中的这种理论取向，过于关注科学演进过程中合乎现代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与理论，轻视了更为广泛的历史背景。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研究范式的影响下，科学史的一些研究忽视了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以“科学”为名进行的各种政治活动，无意中将科学活动与政治史背景进行了切割。在现代“科学”概念渐趋成型的18世纪，“科学不仅作为意识形态或政策，也作为一种（政治）风格与表演发挥着功用”。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欧洲知识体系在启蒙运动前后经历的“科学化”历程，也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建立在物种分类研究基础上的“种族”概念的“科学化”以及“科学种族主义”的衍生，反映了科学与政治在大西洋知识社会中的纠缠。
然而，种族“科学”与种族主义政治的纠缠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欧洲学者，对于包括种族分类在内的人类自身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化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体现了欧洲学者试图阐释“关于自然与人类的更为普遍性的哲学”，同时也“深深植根于当时的政治现实之中”。一方面，欧洲以自然史、自然哲学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研究者在超脱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过程中，试图以“科学”的价值理念与研究方法，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分门别类、排定次序。他们在符合欧洲学术话语的理论框架之内，试图再造自然研究的知识秩序。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推进，欧洲的殖民者将这一套全新的知识秩序应用在帝国治理与殖民地统治的政治活动之中，从而塑造了强调欧洲白人优势地位的种族优劣理论与种族主义政治。欧洲认识论自近代早期开始的重构，使得“对于传统的批判性解读、对于自然的系统性研究与致力于建构民族认同的特殊主义，以及由人类本质问题研究带来的等级制度共存”。传统基督教神学世界观与现代科学认识论之间的碰撞、欧洲全新的知识体系与旧有的知识结构之间的冲突，由此为欧洲学者重新建构人类族群的分类理论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此过程中，欧洲社会对于“秩序文化”的追求塑造了一个怪异的同盟：一方是追求普遍性原则的科学认识论，另一方则是强调欧洲特殊性与白人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政治。在这一同盟的影响下，“种族”在欧洲学术界逐渐演化为强调种族优劣与种族区隔的政治概念，并且得到现代欧洲科学的赋权，最终沦为欧洲殖民者进行殖民统治的理论工具。
本文作者孙一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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