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不平衡发展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关注。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有关空间议题的研究，大体采取了如下的几种路径：或深入思想史探讨空间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当代化的逻辑关系，或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文献挖掘空间思想来回应西方社会思想理论界对马克思的相关批判，或基于西方语境中的空间话语来分析中国空间生产实践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或反思东西方空间话语与实践的历史差异等。以空间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的理论张力与强烈的实践旨趣，同时也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与中国化的重要路径。其中，以不平衡发展问题为主题的空间研究，无疑是我们深入探究中国现代性生成与展开的历史必然性与路径独特性的重要维度，也是立足新时代探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空间生产实践道路的重要理论基础，进而为我们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道路之空间生产逻辑独特性与世界历史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理论化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张力
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不平衡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中的理论化与当代化，主要应归功于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尼尔·史密斯等西方学者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理论探索。正如国内相关研究已深刻意识到的那样，不平衡发展问题及其更宽泛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问题的理论化，并非仅仅出于一种针对马克思主义补白补缺并致力于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冲动，也非仅仅出于以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来升级完善当代地理学研究进而与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深入对话的理论抱负。其主导的理论意图，是通过聚焦于资本主义幸存至今的空间地理机制问题，重新激活或升级19世纪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使之适用于当代的资本主义研究与批判。其中，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是20世纪国外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核心议题之一。
面对这一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中国学者，在借鉴与挪用相关思想资源之前，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些西方当代理论得以孕育的时空语境差异与实践道路差异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内在的理论挑战，即如何以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新建构为视域，让19世纪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走进21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理论挑战与旨趣得以确立的前提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理论与实践、抽象分析与经验差异等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张力。事实上，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当代新建构印证了这样的理论张力。为此，在深层理论上，我们不妨以不平衡发展为视角，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路中，深入探究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的抽象资本主义分析中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理论张力，并在抽象的理论模型分析与差异的、不平衡的、多样化经验具体的历史生成和变迁之间，探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化、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
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旨趣，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社会理论关于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空间建构，与其说指证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的“空白”，倒不如说揭示了隐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空间不平衡发展维度及其内在理论张力。这一张力，既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直接论述或未能充分展开的空间议题上，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在需要与方法论特质上。
首先，就直接的论述而言，在著名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不仅指证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关系问题，还强调了“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的理论重要性与困难性。这其中，“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这个问题是真正的困难点。当然，这些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过程中有迹可循的、少数的直接论述，并且也只是概要式的提及，并无更多展开。其深层逻辑的探究不仅要基于马克思已经建构成型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甚至也要基于诸如殖民、国际分工与“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与世界贸易等有待进一步丰富拓展的议题。这些内在于马克思资本研究思路之中却未能系统展开的空间研究议题或研究规划，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重要议题。
其次，不平衡问题的理论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方法论的内在诉求与当代延展。正如马克思自己明确指出的那样，“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那么，从“资本一般”的同一性“抽象”分析不断上升到不平衡发展之经验具体的历史科学研究，进而也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抽象”，不断上升到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具体”，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代化使命。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以“资本一般”的历史科学分析为主要任务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在直接的研讨主题与路径方面为空间与地理及其不平衡发展问题预留了理论位置，并在深层逻辑上也指明了进一步拓展与具体化的研究路径。如果依此来指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空场”或逻辑缺环，不仅不公允，同时也暴露了这一指责其实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旨趣、主导逻辑与现实旨趣的误读。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实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类型分析向今天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过渡，是我们而非马克思本人的任务。”这也意味着，针对马克思“空间”缺失的诟病，恰恰是因其未能意识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张力与具体化拓展的必要性问题，此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模型分析与经验具体及其历史变迁研究之间的理论张力。
可见，在《资本论》中挖掘一些表征空间议题的显性话语，并不能真正回应当代空间理论对于马克思的指责，也无助于彰显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逻辑张力及其向历史与实践不断敞开的理论特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立足于时代变迁与实践发展所凸显的新议题，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抽象”不断上升到“具体”。就此而言，哈维、尼尔·史密斯等人从地理空间视角切入不平衡发展问题并彰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逻辑，恰恰提醒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空间或地理视角是实现资本逻辑批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重要路径。因此，不论是抽象的理论分析构架，还是资本主义经验现实的历史变迁，空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都是探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张力的重要视窗，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当代化与具体化。
深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就不难发现：空间或地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不仅内在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思路之中，并且呈现为一种看似矛盾但却彰显着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张力。从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与全球空间铺展的矛盾运动过程来看，这一张力主要体现为“抽象”与“具体”、“同一性”与差异或不平衡性等方面，此即作为生产方式本质规定性的抽象模型分析与经验具体研讨，以及资本主义同质化趋势与不平衡发展等之间的内在张力。此外，从劳动力再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视角来看，地理层面上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张力。
二、生产方式同一性的抽象分析与不平衡发展的经验具体研究
在《资本论》及其系列草稿中，马克思以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为分析模板，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展开研究，同时批判并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构了以人类自由解放为最终旨归的“历史科学”。纵览《资本论》及其手稿，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历史本质规定性及其同一性的抽象分析，与欧洲乃至全球不平衡发展的经验具体研究之间的逻辑张力，时隐时现并贯穿前后。
首先，在《资本论》中，存在以英国为典范的抽象分析与对欧洲其他国家、地区甚至全球层面的经验具体研究之间的张力。这一点集中彰显于马克思有关资本的历史起源问题的研讨。在剖析资本的历史起源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时，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表现为劳动者与土地等劳动客观条件分离的社会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时间起点与实现方式各不相同。这其中，英国只是典型案例，也是马克思剖析资本问题的抽象化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定英国的典型性时，马克思并没有忽略现实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的空间不平衡性问题。例如，马克思特别关注到意大利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逆动”现象：受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的驱动，较早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意大利却一度出现将城市工人驱赶到乡村经营小规模农场等反历史潮流现象。在一般意义上，意大利的个案不仅印证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指证了资本积累不平衡发展的动态与反复过程，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同质化进程中的区域、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及其竞争问题。换言之，马克思在肯定资本原始积累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起源的历史本质与普遍共性的时候，也同时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起源与矛盾运动在欧洲乃至全球语境中的多样性、差异性与不平衡发展问题。从而，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亦即东方与西方的文明道路尺度上，这一不平衡发展问题也内在于马克思毕生致力建构的“历史科学”之中。
其次，在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趋势时，也明显存在资本同一性的同质化趋势和差异性、不平衡发展问题之间的逻辑张力。这一点主要体现为城乡的不平衡发展和工农业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认了资本在全球层面的同质化趋势，即所有的生产与交换都将或快或慢地被卷入以资本为基础的财富生产体系之中。与此同时，马克思亦充分意识到，这种同质化的趋势是在差异与多样性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中展开的，从而也表现为一种不平衡发展的状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不平衡发展机制恰恰构成了资本为自己的同一性开道的历史性方式。
以城乡不平衡发展为例。一方面，马克思从宏观的历史趋势，勾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同质化空间布展过程，即《共产党宣言》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过程，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文明趋势。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始终关注着城乡不平衡发展时空构序的历史生成、演变机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影响。事实上，马克思对于城乡关系及其历史变迁机制的研究存在着前后逻辑转换的发展过程，即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表的泛分工论视域下的城乡二元对立观，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分离视域下的城乡不平衡发展观。在肯定资本作为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这一生产方式共性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指认了“城乡对立”或“城乡差异”现象背后的实质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一性运动内在需要的现实机制——即不平衡发展的历史机制。这一方面体现为资本原始积累或农业的工业化进程推动大量劳动力从土地当中解放出来，沦为“大地上的异乡者”并被律法或饥寒等看不见的皮鞭驱赶进城与进厂，成为只能靠贩卖劳动力为生的自由劳动者；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市的空间积聚，即劳动者、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等在城市中的聚集，使城市不仅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中心，也成为人们拓展丰富社会交往与联系的文明中心，或无产阶级孕育与发展壮大的温床。相比之下，乡村则成为落后、未开化与愚昧的代名词。
当然，马克思眼中的城乡差异与不平衡发展，其实质乃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的不平衡发展。在全球层面上，工农业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则表现为工业的民族与农业的民族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就工农业的全球不平衡发展问题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研讨大致呈现为西欧内部与东西方文明两个时空尺度。其一，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与爱尔兰为例，马克思探讨了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英格兰凭借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优势地位，不仅压抑了爱尔兰的工业化进程，而且迫使后者的传统农业加速转化成为畜牧业，为英格兰提供谷物、羊毛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与兵源等，从而最终沦为依附于英格兰这一工业中心的“牧羊场和放牧场”。其二，拓展到全球层面，借助工业革命与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先发优势，欧洲核心工业国以“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为武器，不断夺取国外市场，摧毁国外的手工业，将之转化为外围的、且依附于工业中心的原料产地。东印度、澳大利亚等就沦为了英国的棉花、羊毛等原料产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需要的新国际分工，实质是一种剥夺性的不平衡发展机制。
可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不平衡发展问题不仅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以及全球铺展的本质规定性与一般历史趋势的抽象分析之中，同时也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特定的、差异或不平衡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如何为自己开道的具体路径。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不论是一国内部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还是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工农业不平衡发展问题，抑或是全球层面的新型国际分工与不平衡发展问题，绝非一些偶然或特例。恰恰相反，这些历史现象所折射的不平衡发展之空间生产机制，构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一性与历史性分析的重要基础与内容。当然，仅此还不足以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张力。相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历史生成而言，其维持与再生产的机制是理论研究应当进一步推进的问题域。从资本的对立面即劳动视角来看，此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劳动力及再生产的地理不平衡问题。这亦是从不平衡发展视角出发，探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张力的主体性视角。
三、劳动力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地理不平衡问题
如前所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同一性分析与不平衡发展的经验具体分析实际上是一体展开的。不论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城市空间内部差异与等级化的批判，还是城乡的不平衡发展，抑或是全球层面的不平衡发展的国际分工与产业体系，都在显性的议题层面彰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不平衡现象与机制问题。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本质规定性及其具体化机制，实际上还存在着一条重要的隐性线索，即不平衡的社会关系及其再生产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强调的那样，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以生产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关系及其再生产，远比物质商品等价值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更为重要。同样，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而言，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不平衡社会关系及其再生产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空拓展和再生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再生产问题既是不平衡发展问题在方法、议题与逻辑上的统一，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张力的关键理论质点。
首先，从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的问题来看，“中心-外围”式不平衡发展体系的确立与维持，需要产业体系等经济条件以外的国家权力与金融信用体系作为隐性支撑。不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就已彰显的“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叙事，还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关世界市场、世界贸易、殖民等议题的具体研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社会关系与时空秩序的同一性建构过程一直是作为重要的隐性议题贯穿前后。这其中，指涉了与世界历史相匹配的“世界文学”议题及其折射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与联系的意蕴，也包含了“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一过程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和“物的依赖关系”的现代性重构。换言之，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相匹配的是，全球层面的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世界性的。当然，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世界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恰恰是以等级化与不平衡的方式为自己开道并维持自身的扩大再生产的。
以不平衡的国际分工体系为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西欧优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是凭借其廉价的机器产品与发达的交通运输能力，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体系转化为依附性的外围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工业民族国家借助其先发优势构筑的国家权力与金融信用体系，开展对未开化地区的征服、奴役、殖民等活动的同时，也建构了一套全球布展的资本主义公共信用制度和体系。后者不仅维护并扩大了其工业霸权与商业霸权，并被作为“资本的信条”，培育了金融家、商人等“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在国内国际范围内致力于“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加速资本与国家的原始积累。可见，在工业革命及其世界市场的建构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关税与国债、金融信用体系等，构成了全球层面不平衡发展的隐性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马克思强调，保护关税制以及出口补助金等方式不仅构成了欧洲工业中心地带各国掠夺本国人民的方式，同时也是摧毁其邻国一切工业的重要武器。例如，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就被英格兰摧毁了。
可见，以有形的空间重组为依托的工业革命与国际分工，需要一种无形的国家权力、财政制度体系与金融信用体系支撑。后者的维持与扩张，实际上指涉了一种以经济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复杂过程。这也反证了，不平衡空间生产机制本身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矛盾运动体系。其中，不论是全球的宏观视域、还是城乡的中观视域，抑或是狭义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的微观视野，劳动力再生产及其折射的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都是这种差异化、等级化的不平衡发展机制的隐性基础。
事实上，马克思以英国为模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及其对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讨，并未止步于产业发展、国际分工或国际信用金融体系等不平衡发展问题，而是拓展至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从深层逻辑上来看，作为不平衡发展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不仅将不平衡发展问题置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之中，同时也凸显了不平衡发展问题的主体之维。这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等多重视角探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奠定了隐性的逻辑基础。
依据《资本论》及其手稿，资本积累的中心议题表现为资本如何维持对劳动力的持续并扩大的榨取问题，其核心视轴是劳动力及其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问题。事实上，不论是抽象的理论层次，还是具体的经验分析，劳动力及其再生产问题都是《资本论》的基础性议题。以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为例，马克思一方面指出，扎根于地方差异与不平衡性之中的劳工生活资料或生活必需品的实物形式与价值量存在着空间差异与历史波动，但这些并不影响劳资本质关系的研讨。与这一本质过程分析并行不悖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形式研究和具体实现路径的差异分析。这一点体现在马克思以英国为模型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差异性分析之中，并且作为延展，马克思对于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工农业不平衡发展问题展开了比较分析。因此，作为产业发展、国际分工的民族国家差异和不平衡发展问题的逻辑延展，劳动力再生产的地理不平衡问题亦内在于构建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思路之中，并构成了其资本研究的张力。
不同文明条件下的劳动力再生产及其不平衡发展问题。就劳动力再生产问题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劳资本质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一般分析，同时也关注到不同文明条件中劳动者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地区差异和不平衡问题。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当然是不同的。”换言之，不同国度与文明条件下，劳动工人维持其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存在着地理上的差异。这种地理层面上凸显的差异，既取决于自然的先在性，比如衣食住行与取暖等的“自然需要”的差异性；也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文明状况，表现为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属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东西，在另一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必要的生活资料”。并且，在现实的发展情况中，马克思也肯定了工人需要水平的历史波动或变动性。当然，工人需要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动性，在马克思看来属于“工资学说”，暂不属于其所考察的资本一般关系的范畴。但即便如此，考察资本积累的具体运动机制时，表征劳动能力价值水平的生活资料“数量与质量”的历史波动以及在地理上的差异性，却并非无足轻重。马克思援引了其他有关苏格兰“很舒适”生活现状的描绘——在苏格兰许多家庭以只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取代小麦和黑麦等为主食——揭示了劳动生活资料的地理差异性与历史变动。此外，马克思实际上注意到了资本家们绞尽脑汁降低劳动能力价值水平的历史现象以及诸多举措。可见，就维持劳动力不断再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及其满足方式而言，不仅不同的国家与文明之间，而且同一个国家生产体系内部也存在着地理差异与不平衡问题。
当然，正如马克思自己强调的那样，就资本与劳动的一般关系及其本质的考察而言，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历史变动性并非关键。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一般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前提：“生活资料的数量与质量，从而需要的范围，在任何一定的文明阶段从来没有降低过”。但如果一旦进入资本竞争与资本积累的具体展开机制的中观层次或微观层次考察，那么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生活需要的社会差异、社会塑造性及其在全球层面的地理差异与历史变动，就日渐凸显为至关重要的议题，甚至构成资本主义增加活力与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意志的重要依据。这既是卢森堡以资本主义体系盘剥非资本主义体系为中心考察资本积累不平衡发展的隐蔽视点，也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聚焦于“虚假需要”问题展开探索的重要逻辑支点。
四、结语
劳动力再生产及其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不平衡问题，不仅呈现为同一性的抽象分析与差异、不平衡的经验具体分析的内在张力，也揭示了不平衡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需要与具体化机制的问题，更在方法论层面上呼应了马克思在导言中遵循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平衡发展问题从议题、逻辑与方法的层层递进所呈现的内在张力，实际上表征了两个问题：其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架与方法论是向历史与现实敞开的，而非封闭的体系；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与时俱进，也必须在不断地时代化与具体化拓展中加以丰富与发展。从第二国际卢森堡等人的资本积累论新探，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再到20世纪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不平衡发展、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可以视为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问题的与时俱进与具体化延展。并且，20世纪的这些理论延展，相较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典探索，不论其理论形态与结论上呈现为怎样的一种异质性，或深层逻辑与问题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化，都无疑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张力。同时，这也进一步彰显不平衡发展问题理论化过程之中的实践旨趣，此即作为历史与实践的不平衡发展之历史动能与历史可能性问题。
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视域来看，不平衡发展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更是其历史辩证法现实化与具体化的基础与路径。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并非在一个均质的、封闭的时空中运动一样，其内在矛盾的生成、演化与超越，恰恰呈现为一种非均衡的动态博弈过程。不论是马克思有关美国如何崛起于西方不平衡现代性的思考，还是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东方道路的研讨，无疑都为我们从更宏大的文明发展尺度思考不平衡发展之历史能动性提供了足够的构想空间。因此，以不平衡发展为视角呈现的理论张力，也蕴含着一种辩证的历史能动性，有助于我们在抽象的生产方式理论模型分析与差异的、不平衡的、多样化经验具体的历史生成和变迁之间，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化、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
概言之，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一性分析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充分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张力。在历史发展的普遍必然性与历史特殊性、全球的同质化趋势与非均衡发展的历史多样性之间，从而也在广义与狭义的不平衡发展之间，马克思保持着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理论张力。这为我们立足人类文明演进与世界历史的高度，扎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实践的独特境遇，从理论与实践上探索超越西方不平衡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及其历史实践敞开了历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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