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比较连贯的阐 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论战”中的不同观点，深刻揭示了当时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过程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厘清了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哲学的关系，从而推动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确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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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中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兴起及其根源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冲破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统治为重要前提，而且由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自然科学家常常被认为是自发地倾向唯物主义的。然而，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自然观并没有在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中得以完全确立和贯彻，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思潮依然非常活跃，为众多科学家所青睐和运用，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兴起首先表现为现代唯灵论的流行。此外，唯心主义还与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相结合，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潮。各种各样唯心主义思潮的盛行不仅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阻碍作用，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不仅系统描绘了唯心主义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各种表现及危害，而且全面揭示出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盛行的深层次根源。唯心主义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兴起，首先是由于中世纪宗教和神学世界观的思想残余并未得以彻底清除。近代自然科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逐步从中世纪宗教和神学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地位 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不彻底性以及思想惯性束缚，旧有的关于世界和自然的认知并未被彻底清除，甚至发挥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次，被近代自然科学广泛推崇和应用的经验主义方法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盛行的直接原因。但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有其适用的范围，对经验主义的过度推崇和依赖，其结果必然是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出现。恩格斯认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经验主义与神秘主义“两极相联”。正是理论思维的缺乏和对经验的过分推崇，使得华莱士、克鲁克斯等著名自然科学家沉溺于各种江湖术士所呈现的“高级的”现象，并以确证这些现象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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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两种思维方式及其关系
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进程中，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确立有其必然性。在自然科学刚从中世纪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自然科学研究的体水平不高，成果还不足以说明各种自然现象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变化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材料。伴随知识和材料的积累，自然科学已经完成了经验自然科学发展阶段向理论自然科学发展阶段的转变，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事物的认知和材料的搜集，而更加注重各种材料和知识之间联系的建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愈发不能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任务。
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推动唯物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确立，是恩格斯着手写作《自然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为此，恩格斯在系统梳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演化过程中，科学论述了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关系，阐明了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性，论证了辩证思维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思维形式。首先，辩证思维和形而上学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形式：辩证思维强调在普遍联系、运动中考察事物，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关系并表现为普遍联系，要求将它们看作是产生和发展着的东西；形而上学思维则与之相反，隔断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把事物看作是永恒不变和静止的，对事物进行孤立考察和研究。其次，形而上学思维形式也有其适用范围和阶段，在现代自然科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初级的思维方法和认识方法，形而上学思维尽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却也只能在认识发展的特定阶段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形式，只能在一定认识范围内发挥作用，超越了特定历史阶段和范围，就将成为科学认识形成的重要阻碍。最后，辩证思维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必须实现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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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运用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及其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不仅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工具，更提出了进行相关自然科学研究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运用并未局限在社会生产领域，同样被用来影响和左右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被资产阶级思想家加以歪曲利用来影响社会的政治、道德、哲学等思想和认知， 极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则显现出鲜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资产阶级不仅将科学技术视为自身攫取更多利润的有力工具，更是直接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扩张服务。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中着重予以关注和批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是资产阶级歪曲利用自然科学最新研究成果来为自身统治服务和辩护的典型代表。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在一个社会里必然存在互相适应关系，各种方式的适应都离不开生存斗争，其结果必然是“强者” 消灭“弱者”，统治集团、剥削阶级等乃是“适应能力最高者”，资本主义社会是体现生存斗争普遍法则的最好的社会。将生物学领域的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既不符合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思想，也无法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而是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 果来粉饰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 义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揭示出以“生存斗争”概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 局限和错误。首先，生存斗争不仅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即便是在自然界，也只 能在一定范围内和特定阶段内发挥作用。其次，达尔文在创立进化论时尽管借鉴了霍布斯的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却不能由此将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视为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力论证和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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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维／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哲学的支配”与“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具有同等的地位，凸显出恩格斯 所理解的哲学内涵，即突出强调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在《自然辩证法》中， 恩格斯不仅完成了对支配当时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的各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批判和清理，而且还深刻阐述了理论思维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强调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的重要作用。
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并非是两个截然独立的领域，而是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有关自然领域的重要认识、观点往往产生于哲学领域，哲学还承担着为自然科学提供科学认识方法、思维方法的重任。另一方面，这种 “相辅相成”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科学从“细节”上确证理论思维／哲学关于自然、思维等的一般认识，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推动着新的思维形式的出现和确立。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的思维能力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能力，而是在后天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培养的，而人类关于思维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成果日益向人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运动和发展的辩证图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已经显得漏洞百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应运而生。与这种发展相同步，自然科学也从“经验自然科学”过渡到“理论自然 科学”阶段，要求形而上思维必须向辩证思维复归，否则就会被“置于完全无援境地”。无论是自然观的更替，抑或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确证了辩证法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要求在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领域确立唯物辩证法。恩格斯指出，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当然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本身力量来实现，这样的过程将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并将遭遇额外的阻力。更好的方式是学习哲学、研究辩证法的历史。如果说学习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格外有益”，能够大大缩短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的过程，那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就“格外必要”，其可以直接推动辩证思维在自然科学中的确立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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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的意识 形态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
首先，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提供了评判 围绕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各种学说和争论的科学坐标，有助于澄清一系列理论是非。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当时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过程中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的批判，无疑提供了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与意识 形态关系问题的正确思路：必须将科学技术本身与科学技术研究者、使用者区分开来。其次，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和运用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提供了认识自然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基本框架，有助于推动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啻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两者的发展，而且也同样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哲学排除在外、过分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无法解决 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甚至会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如科学中的方法危机、 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伦理危机等。自然科学越是发展，自然科学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使用者越是要学习哲学，尤其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将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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