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然观点。通过对费尔巴哈相关思想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指出实践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要求我们从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中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还从哲学立脚点和哲学历史使命角度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并指出了解决自然、经济、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些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1845年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这篇文章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提纲》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活实践性本质的分析,指出环境与人的一致性,并要求我们学会从社会关系之网中去考察人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理论精华,并加以提升和完善,使之更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正确认识实践关系才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马克思在《提纲》中阐述了其革命的实践观点,指出实践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在关于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中它们都忽略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因此都不可能找到人与自然之间矛盾解决的正确方法。旧唯物主义推崇感性直观,认为物质决定着精神,而精神或意识不过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直观映像而已,精神只是物质世界的镜像。在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作为主体的人在其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只有客体作用于主体的朴素直观。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是,唯心主义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夸大是片面的、抽象地,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的,因而最终发展成为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因为唯心主义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什么才是感性活动本身。马克思指出,在自然和人的辨证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自然,自然界制约着人的生存发展,人是处于被支配的“受动”状态的存在物,是由于自然的先在才得以存在的存在物。但是同时,人也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利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反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发生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某些改变。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引入实践这一科学理论,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生产自身及其各种关系的客观物质活动的历史,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能动和受动的辩证统一。因此,实践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首要的基本关系。
实践的革命性理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在《提纲》中发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一观点是与18世纪法国霍尔巴赫唯物主义、19世纪欧文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观点相对而言的,这些观点都属于“社会环境决定论”。“社会环境决定论”认为,决定国家精神或意识形态面貌的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环境,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教育和法律制度。马克思认为,人与环境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人通过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外部环境内化即环境创造人的过程,以及人类主体力量外化即人创造环境的过程,即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相统一的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表明,社会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发展变化,都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不同方面,对客观世界与对主观自身的改变,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时空上都是互为条件、共同发展的。实践是联系主客体的平台或中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成、发展,乃至人类历史的进步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实践主要是指社会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们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物质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表现在世俗社会中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尖锐化,而这恰恰是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全部内容。
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要求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实践观点,并注重实践过程,而不只是停留在理论认识和宣传教育上。人们思想认识或观念的最初产生是与人们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与物质生产、物质交往活动和人们的生活语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的生产看作是人类活动的核心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从而真正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个历史观上的元命题。利用实践这一因素来分析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发现自然相对于人类的决定作用,也可以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性,还可以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界的反作用,而人的目的性恰恰存在于主体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实践活动是批判不可知论(认为思维和存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没有同一性)的最有力的武器,不可知论者否认规律的客观性及实践的重要性,坚持感觉(表象)之外都不可知观点,恩格斯认为驳斥不可知论最有力武器就是实践。既然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而制造出某一事物或过程,如新物品的产生,那么无论是康德的“自在之物”,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抑或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到这里就完结了。但一切社会意识,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社会意识,其内容都是客观的,而形式则是主观的,是对现存的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它的原型或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那些不能正确反映或歪曲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
二、从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中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本质表现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合。费尔巴哈从作为“类”的人中抽象出某些本质属性来,指出人的“类”意识这一特点使得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本质”,也就是马克思笔下的“抽象的人”,它在过去一直被称为上帝,而费尔巴哈发现它其实就是人的本质。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就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爱”和“意志力”,人的本质就是这三个方面三位一体的统一。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看法,指出人的本质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费尔巴哈坚持人的本质就是从“你”、“我”等个体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即理性、意志和感情等这些“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这些抽象物是人们生来就有的,是区别于人之外万事万物的东西。人们通过特定的生产方式从事实践活动,并因此结成“属人”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属人”的生产关系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法律、道德、政治、宗教等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由此获得了丰富和发展。我们揭示人的本质要从人的存在入手,揭示那些影响人的存在的因素。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的人”,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的人”,他是实践基础上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人的本质既不是对个人的简单抽象,也不是对“类”的简单抽象,我们只有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去考察,才能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个体性和个体超越性、现实性和潜在超越性、恒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人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物,也是具有理性的社会存在物,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因此,对于人的本质的考察,需要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去探寻。不但要考察人的社会关系,也要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这种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及旧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反映当前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状态的突出表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设置工厂,生产过程实现了全球化,而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转移。生产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体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人的本质的不同。在全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其它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而其它社会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而使人的社会关系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人的本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特质。与费尔巴哈不同,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主张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考察社会、人以及人的本质。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生产,人与动物之间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区别,人最终成为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产生于他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但是生产活动又是以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作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发展与人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现实中的人即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并不是费尔巴哈眼中的“抽象的个人”,而是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之网中的活生生的人。但是,受时代条件和社会物质水平的制约,不同实践活动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不尽相同,由此决定了人的不同本质。人们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人的本质也是不断变化的,一成不变的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类”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认为现实中的人因为丧失了人的本性而成为一种异化存在,并对当下的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类本性复归途径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人的“祛魅”过程,是逐渐摆脱彼岸世界的束缚,走向世俗化、理性化的“彼岸世界”的过程。这是世俗的人在现实世界中实践活动的展开,是环境创造人与人创造环境的双向互动过程。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产生于人的生产劳动终止的地方,存在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彼岸。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流,这样一来,“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会停止,表现为人们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本质的统一,是“属人”的自然和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类社会的统一,是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统一,是真正复活的自然的现实体现。
人是实践基础上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体。费尔巴哈将“感性”与实践分离开来,认为人永远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此,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一面,不能理解人的实践性本质,费尔巴哈眼中的人必然走向天国。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展开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产生于自然界的发展演化这一基本前提决定了人的受动性特征,受到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制约。但是,人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能动的人,他不是单纯地受制于外物的被动存在,而是可以能动地突破种种约束求得生存自由,体现出人本身固有要求“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个力量当然只有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人们只有在正确认识人的受动性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改造世界的正确力量,才能将受动性转化为能动性。费尔巴哈过分强调人的受动性,而消解了人的能动性方面,因此他看不到人的实践性本质,更无法理解人是主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体。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而这种改造能力的强化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改变。当我们遵循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时,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人的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就意味着人的意识越来越接近真理性认识。人越是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的受动性,人的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能将人的受动性转化为能动性,从而为人类从感性世界到理性世界的飞跃创造更多的条件。
三、从哲学的历史使命中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问题是当前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相关哲学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从历史使命的角度阐述了哲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去改变世界,这是哲学和哲学家们所应承担的责任。先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只关注解释世界,即便是有人提到了“实践”两个字或“战斗”的内容,也仍然停留在解释世界的范围,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除了解释,找不到改变世界的新生力量和方法。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不仅关注对世界的解释,更关注对世界的改变以及改变世界对解释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即唯物史观把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才能承担起改造世界的历史重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能够有力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哲学”。很明显,哲学不应该只是经院式的抽象理论或思辨式玄学,哲学要成为改变世界的精神力量才具有生命力和现实价值。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引导及其作用的更好发挥。生态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利于推进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生态文明建设虽然不具有阶级性,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之间其阶级性却非常鲜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的“生态殖民主义”就是其显著表现。马克思指出了哲学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之所在。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建设者,也是人类获得最终解放的物质承担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无产阶级及其目标的实现而服务的理论。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理论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这是马克思哲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之所在。马克思的这个贡献使得黑格尔、费尔巴哈之流力图用哲学思辨消融社会斗争的想法付之东流,科学说明了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并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以解决我国发展和执政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目标,这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特征仍然存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只有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也遭遇了生态环境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生态问题,靠什么作为解决这些生态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成为了摆在我们国家和政府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丰富,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大量内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隐藏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之后,虽然有所提及,但不是马克思论述问题的对象和重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危机也从隐性状态走向了显性状态,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对于如何应对生态问题,我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获得了许多有益启示,从西方著名的生态环境治理理论中也获得了宝贵经验,但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哲学体系并没有真正建成,有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以期形成真正适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应该为生物科学、环境科学、遗传学、海洋生物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指明方向,使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科学”。
四、从哲学立脚点看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
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看其产生的自然因素,也要看其产生的社会因素。费尔巴哈只强调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而忽略了其社会根源,从而把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途径最终引向了宗教。费尔巴哈从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和把世界分解为天国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天国世界其实是对世俗世界的歪曲,因此“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他的世俗基础”。费尔巴哈认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神或上帝,人们所崇拜的神不过是世俗的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而已,是人按照自身的形象创造了上帝,神不过是对人的本质的虚拟化解释,因此费尔巴哈否认神或上帝的存在。费尔巴哈认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作为“类”存在的人相比较而言其有限性更加明显,所以人们从作为“类”存在的人中发现了共同的内容,从而产生了人格化的神,宗教发端于人的类本质,并把这一本质拟人化或理想化。人创造了神,而神又成为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宗教世界来源于世俗世界,但却成为了世俗世界对人进行统治的异己力量。“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费尔巴哈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也看到了宗教产生的自然基础,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宗教产生背后的社会性因素,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无法理解产生宗教的社会性力量之所在,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宗教又成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成为了人们对抗或顺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依靠力量或精神武器。
市民社会并不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首要选择,这是因为新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不同所导致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关于市民社会,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论述,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则是指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名词的市民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资本私有的本性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于生态危机,它只能进行有限的调整,不可能彻底克服。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超越市民社会发展的更高级的社会。马克思从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费尔巴哈企图利用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关系,用非历史的、抽象的方法来代替宗教或唯心主义思想,从而确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马克思认为,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只局限于人对自然界的感性直观上,更要分析其中包含的人类劳动及其产生的生产关系,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劳动生产自身及其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生产史看作是真正的人类的自然史,把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看作是社会的核心内容。在这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实现并不是要求我们重新回到“自然王国”,回到那种纯而又纯的自然界,而是回到人类生产实践创造的物质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在分析批判费尔巴哈理论的局限性时,指出新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费尔巴哈把思辨的唯心主义看作是以往唯心主义的变异品种加以反对,“不满足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强调感性对于客体认识的重要性。但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他把感性直观仅仅理解为人的心理的感性活动,而远离了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因此,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但却忽视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虽然旧唯物主义者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发展演化的产物,但是,这里的人是依附于自然界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也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的责任和利益关系,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少数人特别是社会精英的事业,人民群众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国家和政府应该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并发挥他们的主体优势和积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也必须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并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让他们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真正从改革发展中受益。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模式和评价机制的影响,致使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政绩而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有的地方或企业在攫取了经济利益之后又转移战场,把发展带来的成本特别是资源环境成本留给当地承担,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危及了社会稳定,也吞噬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经济社会的发展道路才不会跑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才可能取得长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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