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女性问题是一种历史性问题，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必然产生于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并与其最重要因素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性主义不应该仅仅被置于文化史中进行研究，而应该始终放在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迁中予以审视。因此，女性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家长制文化的现代惯性结果，而始终与人类社会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从社会分工语境中剖析女性主义根源，就无法寻找女性问题的真实症结并开出药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直接找到社会分工这一关键领域，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从家庭生活领域中分析了社会再生产赋予男性的天然优势导致的男女地位差别、家庭中分离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强化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对性别分工的基本定位，以此支撑起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组织的有效运行并实现了与统治权力关系的共谋，并证明了社会性别分工等级制的潜隐性、家庭制工资形式的整体化、社会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性，从根本上仍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仅仅停留在家庭这个相对狭隘的空间中，忽视了社会生活的更大的事实空间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虽然社会性别分工有部分改变的可能，但这种改变并非使女性获得解放，而是被压迫更加深重，以此展开对女性问题及其现实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与批判则意义更加重大。
关键词：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性别分工；共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社会分工
按照性别进行社会分工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或者说决定于他们的生产和交往形式，因而分工的形式决定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更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人的生活方式。而社会分工中事实上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性别等级差异，这构成不同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根源——既有一切社会历史阶段中女性问题体现为人类性问题的普遍性，更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条件下性别等级的特殊性。“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2]如何对世俗家庭展开批判进而彻底地改造世俗家庭，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家庭生活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改变女性的处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论界产生不同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世俗家庭问题的改建在于女性意识，因而对女性意识进行彻底的变革则成为家庭革命的关键；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世俗家庭的问题在于按社会性别分工的家庭分工，这在以往一切已知的社会形态中均普遍存在。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一切社会分工中，女性被倾向于认为应该承担抚养子女和家务劳动的工作，即便可以从事生产性活动，但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总是构成女性从事全面的社会劳动——从事生产性活动、结成生产性关系并参与社会性活动的重要障碍。这就需要分析在原始社会中较为平等的社会分工是怎么样变为不平等的性别分工的，这种等级化的性别分工如何又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中获得新的生机与体现出新的特征的。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思考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女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性别分工的
内在关联
既然社会性别分工是伴随着现代雇佣制度的出现而在社会领域日益深化其影响的，那么这一过程就始终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并与之发生内在关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把妇女推向边缘使其发挥次要作用是现代社会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和基本的特征，“对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分析在于探索制度本身怎样依性别原则确立，这种分析能够提供一种说明，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的处境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和动因其作用的结果”[3]。要想通过社会性别分工作为审视女性问题的核心范畴，就需要说明一系列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性别分工的主要方式是什么？不同社会性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分工的自然和社会意义与制度基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社会性别分工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支撑起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组织及其有效运行的？它又是如何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关系实现共谋的？这些问题成为现代性视域下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性别分工围观考察中的核心命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则能更清晰地揭示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结构。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分工主要由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决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社会性别分工在较早的原始社会中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分工，这种制度化的分工以其内在的自然分工的基础使其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这种状况在前现代社会中使得男性成为社会生产中诸多领域的“专家”。麦金农指出，在性行为上的分工就是一种在原始状态下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在最初的共同体中体现因为体质差异、需求差异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而展现出来的自然差异，其似乎表现为两性之间的能力差异，而这一差异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于是其就成为一种两性的社会分工，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这其中包含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原始的性行为的分工作为基础延展到社会其他层面；二是原始的性行为作为范例，其他领域的社会分工不过是这种社会分工的分有或模仿。无论哪种都表明性分工是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别分工的基础和真正的起源。这一状况在现代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有了看似更“可靠”的依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占据的优势地位不是来自自然意义的或心理意义上的优势，而是社会赋予男性的在社会再生产关系中的优势。当雇佣劳动关系用社会劳动来衡量劳动力的价值时，恰如艾里斯·杨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产生于劳动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组织给男人规定了控制和接触妇女不能接触的生产资料的准则时，他们才能占据优先地位”[4]，男性对于社会劳动的优先地位使其优势再次显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工业资本主义组织转移了家庭劳动力，使妇女的从属地位加强，因为它增强了男人在居支配地位的领域的相对重要性”[5]。资本主义运转过程需要家庭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领域予以补充，于是资本主义与男性优势统治实现了共谋，要使女性相信“女人待在家里，社会才能更好”，例如一些人声称，“工业革命标志着真正的进步，因为它使人产生设想：男人的工资将根据家庭情况支付；并且为下列更为时新的观念做好思想准备：已婚妇女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就是作充分的经济贡献”[6]。这就使男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优势与统治地位获得制度本身的充分保护和肯定。按性别分工一方面“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7]，另一方面又使与生产和劳动相关联的分配成为分工的副产品，男性在分配中的优势地位使其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使两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深化。
第二，家庭领域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离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方面体现为工资关系，即通过生产领域中的购买劳动力的方式发生关联，这样就模糊了剩余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界限；二是必要劳动不仅体现为社会必要劳动，还体现为家庭必要劳动，因为许多用于恢复劳动力的商品并不能直接消费，必须通过家务劳动进行转化，这就使家庭中的必要劳动与社会中的必要劳动以及剩余劳动区分开来，而后两者构成了雇佣劳动。沃格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对立越发明显：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加剧了雇佣劳动和家庭劳动在时间、空间、制度、主体方面的日益分离，在现代化的工厂中雇佣劳动日益专业化，而在与之相互分离的家庭当中（家务劳动也发生在劳动营、孤儿院、医院、监狱等其他场所中），家务劳动获得自身截然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通过工资的方式给予一部分劳动以报酬，但家庭必要劳动部分却并未被包括在内。这一方面有文化原因：从事雇佣劳动提供商品是男性的责任，而在家庭生活中提供家庭必要劳动则是女性的职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强化了性别社会分工的基本定位。另一方面也与资本的要求有内在关系，对于资本来说如何缩短家务劳动就意味着如何创造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而缩减家务劳动的方式就是使之社会化，通过将家务劳动变成社会性的可以盈利的产业就能够完成缩减家务劳动的结果，同时也能增加资本可以控制的领域和范围。但与此同时，家务劳动社会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价值，这又在某种意义上与资本家的期待存在分歧。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家务劳动并非能够全部被社会化，其所具有的生物性或自然性因素会使其社会化始终面临着一定的限度，另外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还会面临一系列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困境和难题，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因此，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资本主义还将把家务劳动维持在低耗费和最低限度的家务劳动之内，但同时工人阶级却总是在追求更好可能和更好条件、种类、水平的家务劳动，这也构成了资本主义若干复杂矛盾中的一个矛盾。
第三，社会性别分工支撑起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组织的有效运行并实现与统治权力关系的共谋。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优势使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组织和统治关系作用的对象实现了具象化：仅仅需要作用于男性工人阶级就足以实现对整个被统治阶级群体的全面征服。因此，资本家有意加剧性别差异性，通过统治男性工人实现自身的统治，“如果他们能用更廉价的妇女代替有经验的男子就更好了；如果他们能以威胁要这样做来降低劳动力的价格，那也不错；如果他们失败，他们也能利用这种地位的差别给男人以补偿，收买他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家长制利益的忠心，那也很好”[8]。在这样的框架下，女性自然而然也必须服务于这种统治关系，米切尔援引马克思早期的一段话说明这一状况：“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立即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到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的人数增加。”[9]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家务劳动也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在工人阶级团体中，家庭又为其家庭成员提供意义与温暖的支持系统，家庭潜在地提供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企图强化、扩大它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础”[10]。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更认为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作用还包括作为灵活的剩余劳动力，必要时可以起到制约工人、调节工资、获得更多超额剩余价值的作用。拉思伯恩指出：“这似乎特别使妇女面临抉择：是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还是接受工联主义者的欺诈和压迫，这是一种沉重的选择。”[11]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性别分工也有部分改变的可能，但这种改变并非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地位，而使女性可能处于更为复杂的困境当中。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渴望会使资本家也可能吸收女性进入男性所承担主要工作的社会生产领域，大机器的使用使这一状况成为可能。女性从家庭空间中走进生产领域，可以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自身乃至工人阶级的家庭全体成员都会受到资本的直接统治，之前工人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在工人阶级可以出卖他的妻儿的劳动力，他们可以不出卖自己，而是出卖自己的家人。在这一状况下进入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并没有受到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尊重，而是既丧失了其在家务劳动当中的虽然无偿但具有更大自由的劳动，同时进入社会生产当中也使家庭生活受到了各种影响：子女的教育被忽视导致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进入社会生产层面，使其劳动成为资本家与男性工人之间的弹性张力：女性仍然是社会分工中最容易被牺牲的部分，当社会生产需要时，女性的加入会导致剩余劳动力的增加而使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过程中处于劣势，而在劳动力剩余的状况下资本家可以优先解雇女性工人，从而保证男性工人的稳定情绪和稳定收入，这样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就因为女性劳动者的加入而得到暂时缓和。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别分工暂时性接纳女性的原因不在于改变两性在自然与社会空间当中的分野，而恰恰在于用女性作为减缓社会冲突和社会压力的润滑剂，其根本上仍然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可见无论女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呈现为何种生存境遇、其社会分工体现为何种形式，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良性运行的。即便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还是认为女性进入社会生产的行为本身会为女性解放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她们认为大工业能够使妇女进入生产过程之中，这可能为更高级的形式创造新的经济基础。
二、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性别社会分工的
典型特征
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社会性别分工体现出不同于以往时代条件下的特殊呈现样态，这也是其体现为在以往一切阶段中社会性别分工作为精巧和实用且与制度贴合最为密切的呈现方式，使其体现出社会性别分工的一些新特征。
（一）社会性别分工等级制的潜隐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一等级关系最初体现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等级在“国家对转让部落资源的基础——土地和劳动力感兴趣以来，发现这样做便于利用传统的性别分工和部落社会的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置于内部（丈夫对妻子和孩子）和外部（封建领主对农民和农奴）的等级关系之中”[12]时，更鲜明地转化为整体化的等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直接体现为个体家庭的家长对成员所承担的责任，女性直接划归到丈夫的管辖下，男性统治体现为直接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条件下性别社会等级的划分是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的：一是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女性的劳动分工无法支撑其自身对其生存权的控制实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前现代家庭关系中女性实现自主生存权利的条件已经被打破，通过农业和小手工业实现对自身劳动社会化的方式已经被大工业的浪潮所驱散。二是家庭日益脱离血缘、亲缘而成为经济共同体的状况下的财产和生存依附关系。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从属地位加剧其在家庭中的次要地位，而在家庭等级中的次生位置也反过来加深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从属和附庸位置。三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权不直接体现为政治上的控制关系，而体现为潜隐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所实现的政治解放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却将工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依附变成了隐形的线索。与之相对应，基于对财产和生存的依附关系的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也必然体现为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性别等级分工相比较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体现为明显的潜隐性——不直接体现为与政治统治相类似的家庭统治，而是以财产和生存依附为基础的新的等级关系，“这种分工的后果非常深远，已经深入到潜意识一级，这种潜意识影响的行为模式构成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结构（或补充物），反过来又被这种社会机构增强”[13]。
（二）家庭制工资形式的整体化
工资在一定意义上是性别社会分工的结果，又是在一定意义上加深性别社会分工的重要因素。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科斯塔认为：资本家通过向工人阶级丈夫支付工资来占有女性的家庭劳动从而实现对女性家庭劳动中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女性和阶级的关系是以她们和男性的关系为中介的”[14]。而工资这一形式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性别社会分工。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引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的转化形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主要体现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在计时工资当中将工人的劳动力表征为一定时间内出卖的劳动力，这就体现为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价格；而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转化而来的，其相对于计时工资更体现为不是对劳动力本身，而是对劳动力对象化产品中的、凝结在劳动产品中的劳动的体现，而后者看起来在体现为对劳动的肯定。男性在生产活动中获得的工资更多体现为计时工资，而在现代家庭生产中才体现为计件工资，后者可能包含女性在家庭生产中的劳动，而前者一般更多体现为男性在生产领域的劳动；后者直接以工资形式包含着女性劳动，而前者事实上也包含着家庭生产中必需品的部分。马克思这样论述：“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15]这就表明在国民工资中事实上已经包含生活必需品、教育费用等内容，其中劳动的内涵量中也包括女性的家庭劳动，因而工资事实上包含着三大组成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主要为实现劳动力自身能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二是维持工人阶级家庭成员生活资料消费的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持续源源不断地提供的过程；三是用于劳动者教育和培训等，这是为了确保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三部分内容中内在包含了女性劳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看来，工资在表面上看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主要是男性工人）的劳动力报酬，然而实质上则是支付给家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整个过程的费用，但因为这一费用是按照工资的方式进行支付的，因而体现为对社会劳动的回报，这就使其潜隐地包含三重关系：一是资本家与雇佣者的劳动力买卖关系；二是资本家的整个生产过程与家庭生产之间的关系；三是男性社会劳动与女性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第一重关系是最为直接的，第二重关系隐藏在第一重关系背后，第三重关系则始终被看作是第二重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使女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事实上被隐藏。不仅如此，工资更是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给予劳动力和未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补给，是维系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就使其在事实上体现为对整个家庭（包括家庭中的男性与女性）劳动的整体性回馈。家庭制工资的整体化一方面加深女性对男性的整体性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使女性劳动被进一步边际化。
（三）社会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性
正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的那样，“男性统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现象通过强加‘独裁主义的’特征结构来帮助训练工人阶级，这种‘独裁主义的’特征结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必需的”[16]。性别劳动分工不仅是一种等级分化，导致男性和女性之间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性别的社会分工也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一种方式。在吉布森和格雷汉姆看来，性别劳动分工在男性和女性家庭生活中的根深蒂固影响，通过在家庭当中以妇女对婚姻关系的效忠意识、婚姻誓言、家庭观念、经济顾虑以及公司住房政策（有时甚至是暴力）所维系，因此这样一种关系一经形成就体现为某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稳定关系扩展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通过生产活动给予男性较之以往任何社会都突出的对家庭收入的控制能力：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男性与女性都能够从事生产，其劳动都作为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处在人身依附关系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下，但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分工仍然并不绝对。但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空间增大，工业化生产摆脱了家庭生产的单位限制，而生产劳动通过工资的方式支付报酬使男性成为家庭收入的最重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这就使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对男性的依赖性空前加强，这是一种经济依附关系。而这一经济依附关系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男性工人一方面要负担整个家庭收入，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依赖性也空前加强，因而其与资本主义进行对抗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处境，更要考虑整个家庭的处境，这导致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自觉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男性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了对女性劳动更加充分的控制权力，这就使男性在生产空间中建立在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基础上的被统治关系，可以在家庭生活中对女性的统治关系中获得某种缓解，这就可以转嫁一些社会矛盾和情绪风险，资本家控制男性工人，男性工人控制家庭妇女，这样的等级关系使男性工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压力转移的出口。这一方面使性别分工成为更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使其看起来更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这样的性别分工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提供合法性，即中心与边缘、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本就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这一状况就具有合理性，这就使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逻辑通过社会的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传递，能够通过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或认识方式进而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劳动分工的再反思
我们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性别分工的分析可以发现，她们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放在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加以分析，体现了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的自觉态度，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与性别社会分工实现共谋，性别社会分工如何在资本逻辑结构中发挥作用，这是探讨女性在资本主义性别分工中位置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为何在实现政治解放的过程中女性并不是获得解放，而是被压迫更加深重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忽视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更大的事实空间，而仅仅停留在家庭的相对狭隘空间当中；在问题的对象性中更多聚焦于社会对女性单一社会性别的作用，而对女性的性别分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则分析不够，这是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问题，但却没有在更大程度上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的重要因素。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反思社会性别分工等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性别分工具有自然性基础，恩格斯发现了两性最初分工的起点：“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分工。”[17]这一自然分工与家庭劳动中的自然分工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人类是按照两性进行繁衍的生物种类，因而性别的出现是人之为人的生物学属性。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更重点强调性别劳动分工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18]，可见自然而然的自然分工是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下，才具有更为复杂的形式。这一点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有体现：社会经济关系中财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继承制度转变为倾向于子女继承财富的制度，这样在家庭关系中母权制度被废除，在社会关系中氏族社会日益解体，可见家庭关系的变迁与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源都在于生产所形成的财富以此为基础的财产关系的变化，因而家庭生活中的权力支配关系并非自然而然或先在出现的，而等级关系和控制的技巧也不仅仅产生于家庭生活中，而是产生于生产过程中对生产的等级关系和对生产的控制技巧过程中。在家庭关系过程中，恩格斯曾经分析认为，在野蛮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就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方式，即以制陶术为代表的低级阶段、以驯养家畜栽培食用植物和使用土坯石头建筑的中级阶段，以及冶炼铁矿等的高阶阶段。在获取天然物为主的蒙昧时代性别劳动在社会分工中的差异不大，而在畜牧和农耕为主的野蛮时代，在对天然物的进一步加工过程中，不同社会性别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开始有所区分，特别是随着财产关系的变化从对偶制婚姻到群婚、再到专偶制婚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女性对家庭生产的控制力日益下降，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1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分工发展阶段与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相互适应。在分工最初体现为自然分工的部落所有制条件下，家庭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在这一社会关系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分工就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因而其对女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明显。伴随着所有制不断发展，在家庭领域之外出现了社会生产领域这一关键领域，新的需要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使得家庭外出现了社会这一更鲜明的生产关系附着于其中的领域，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和领域，而良性分工随着社会领域从家庭领域中的分离而逐渐演变成为性别分工（其中包含着性别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进而女性问题在这样的性别分工的作用下成为显性问题，而随着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发展而日趋严重。“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20]，在这样一种变化中，女性也成为一种私有财产——同家庭中的子女一样。这一不平等关系更伴随着政治国家的建立而实现从小范围拓展到整个社会系统，经济制度是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秘密，“随着国家机关和基于更广泛的交换和更大生产单位之上的经济体制的出现而造成的公私分离的出现，维持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成了男人的专利”[21]。这就表明在这样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原有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性别之间的等级就不仅仅存在于狭小的家庭生活范围之内、不再采取直接的个体控制系统，而是通过社会制度和社会机构对女性进行非个体化的系统性的控制。“为了巩固劳动力再生产，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保持必要劳动的数量，统治阶级鼓励被剥削阶级中的男性统治”[22]。因此，性别的社会分工究其本质是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性，特别与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着最一致的关系。
（二）用价值理论审视劳动力价值化对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
资本逻辑为何要与性别社会分工实现共谋，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来说，在于这一制度能够为资本带来切实的利益，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强化性别社会分工也便能够很好理解。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3]。劳动被作为一种“物”具有可衡量的价值性，而这一价值性在出现雇佣劳动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就取消了一切劳动的特殊性，而使劳动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24]当劳动背后的人的原始能力作为一种“物”被买卖而产生“劳动力市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力采取商品的形式呈现自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劳动力商品不仅作为一种商品形式，更因为劳动力作为一切商品生产所创造出的价值源泉，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消费是一种负向的损耗，劳动力商品的消费能够将新的附加价值连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一起凝聚在新的产品当中，其消费所创造出的价值远远超出投入其自身中的价值，正是在这一独特的消费过程中，产生了剩余价值。更为玄妙的是，这一消费过程看起来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在进入消费过程之中，资本家在市场上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购买这一商品的消费和使用的权力。劳动力价值化是资本的全部秘密所在，而维系这一状况持续的前提性条件就是有能够留待不断加以价值化的劳动力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如何能够确保利益最大化？机器大生产能够使女性进入社会生产之中，从而使男性工人的劳动力贬值，使单个男性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下降，但当女性作为其他家庭成员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剥削率提升了，同时以前由一个人来做的工作现在需要几个家庭成员来做，这就需要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也会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整体价值——比如原有女性所承担的部分工作，可能在这一状况下就需要通过社会劳动来实现，这就会变相增加家庭支出，从而增加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也会变相提高劳动力价值。资本主义利用基于性别歧视和婚姻关系的家庭关系——女性负责家庭关系维系的必要劳动，男性负责提供物质生存资料，并对剩余劳动负责。而剩余劳动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分离又加深了这一状况，从长远利益考虑统治阶级固化了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同时又在短期利益实现的维度上吸纳了部分女性进入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领域，而在整体上又通过不断缩短家庭劳动使更多成员进入工资劳动当中，从而保障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这就必然导致列宁所说的“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25]的结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价值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这使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也面临着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劳动力价值，而只要从事劳动力再生产就必然需要家庭劳动；另一方面家庭劳动总是对劳动力的某种限制，会使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创造面临某种制约，无法实现全面的占有，这事实上暴露了看似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度的内在矛盾性，这构成了争取女性权利和地位的空间。
（三）用共产主义相关论述反思社会性别分工解决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女性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单纯地改变一个社会性别所面临的社会处境，而在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一部分”[26]。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已经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阶级女性成为产业大军的一员，不是机器的发明，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对利益和积累的驱动所造成的，这种利益的驱动已经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正常生活，两性关系发生了颠倒，甚至家庭成了旅馆。恩格斯在分析现代工人阶级家庭的这种变化的过程时指出，这种变化看起来不近人情，其原因在于这一家庭结构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女性从事社会劳动使家庭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男性也必须承担家庭职责体现为女人对男人的统治之时，人们对这一不合理状况的关注，恰恰在于人们之前对男性统治女性的家庭结构习以为常而认为其应该是家庭结构的常态，这就表明这一状况的出现恰恰暴露了原有家庭结构当中以惯常状态隐藏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也揭示了性别分工的纽带不是情感而是私人利益这一最重要的规律。恩格斯对于性别分工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没有把个体和家庭作为抽象的一般性原则和非历史的抽象理解，而是将其置于特殊的社会关系中、特殊的阶级关系中予以审视，通过对无产阶级工人家庭结构的分析揭示性别分工的样态和矛盾，并将性别分工放在两性关系和财产占有关系中予以理解，这就将性别分工与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联系起来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贡献在于用纲领性的更加醒目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性别分工所体现的虚伪性和灾难性后果，并对未来改变性别社会分工提出方案和思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将支配无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的妇女作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家庭婚姻制度则是一种掩蔽的公妻制，“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27]。他们没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的生产工具的地位。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迄今为止的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28]。这就表明在共产主义制度条件下消灭性别分工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女性真正革除社会赋予其的依附行为而获得独立性的重要因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性别分工的新表征使女性劳动隐藏在资本增殖的“冰水”当中，当其成为社会生活的固有惯习后，就会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女性的劳动被低估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境况，从社会分工意义上研究女性问题切中了这一问题的关键。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更多聚焦于社会对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作用，而对女性的性别分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则分析不够，这是造成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问题，却没有太大程度上达成研究深入性的重要原因。性别分工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社会性别分工并不必然产生女性问题，而社会性别分工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及其评价方式则直接决定了女性的现实处境。这就需要在女性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去寻求。如何在社会再生产中剥离出女性所承担的功能，进而给予女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性别分工以新的定位，应该成为新时代境遇下明晰女性独特存在价值、彰显社会性别平等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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