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互联网以及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及其相关技术是公有制生产方式充裕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也是其极佳的治理条件，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可以为公有制社会形态提供高效的生产力基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为公有制经济方式资源配置和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提供了高级的调节手段，为企业和国家的科学治理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方法，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对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贯彻联合劳动原则构建有效的约束机制，都是更为成熟的管理生产力条件。因而，公有制事业在高级互联网时代可以运行得更为顺畅更加公正，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分析在新时代更显正确性。
关键词 公有制 生产力 互联网 马克思主义 管理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依据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生产方式具备了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已不再是空想。然而，时至今日世界仍然是私有制为主体，从第二国际开始直至今天，一直有些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达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程度，中国生产力落后不足以支撑公有制为主体。习近平强调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为此必须表现回应怀疑、唱衰公有制的社会思潮。
一、公有制生产方式为何、如何适应生产力的高效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能够顺利高效地发展生产力，其原因，一是在调节机制方面，计划安排社会生产既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又不会造成生产过剩。二是在激励机制方面，按劳分配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是在约束机制方面,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联合劳动实行人民管理制可以掌握社会的命运，巴黎公社式民主的管理选举监督罢免制度可以防止管理者蜕化变质。
反对公有制的思潮和研究公有制改革的主流学术观点，都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质疑。首先，在调节机制或资源配置方面，一些人认为社会经济计划难以准确掌握并及时跟踪不断变化的经济信息，难以科学计量资源，因此无法将资源配置好；另一些人认为，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也无法运行好。其次，在激励机制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产品经济无法令人信服地衡量劳动的质量和贡献，因而难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很多人认为公有制经济肯定产权不清，没有人会真正对公有资产负责，私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再次，在约束机制方面，有些人认为，计划经济的行政约束功效不可靠；有些人认为，公有制经济委托代理关系层次多，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使得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很困难，加上大部分委托人“搭便车”，公有企业必被内部人所控制，所以，公有化程度越高效率就越低。在现实中公有制的运行历来存在问题，如资源配置不科学、收入分配不合理、腐败与办事不公问题严重等。
由于公有制经济面临调节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方面的困难，许多人一方面主张对公有制企业努力揉入私有成分，另一方面主张重点发展非公企业。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内，一些人提出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不够高，难以充分发展公有制经济，恩格斯曾认为十九世纪中期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成熟，现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仍然不成熟。
(二）搞好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事业与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实际上，生产力水平早已能够满足搞好公有制经济的需要，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使公有制事业的 治理更容易。进入21世纪以来，给世界带来最大变化的生产力互联网技术大爆发，使人类进入高级信息化时代，为人类活动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平台。与互联网关系密切的当代主要技术还有高性能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互联网应用的突出成果物联网、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往往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人工智能等。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推动着经济、社会、政治发生革命性变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新生产资料引发的生产力智能革命，为经济方式变革提供条件。
互连网以及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奇妙技术为公有制事业运行机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技术基础。首先，互联网相关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互联网等设施具有信息聚集与整合能力的无限性，公有制事业可以在互联网上形成信息齐备的虚拟世界，并在其中展开管理。网络信息展示可以实现充分的透明性，而公开透明是真正实现公有制所有者民主决策的前提，也是有效制约代理人的条件。其次，互联网相关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利益不一致问题。网络监督就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又可以不得罪人；互联网破除了空间限制、进入成本极低，群众参与高度便利；在互联网上不仅可以网络投票，还可以公开质疑代理人，可以阐述正确主张、澄清错误观点影响他人。再次，互联网相关技术可以为国家经济调节、国家治理监控提供充分有利的条件。互联网上信息传递具有时效性、信息交流具有互动性、信息使用具有预测性、信息决策具有客观性、信息系统具有管控性，利用这些特点有完全可以把公有制事业治理调节好，可以有效地抑制官僚主义。
马克思（2009）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对于经济的生产力物质条件，人们通常重视生产条件，恩格斯强调交换条件同等重要，从今天的情况看，管理条件也非常重要。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不能仅仅归结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包括管理水平的提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不仅是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也是最重要的管理条件或管理生产力。科学家和政论家曾多次表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并非经济原因，而是苏联掌权阶级不恰当的治理（Ю.琼科夫，2015）。互联网的主要相关技术可以使公有制事业调节管理、激励约束的制度更恰当，从而使公有制事业实现更好的治理。虽然公有制经济的调节管理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功能好坏关键在设计，不一定非得有这么高级的生产力，但管理条件生产力的发展给这些机制的变革发出呼声，也带来卓越的条件，从而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为现实。
二、互联网时代的生产力与公有制生产方式的调节与治理
(一）互联网时代的科学技术与公有制经济方式的宏观调节和计划性
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行计划经济，学术界分歧很大。本文认为，目前争论未来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方式意义不大，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留给时间或实验去回答；创造条件更好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才是更重要的任务。在经济运行方面当下我们关注的应当是，现代技术对公有制经济调节机制提供了新的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大的可能，构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王彬彬,李晓燕，2017）是现实的较好选择。
在高级互联网信息时代，企业可以根据社会总产能及其扩展速度预测调节自己的投资行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受阻表现为部分产品过剩、部分显性产能过剩与严重的潜在产能过剩。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智能化、全息化的大数据分析至少可以通过指导性计划实行一定程度的“按需生产”预防生产过剩，并促进资源的优化分配。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时期也会出现产能乃至产品的严重过剩，但那是私有力量盲目追求利润、国有企业未能完善约束机制、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收入分化导致消费能力相对不足的结果。但不管怎样，互联网信息时代国家根据供求分析预测对宏观经济进行相应的调节，完全可以使公有制宏观经济运行更为顺畅。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市场才是宏观经济调节的最佳手段，这不符合经济演化的客观趋势和各国经济调控的现实。
(二）互联网时代的科学技术与公有制生产方式的企业经营管理
互联网相关技术可以为搞好公有制生产方式下企业的科学经营管理发挥巨大作用。
营销管理方面：（1）产品决策。满足市场需要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核心。企业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越来越能及时了解市场需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可以与需求者直接挂起钩来，商业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顾客）在生产性企业也可以实施。未来，企业管理会以人工智能为平台，这一平台会显示市场变化和经营风险、提出应对方案；这个“参谋”给出的提示，会更全面、更客观（乔泰，2016），克服官僚主义。“德勤智慧债券”信用风险评级模型2017年5月31日上线，到11月末预警了7家企业违约，成功率100%。（2）定价管理。大数据云计算为企业定价提供了更好的依据和效率。梅西百货根据市场需求和库存的情况，利用SAS的系统对7300万种货品进行实时调价。（3）促销方式。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广告宣传方式。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向顾客推介经济适用的产品和快捷周到的服务，可以留住客户并吸引更多的买家。像京东那样的互联网销售平台公有制商业也可以运用。（4）销售渠道。云计算满足顾客在任意位置通过信息终端获得即时服务如打车，方便了服务营销。云控制使相互关联的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活动构成价值链。运用互联网技术可以使信息、制造、仓储、采购销售、电子商务、运输配送等环节联系起来，组成高服务低成本的智慧物流（周叮波,邓松，2017）。企业利用互联网可以随时完成全球销售的统计分析，精确控制库存，乃至实现零库存。以上情形可以促使公有制企业减少动荡而稳健经营。
生产管理方面：工业、农业、交通、物流、电网、安防、环保、医疗等行业智能化并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可以使生产过程及其管理规范化。在基础设施方面，把感应器装备到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油气管道、建筑、电网、供水系统、大坝等各种物体中，能够对网络内的人员、机器、设施、设备实施有效管理和控制。RFID生产线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督生产过程，准确采集主要工序与食物检验、检疫等信息，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RFID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追踪其流向，更好扼制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专家系统的帮助下，可以建立系统诊断、技术组装、个性指导的精准农业，相关机构对每块耕地的种植种类、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时间等事项做出具体建议，可以让公有制农业企业科学而规范地进行生产。
资源管理方面：（1）财务管理可以通过网络运作进而运用人工智能协助，采集信息分析数据成本低、无失误、速度快，非常适用于日常财务会计工作。例如可以随时按任意时间段提取财务报告，可以随时编制出项目与年度“决算”。融资工作也已经广泛使用高效率的互联网。（2）技术管理应用人工智能当然非常有利。（3）人力管理可由网络招聘进而实行人工智能协助考核。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通过云认证，无论工作如何分散，距离多远，劳动者的工作纪律、工作态度、能力水平、工作成绩都能检索出来，国有企业个人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中的官僚主义和人际关系影响将得到一定克服。（4）物资管理。利用供应链管理(SCM) 可以更精细地采购、保管、供应和利用企业所需的物资。此外，如果企业也使用支付宝，会比存在一系列风险的银行信用证更容易解决交易诚信难题。
综合管理方面。企业的各种信息管理系统，都能提高管理效果和规范性，缩短管理时间、减少管理错误和管理成本，包括大部分会议都不必开。ERP把企业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和财流汇成可以综合把握的有机体。信息网络可使大型国有企业组织形态扁平化，减少组织层次且消灭信息孤岛，从而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与准确性，防止层级过多导致信息衰减与变形，指挥效果递减。
(三）互联网时代的科学技术与公有制社会经济形态的国家管理
实现管理的效率性：国家的信息化管理可以实现管理全过程——从决策布置、提示督办到检查汇报、监察审计、考评总结——的动态监督管理的系统整合；通过网格化管理，政府可以促进多部门、多环节管理无缝衔接，建立高效的协作管理机制；通过运用综合化、最优化的管理方法，可以实现管理对象全覆盖、资源信息全共享、岗位责任全落实（秦宣，2016）。借助于网络及其相关技术，群众和单位到政府办事回复和办结的速度能极大提高，国家能将管理的政策、意见和资金直接传达于基层与公众，发挥好行为规范、政策落实、为民服务、投诉反应、监督处置等作用，大大提高政务效率，克服传统公有制事业管理上的官僚主义。
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互联网可以实时提供全面的信息及其整合，例如公众在网络上的搜索或购买等活动都可被记录与分析，相关部门通过分析这些信息可以评估可能会出现什么经济社会问题。智能专家系统不仅可以在微观领域运用也可以在宏观领域里运用，“专家系统”不仅可以达到专家同等水平，更重要的是行事可以不看上司的脸色，不会出现许多思维上的逻辑错误。大数据可以使国家管理实现用数据说话，而依据数据进行预测、评判、决策和创新，既可以用于国家自身决策，也可用于对公有单位的决策把关和工作指导。高级信息化技术还可以用于创造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沟通协商机会，用于放开与协调群众的决策参与，使政府及其决策变得更为合理。
实现管理的高效果：物联网将相关人员、机器、设施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一体化运营，实现远程监视、诊断、报警、控制和维护。物联网可使人们以更加精细的方式管理生产、社区和城市，提高公共服务的监控能力。例如为了抑制医疗机构过度检查过度手术过度用药和可能的责任心不强等现象，可将患者诊疗体征、检查影像、诊断与处置记录等病案资料电子数据化，对婴儿防盗、护理流程等实行监控，电子档案对患者、医保机构、卫生主管部门和监察机构开放。政府可将物联网与环保设备对接，对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源、污染指标、污染治理工作实时监控。利用区块链创建供应链实现商品流与资金流同步，便于追查假货。此外，在人工智能比如机器人看病的领域，管理起来也更容易。
国家对公有制事业治理得好，增强人民内心的认可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基础就会极为巩固。
三、互联网时代的生产力与公有制生产方式的激励机制
公有制生产方式构建公正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必须设计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和公平竞争的人事原则。这些原则的贯彻不以当代技术为前提，但互联网相关技术对贯彻这些原则却是更佳的手段。
201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2013）做了题为《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的发言，指出在我国求人现象成了常态。有些求人现象可能与激励无关，例如小孩生得好要求人，病治得好要求人，而其中绝大部分与激励直接或间接有关，诸如上幼儿园、上重点校、高考、考研究生，诸如找工作、调动工作，参军提干，诉讼判案，评职称乃至评院士等诸多资格，申请科研项目，评奖评津贴，以及众多的评比、审批等领域存在的极为严重的求人现象，无不与岗位和收入有关。这种状况不仅把人才的精力吸引到了拉关系和钻营上，而且极大影响社会主义的威望。今天，要彻底扭转关系化办事常态，关键是下决心杜绝腐败，建立公正、严密的办事程序，而这也要求利用互联网的管理优越性。
人事任免方面。切实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是搞好国有经济的关键措施之一。如果领导干部选拔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不透明，不严密，必然导致领导意志、人际关系、官场能力、沟通、行贿、资历等起到不应有的过大作用，甚至总经理公开招聘也完全可能被操纵。其结果，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受损，优秀人才受压抑。对此，国家机关公有事业主管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选拔，必须把各级国家政权的党委会主管机构组织部门、企事业单位党委会董事会的作用与职工群众及其组织、社会公众及其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并通过网络建立透明与严密的竞争机制。例如，考核教育、医疗、电视广播、科技部门的国家主管机关领导干部，应利用网络系统征求学生及其家长、患者及其家属、听众与观众、科研人员的意见，考核合格的向人大代表公示考核结果后才能成为下一届领导干部候选人，考核不合格的免职或降职。对“董监高”也要通过员工进行匿名考核。企业领导换届如由上一层级提出候选人，则应实行差额推举，由网络系统匿名征求群众意见，或由职代会或全体职工网络投票最后决定。干部竞聘，政府可建立行业评委库，评委由党委干部、董事、一线专家和群众组成，由抽签决定的匿名评委通过网络评价候选人相关资料，通过网络录像面试并直接决定人选。
人员录用方面。员工录用的合理性不仅影响国有单位的人力资源素质和企业竞争力，对青年学生和员工学习提高的积极性也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还涉及社会对公有制领域办事公正的认可。长期以来，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调入都是“一把手”起决定作用，一些大单位则由主管领导或部门负责人个人分权，结果造成很多单位进人靠权力靠关系靠金钱、人浮于事负担沉重优秀人才却进不去。近年来大部分事业单位考试招聘工作人员，但往往由单位自己组织,面试考官一般为招录单位领导、政府主管领导和业内人士，面试答辩给分灵活性大，而考官可以被沟通。对此，国有企事业单位招录员工必须比照公务员招考的方式统一组织，用人单位只提用人要求，招录时统一笔试、面试、考核，不需要笔试的统一面试、考核，面试评委网络异地匿名。大学、卫生、医疗等事业单位招聘员工、大学招收研究生也不能例外。特需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招聘同样需要公开竞争，评委由电脑抽签，或异地网络录像评审。类似地，学校招生，公平与质量皆最优的升学制度就是通过电脑主机竞分录取。
单位的自主权并不能成为反对上述建议的理由。其实，单位自主权不等于就是单位领导自主权，更不等于是“一把手”的自主权；而且，公众和国家对国有资产和公共事务也要求具有管理权；单位虽然需要掌握日常行动自主权，但国家必须掌握企业行为的制度规范权。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更有判断力，由别人做评委保证不了质量。但就整体而言，匿名轮换评判并不比各自自行评判效果差；而且，由于“关系”的广泛介入，自行评判的质量一定大大低于匿名轮换评判。匿名随机评判的第一位阻力也许是决定评判规则的人；决定规则的人往是评判实施者的上级，规则有空间，上级才能通过下级谋私利，这就需要国家强力发挥自己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公正与效率作用。
人力考核方面。对于从事灵活性、分散性工作的职工，工作态度、工作效果的考核和行为约束存在很大难度。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职工管理工作提供了先进手段。如利用大数据优选绩效考核指标，利用大数据系统地收集员工工作信息，掌握员工工作的进度、效果、质量等，这种考核更加全面、客观，可以避免被考核者不服气。对于一般劳动的考核监督，互联网也在发挥作用，例如上班打卡，幼儿园录像对家长开放。银行电信等行业使用了顾客按键方法对服务评价以及回访的做法，其实，对医生护士店员的考核也完全可以这样做。当然使用这种方法需要注意评价者应是服务对象而一般不是被监管对象，评价应自愿、匿名。各种评审，例如纠结了几十年的职称评审，以及评奖评项目评学术荣誉，多年来广受诟病，矛盾重重，根本原因就是“关系”“权力”的作用太大，主管者或认识模糊，或坐享各种好处。如果强力推行匿名异地评委考核、网络匿名终审，评审效果一定会有根本改观。
收入分配方面。三十多年来，由收入分配制约机制虚置，国企收入分配出现了许多扭曲激励和激励外超额分配。财大气粗的企业收入过高，行业间收入相差数倍乃至十几倍；企业高层自定薪酬，很多企业高管和中层干部不计股权激励就比普通员工收入高十倍百倍，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临时性员工工资偏低，社保不健全，有些高级技术人员、创新能力强的人员、工作繁重人员工资不够高。这种状况影响了国有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心理平衡。解决此类问题，国家要根据公有制的性质和按劳分配的要求，控制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水平。国有企业分配水平最好经过人民股东网络大会通过，次优的办法是由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对所有国家出资企业进行工资预算核准，核准不应只控增幅和工资总额，也要控工资水平。企业的分配方法不能突破国家规定的国企分配政策和制度，分配方式创新要征得职代会和股东会而不仅仅是董事会的同意。国企要公示各主要岗位的工资水平。在此过程中，国家应利用互联网让群众和社会充分了解企业的分配方法，考核过程和分配的结果，并充分发表意见。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和国资监管部门，国资持股公司和投资公司，可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不同分配方案的效率牲，分析各企业分配方案的合理性，了解群众的分析和建议。
这些做法可以实现激励相容，即企业负责人与员工追求利益的行为和企业发展的利益目标相一致，并增强社会和员工对公有制的认同感。
四、互联网时代的生产力与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约束机制
在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特等人看来，由于契约无法完备，将剩余控制权或取得剩余权利的所有权给予投资行为中更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国内外流行的主张也是设计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这既是激励，也是通过激励来约束。但“人心不足蛇吞象”，通过激励来约束往往造成激励过度而约束匮乏。在这方面，互联网时代的生产力及其相关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约束手段。
(一）约束方式创新
投资决策方面。投资扩大企业规模可以提高管理者的实际政治社会经济地位，投资也是创造政绩和受贿机会的重要途径，而投资失败给领导者带来的损失会比较小。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造成产能、住房和基础设施严重过剩，鬼城开发区频现，很多地方政府和国企巨额亏损，负债累累。抑制不当投资，首先需要决策信息在网上详细公开。实际上，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不是商业秘密，完全可以在网络上展示，供企业职工、中小股东、社会群众、专家、监管机构和人大分析。其次，应通过网络等技术改变独断决策程序。如果投资决策经职工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股东网络大会网络讨论通过，至少由与本公司董事不重合的上一层次大股东或主管部门聘请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网络匿名评价，大项目再由人大通过，一定会大大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对于疑难、争议大、复杂的项目，完全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机器人下棋可以胜过人脑，机器人、联机分析处理（OLAP）等技术利用数据仓库(DW)和数据挖掘(DM)方法也能提供比人脑更周全的决策意见；如果人不能清晰地指出机器决策的失误，就按机器的意见办。此外，重大资金支出和贷款也是腐败浪费的重要途径，应像规范投资决策一样规范重大资金支出和放贷行为。
物资采购方面。企业物资成本是决定企业效益的重要因素，约束机制薄弱就会使物资采购的决策人员与供货方之间行贿受贿相互勾结，蓄意抬高进货价格，从而使企业受到严重侵蚀。多年来，医院网络集中采购药品不竞价，价格经常是出厂价的好几倍。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强力建立严格竞争性、透明性的采购制度，完全可以使采购漏洞迎刃而解。一是对于质量标准或质量等级明确的通用性物品和大宗商品，由政府建立招标采购平台，一律实行竞价招标，价低者得。质量监督部门和采购单位负质量把关。二是对于质量较为复杂的产品和服务，由单位采购小组通过政府招标采购平台或京东商城式交易平台提出采购建议，再由匿名采购审批人员通过性价比分析进行审批。审批人员可由本单位或上一级的各类管理人员组成审批人员库，随机抽签在网上匿名审批。三是对大型专用设备、特殊材料、特殊服务，采购单位应发出网络采购公告，再与竞标单位谈判，并将谈判过程和结果、成交价依据在本单位和政府监督网络公示，经征求意见后由不负责采购的审批部门批准，并公布结果。四是对建筑工程，要坚决摈弃制造腐败的会议评标制度，谁的网上报价低，就让谁中标，政府负责对建筑开发企业资质和实力审查，政府和母公司、业主单位负责质量监督。
产品销售和特殊交易方面。公有单位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融资、担保、代理、租赁等方面都可能发生损伤公有利益的行为。对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重要定价行为和重要交易需集体决策或经董事会批准；销售渠道、销售价格、定价依据都应在企业网络办公系统公开，同时向股东和相应级别国资管理机构网络传送。产品销售报表要允许企业所有领导、员工、母公司和国资监管机构、人大代表查询，党委、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和国资监管机构有权要求管理层重新定价。
所有权变动方面。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外资、股票上市、定向增发、经营者持股、出售企业、转让资产、入股兼并、债务重组、共同投资、财政资金划拨、国有资源出让、经营资格许可等国有资产所有权变动，都容易发生极为严重的国有权益低价让出的情况。问题发生的原因在于资产信息不透明，交易缺乏竞争性，决策机制不合理。虽然没有互联网这些弊病也不是不可避免，但有了互联网，不克服这些漏洞就更说不过去。首先，在所有权变动前，应网上公示资产评估报告、所有权变动必要性分析报告、所有权变动方案。公示不详细的信息和不公示区别不大。其次，要设置方便可匿名可实名的公开讨论平台，决策机关应回应讨论，必要时监管机构用做出反应。不能充分讨论的信息公开作用通常很小。最后，在决策方面，较重要的国有资产变动方案必须让职代会或人大代表按键表决通过；引进股份、定向增发、出售企业或资本，应由中小股东单独网络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财政资金分配应由人大代表分项表决；董事会表决策也可试行按键方式。
财务会计方面。对于内控，财务会计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把会计规章制度融入计算机程序里，形成自动化的规范管理，及时掌握单位的资金流与物流信息，实现过程监督。单位的职位消费和招待费账单甚至发票、敏感财务凭证如果予以网上公示，对抑制腐败和职务消费定会起到很大作用。对于外控，单位财务云平台可与国资主管部门、监察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国资管理信息系统建立数据接口，实现实时监督预警，例如政府可随时分析单位采购预算执行、资产采购审批、采购的合理性等情况。在财务云平台上可以建立资产配置、资产新增、资产使用和资产处置的数据仓库，实现多维度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考核分析(程平,赵化,李陵，2017)。基于互联网的用于财务报告编制、披露和使用的计算机语言标准XBRL，已经在财务、证券、银行、保险、税收等领域成功应用。XBRL能够统一规范企业基础数据，保证信息质量。政府监管部门、投资者、债权人、财务分析师可到公司网站XBRL业务数据库批量下载信息文档；实施及时准确监督。区块链记账必须由不同地方的多个节点分别进行完整的记录才能完成，因此可用以监督交易的合规性，而且某一节点的记账人无法做假账。区块链作为分布式账本，账目不会丢失改动，发生问题时举证和追查非常容易。当然，网络监管不是万能的，例如对会计报表账存实亡的问题需要实际检查，对利润操纵、公允价值计量和无形资产核算不准确问题的评判，需要实际调查与分析。
监管机关方面。对管理公有事业的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制约是建立公有制事业约束机制的重要一环。对国家机关进行约束的主体首先是人民群众，其次是包括党委人大在内的上一级国家机关。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公开平台、电子政府监管系统，可以帮助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和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并及时反馈建议和意见(唐志远，2017)。另外，还要防止“监管俘获”，对监管工作构建制约、分离和匿名机制，防止被收买。
(二）约束途径创新
民主约束：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形成的民主约束，是公有事业健康运转的根本保证。新时代的群众网络活动培育着直接民主，催化着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微博微信和网络论坛等自媒体培养着亿万群众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且，神奇的互联网为人民群众自由表达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多种网络信息传递路径极大降低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成本，成为公有制自主联合劳动群体直接行使权力的极佳设施条件。网络民主为科学决策、监督纠错提供了极大方便，如大数据和网络平台能及时反映和回应舆情民意，使厂务公开、企务公开、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制度可以得到有效落实，网络技术也可以使企事业各类领导人员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更易符合人民的意志。网络民主的不足是，目前公民参与的机会尚不平等，有些人无兴趣参与，网络呼声有时更多地反应积极参与群体的利益；网络中虚假及非理性的内容有时可能误导舆论；意见领袖及公众人物的观点可能片面甚至受到敌对势力的影响。但是，国家完全有能力控制网络信息的副作用和片面性而不必因噎废食。
网络监控：公有制各项约束机制的建设都具有防腐反腐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构建专门的防腐败网络系统。近年来，河北衡水市纪委把网络信息技术充分用于防腐工作。在行政机关，电子监察系统对接网上审批系统，随时审视各个许可审批项目的办理过程。对国有企业，要求实行痕迹管理，需公开的事项随时在电子屏显示。在农村，利用村务网络对村务工作进行远程监控，推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审核把关。在各类公用单位，也分别进行了防控腐败科技建设，如在医院把卫生行业权力运行监控信息系统与医院“一卡通”系统、患者满意度评价系统结合运用(唐志远，2017)。此类措施可以全面推开。当前，反腐败主要是党政组织提要求，纪检司法查案子，预防腐败和民主制约的制度建设有待拓展，而网络防腐是推进制度防腐反腐和民主防腐反腐从而根治腐败的强大武器。
媒体监督：国内外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媒体信息披露能有效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督。出现监督质疑性媒体报道后，减轻或解决了被监督对象与利益相关者或社会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除了国家关注，被报道单位也会受到程度不同的压力，往往促使问题事件在不同程度上得以解决。当前媒体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是网络媒体监督，微信成为效率更高的舆论监督途径。消息在手机上传播，容易引发群众查看；查看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的微友占了公众的大部分，所以微信监督能引起巨大关注与反响；相比网站微信公众号数量庞大难以收买，所以更能披露事实真相；微信数量众多也使一般被监督者无法堵住媒体的嘴。为利用、完善媒体监督，政府应建立网络监督回应机制和裁决机制，地方、部门不能随意封号删帖抓人，同时对制造虚假信息的媒体和个人予以惩处，对反宪法言论坚决制止。
此外，熊健坤指出，通过去中心化,区块链能够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促成全球互信，提供全球治理的新工具(熊健坤，2018)。实际上，互联网相关技术也为未来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协调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互联网新时代具备了极为高级的管理条件，为搞好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形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生产力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分析在新时代更显正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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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秦宣，2016,《大数据与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 第5期，第5-14页。
[7]周新生，2013,《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环球人物》, 第7期，第18页。
[8]程平,赵化,李陵，2017,《基于财务云平台的国有资产管理内部控制优化研究——以重庆海事局为例》，《会计之友》, 第20期，第122-126页。
[9]唐志远，2017,《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优化研究》，《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第4期，第23-29页。
[10]马路，2012，《河北衡水实现防腐监控网络全覆盖》，《河北日报》,9月24日,第010版。
[11]熊健坤，2018，《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与治理新革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期，第15-18页。
《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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