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放开了，地铁、小区的核酸检测牌子全撤了；令人且惊且喜且恐，五味杂陈；因为不知道接下来究竟是福还是祸。
如果疫情全面泛滥，如果病毒的毒性不是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弱，如果因此而死亡人数不少，该怎么反思？
防疫的成果难道会功亏一匮？
如果从根子上找原因，翻来覆去，找到的还是私有制这个魔鬼。
核酸检测，私有制的检测机构不断造假，为了他们碗里的肉，他们坑的是全社会。他们的罪恶，如果放在古代社会，至少是灭三族的罪！如果放在剿匪反霸的年代，那就是杀头的罪！
他们肆无忌惮，搅得全社会不得安宁，让国家付出巨大的成本，让全社会生产和消费停滞，让很多人生计艰难，让国家对人民的爱心、善心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难以支撑；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罪不容诛！
如果是国家控制的、党领导下的检测机构，那就是另外一种场景，实事求是，很可能很多地方实现清零，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国家压力减轻。国家再像扶贫政策一样推出对生活困难群众的济穷政策，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那天下就安定了。
而私有制的无孔不入、唯利是图，却使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无法落地，他们甚至可以推动舆论、挑动是非，动摇国家的根本，只为从中牟利。
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那样犹如古代圣贤乃至超越古代圣贤的人，对私有制是那样厌恶和警惕，难道他们不懂私有制吗？难道他们不懂人性和人心吗？非也，正是是他们深明人心人性，深深明瞭私有制的罪恶，深深知道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危害，才义无反顾地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魔鬼、解除人类的苦难。
研究古代圣贤思想，会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圣贤反复强调的某些理论或道理，一定是有相当合理成分的，甚至就是亘古不灭的真理；如果后人在能力和智慧方面自认不如圣贤智慧，就不要轻易否定圣贤的思想；如果一定蛮干，以为自己超越了圣贤，等待后面的往往是坑儿、是大陷阱，甚至会亡国灭种。当然随着世事的变迁和具体情况的变化，可以进行适度的调整；但是绝对不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引进错误的思潮，将圣贤的系统推翻。
从理论上看，私有制的理论基础是人都是自私的；公有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的分析中的严密逻辑推理，实际上与中国古代的圣贤理论相吻合；即人是可以成为圣贤的，人是可以无私的，人的无私就是天理。实际上，人心内部的私心，是一种影响人幸福的罪恶；当然王阳明也肯定包含基本合理欲望的私心也属于天理范畴，但是不能过分，不能超越其基本的度；天理和私心是一对矛盾；私心长一分，天理就少一分；私心少一分，天理就多一分；人心里的私心愈多，贪嗔痴就愈多，人就越痛苦；相反，人越无私，人就越豁达，人的心量就越大，人就越容易幸福；特别吊诡的是私与公的辩证法，人越无私反而成其私，人越有私反而不成私；譬如现实中一个人越无私，道德越高，其越有福；譬如毛泽东时代许多人拼命为公劳动，反而成了厂长等管理者；譬如现实中，越自私的人，福报反而往往很小，老想私就是成不了私，甚至走向绝路；毛主席说的“斗私批修”理论，其实就是圣贤理论。
在私心为用的社会，人就生活在“他人是地狱”的环境，人人自私算计，人人心性卑劣，却恰恰不能获得幸福；譬如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世界大战乃至当今世界的战争，无一不是私心私利所致；为了他们的利益，世界就要毁掉巨大数量的宝贵的人的生命；其罪恶莫大焉！反之，人们生活在公心为用的社会，恰恰相反，人反而很幸福，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在那样贫弱的基础上，短短二十余年，就让人民生活在那样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中，可谓是人类国家治理的奇迹！当然那个时代并非十全十美，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要求那个时代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不足，那就过分了；但要与旧中国相比，那种文明的进步已经是令“国人震撼，世界惊奇”了；饭必须一口一口吃，完美的文明也必须一步一步形成，人类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步登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短时间达成，必须在探索中、犯错中逐步接近；只有看本质，看进步，反复比较，才能得出真正的合乎道义的结论；真正通达事理、秉心公正的人都会心中有数。
中国古人认为德乃道的显现，不以私欲占有他人利益，以自己的行动让他人受益者为德；中国文化认为德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高能量物质。“德”字决定着人的一切，德行的多寡深浅，决定着人的福份和命运。圣人老子说“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如此清静，渐入真道；”“能悟之者，可传圣道。” 圣人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让人祛除私心，祛除贪心，才能使心灵宁静，才能身心健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再看孔子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公有的。人们会推举那些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让他们出来管理国家。人们讲求诚信，和睦相处；人们不单独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单独把自己的子女当子女，让老年人能有养老的处所，青壮年有个工作能养家糊口，年幼的孩子能有成长的地方，让那些鳏夫、寡妇、孤儿、残疾人、独居老人都能得到社会的供养；男子都有分内之事，女子都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厌恶它被白白扔掉浪费，捡起来也不一定要自己私藏，（都会送给需要它的人）；有力气就为社会出力，厌恶自己不为社会出力，而且不一定光为自己干活。因此，为自己谋私利的歪心思就不会兴起，盗窃、造反、害人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大门也就不用紧紧关闭。这就是大同社会。孔子的理想在苏联、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可以说基本实现，假以时日，孔子真要含笑于九泉之下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和实践者。
体味圣人的理论，就会发现人越是想到为人民服务，心灵越快乐；反之，越是想自己的小九九，就越烦恼，就越没有幸福感；这个世界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都是私心理论和实践的受害者。赵皓阳先生《北漂反思录》这篇文章精准地描述了所谓当代精英的那种病态精神生活。
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取法其下，可谓“率兽而食人”。
毛主席倡导的治国之道，取的是圣贤之道；以那么弱的国力起点，竟然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可谓圣人也。如果人妄想用私心引导社会迈向一个伟大、和谐、道德的幸福社会，那绝对是南辕北辙；往往是在表面的虚荣繁华内，隐藏着无尽的苦难和无尽的尸骨；现实的繁华表象往往是掩耳盗铃罢了。
从实践来看，私有制成分越多，国家越不安定；如果为了经济发展，在某些领域可以允许私人经济出现，但是必须从总体上予以控制，某些行业是绝不允许私有制大规模出现的；譬如十一年前，笔者曾呼吁不能允许私人企业出现在疫苗领域，认为后患无穷；结果后来发生的案例完全证明了那种预言；那是逻辑的必然。
腐败问题本质上是私有制下的必然产物，悲观一点说根本无解；明代朱元璋铁腕反腐，反腐告诫官员们你们有工资，生活稳定，比农工商强多了，但止不住；因为私有制下几乎每个人都恐惧未来，担心自己或后代日子过不成，“何以解忧，唯有贪腐；”只有掠夺数千万、数亿、数十亿的金钱才能有安全感；不像公有制社会，生活稳定，人心安定；加上传统文化的圣贤教益，人心自然平和，抑郁自然减少。真正悟道的人就会发现人的本质上的物质需求其实是有限的，过多的物质需求是一种病态，而且也是提前预支子孙后代资源的一种竭泽而渔的生活方式，地球资源根本支撑不了，必须进行节制；而精神需求则是在圣贤思想熏陶和引导下自然形成的一种无边际的愉悦、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自然快乐。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公有制成分越多，国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国家能力也就越强，因为公有制企业至少有三种任务：第一是企业的经济发展任务；第二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第三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企业领导人和党员群众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属于党的力量；任何个人如果胆敢违纪，只要党下决心，都难免被处理。所以他们可以受贿，但他们绝对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不敢像资本家那样为了300%的利润冒绞首的危险去行险，即使有少数被杀头的人也是他们以为受贿无死罪，没有想到受贿的数额达到了超高额度而被杀。
在私有制与公有制两端，存在一个比重问题；如果是100%的私有制，可以预言，党的执政基础不存在了，党的力量缩小至最弱，党将被私有财团、外国势力分化瓦解，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亡国灭种的危险随时爆发；如果是100%的公有制，党的力量会很强大，人民生活会非常稳定，但生活中可能存在某些不便利之处，围绕人民需求的产品制造销售还会因为计划过程等原因而迟缓，因此需要国家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去激励各组织的创意计划，使得整体经济更加灵活；在实践中即使退一万步，不得不放开私有制企业的话，还是要严格控制行业和领域，不能让有些重要行业失去国家控制；甚至为了国家整体利益，必须对某些行业和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国家资本进入私有企业，对其进行混改乃至全盘改造；对小型个体企业、小摊小贩则需尽力支持，确保就业和生存门路。但就整体而言，国家控制力在规模等直播上应当在黄金分割点61.8%以上。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性质、确保国家能力、确保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总之，为了天下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一定应坚持提升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控制能力，将关系国家安危、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企业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将私有制的逐利模式合理引导到有利于人民生活的范畴，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到最低限度；庶几天下苍生可平安度世！
如此则幸甚也！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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