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由于日本政府的应对不利，引发日本民众对于贫富差距、环境破坏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诸多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关注，人们再度想起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深刻批判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不少研究、阐释《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的书籍在日本相继出版，一些书店甚至罕见地为这类书籍设置了“特别图书角”。据日本多家出版社反映，自2020年开始，《资本论》相关的解说书籍、以资本主义批判为主题的书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其中，白井聪的《作为武器的〈资本论〉》（东洋经济新报社，2020年4月）全面、细致地解说了《资本论》的内容；斋藤幸平的《人类世的〈资本论〉》（集英社新书，2020年9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分析、解答了资本主义难以解决全球变暖、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本书销售突破30万部，被评为日本2021年“最畅销的一本书”；2021年7月，由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前领导人、现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不破哲三领衔修订，日本共产党社会科学研究所监修、新日本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版《资本论》（12册）全部出齐，这套新版《资本论》（本文中新版《资本论》均指日本新版《资本论》）在《资本论》全部手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恩格斯编辑上的问题进行检视、说明，进而对译文、译语、译注作出全面修订，也为这一热潮增添了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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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版《资本论》中的理论新发现和修订
日本是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亚洲的国度。在日本，早在1899年福井准造在《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就首次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部分内容，1909年安部矶雄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924年由高岛素之第一次完整翻译的《资本论》三卷在日本出版。可以说，《资本论》在日本的译介和传播至今已经超过120年。100多年来，日本学者在各个历史时期对《资本论》的宣传和研究不仅深入、独具特色，而且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形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掀起了重新从文本出发,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方式去理解《资本论》,力图重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的研究风潮。新版《资本论》能够全面修订并有新的发现，也是与这30多年来日本学界的这一风潮以及研究上具备了两大条件密切相关：第一，随着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文稿的新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MEGA2）的编辑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重启，众多日本学者参与了收录《资本论》及其相关全部手稿的第二部分（15卷23册）的编辑、研究工作，不仅使日本学界获得了诸多研究《资本论》的一手原始资料，而且为日本学者了解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全过程创造了条件；第二，通过对《资本论》全部手稿的深入研究，日本学界在更深入地了解到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时所面临的极为困难的外部环境、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也进一步发现了恩格斯所编辑部分存在的问题，为日本学者创造了更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理论的条件。得益于这样的条件，新版《资本论》实现了对日共1982年11月—1989年9月主持修订的“新书版《资本论》”（13册）的全面修订，并成为集中反映30年来日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本文重点介绍新版《资本论》中对恩格斯编辑的第二、三卷发现的主要理论问题及相关修订。
1.现行版《资本论》第二卷编辑中的理论问题及修订
恩格斯在第二卷的“序言”中曾明确谈到他在编辑工作中的做法：“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他还强调:“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可以看出，恩格斯在编辑第二卷时已经很努力地做到让“马克思说自己的话”了。
然而，当《资本论》全部相关手稿被发现之后，特别是日本学者对MEGA2的第二部分——恩格斯编辑第二卷时所使用的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进行比较、研究之后，他们发现了“从恩格斯版中我们无法读出马克思创作第2部（指第二卷——引者注）时理论认识上的渐次深入推进过程”等问题。新版《资本论》的修订者也是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时，有了新的理论发现。
第一，恩格斯未注意到第二卷第Ⅰ手稿中马克思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共留下了8份手稿，第Ⅰ手稿是马克思在第一卷出版前的1865年上半年完成的，而第Ⅱ到第Ⅷ手稿是在马克思完成第一卷后才开始写的，但没有完成就去世了。现行版第二卷主要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第Ⅱ到第Ⅷ手稿编辑、补充完成的，恩格斯之所以没有使用第Ⅰ手稿，主要是因为这一稿有很多粗糙、不成熟的地方，正如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所说：“第Ⅰ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册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段性质的文稿。”恩格斯因此认为：“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于是把第Ⅰ手稿从编辑中去掉，主要根据第Ⅱ手稿以后的手稿编辑完成了第二卷。恩格斯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一定的依据，可以理解，却也因此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第二卷第Ⅰ手稿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新发现，即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1864年下半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手稿时，虽然以剩余价值论很好地解决了困扰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发展，利润率趋向下降”的难题，但依然认为：利润率下降将引发资本主义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变革，并将此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主要依据。然而，大约在1865年1月，马克思开始写作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即第二卷第Ⅰ手稿时发现，资本主义危机与利润率下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由“危机的运动理论”引发的，即资本生产商品原本是为了向消费者销售、消费，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人加入到资本的生产和消费者之间。马克思发现，商人的加入导致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扩大，并最终促使危机的爆发。这就是马克思写入第二卷第Ⅰ手稿中的新发现，并成为其新危机理论的起点。
第二，现行版《资本论》第二卷没有完整地展现马克思的“新危机理论”。马克思有了新发现后，不仅改变了之前的“利润率下降引发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观点，而且它还成为马克思此后的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的重要转折点。比如，现行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是恩格斯按照马克思1877年写作的第Ⅴ手稿编辑而成的，是马克思撰写的第二卷各手稿中最晚完成的一个。马克思在这里研究了商人参与资本流通过程的问题，并在最后写道：“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而且，在这句话的下一段加入了一个很长的文中注释，虽然这个注释并没有标明出处，但内容是转述了说明“危机的运动理论”的第二卷第Ⅰ手稿中的内容。由于这里并非要讨论危机理论的地方，所以这里应该是马克思将第二卷的最后部分——要论述危机问题时所需要的文章，以备忘录的形式记录在了这里。然而，恩格斯却将这个注释进行部分修改后，编入了正文中。并且，马克思在第二卷第二篇“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的注释中，正式预告了在本卷的最后部分将展开危机论的论述。这是对要展开危机论的深入研究的一种预告，但在现行版《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并没有看到相关的内容，也说明马克思的新危机理论没有以完整的形式展现出来。
不过，我们却在现行版《资本论》第三卷中找到了马克思的新危机理论和“危机的运动理论”的相关论述。比如第三卷第四篇论述商人资本时，马克思谈到商人资本的运动，这就是其新危机理论的展开；在第三卷第四篇的“第十八章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中，比第二卷第Ⅰ手稿更为细致地论述了“危机的运动理论”的相关内容，只是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在那里读出马克思的新危机理论，还都是将其当作与商人资本运动相关的特别论述。
为此，新版《资本论》对于第二卷的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第二卷有1885年第一版和1893年第二版两个版本。新版以第二版为基础，并标明了第一版与第二版在表述上的不同之处，还对恩格斯补写的文章和追加的注释，以及对手稿的一些编辑问题等，以“译注”的形式作了详细的说明。（2）对于马克思留下的第二卷的8份手稿及其使用情况，在新版中标示了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危机论等处，还补充了相关的马克思手稿。（3）在第二卷的最后，以“译注”的形式，全文收录了马克思在第二卷第Ⅰ手稿中关于新危机论的论述。
2.现行版《资本论》第三卷编辑中的理论问题及修订
恩格斯在第三卷的“序言”中谈及了编辑这一卷时遇到的很多“没有想到”的困难，包括主要妨碍他工作的身体上的问题——“长期视力衰退”，无法推卸的“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工作的压力，以及义不容辞的义务——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不断增加的工作“落到我一个人身上”等，但最为困难的还是“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甚至恩格斯不得不作出超出单纯编辑范围的“改动或增补”等。由此，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了解，恩格斯在编辑这一卷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由于恩格斯尽量使马克思手稿“保持原样”的做法，也使本卷中的一些地方只是“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因此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理论上未完成、编辑上无法完善的内容。日本学者经考证后发现，马克思撰写第三卷手稿时分为两个时期：（1）从1864年夏天到年底完成了第三卷的前半部分（第一篇到第三篇），（2）1865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第三卷的后半部分（第四篇到第七篇）。而上述提到的马克思的理论新发现、新转变正是在这两段时间之间出现的，因此马克思有了新的写作构想，并在第三卷的后半部分写入了新构想的相关内容，但恩格斯在编辑时却未注意到这些新的变化。
第一，恩格斯未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论的转变。马克思从1865年的下半年开始撰写第三卷的后半部分时，才确立了写作包括“信用理论”和“地租理论”等内容的新构想，并决定放弃之前写作其经济学理论的“六册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写作计划，改为将自己的全部经济学研究成果放在《资本论》一书中的新四卷写作框架，即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和第四卷“将探讨理论史”。事实上，为体现新的构想，马克思甚至对已经出版过的《资本论》第一卷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写，从而形成我们现在读到的更为完善的现行版第一卷。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第Ⅰ手稿以前，即1864年以前，一直坚持的是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导致危机，并引发社会革命这一旧的资本主义灭亡论。而《资本论》第三卷的前半部分也是那个时期撰写的，其中第三篇虽然是以论证“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如何引发资本主义灭亡为主要内容，但直到篇末也没有明确这一灭亡论。此后，马克思在写作第二卷第Ⅰ手稿时发现了新的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的“危机的运动理论”，并由此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在之后的1867年写作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不仅有明确的阐释：“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且在第三篇第八章第七节和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七节都论述了与这一新观点相关的内容，且结合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提出，“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及其作为变革者的成长，将成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主体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新资本主义灭亡论”。
需要注意的是，新版《资本论》的修订者也强调，马克思提出“新资本主义灭亡论”并不是要否认利润率下降规律，而是认为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如果将其与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甚至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直接联系起来，那就错了。因此，马克思本人在1865年发现新的危机理论以后作出了改变，只是恩格斯在编辑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把马克思的新灭亡论与旧灭亡论一起留在了第三卷，这导致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就提到的以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主线的“新灭亡论”在第三卷中没有得到全面阐释。
第二，现行版《资本论》第三卷没有明确地展示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论”。现行版《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四十八章的标题是“三位一体公式”，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也是马克思将“资本创造利润、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这一庸俗经济学的首要哲学嘲笑为“三位一体”予以批判的一章，但这一章中却很突兀地出现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述。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社会中人的活动包括两部分时间：参加为了维系社会而进行物质生产的时间，即从事社会劳动的时间，以及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把前者称为“必然王国”，后者称为“自由王国”，并指出：“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人拥有的“自由王国”越多，说明人的发展越好。然而，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要么完全没有、要么只有一小部分自由时间。而在没有阶级差别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都是平等地劳动，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缩短了，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王国”就会越来越丰富，由此所有人都获得了使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和条件，并得到保障，这又反作用于“必然王国”，即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可见，这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论”的阐释，但为何放在了“三位一体”的批判中了呢？
日本学者经研究发现，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相关手稿时有个习惯，即在写一个主题时，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的话，就会用括号把这个问题先记下来，以备今后研究。通过查找马克思的最初手稿可知，在写下“三位一体公式”这一章的标题后，马克思立刻在最初的部分用括号做标记，写下了这段“未来社会论”，然后才是“三位一体公式”的正文。但恩格斯在编辑这一章时，却将手稿各处有关“三位一体公式”的解说文章收集起来，放在了这一章的开头，接着放上了这段“未来社会论”的内容，然后又编入了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进行的批判。由此，马克思特别撰写的这段“未来社会论”埋没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之中了。
为此，新版《资本论》作出如下修订：把“未来社会论”放到了这一章的开头，表明这不是“三位一体公式”的一部分，而是单独论述“未来社会论”的部分，并作了必要的“译注”。
3.马克思的理论转变与其开始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是同一时期
新版《资本论》的修订者在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发现，那就是马克思1865年的理论转变时期与他参加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并领导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的时期竟然出奇地一致。
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再次兴起。1864年9月，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代表齐聚伦敦，创建了第一个政党性质的国际工人政治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马克思受邀参与指导，并开始撰写指导工人运动的文章，他为协会撰写了呼吁开展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而这之后不久的1865年初，马克思就开始了经济学理论上的转变。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领导工人阶级的运动认识到，危机不会引发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发展也很重要，但工人阶级才是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资本的剥削下得到锻炼、发展，从而最终成为改变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这才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核心问题。而马克思在以这一立场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同时成为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并在其第一次大会（1866年的日内瓦大会）上，以《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写下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纲领。可见，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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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版《资本论》中的理论新发现成为21世纪日共社会变革实践的理论依据
新版《资本论》的修订过程也是日共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中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脉络的过程。通过回到经典的深入研究，日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新发现和新认识，并以此指导着21世纪以来日共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成为日共推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变革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认识等方面的新调整和新改变的理论依据。依据这些理论发现，进入21世纪后，日共推进了1961年以后时隔43年的2004年和此后时隔16年的2020年两次党纲的修订，并提出诸多在日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新举措。
1.日共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变革的新举措
新版《资本论》的修订者注意到，从《1861—1863年手稿》到1866—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完成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在马克思自己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展现出来。根据这一理论新发现，日共在2004年修订的新党纲中首次提出：打破“无规则的资本主义”现状，创建维护国民生活和权利的“有规则的经济社会”的新主张。
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对资本进行强有力的管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中，列举公开发表的资料揭露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状况，并批判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强迫工人进行非人的长时间劳动。他深刻地指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而这里提出的“社会迫使”就是强调，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社会必须对资本强行限制。因为长时间的非人劳动会使工人在精神上、肉体上的消耗无法得到恢复，工人不堪承受时就会作出反抗，导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社会手段强行限制劳动时间，对资本进行管制。可见，社会对资本的管制虽然是必然的结果，但却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需要通过工人的觉悟、团结和斗争才能实现。马克思在提到英国1850年的10小时劳动法——最早的工厂法的意义时就说过，这是英国工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得到的结果，进而指出：“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可见，马克思是在号召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通过“国家法律”“社会屏障”确立限制劳动时间的工厂法。修订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虽然在《1861—1863年手稿》中已有萌芽，却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全面展开并进行历史性长篇叙述的，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对此，马克思在1866年2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提道：“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
通过对马克思这些理论的重新发现和再认识，进入21世纪以来，日共更加注重结合日本的实际，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国家遭受着美国的控制，国民遭受着大企业、财界的压迫的现实状况，提出推动建立“有规则的经济社会”的新主张，即打破“没有规则的资本主义”现状、从大企业利益优先向大企业的民主管理转换、实现财政方针的根本性转变、在经济层面排除美国的不当介入等改革举措。2010年日共进一步提出，要制定建立在反映经过世界人民的斗争而争取到的、以国际条约等形式确立下来的规则基础上的、符合日本现状的具体措施。重点关注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社会保障恶化、长时间劳动对劳动者健康的损害、环境遭受的破坏等问题，努力促使日本社会和经济向着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走向未来社会的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日共认为，“危机的运动理论”的发现还对马克思的革命论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告诉人们，不要再等待这样或那样的契机导致的危机，而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全面探索如何去准备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成长和发展，为革命作好根本性准备。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全面展开了这一立场上的“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对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向所有产业扩展后，将对社会变革发挥怎样的作用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其中包括两层重要意义：（1）它将排除旧的生产形式，促使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转化，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促进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的形成要素”成熟起来；（2）它使得对于工人的“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扩展到整个产业，进而使“反对资本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经济高度发展以及矛盾不断深化的层面——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以及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发展层面——社会变革的主体条件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把握工厂立法的。而这些观点在《1861—1863年手稿》中并没有提及，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稿中首次提出的。
根据这些研究的新发现，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日共提出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本身已创造出走向未来社会的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并列举了“五大要素”：（1）“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可以在继承这一生产力的同时，通过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引发的各种浪费，将开辟社会和经济飞速发展的道路。（2）“对经济的社会化管理和规制的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相关论述，比如他强调，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等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对经济的社会化管理和规制发挥作用的机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3）“守护国民生活和权利的规则”。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民通过斗争获得在全社会推广的缩短劳动时间的规定，就是向未来社会过渡时创造出的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4）“自由和民主的各种制度以及国民斗争的历史经验”。日本人民有战后70多年为维护并发展自由和民主制度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是未来社会以更丰富的形式继承并发展自由和民主的最大保障。（5）“人的丰富的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初的《1857-1858年手稿》中，从个人的历史发展角度，描绘出人类历史的形成需要，并提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丰富的个性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并创造出形成未来社会的重要条件。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也需要继承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人的丰富的个性”成果，才能建设未来社会。日共在2020年修订的新党纲中，正是在列举了这五大要素后，提出未来社会要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取得的这些成果，并首次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是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
2.日共对未来社会的认识发生新变化
日共认为，为了探索现代社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之路，有必要对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人的相关理论遗产进行发展性整理和采用。这也是日共决定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再次深入研究并修订的一个初衷。不破哲三在介绍新版《资本论》的现实意义时，谈及对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论新发现时提道：“我们也是在2003-2004年修改党纲时发现的，并将这一未来社会论置于党纲的未来展望中的重要位置。”这表明，2004年日共修订党纲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未来社会认识的改变，即日共“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未来社会论上，通过对过去的错误遗产进行总的清算，重新阐明了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具有的人类历史上的意义”。
第一，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通过研究，日共认为，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大多认为的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主要是列宁依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共产主义“二阶段发展理论”，即从产品的分配角度出发，将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未来社会作为“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未来社会作为“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但这种以分配为视角的划分，其实没有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未来社会论的丰富内容全面展示出来。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向社会主义变革时，并非把分配问题而是把如何改变生产方式，即如何使生产资料转移到社会的手中作为中心问题进行阐述的。因此，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才是理解未来社会的关键。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论中，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努力实现人的自由生活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全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精神方面的进步。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新认识下，日共在修订2004年的党纲时重点提出，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作为未来社会论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当今资本主义导致的诸多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以及生产和经济活动都是以追求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为推动力这一资本主义本性，因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所必需的社会变革，应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课题。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史的观点看，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是剥削社会的最后阶段，它实现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新社会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才是人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变革。为此，日共在2004年修订的党纲中全面改写了第五章“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并提出应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中心，通过劳动时间的根本性缩短，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使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论重新焕发生机。2020年修订的新党纲延续了这些核心内容。
第二，提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新社会时最重视的是新社会不仅要提高人的物质生活，使其更加富足，而且同时要保障所有人的能力和活动有全面发展的机会。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曾论及未来社会要如何保障人的生活：“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可见，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据此，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变革，日共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三项措施：（1）废除剥削，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上消除贫困；（2）将推动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转变为促进社会和社会成员的生活发展，以实现经济有计划地进行，推动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环境破坏、社会差距等问题；（3）从追求利润第一的狭隘框架中解放经济，创造健全、丰富的经济发展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日共以“未来社会论”的形式将“自由时间”这一问题从《资本论》中发掘出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正如被称为日本《资本论》研究第一人的横滨国立大学佐藤金三郎教授所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键在于自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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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版《资本论》的修订和出版带给我们的启示
新版《资本论》的修订和出版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最新成果、理解日共21世纪的社会变革实践的诸多新举措，而且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1.日本学者对“恩格斯编辑问题”的认识及其研究贡献
我们知道，自从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出版后，就伴随着很多的争议，主要争议在于恩格斯的编辑是否表达了马克思的本意，甚至形成了著名的《资本论》“恩格斯编辑问题”，也称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而随着MEGA2编辑工作的展开和陆续出版，特别是2012年《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的全部出齐，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以新的文献资料为基础日趋科学化”。国际学界鉴于不同的研究立场和论证方法，对这一问题形成了“对立派”“统一派”和“中间派”三种不同的观点，而“中间派”的观点主要是日本参与MEGA2编辑工作的学者的观点，即“强调指出马克思‘原始稿’与‘恩格斯编辑稿’在量上的差异，而反对就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进行定性分析”,“可以说，重指出差异而不轻下结论，是日本这一派学者的基本特色”。新版《资本论》的修订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如前所述，日本是一个介绍、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超百年历史的国度，其国内不仅拥有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研究细致深入，取得了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本学者为挽救MEGA2的编辑事业，签名请愿、成立“MEGA支援事务局”，并以购买的方式积极支持其出版。这不仅使一度面临中断危机的MEGA2编辑事业得以延续，而且使亚洲学者首次获得了参与编辑工作的机会。日本学者还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诸多障碍，组建了“日本MEGA2编译委员会”，承担了MEGA2第二部分的第11、12、13卷以及第四部分的第17、18、19卷的编辑工作。其中第二部分的三卷已于2005年、2008年先后由柏林的学院出版社出版完成，不仅使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全部准备工作以它最初的形式呈现给全世界的读者，而且首次提供了将马克思的原稿与恩格斯编辑时用过的资料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比如，日本学者在第12卷的第二部分的《附属材料》卷中独立编辑、制作了三个特殊附录，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１）“结构比较”表，即《资本论》第二卷中恩格斯使用的手稿与马克思手稿的每一个相应部分的对照表，此表说明了恩格斯文献的结构和马克思手稿章节的结构性差别，以期确定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时所构想的篇节结构是否在恩格斯的编辑中得到了忠实的体现；（２）“出处一览”表，此表以具体到篇、章、节的形式，对恩格斯在编辑过程中对8部原始手稿的采用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记录，此列表是从马克思手稿中提炼出来的，它清晰地表明了恩格斯以不同的方式修改了马克思论证的结构和顺序，并发现恩格斯中断马克思手稿的地方超过了700多处；（３）“差异一览”表，此表逐点记录了恩格斯使用的手稿和马克思原始文献的所有分歧，列举了5000多处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变更，具体表明了恩格斯修改了部分段落的表述，显示了哪些句子或定义被改变了，以及他增加或删减了哪些内容。日本学者类似这样的创新性编辑工作，既为人们阅读马克思的相关手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理解“恩格斯编辑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为此，日本学者的编辑工作得到了柏林MEGA2编辑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新版《资本论》的新发现正是在日本学界所特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的，同时也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因此，不破哲三在评价新版《资本论》的出版意义时指出，它不仅是“我们对恩格斯在资料和时间都无法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为《资本论》的编辑事业所付出辛劳的追忆，并使其成果全面地展现出来，而且我们确信，它也是将《资本论》的执笔者马克思的经济学所达到的成就更准确地反映出来的成果”。
2.日共以新版《资本论》的研究成果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变革的努力与面临的困难
日共是当今日本社会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政党实践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日共在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下，全面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教训，回到经典，通过修订新版《资本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21世纪的日本社会变革诸多新主张、新对策，推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变革，进而走向未来社会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新版《资本论》的修订者在对《资本论》手稿的研究中发现了马克思1865年的转变及其“危机的运动理论”，使日共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革命论及未来社会论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解和把握。日共总结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无法驾驭巨大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表现为7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广泛的人民阶层状况的恶化、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断反复的经济危机、超越国境的金融投机横行、全球规模的环境条件的破坏、严重的殖民地统治的负遗产、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贫困。进而指出，这些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尖锐程度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空前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全球规模的各种灾难的气候变化，更成为叩问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仍能够在21世纪存续下去的问题，而谋求对其进行纠正和限制的人民斗争，则具有关系人类未来生死存亡的意义。为此，日共强调对资本实行强制性限制，在日本建立“有规则的经济社会”，积极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客观条件（发达的经济、社会基础）和主体条件（成熟的劳动者阶级）的成熟等主张，显示出日共作为已建党百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当今日本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现实作出的深刻认识，以及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而作出的积极努力。此外，日共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出现批判资本主义、关注社会主义的热潮之际，适时出版、发行新版《资本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阐释，增强人们对于超越资本主义、走向未来社会的信心等做法，也应该予以肯定。
当然，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直遭受着资产阶级政府及右翼势力打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日共虽然较好地总结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未来社会的“五大要素”，提出了日本的未来社会论，并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具有充分而壮丽的可能性”，但日共也认识到面临着“特别的困难”，比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势力织就的、与巨大的经济实力相结合的遍布城市和农村的严密统治网络，特别是统治阶级还控制着绝大部分的庞大媒体，这些都对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日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难以很好地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日共提出，要做到为应对可以预想的复杂事态而保持柔软的“弹性”，与在任何波乱的状况中为一贯坚守的社会进步事业而保有的原则立场的“韧性”两方面结合起来，去推动日本的社会变革。但从现实看，日共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谋求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席位，虽然不断调整斗争策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野党联合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局面，却依然面临着党员人数减少、财政收入困难、政党后继乏人等诸多困境。在2021年众议院选举和2022年参议院改选中，日共的议席都出现了减少的情况，而执政的自民党、公民党却席位大增，甚至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已占据了众、参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出现达到修宪条件的危险局面。这些状况表明，日共在国内资本主义及右翼势力依旧强大的环境之下，要通过走议会道路实现社会根本性变革的探索之路依然困难重重。尽管如此，日共一直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和艰苦努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对于限制资本的肆意妄为、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不应忽视的重要作用。
3.以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整个世界。在理论上，它的问世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了科学；在实践上，它开启了全面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纪元。它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更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它深刻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论述既说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也一直指导着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朝鲜劳动党和古巴共产党；二是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它们身处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各自的发展状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因为“与其他中左翼社会运动相比，它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想理论优势和组织行动能力”，所以它们依然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真正的主体力量。而这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日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它的研究和探索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日共修订新版《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的深入研究，提炼出缩短劳动时间、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是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理论的核心命题，并据此构建了日本走向未来社会的蓝图。日共在2000年对党的最高奋斗目标作出重新界定，提出未来要构建“没有剥削、压迫、战争，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自由的共同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社会，日共提出推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消除社会贫困的同时，从根本上缩短劳动时间，为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等社会主义主张。在具体实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路径方面，日共提出要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从资本追求利润转变为促进社会进步及社会成员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把经济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第一主义的狭隘框架内解放出来，实现对经济有计划的管理运营，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环境破坏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可以看出，日共这些依据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提出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对策和主张，不仅有助于日共推动日本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在进行的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变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日共还非常重视在世界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如在2020年修订的新党纲中，日共提出：“日本共产党应该在世界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2022年7月15日的日共建党百年时进一步提到，日共将竭尽全力推动将21世纪建设成为人类历史上向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同社会前进的世纪。
回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30余年来的世界变化可以看到，原本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号、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一度肆虐全球，美西方国家以经济和军事双霸权手段肆意掠夺发展中国家，导致各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区域安全遭受很大破坏；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取得进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带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的巨大进步，美西方国家感受到其霸权遭到挑战，开始采取越来越多的打压、遏制手段，甚至不惜以打破现有产业链的方式，破坏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特别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无法遏制的情况下，2022年又激发俄乌冲突，进一步引发能源、粮食、难民等多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政治、安全呈现出越来越不稳定的局面。可以说，这一切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为此，近年来世界各国涌现出批判资本主义、关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西方国家的民众更不断掀起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抗议、罢工等社会运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新的高潮。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和魂，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发挥走向未来社会的引领作用，就需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7月28日给“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的贺信中所指出的：“立足本国国情，把准时代脉搏，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让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这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动向，而且站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高度，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共同开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日本新版《资本论》的修订和出版，不仅是日共回到源头，谋求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因其成为日共开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走向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由于日共所处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加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对其产生的影响，导致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仍具有局限性，而其为应对国内、国际的变局主动或被动作出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也经历过曲折、走过弯路，至今未能摆脱困境，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更有不足、甚至是错误。尽管如此，在建党百年前夕，日共能够修订和出版新版《资本论》，本身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贡献，应该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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