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以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难题”后，便开启了关于“难题”的持续性求解之路。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以总体隐匿的方式依随其思想的发展不断推进，而“难题”求解进程的持续性推进也内蕴丰富的历史价值。马克思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思想的革新与发展，特别是世界观领域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的消解、方法论向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与深化以及价值旨趣维度人类解放愿景的厘清与确证。此外，马克思在持续性探究“难题”的历史进程中所建构的关于社会贫困问题及其求解的重要思想，能够为后脱贫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实践提供启示。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学界称之为“物质利益难题”(下文简称“难题”),并普遍认为“难题”及其生发的求解诉求是推动马克思开启自身思想体系建构之路的重要动因。审视学界关于马克思视域中“难题”的研究，可以发现研究时间段主要集中于《莱茵报》至《德法年鉴》时期，研究内容更多地聚焦于剖析马克思何以遭遇“难题”、“难题”的基本内涵及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审视学界关于“难题”的研究现状可知，既有研究尚缺乏对马克思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展开探讨，即思考马克思对“难题”及其生发的求解诉求整体上秉持何种态度。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难题”及其衍生的求解诉求整体隐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之中，是推进其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克思对于“难题”的求解总体上葆有一种持续性关注的态度，具体求解路径在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所变化。因而，有必要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进程探究其求解“难题”的基本逻辑理路，从而强化关于“难题”的认识，探明马克思求解“难题”的持续性思想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内蕴的历史价值。
一、一种持续性的“物质利益难题”求解进路
《莱茵报》时期，秉持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的马克思在辨析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事件、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问题以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现状时，首次遭遇“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即“难题”。马克思在遭遇“难题”后，便相继开启了关于“难题”的持续性求解之路。但这种持续性特质是隐匿的，需要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以及“难题”的基本内容展开分析。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下文简称《序言》)中回忆性地总结其遭遇和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据此可知，马克思为求解“难题”而撰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在其中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随后，他主要在“难题”求解诉求的影响下，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逐步强化市民社会批判，伴随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构出有利于“难题”真正解决的“总的结果”,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对于自身“难题”求解进程的回溯表明，其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一直关注并致力于求解“难题”,这也彰显出其持续性求解“难题”的致思理路。然而，《序言》中彰显的马克思关于“难题”的持续性求解意向主要指涉《莱茵报》至《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之后的马克思是否依旧关注“难题”及其求解?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给予回应，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比较少。但总体审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能够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依旧关注“难题”及其求解，并且这一持续性的求索历程整体隐匿于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中。
马克思之所以持续性地关注和求解“难题”,与“难题”的基本内容密切相关。何谓“难题”?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一定的共识性认知，认为“难题”主要是指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应然”预想与德国社会“实然”现状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可概括性地理解为理性精神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纠葛。
依循学界关于“难题”内涵的共识性认知进一步思考，能够明晰《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在剖析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遭遇了“难题”,这一“难题”既指向一种世界观领域的疑问——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1,又表征一种关涉人民普遍利益的经济问题——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面对内涵指向丰富的“难题”,马克思坚持一种综合性的致思路向，其不仅思考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还注重构想消除社会贫困问题的实践路径；换言之，马克思关于世界观领域和经济生活向度“难题”的求解相互融合，整体表现为同一求解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标志着“难题”求解进程行进至“基本解决”的关键阶段，其后“难题”内蕴的社会贫困问题何以消除的困惑获得马克思更为深切地关注。社会贫困问题的消除与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理想紧密相关，而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身致力于追求的根本性价值愿景。从社会贫困问题的消除这一维度看，马克思视域中的“难题”实质上是一个被其予以持续性探讨的时代课题2。整体上来说，在马克思遭遇“难题”之后的思想发展进程中，“难题”及其生发的求解诉求更多是以隐匿、间接的方式存在和生发影响。
马克思思想发展是一个在不断求解多样且多变的现实或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愈益变革和创新的建构性过程，遭遇问题的多样和多变意味着马克思不可能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始终对“难题”秉持直接、明确的求解意向或实践。所以，笔者强调的马克思对于“难题”的持续性求解意向及实践是概括而言的且主要隐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例如，马克思曾表示其为求解“难题”,在移居布鲁塞尔之后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等研究并创作出内含“总的结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但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撰写这一著作的主要原因是回应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在《维干德期刊》上对他们理论的片面解读，以及彻底地揭示和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软弱性。马克思思想发展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难题”及其生发的求解诉求只是多重因素中的一维，这一维度的因素也并不是始终直接地产生影响。此外，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经典著作各有其专注求解的理论或现实问题，这些理论或现实问题的存在并不表示马克思已然忘却“难题”及其求解诉求。如有学者指出，“‘物质利益难题’并非只在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转变的过程中显现，实际上马克思在之后不断地回到第一次转变的问题中来，这是他一生都试图解决的难题”。《莱茵报》时期出场的“难题”及其求解诉求以一种整体上持续和隐匿的方式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产生影响。
《莱茵报》时期遭遇“难题”,《序言》中概括性总结遭遇和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以及“难题”在经济生活领域所表征的社会贫困问题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时代课题，这都充分表明马克思对于“难题”及其求解总体上秉持一种持续性关注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马克思在自身思想发展的每一阶段或在其每一部著作中都致力于求解“难题”,他本人持续性求解“难题”的意向和实践是概括而言的且散见和隐匿于自身思想发展进程中。
二、持续性求解的经典文本表征及其关联
著作是表征思想发展现状的重要载体，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蕴于其著作之中。在审视马克思思想发展整体脉络的基础上，笔者依循他本人在《序言》中关于“难题”求解进程的回溯性反思，主要选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些经典著作，以探寻和确证马克思对于“难题”的持续性求解意向与实践。以上著作指涉的时间跨度较广，基本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要时期。因而，在探究和确证马克思对“难题”及其求解诉求所葆有的持续性求解意向与实践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阶段的马克思主要拥有法哲学知识，因而其对于“难题”的求解侧重于反思和批判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以探求国家“从何而来”“因何而在”。在批判性汲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历史性探究国家和法的沿革与变迁的同时，马克思直接针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家”章所探讨的问题展开批判性地解析，并在具体解析进程中明确将物质利益拓展性地理解为市民社会、私有财产，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将物质利益与市民社会、私有财产予以简单地等同，而是他发现并确证了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如，市民社会本质上是“需要的体系”“私人利益的战场”,私有财产体现了“占有”事实且是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这表征着“难题”求解实践的进一步展开。此时的马克思已然诉诸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私有财产和国家形式的关系框架来重新厘定“难题”在世界观领域所表征的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强调“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无依赖性的私有财产’或‘真正的私有财产’不仅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而且还是‘国家制度本身’”。这表明马克思在世界观领域初步探明出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事实上都有其萌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在这一进程中内蕴物质利益奥秘的市民社会和作为物质利益具体表征的私有财产占据决定性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其关于人民理性本原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的唯心主义认知在不断地消解与革新。马克思认为，相互分离的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都不能保障人民普遍利益，因而要求一种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民与市民等有机统一的理想化国家——“真正的民主制”,这一国家构想建立在消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并内蕴以人民为根本的本质性特征，反映出马克思在社会贫困问题求解上的努力和进步。总的来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分析理性国家观意识到求解“难题”的关键领域是市民社会，以至于他能够在其后的《德法年鉴》时期将批判视域从“天国”落到“尘世”,认识到探求“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一现代问题的重要性。历经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后，马克思的“难题”求解实践进入到聚焦思考内蕴物质利益奥秘的市民社会及其对政治领域的影响这样一个更为深入的阶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真正实现了研究视域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换，将物质利益拓展性地理解为私有财产、资本以及财富等，并将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难题”求解的现实背景而直接分析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马克思高度关注并解析被国民经济学家视作前提的私有财产，揭明“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也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相对于其承担主体来说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劳动的现实化成为工人的非现实化，由此出现有产者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对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伴随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展开，马克思的社会关注点从《莱茵报》时期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农民贫困转换为市民社会中的工人阶级贫困，其对贫困致因的分析也从政府管理工作拓展到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马克思已经初步意识到“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求解集中于构设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哲学共产主义”,既肯定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又批判性地摒除私有财产所催生的各种异化关系，力求实现人从国家向“合乎人性的存在”的真正复归。承接诉诸异化劳动理论解剖工人阶级贫困问题的社会批判意识，马克思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国家、私有制、共产主义等都是从人类劳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符合规律地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并批驳了黑格尔辩证法囿于“哲学精神”的唯心主义思辨性质，试图对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进行“祛伪”式批判，这意味着其关于人民理性的普遍信仰从根基处真实地瓦解了。就马克思的“难题”求解进程而言，研究视域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换积极且有效，虽然他这一时期受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制约而未能放弃“真正人”或“人的本质”的价值悬设，但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初步开启了人类认知的一个新视域——新唯物主义，这充分彰显出其“难题”求解进程的拓深。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秉持“改造世界”的革命理想，开启了对自身过去哲学信仰的彻底清算工作，并在批驳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纯粹思辨性”“伪斗争性”等局限的基础上，提出应当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其间建构出可用于指导研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的“难题”求解进程已然行进至“基本解决”的关键阶段。如何理解“基本解决”这一判断?关键点主要有二：一是在社会历史领域澄清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二是为社会贫困问题的求解建构科学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对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明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反思和批判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进程中，马克思彻底剥离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物的人民理性的独立性外表和自足性幻想，指明人民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或物质前提，即“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第二，马克思延续了其在《神圣家族》中将物质利益视为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客观实在的理解，并基于“现实的人”的生活视角将物质利益界定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认为物质利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物质的、经济的社会关系，强调物质利益及其矛盾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明确国家是从“现实的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作为“交往形式”存在的市民社会则是其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它因统治阶级为实现和维护自身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诉求而长期存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以上3点认知表明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基本厘清了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意味着其“难题”求解进程进入关键阶段。与此同时，马克思明确认识到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灾难拓展到“现实的人”便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比甚高的广大劳动者们“陷入绝境”。基于此，他进一步发展了自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确定消除社会贫困的实践路径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才能被有效地践履，他表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即为共产主义者的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够在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及其强制统治，进而建构“真正的共同体”以实现所有人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总体解放。马克思基于人类解放的全局视野来探究共产主义革命的建构价值，由此在根本意义上确立了破解社会贫困问题的实践之维。概而论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为马克思基本解决“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难题”在世界观领域所指涉的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疑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基本解决”,但如何在现实领域真正消除贫困问题则还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展开深入分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更多地聚焦于求解“难题”在经济生活领域所表征的社会贫困问题，并且这一求解理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关于贫困问题社会致因的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明现代贫困问题得以产生、恶化的社会根源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指明这一生产方式的萌芽、确定都与社会贫困问题的生发和恶化紧密相关。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以暴力掠夺、法律强制、技术创新和世界贸易为主要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集中表现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必然会催生出普遍化的社会贫困问题。马克思曾揭露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农民无产阶级化和农业工人贫困化现象，如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以及盗窃公有地等剥削性的强制手段使得土地和资本互谋，从而造就出大批不受法律保护的贫苦无产阶级。资本的原始积累必然伴随社会贫困问题的生发与恶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历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呈现为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种生产过程中资本强制占有生产资料而迫使工人完全沦为一无所有的“自由者”,马克思早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将这种现象视为社会贫困的典型表现，“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断累积的“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蕴含征服世界之强制力量的资本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竭尽所能地迫使广大工人长期困囿于贫困生活，不论是工人的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劳动力商品的存在，由此方能保障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及其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这在本质上反映出必然导致社会贫困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
关于贫困问题求解路径的阐明。《资本论》及其手稿阶段的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类型多样的贫困问题，强调必须在根源维度消除贫困问题得以滋生和恶化的社会致因，并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在“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革命性地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所构想的反贫困的根本路径，但他在《序言》中已经认识到“两个决不会”,再加上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辨析，他本人在构设反贫困的实践路径时更加现实和具体，注重思考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尚未激化的前提下，“工人通过移民、向城市转移等途径来暂时解决贫困问题的可能性”。《资本论》及其手稿创作阶段的马克思针对社会贫困问题展开了更为细化、深入的探讨，他本人关于反贫困路径的多维构想表征着其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依随思想的不断发展而愈益推进的事实。
探寻和辨析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内蕴的“难题”求解理路，有助于探清马克思对其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的“难题”真实地葆有持续性求解意向与实践，探明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以总体隐匿的方式依随其思想的发展而不断推进，以及廓清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与其思想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持续性求解“物质利益难题”的历史价值
马克思对“难题”的持续性求解主要内蕴两个维度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从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层面来说，“难题”求解进程与思想发展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紧密关系，不断革新和发展的思想体系能够为马克思“难题”求解进程的拓展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而“难题”求解进程的不断拓展则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形成推动作用；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马克思对“难题”的持续性求解富有时代价值，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社会贫困问题及其求解的重要思想，能够为后脱贫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从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层面来说，他本人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某种程度地实现了思想的革新与发展。马克思求解“难题”的进程是其批判性汲取人类思想理论资源以创建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性过程。具体的思想发展表现如下：
一是在世界观领域消解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难题”及其求解诉求可谓是推动马克思开启自身思想体系建构之路的最初动因，这种关于思想体系的最初建构集中表现为对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重要理路。马克思在“难题”的影响下开始思考国家是否作为合乎人民理性的伦理共同体而存在，并诉诸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省思国家“从何而来”“因何而在”,省思进程中市民社会与私有财产之于政治国家基础性地位的发现，促使马克思开始破除对于理性国家的迷信，这一工作直至《德法年鉴》时期得以真正完成；其后，马克思依循“难题”求解进程的深入推进而建构出关于国家的唯物主义认知。马克思在此过程中对阶级利益与国家、法相冲突现实的揭示，不仅确认了理性国家与物质利益私人占有之间的必然矛盾，而且开启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思考和政治经济学探索，展现出马克思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历史规律中探讨国家存在形式和治理方式的世界观。此外，世界观领域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的消解同时可以拓展性地理解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对恩格斯提及“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依照“从后思索法”审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可知他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地颠覆了其之前所坚信的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转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建构之路。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建构实际历经了一个在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思想反复交织与革新的过程，“难题”及其生发的相关求解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更多是发挥着一种前提性的促动作用。
二是在方法论向度开启并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如何能够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进程中开启并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且涉及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必然是“难题”及其求解诉求。“难题”在世界观领域指涉的是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这一疑问，其中人民理性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但物质利益则内含丰富的经济学意蕴，即使在哲学层面探究两者之间的真正关系，也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以厘清物质利益以及与之相关概念的具体内容指涉；“难题”在经济生活领域表征的是社会贫困问题，这更加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及批判的展开以针对性地解析促使贫困问题不断滋生与恶化的社会根源。具体地来说，马克思在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首先探明出“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等根源于以利益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探寻。为何解剖市民社会需要诉诸于政治经济学?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是，马克思在为求解“难题”而展开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接触到法国小市民式的市民社会和英国斯密式的市民社会等历史原像，探明出“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作为“难题”求解之关键因素的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学意蕴的探明促使马克思不断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自其萌生伊始就带有鲜明的批判意向，主要原因在于其认识到催生社会贫困问题的异化劳动的普遍存在；此外，“难题”求解进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相互促动，将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与经济范畴结合起来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核，所以伴随“难题”求解进程的持续性展开，特别是贫困问题的社会致因由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愈益凸显和深化。
三是在价值旨趣维度厘清并确证人类解放愿景。马克思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遭遇“难题”,他本人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时便着力批判为私人利益所支配的国家制度，“要求实行人民代表制，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机构”;在遭遇“难题”之后，马克思维护人民普遍利益的诉求愈加强烈并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进程中逐步发展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即“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人类解放理想的确证与“难题”求解进程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求解“难题”的意向及其指导下的实践为马克思明辨并确立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创造出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人类解放理想的确证为马克思的“难题”求解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为求解“难题”而相继提出的“真正的民主制”“哲学共产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等构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追求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努力。事实上，马克思人类解放理想的确证实际关涉多个维度的因素，除却“难题”及其求解诉求之外，还应该包括马克思中学时期树立的“为全人类而工作”的追求、对德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与批判等；同时，他所强调的人类解放是关涉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全面解放，包含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等。马克思对“难题”的持续性求解更多关涉经济解放与劳动解放，但马克思为求解“难题”而构设的实践路径则内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联系马克思人类解放理想来理解其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价值，并不表示笔者单纯地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想视为对“难题”的持续性求解，而是旨在彰显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所内涵的解放意义以及凸显人类解放理想的现实意蕴。
马克思在“难题”求解进程中建构的诸多关于消除社会贫困问题的重要思想，对于后脱贫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注重探析贫困问题的社会致因以“对症下药”。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在经济生活领域表征的社会贫困问题时，蕴含在剖析原因的前提下探究具体求解路径的致思理路。贫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系统性病症，其在社会主义中国也曾广泛存在。面对广泛存在的社会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贫困作彻底的斗争，并在2020年底取得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在以消除绝对贫困为核心诉求的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后，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愈加凸显。相对贫困的生成原因多元复杂且依随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流动变化，这预示着针对绝对贫困问题的攻坚式治理实践终将被革新的事实。面对后脱贫时代复杂多变的相对贫困问题，保证劳动者生命存在的主体性地位并对全球范围内资本支配劳动的生产关系进行深入批判，辩证革新相对贫困环境下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迫切且亟需。中国的贫困治理主体有必要辩证汲取马克思求解“难题”的历史经验，基于多维视角围绕相对贫困的社会致因展开深刻、细致地剖析，从而厘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的治贫策略，因“时”“地”“人”制宜探索“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平稳转型”。具体地来说，针对诸如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等突发性、偶然性事件而导致的社会贫困，直接性的政府救济和社会帮扶更符合实际且快速高效；而对于机会缺失、能力不足等原因而导致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着力实现协同发展以做大和分好“蛋糕”是必要前提，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以激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根本举措。面对后脱贫时代构成复杂、流动变化的相对贫困问题，贫困治理主体应当在探清致贫原因的基础上谋求合理化和常态化的治理路径。
其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资本积极作用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针对性地揭示了存在于生产力、资本以及贫困问题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资本既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催生现代性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贫困问题的消解则有赖于生产关系的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以此为依据来审视后脱贫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实践，贫困治理主体应当对中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旧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持有清醒认知，明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必须高度重视的发展要务。因而，面对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的发展要求，贫困治理主体应当在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接受政府、社会以及人民监督的前提下，创新、规范地运用资本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历史地来看，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且规范地利用资本?贫困治理主体应当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在理论与现实维度切实做到“五要”,即“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夯实国有企业对国家战略的基础支撑，推动国有资本对民生福祉的重大支持”是创新且规范地运用各类资本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
其三，始终以维护和保障人民普遍利益为根本旨归。马克思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基本确立了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而这一价值理想在新时代中国可更加具体地理解为聚焦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追求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且这一“追求”在党求解社会贫困问题的百年历程中被充分地凸显和践履。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后脱贫时代，贫困的治理重心是解决遭受内源性和外源性双重因素制约的相对贫困问题，这种相对贫困集中反映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对贫困治理主体及其指引下的治理实践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针对前期攻坚式治理实践中出现的“政治锦标赛”“政绩思维模式”等不足，再加上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的相对贫困治理任务，贫困治理主体应当主动追问自身是否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根本利益这一原则性问题以保证思想上的自省和实践上的自觉，进而力求在整体落实针对相对贫困的制度性治理范式的基础上，关注实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以整体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有其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因而，始终以维护和保障人民普遍利益为根本旨归这一理性认知或指导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的贫困治理主体而言，主要是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信念而存在，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作用。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的“难题”具有双重维度的理论意涵，既在世界观领域指向对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真正关系的探求，又在经济生活领域指涉如何消除社会贫困问题。在“难题”基本内容的影响下，马克思相继展开有关“难题”的持续性求解之路。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基本涵盖其思想发展的主要时期，这意味着“难题”求解实践内含理论与现实双重维度的丰富价值。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问题呈现出多维复杂样态，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是当务之急，此时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总结其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经验启示，对我们探索长效稳定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和探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理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徐苗
文章来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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