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标志着宗教批判的完成，而“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则是现实批判的开始。马克思继而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是当时社会现实之“副本”，原因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与法哲学的批判，也构成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
距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过去了170多年，当代人自我异化的生存状态依旧没有改变，而这种生存状态是由当今的“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资本建构的，因此资本批判的任务依然是当代人的迫切任务。虽然今天我们仍处于资本时代，但资本发展却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与新现象，这些现象既不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期的资本主义，也不属于大工业时期（福特制）的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已经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劳动方式的非物质化、劳动工具的非物质化、劳动产品的非物质化、劳动的物理时空界限被突破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新变化，为了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我们需要寻找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副本”。
一、布当认知主义理论何以作为“副本”
根据马克思的启示，若要系统性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变化，我们需要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既有历史视野又有现实关怀的理论家们，借助他们的理论来把握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当前，既有历史视野又有现实关怀的理论家们，如大卫·哈维、雅安·默里耶·布当、奈格里、哈特、普舒同等，尽管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解读有许多不同的争论，但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资本主义发展大概经历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福特制为代表）、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后福特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
根据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学者们用不同的术语对其命名。例如，有学者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命名为“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借助于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与积累。有学者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类型表述为“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其强调的是知识（一般智力）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霸权地位。有学者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技术资本主义（techno capitalism)，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本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技术资本主义不再依赖于对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而是依赖于对科学创新和无形资本的占有。有学者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 capitalism)，其强调资本的金融化，以及资本积累方式与剥削方式的金融化，而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人的生命权力的金融化，当代人从依赖于家庭储蓄转向依赖于金融投资（全民炒股现象的出现），当代人的消费欲望超越了财富的欲望，购买的欲望超越了储蓄的欲望（“月光族”的普遍存在，甚至“校园贷”的出现），而这些物质欲望的满足只能依赖于信用和金融化。金融泡沫使得大众相信他们的财富建立在金融市场上，而不是工资收入上，因此金融资本对人的剥削已经不仅仅是对工作日的活劳动的剥削，而且是对人的整个生命的剥削；不仅仅是在生产领域的剥削，而且是在消费领域的剥削，个体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成为资本增值的源泉。基于此有学者称其为“生命资本主义”（Bio-capital)。
近年来出现的用以表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除了上述数字资本主义、知识经济、技术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生命资本主义以外，还有灾难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这些概念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诸理论侧重点不同，因此用不同的术语命名新阶段的资本主义；相同之处则是他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新”主要表现在知识、信息技术以及金融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地位。布当对这些理论做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将其概括为“新瓶装旧酒和旧瓶装新酒”。
所谓“新瓶装旧酒”，指的是有些理论确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新变化，但却只是将这种变化看作是某一个因素的变化，而整个资本主义框架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例如，知识经济理论、信息社会理论与技术资本主义理论。布当从两方面批判知识经济理论：第一，知识经济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表现为知识变成了福特制的核心，但这只是一个因素的转变，资本主义框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第二，知识经济理论只局限于经济范围内，而布当的理论则着眼于资本主义本身。布当对信息社会理论（Theo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的批判则是其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权力而去讨论自由贸易；信息社会理论混淆知识与信息，并将知识降格为信息，而布当的理论则更关心智力与创新的增值。布当对技术资本主义理论（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apitalism）的批判乃是技术资本主义理论将知识降格为技术的自动化，然而技术的社会应用只是扮演次要的角色，因为机器只有在人的操作下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只是资源浪费。而布当的理论强调的则是知识与新信息交流技术在股市领域，甚至是在固定资本的更新换代上的广泛使用。
所谓“旧瓶装新酒”，指的是一些学者（例如Duménil与Lévy），依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寻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出现了新内容。例如，他们提出知识在社会主义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一般智力”的兴起挑战了旧资本主义的精英制度，中层管理的兴起以及中层管理与大众的联合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布当认为这种理论的“旧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而“新酒”则是其强调了“数字革命”与知识在企业与社会中已经直接变成了权力。
就像布当的结语一样，他将所有这些理论比作“鞋子”，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比作“灰姑娘”，布当认为上述理论都未能准确全面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因此都不是“灰姑娘”的“水晶鞋”。而布当的理论吸收了各家理论之所长，同时又有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到见解。布当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命名为“认知资本主义”阶段，而其理论则被命名为“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理论（以下简称“认知主义理论”）。
布当的“新瓶装旧酒”与“旧瓶装新酒”批判旨在表明自己的理论与当前形形色色的研究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之区别，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有两点，“第一，认知资本主义是一个连贯的和动态发展的过程；第二，认知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第三发展阶段”。
布当主要从“认知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相比发生的根本性转变来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他共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的十五个特征（the fifteen marker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这十五个特征可以简单表述为：
第一，认知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之一是经济的虚拟化或者说是非物质性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第二，非物质性（immaterialities）的重要性是新电脑技术与数码化数据应用的结果，新电脑技术需要信息的输入，用数码化的方式处理并操控信息，生产出知识；第三，非物质性在经济增长中有决定性的作用；第四，技术过程已经不再是公司短暂的获得市场上商品与服务的外因，它变成了社会-技术系统的形式，其特征是信息与交流技术；第五，不同于泰勒制的劳动者彼此分离与简单劳动，认知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复杂劳动过程的联合，生产的目的也不再是克服边际回报递减的经济结果，而是从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y）中获利；第六，市场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使得调控市场的不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市场规模，而且是需要探索学习型经济的作用；第七，传统的生产次序是构想、生产、市场，复杂的生产则由于其短周期的运行特征，而能够迅速地应用于工业或者是文化产业，数码技术的本质是数码技术的使用者可以同时是创新的生产者；第八，尽管商品化是普遍法则，但由于今天投入（生产资源）的不可化约的多元性，用资本与劳动的尺度来衡量商品价值出现了问题；第九，当今社会与生产联合的重要载体是网络，信息科学使得网络社会变为可能，网络社会变成了新的全球性的普遍智力的产物；第十，不断增长的“大脑之间的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brains）暗示着劳动力范式在能量与熵上的递减，也暗示社会财富从物质商品向非物质财富的转换；十一，认知资本主义不仅关注“活劳动”，而且关注“死劳动”；十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依赖于个人在工作场所的表现，而如今这种作用正在减弱，剩余变成了总生产力的剩余，价值变成了股票市场最后形成的价值，创新不再仅仅是个体公司的创新，而是网络与生产区域的创新；十三，认知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商品的非物质性引起了知识商品（信息商品）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们的使用、折旧、改进以及剥削的独特性；十四，在认知资本主义阶段外部影响或者说外部性不再是微不足道与局部性的，而是变得至关重要；十五，工业资本主义用商品生产商品，认知资本主义用知识生产知识，用生命生产生命。
新知识的生产建立在知识的积累上，建立在被内在关联的数码化所驱动的共同的大脑运行中（对集体智慧的运用）。认知资本主义不仅生产知识，而且生产当代人的生活方式，认知资本主义对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叫作“生命的生产”。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认知生命资本主义”（cognitive biocapitalism)。
在布当之前，有些西方学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已经提出“认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例如拉扎拉托、哈特与奈格里等人在不同场合都提到并论述过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论述都是零星与碎片化的。布当则是将区分认知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作为出发点，给予认知主义理论最全面与最深刻的阐释，因此可以说是布当建构出了较为完善的认知主义理论的体系。因此，为了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现实，也应该将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副本”，并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与批判。
二、布当认知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
从上文的论述可见，布当用十五条内容为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与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划界，这十五条中突出了“大写”的非物质性。因此，布当认知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乃是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特征揭示为非物质性。
布当认为非物质性对于产品与服务都是一种不可化约的源泉，非物质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无形（intangibility），二是虚拟（virtual）。无形（不可被物理捕捉到）的特征是可以成为目前或者将来的经济价值的源泉。虚拟指的是一种潜力，是未来的现实，虚拟的价值是改变现在，电脑技术使得虚拟可以自我部署，实现其价值，例如电脑技术对于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投资）的计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性内涵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劳动方式的非物质性、劳动时空界限的物理性质被突破、劳动工具的非物质性以及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
非物质性内涵的第一方面：劳动方式的转变。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方式表现为工厂中彼此独立的劳动者在工作日与固定机器相结合进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象化是物质化商品的堆积。而在认知资本主义时期，劳动方式则表现为以虚拟化的网络社会为依托，身处不同时空的人，通过“电子化的远程在场”进行分工与协作。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分工主要是基于市场而进行的体力劳动的分工，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则表现为“在电脑上脑力劳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这种分工的中介是数码化网络”。
非物质性内涵的第二方面：“活劳动”的时空界限的物理性质被突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例如福特制，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被禁锢在机器上，甚至降格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零件，雇佣劳动者必须在厂房中同固定机器相结合才能从事生产。认知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不仅从机器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固定的工作场所中解放出来，基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构建出的虚拟网络空间成为脑力劳动的主要场域。今天的劳动者的劳动不仅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限制，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因此，今天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已经不再是工作日内在工厂中的体力劳动，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虚拟空间进行的脑力劳动。例如，当今在星巴克中随处可见一边喝咖啡一般用电脑工作的劳动者。于是今天的“活劳动”突破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物理时空的界限，而为这种突破提供基础的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非物质性内涵的第三方面：固定资本的非物质化。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固定资本指的是劳动资料、机器厂房等物质产品，而认知资本主义阶段的固定资本则转变为电子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数码化产品。不仅如此，电子软件（我们通常使用的各种APP）、信息、知识、智力等都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以电子计算机、信息、科技的发展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网络社会改变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不同的劳动者彼此隔离的状态，实现了大脑在网络社会的联合。
由非物质性对物理时空的突破以及固定资本的非物质性可以推导出非物质性内涵的第四方面：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有些学者也正是从认知资本主义时期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来定义非物质劳动的。例如拉扎拉托提出：“这一概念可以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哈特和奈格里不满足于拉扎拉托对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这是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下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主要是指涉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譬如解决问题、符号的和分析的工作以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及其他产品；另一种主要的非物质劳动形式是情感劳动，与作为精神现象的情绪不同，情感指涉肉体，也指涉精神。事实上，像快乐、悲伤这样的情感所揭示的是整个人体组织的生命状态，它既表征了肉体的某种状态，也表征了思维的某种模式。”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已经很清晰地界定了非物质劳动产品的范围，其产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表现为智力劳动或语言劳动生产出的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形象等，这部分劳动者包括科学家、理论家、软件开发者等；第二种类型表现为情感劳动所产生的快乐或悲伤的情感，这部分的劳动者包括小说家或电影导演创造出的喜剧或悲剧，为观众带来或悲或喜的生命情感。除此之外，非物质劳动还生产出了第三种产品，即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认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因此非物质劳动也生产出了当代人的生命本身。
上述内容主要论述的是在布当语境中“非物质性”的内涵，即何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性特征。以此为基础，布当提出了由非物质性内涵引发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利润源泉的改变、剥削方式的改变、物价规定措施的改变以及金融不断增长的重要性。
首先，认知资本主义时期利润的源泉发生改变。拉扎拉托指出：“认知资本主义时期，利润的主要源泉不再是人的体力劳动的消耗，而是创新能力的支出。”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实业资本家、地主、生息资本家利润的源泉都只有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即雇佣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正是由于利润的源泉是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因此才催生了大工业时期福特制的流水线作业，福特制的特征是使劳动者的活劳动效率达到最大化，从而实现用最小的投入，创造最大的剩余价值与利润。布当认为在认知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劳动方式由彼此分离的体力劳动转变为跨时空合作的脑力劳动，于是知识与创新型劳动成为认知资本主义利润的主要来源。布当举了一个例子，为了生产鞋子（例如耐克与阿迪达斯），雇佣工人需要4至5法郎，原材料需要2至3法郎，生产出的鞋子却由于其品牌效应卖到20至300法郎。今天市场上有许多奢侈品价格与成本的悬殊远大于耐克和阿迪达斯，因此巨额利润的源泉已不再是生产鞋子的体力劳动，而是设计者的创新性劳动，以及为了形成品牌效应，那些广告设计者的脑力劳动，甚至包含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聘请的律师的脑力劳动。总之，利润源泉的转变表现为：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向创新型脑力劳动的转变。由创新型的脑力劳动所催生的认知资本主义时期的积极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与学习型经济（the learning economy）也是利润的源泉。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公司间或者公共机构间发生经济行为，却对第三方造成影响，影响有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第三方免费的享受积极影响或者是承担消极影响。认知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数码化技术的运用与大脑间的超时空联合，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外部性”，例如信息的公开化以及软件的免费使用，这种积极的外部性促进普遍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又反过来成为认知资本主义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强调“外部性”。所谓“学习型经济”，指的是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而学习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过程，知识创新与学习过程强调的是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的改革与创新，创新不再仅仅是个体公司的创新，而是网络与生产区域的创新。
其次，认知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剥削方式发生改变。马克思指出，资本剥削的本质是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提高剩余价值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提高绝对剩余价值，一种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与此相应，剥削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大化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利润最大化（例如福特制和泰勒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的特殊性（与机器紧密联系的体力劳动的耗费），于是剥削主要发生在工作日。布当则将资本主义的剥削分为两个层次的剥削：第一层次的剥削是指对在生产中耗费的体力劳动的剥削，第二层次的剥削是指对延续工人整个生命的活劳动和智力资本的剥削。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剥削主要发生在第一层次，而在认知资本主义阶段，尽管资本对劳动者第一层次的剥削与第二层次的剥削并存，但是今天剥削的特征表现为：第一层次剥削不断减少，第二层次剥削不断增加。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当又称认知资本主义社会为“花粉社会”（pollen society），“在这个花粉社会，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大众是小蜜蜂，不断地借助数码之翼（wings of the digital）为认知资本主义积累贡献花粉（集体智慧）”。而认知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及时将这些虚拟空间已经存在的财富转化为经济价值。
第三，认知资本主义时期价值衡量措施发生改变。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衡量。这种衡量机制建立在体力劳动生产物质商品的基础之上。认知资本主义时期，商品价值的衡量措施发生了改变。Andrea Fumagalli指出，认知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原材料是无形的，例如人的大脑的情绪化可以作为原材料，而这原材料是很难被量化的。他提出，随着认知资本主义阶段的降临，价值衡量触及不同种类的脑力劳动，不仅如此，知识、影响、关系甚至是想象与符号都与劳动一样具有价值，而这些价值很难用统一的尺度去量化，而且劳动时间也超越了官方的工作时间，延长到了整个生命。
第四，认知资本主义时期生命权力金融化。Andrea Fumagalli认为，“金融化可以被界定为国内储蓄向股票市场的转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金融化可以被定义为从作为商品的货币向作为纯粹符号的货币的转变”。在认知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相信其财富建立在金融市场而非工资收入或其他。除此之外，金融市场强有力的重新定向劳动收入（例如离职金与社会保险），金融市场替代国家作为社会保险与福利的保护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人生活的现实是生命权力的金融化。
总之，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区别是非物质性特征。所谓“非物质性”主要体现为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变、劳动分工方式的转变（由基于市场的分工转变为基于网络的分工）、劳动的物理时空界限被突破、劳动媒介的非物质性以及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性特征引发了资本主义牟利方式、剥削方式、价值衡量尺度的转变以及金融在当代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基于此，布当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发生局部转变，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三、布当认知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布当认知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性内涵与外延的分析乃是其内容的核心之处。也正是如此，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被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副本”。该理论对于剖析并系统性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特征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该理论的贡献中也包含着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布当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的论述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第一，劳动方式有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性趋势；第二，劳动分工的基础由基于市场转向基于网络，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当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型正在由市场经济转向网络经济；第三，资本的剥削方式由对体力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转变为对脑力劳动所产生的集体智慧的剥削，以及对人脑在网络上的联合所产生的积极外部性的剥削，剥削的时间范围也从工作日渗透到人的整个生命；第四，由于非物质性的霸权地位，非物质产品的价格不再单纯地由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创造性劳动与知识性劳动的价值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总之，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时代正在转向用知识生产知识、用生命生产生命的时代。
布当在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非物质性特征基础之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以及阶级的新变化。布当认为，认知资本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知识使用与生产的公开性与知识产品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变为近些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资本主义国与国之间斗争的根本原因。例如，南部国家（印度与巴西）仿制治疗艾滋病药物的企业同欧美的大型跨国医药公司之间的斗争，就是上述矛盾的体现。
布当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知产阶级”（Cognitariat)与无产阶级的分离。而所谓“知产阶级”主要指的是以网络为中介提供创新产品与知识产品的劳动者。由于知产阶级的产生，劳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资关系体现为稳定的长期的劳动合同，雇佣劳动者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完全服从资本家的管理，因此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资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认知资本主义时期的劳资关系体现为短期的劳动合同，通过网络分工协作的脑力劳动者自行制定工作计划并完成工作任务，资本家退出劳动过程，因此出现了“劳动者的自治”。知产阶级看似获得了更多自由与自决的权利，但由于短期合同的不稳定性，实则是断断续续的临时工。知产阶级与新型劳资关系的产生是认知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与牟利方式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劳资关系打破了劳资之间原有的稳定性，产生了新的贫困与不稳定。
布当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认知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与其理论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布当在“Cognitive Capitalism”一书中多次称马克思主义为“教条”“旧瓶”等，布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布当提出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出现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联合，马克思对于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区分已经失效。马克思认为死劳动是过去劳动的积累，例如机器、厂房、原材料等，而活劳动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商品。而布当则认为由于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固定资本的非物质化，例如，计算机软件（APP），这种非物质化的固定资本可以将过去的劳动（历史知识、经验）等重新编码，而这些重新编码后的知识、经验又反过来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即建构人的生命本身，因此活劳动中渗透着死劳动，二者不可区分。
其次，布当提出由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联合，马克思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概念已经失去意义。布当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福特制）时期抽象劳动的本质是被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规定的，通过机器抽象劳动被转移到物质商品的交换本质中。而非物质劳动霸权背景下，劳动力不仅包含活劳动，而且包含死劳动（历史知识、经验的沉淀编码）。因此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布当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今天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创造性劳动”，而“抽象劳动”则可以被表述为“认知劳动”。
最后，布当提出由于劳动形式由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失效，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布当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第二，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唯一尺度，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积累，积极的外部性也成为资本利润的主要源泉，因此劳动力不再是唯一的利润源泉。由于创新型劳动与知识性劳动对于商品的市场价格的重要影响，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衡量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唯一尺度。此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由于社会矛盾的变更以及阶级的变更，布当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完全过时了。
由此可知，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缺失哲学基础，而根本不理解马克思提出的“死劳动”与“活劳动”概念以及“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概念的意义。马克思提出“活劳动”与“死劳动”概念，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异化状态，即过去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对当下的活劳动的统治，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秘密，而非人为地为“死劳动”与“活劳动”划定界限。马克思提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概念是追问商品二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结果，此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同一种劳动（雇佣劳动）所包含的二重属性，而非两种劳动。这是认知资本主义理论所无法理解的。
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由于混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例如，认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这对概念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产物，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这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概念的。又如，认为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也不能归属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公开批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种说法是资产阶级的表达方式，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的方式是为其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由此可见，混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论断是无效的。
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缺失历史唯物主义视野，而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因此缺失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例如，布当提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矛盾——知识、网络、信息之使用的公开性、公共性与知识产品私有化、商品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确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矛盾的新形式，但仔细分析这一矛盾形式，它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初是以平衡的方式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躯壳中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种趋势的张力越来越大，直到打破平衡并撕裂资本主义的外壳，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过渡性与暂时性，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则是上述两种力量的人格化，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格化，无产阶级是社会化生产的人格化。再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矛盾，知识产品私有化与商品化是新的私有财产形式，而大众对网络的自由与免费的使用则是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因此懂得将知识与创新能力转化为资本利润的企业家依然是私有财产的人格化，而知产阶级也不过是新的社会化生产的人格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暂时性与过渡性并未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虽然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由于其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而匆匆将马克思主义打发为教条或旧东西，因此缺失了现实批判的维度。
正如熊彼特所说，“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现的，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到的、摸得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若要持续保持其生命力与活力，需要借鉴布当认知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精髓，而布当的认知主义理论若想不被彻底遗忘，则必须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充分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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