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教授对“人民经济”进行了重新阐述，立刻就遭到了向松祚、任泽平、马光远、赵建、逆行斋主等一干人的疯狂围攻：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谩骂、人格侮辱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一丝一毫的学者风范。那么，“人民经济”究竟触碰了谁的逆鳞？
其实，中国现时许多“公知”和“精英”都有双重人格或者说有两张“皮”：一方面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内为国家和人民做了点事情，也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成果、人脉和光环；另一方面他们又与权贵、官僚阶层、垄断资本、既得利益集团、中外买办势力、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长期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熏染，在思想、个人收益方面高度依赖依附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对西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充满了幻想，并渴望迅速融入进去；他们极度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极度反感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他们极度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而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已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他们极不愿意看见资本和私有制之外任何新生力量的生长；他们胸怀狭窄、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容不得任何中肯的反对意见和理性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看一切问题都是从个人利益或者所在集团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坚决反对。现阶段，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只要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未实现，他们在中国就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明白了这些，就会懂得向松祚等人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地围攻温铁军教授了。
温铁军教授所诠释的“人民经济”包含：自主性、在地化、综合性、人民性四个特征。
“自主性”，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国家的战略安全，要高度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关键与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关键环节不能被外资控制，要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新攻关。“两弹一星”、中国3艘航空母舰、东风系列导弹研制成功就是最好的正面例证；从命运多舛的“运十”到Ｃ919大型客机国内艰难领证，再到“芯片”技术处处受阻，负面惨痛教训尤为深刻。
“在地化”，就是说本土资源的开发及其形成的收益要为本国服务，也就是说要形成“发展－良性开发－收益－占补（补偿）+反哺－跨越发展”的良性循环运行机制。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如“稀土之痛”：中国稀土资源大量贱卖给美国，不仅打破了我国在此项高新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壁垒，造成核心研发技术的外流和稀土资源的惊人浪费，而且还中了美国佬“吃别人的省下自己的”的奸计。
“综合性”，是指企业不能片面追求短期利润增长，而要认真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发展，要忠实地尽企业的社会义务，为共同富裕做出应有的贡献。绝不能向任泽平顾问的“恒大”那样，把天量的利润揣进个人腰包，而把天大的“爆雷”甩给了国家、地方政府、合作商和广大购房者。更不能向“柳教父”那样把“联想”化公为私，造成国家控制权的丧失。
“人民性”，是指国家的经济主体选择问题，也就是所有制问题，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决捍卫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以做大做强做优做精做专国有企业为核心，坚决筑牢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坚决维护好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打破“精英治企”的藩篱，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企业生产、研发、管理和改革中去，真正公平参与到企业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去，不能让改革的红利一次又一次总是只落到少数人头上，而却把改革的阵痛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甩给广大劳动者，这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国房地产改革就是一个生动而鲜活的例子：背离了人民性，无论孟晓苏、马光远、任泽平、董藩之流房地产专家多么起劲地为房地产经济站台，纵使把“房住不炒”喊破天，即使全国各大中城市“差生文具再多”，调控工具箱里释放的政策再多，也无法彻底扭转中国楼市的尴尬现状。
几十多年来，中国的政界、学界、官宣，尤其是“公知”和“精英”们，一直像向松祚和胡锡进之流热切期待的那样，没有炒作中美分道扬镳，也没有挑战美国，更没有挑战美元的霸权，而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中美夫妻关系，但是我们的妥协退让又换来了什么?!是8次一次比一次难以忍受的羞辱，是一次又一次超极限的经济施压和贸易绞杀，是在台海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地“切香肠”，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链—网”双重锁定，是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和组装车间，是美元收割的韭菜地。
“人民经济”虽然不是一个新名词，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其内涵和外延完全可以与“人民中心”理念一样，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人民经济”理论完全可以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摒弃二者的弊端，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且完全可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焕发出不竭的动力、无限生机、勃勃的活力。
“人民经济”完全可以对中国现有的民营经济、混合制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抑制其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然在改造的同时，别忘了对向松祚、任泽平、马光远、王富重、董藩、赵建、逆行斋主等中国“公知”和“精英们”的思想进行改造，祛除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使他们真正树立起“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彻底脱胎换骨，重新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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