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单位：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马克思将自己思想的合法性诉求标识为科学，甚至宣称其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的“科学”观念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近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影响。但是，不仅作为德语世界中马克思所谓的“科学”(wissenschaft)与英语世界中的“科学”(science)含义有所不同，而且马克思所谓的科学还具有明确的规定性：科学必须以感性、现实、实证为基础；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和真理；科学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科学是服务于全人类的自由探索；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科学真正成为科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因其唯物、辩证、批判的特性，而与形形色色的实证科学区分开来。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唯一真正的实证科学。
关键词：马克思；科学；实证；历史科学；实证科学
在马克思的全部学术或理论工作中，无疑始终贯穿着一种真理性的自觉追求，而马克思也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合法性诉求标识为科学。在早期，马克思对科学与艺术、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等关系进行过论述。成熟时期，科学已经成为证伪包括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后的唯一替代，历史唯物主义被称为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经济学被视为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共产主义也被标识为“科学共产主义”。甚至，我们还发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告：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也就是说，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洞见称之为科学。《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称马克思是“科学家”，其定位十分精准。那么，马克思所理解的“科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了解马克思视野中的科学观念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全部思想。
一、近代西方的科学观念深深影响了马克思
任何伟大人物及其思想都是一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也不例外。西方理智主义的思想传统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今日所谓的自然科学维度。从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到康德的仰望星空，哲学家们所关心的不仅是一种“应该”的领悟，而且是一种“实然”的考察——是为天文学的渊薮。柏拉图学园门口甚至挂着这样的警示牌：“不懂几何学的人请勿入内。”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哲学和科学基本上是同义的，差别只在于哲学在科学中处于一个崇高的位置——科学之科学。但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经验、观察、实证，甚至数学的方法逐渐被归为科学方法的典范。达·芬奇、伽利略、笛卡尔为这样的思想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后来，工业、商业与自然科学之间相互作用，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牛顿和达尔文的贡献影响最为深远——铸就了“科学”崇高的合法地位，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巴里·巴恩斯的如下说法不无道理：人们之所以越来越偏爱科学，“乃是因为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适当的知识和文化形式，认为它与工业化社会大量的利害关系和价值体系相关。尤其是，科学可以用来作为正在迅速扩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人士的文化表达和符号表达的一种媒介，并且可以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他们把自然科学看得比神学、经典著作和其他形式的传统学问更为尊贵，他们为最终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种压力下，科学在大学和类似的机构中被确立为公认的教育形式”[1]。
人们把科学看得比神学、经典著作和传统学问更为尊贵的一个证明，就是17世纪人们对占星术和巫术的信念遽然衰落。在19世纪以前，科学家还不是一种职业。进入19世纪，越来越多的科学团体出现，各国政府开始重视大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功能，各种专业学术期刊随之诞生。科学研究成为了社会分工中十分重要的部类，科学已经彻底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历程。在19世纪，职业化、专门化、经验化的科学主义已经盛行。也正是因为科学世界观被普遍接受和科学方法的日益权威，使得自然科学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也成为一种时髦。无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还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或德国的古典哲学家，都试图在社会历史中寻找类似于牛顿所揭示的宇宙规律或充当社会历史领域的天文学家。
明确地要把对社会历史的知识建构成一门科学的是18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维科以十分机智的方式论证了自己的“新科学”：人们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人不可能彻底认识自然界，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是不成立的。相反，历史是人创造的，人能认识历史，对历史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科学。表面看来，维科以“时空错乱”的方式在反击自然科学的霸权，但实际上他依然借助了科学的标准——“新科学”的名称被认为是模仿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的“新工具”而得来的。马克思对维科评价很高，称他的思想是“天才的闪光”。马克思指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2]可以说，当马克思不满意康德把历史看成是大自然隐秘计划的一部分，以及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时，他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与超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维科的“新科学”的辩证回归。难怪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拉法格都认为维科是唯物史观的思想先驱。目前我们无从考证维科“新科学”这一提法本身对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提法有无直接影响，但从精神实质上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维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历史成为科学的问题，而马克思对这一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科学的回答。马克思的“新科学”就是历史科学——需要注意的是：维科的“历史”只是马克思历史科学中“历史”的一部分，即人类史部分。
进入19世纪，将人文学科建成科学一时成了许多思想家奋斗的目标。孔德试图建立社会的科学(社会物理学)；穆勒试图建立一门“人性科学”；文学家左拉甚至提出要建立“由科学支配的文学”；南雷则想建立“科学宗教”[3]。“实证”则成为这些形形色色科学诉求的共同口号。马克思认为，其实早在18世纪，实证科学就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在19世纪上半叶是最著名的，而孔德的学说则可以称为实证科学的集大成者。实证意味着对经验、证据、个体特殊性的极度重视，能实证的被认为是科学的，不能实证的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在那个时代，科学日益宰制一切，而实证则兑现着科学的合法性。孔德的老师圣西门就把他所处的时代称为“实证的时代”[4]。
马克思身处这样的时代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马克思在大学期间首先是遵从父亲的愿望攻读法学专业，但他发现要攻读法学必须研究哲学。马克思意识到，无论是他理想主义的抒情诗的创作，还是关于法哲学的研究，都遭遇着“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对立”的严重阻碍。于是，他试图在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中寻求解答。但正如他在1837年给父亲的信中反思到的一样，“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费希特的那一套……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议论来议论去，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5]。这样的苦恼让马克思走进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因之对自然科学、历史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这时研究了本身有着浓厚实证特色的萨维尼、费尔巴哈的著作，马克思还阅读了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6]。可见，大学期间的马克思是以何等急切的心情在追寻和把握科学实证的时代精神。
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比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关于科学可靠性与对象真实性的差别，指出“德谟克利特被迫进行经验的观察。他不满足于哲学，便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7]。在不少论者看来，由于马克思当时服膺于自己解读出来的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自由的思想，因此，他也必然像伊壁鸠鲁一样轻视实证科学。但事实上，马克思并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的看法，他认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8]此后，尽管马克思很少不加分析地认同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实证哲学，但其强调实证、实践，走向现实的思想却一直未变。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实证科学的时代精神助产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多次强调历史与自然的差异，他一方面认为广义的历史就包括了自然，另一方面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多次强调自己的理论是能被经验证明的，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9]。甚至，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的成就时这样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志在成为‘社会科学’创始人，在人类研究中做出类似于达尔文在较低级生物研究中的成就。与达尔文一样，他的目标是绘制一个基于社会存在现实的人类进化图式。”[10]对于我们而言，问题不在于否认马克思受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而开始自己的工作，而在于他的工作是如何卓有成效地超越和重塑了这一时代精神。
那么，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否与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的“科学”或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完全一样呢？如果不是，马克思所谓的“科学”又有什么独特规定呢？
二、马克思对“科学”的独特规定
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至今人们也没有一个关于科学的公认定义，以至有不少人认为给科学下定义既是无用的，也是不可能的。就词源而言，“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原意为“学问”、“知识”，是比较广义的说法。但是，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近代自然哲学、自然科学兴起之后，在欧洲大陆的科学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即主要指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自然科学。不过有一个例外，而这个例外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科学”至关重要。那就是，在总是与英法传统有别的德国传统中，德文“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比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的意义更为广泛，包括任何形式的知识，以及对知识有系统的摄取、诠释和整理的活动。很多人指认，这一传统源于莱布尼兹。而science则被狭义地限定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知识范围。因此，德文wissenschaft含有通俗意义上的“学术、学问”(academic，scholarship)之义。英国学者巴恩斯从另一角度(尽管他对欧洲大陆内部不加区分)确认了这一事实：“即使到了今天，英语中的‘科学家’这个词的外延和内涵，比欧洲其他语言中类似词的含义都窄，这也许反映了英语世界所确立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观念是异常严格和务实的。与欧洲大陆社会相比，我们把科学家放在距智慧、学问、洞察力更远一些而距离纯技术更近一些的位置上”[11]。克拉伦斯·斯密斯·豪也认为，“德国人的科学概念比讲英语的同伴们的科学概念要宽泛得多，它包含一切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如数学、法学、神学。从这种更加宽泛的含义上说，‘科学’不是关于事实描述和存在于自然事物间有规律的关系了。毋宁说，它是古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深层的东西，是我们在日常与自然界以及我们自身直接交往的实际感觉中已经‘了解’到的更深奥、实用的知识。”[12]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从属于德国传统的。因此，当马克思宣称他和恩格斯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时，这里的“科学”绝不是英语世界中理解的“科学”，而应该看成近似于如下表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学问。
当然，严格地说来，简单地用“学问”去理解马克思的“科学”会由于过于宽泛而形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解构、低估与误解。我的意思是，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解为“学问”的全部合法性在于超越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的做法——其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超越学科畛域的“学问”只有达到一些规定性才可能称之为科学。归结起来，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科学至少具有如下规定性：
第一，科学必须以感性、现实、实证为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3]无疑，这里的科学不仅是达致真理的唯一路径，也是作为刺向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意识哲学、宗教神学的利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4]马克思所知道的唯一的一门科学正是以感性、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在这里，科学就是从感性、现实、生活出发，宣告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研究宗教的方法时指出，“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的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15]。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科学的必然是历史的，而真正历史的也必然是科学的。马克思甚至指出过，科学是历史总过程的产物，而科学又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历史总过程的精华。因此，历史科学才是唯一的科学。
第二，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把握真理。强调科学必须以感性、现实为基础，并不意味着从感性、现实(严格地说是现存)出发是科学的充分必要条件。感性的、现存的东西往往可能不是真正现实的东西。这一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巴门尼德就最早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他认为，用感觉把握到的只能是现象，得到的是意见；只有用思维把握到的才是本质存在，获得的才是真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进一步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反对西方理智主义传统的海德格尔也认为：“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enthulltheit)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16]。因此，相信事物有现象与本质、遮蔽与澄明的状态之分是一切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而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揭示真理则是科学的基本任务，也是科学与日常经验等非科学的重要差别。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7]“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18]
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成为有教养的人司空见惯的常识。然而，令人唏嘘的是，马克思所做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要人们记住和切实运用这样的“常识”。马克思指出，“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19]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都是从感性、现实出发的，但也都是透过社会现象所把握到的。所谓的历史科学就是要刺破意识形态的层层包裹，祛除锁链上的花朵，获得“真正的知识”，达致历史的真相与真理。
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认同透过现象发现本质的科学家，马克思认为事物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也没有孤立、抽象的本质。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本质一定是历史性的本质，表现为一种深层结构总体性的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就是最经典的例子。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都是历史的产物，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三，科学是进行学术研究(做学问)的正确方法。所有的学问都自称追求真理，检验一门学问或某个观点是真理还是意见，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要通过实践。但是，社会历史的实践检验具有无限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历史的实践检验之前，检验真理与意见主要依靠的是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正确(在这一意义上，科学就意味着正确)。既然科学必须以感性、现实为基础，那么如何对待这些感性、现实就涉及了方法问题。马克思谈到“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的培根的思想时，他认同“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20]。不过，马克思提醒我们，就“做学问”而言，方法本身又区分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两者相互关联，但又有差别。他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1]叙述方法是一种表达方法，它与研究方法不同，甚至相反。至少从形式上看，叙述方法似乎是从一个先验的结构出发，这种“先验的结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对象的整体性把握。以往的思想家往往将看上去从先验结构出发的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甚至是历史发展的本体不加区分。
第四，科学是服务于全人类的自由探索，真正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们是因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只“因为人本自由”而进行真理的探索。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应该是对真理的自由探索，不应该出于种种私利。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用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在高中毕业论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2]。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学者愈是无私就愈加自由，他的研究也愈接近科学。资产阶级以及以往的社会历史研究之所以是非科学的，是因为它们是不自由的，它们之所以是不自由的，是因为它们是“自私的”。马克思还特别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23]在阶级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科学都成了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尽管它可能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历史科学的重要使命就在于使人们从狭隘的利益中解放出来，变成自由的思想者，使科学真正成为自由的科学。
第五，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科学真正成为科学。不自由的科学本质上是异化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的实现绝不是科学自身的事情。正如任何科学与实践结果总会带来社会变革一样，真正的科学的实现恰恰需要大公无私。当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时，这里的“科学”绝不是，或者至少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技术)，而是指(至少包括)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当然，这样的科学并不从来就有，只有无产阶级才可能获得这样的真正科学。1843年，马克思还未对科学和哲学进行严格区分的时候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事实上，这两方面的结合既是科学的解放，也是人类的解放。恩格斯也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4]另一方面，“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25]。无疑，这里的“知识”和“科学”是同义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尤其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只做现象的、外部的研究，而不进行本质的、内部的研究，是因为“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26]。相反，“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统治阶级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27]。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有如下论述：“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8]因此，马克思所谓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是在推翻资产阶级现实运动中产生，并充分自觉地参与到这一现实的历史运动的革命的科学。
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自由的探索，而就其在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言，它深受资产阶级狭隘利益、意识形态的奴役。这表明：一方面，真正科学的诉求和人类的解放是等价的；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追求科学是异常困难的。因此，科学也意味着一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提醒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29]这句话已成为激励无数人前进的名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定自己的研究“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但他却豪迈地宣布：“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0]这种大无畏精神体现了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的高度统一。
三、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的区别
历史风云际会，马克思的思想深受当时强调实证、科学的时代精神的影响。在批判宗教哲学、思辨哲学与形而上学中出场的历史科学也确实给予了实证科学以革命性的地位。在批判宗教哲学中，马克思把实证科学看成是锚定此岸世界的方法；在批判思辨哲学时，马克思把实证科学看成是走向现实的途径；在批判形而上学时，马克思把实证科学看成釜底抽薪的替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实证科学及其方法作了突出的强调。马克思首先确认，历史科学的研究是有前提的，而“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正是按照这种方法，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确认了人类的第一个前提，进而确认了历史的四重原初关系。马克思断定：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成是实证科学的研究。1868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31]
相比而言，恩格斯受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反杜林论》中多次强调，历史科学诞生以后，哲学除了保留“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2]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的学说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33]。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学说或历史科学其实就是实证科学。确实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这样认为，而且对人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德尔班就认为，就马克思学说而言，“黑格尔和孔德的因素以其独特的方式交错于其中”[34]。第二国际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解读马克思的学说，考茨基更是遵循着源于达尔文和海克尔的生物学主义，将马克思学说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普列汉诺夫跟随恩格斯的理解，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了更为严格的实证科学、实证主义的理解。列宁、斯大林及中国传统的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都深深地打上实证科学的烙印。有西方学者尖锐地指出，“正如通常所说的，苏联的统治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接近于孔德的版本，而不是马克思的设想。”[35]费彻尔则认为，“随着存在所固有的规范的消除，实践也与理论割裂开来。这二者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早已被恩格斯)在自然规律和技术应用之间关系的意义上得到了认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的变种，而恩格斯和考茨基则同时把它发展成为进化论的世界观学说。”[36]
事实上，即使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论述来看，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简单地等同于实证科学，甚至对当时流行的实证科学直接地进行了批判。我们觉得，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句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是十分关键的。很明显，马克思所认同的实证科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而这个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在现实生活面前，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科学，其实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有学者提醒我们，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实证科学”一词，不能与源于孔德的那种坚持无情的社会演化规律的实证主义混淆。应该从马克思批判被他视为绝望的抽象的哲学前辈与同辈的著作的语境中去理解。其实，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必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和在生产满足他们物质需要的手段的具体过程中去经验地研究人”[37]。这样的提醒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从表面上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当时其他的实证科学有些相像，但也只是“表面上”“看来”相像罢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说：“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对应物。”[38]我想，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误解也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命运”吧。
具体而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至少有如下一些差别：
第一，唯物主义是历史科学的当然基础，而实证科学未必如此，甚至拒斥这一问题。正如孔德的理解，形而上学都相信，取得绝对的知识和解释事物内在的本质是可能的，而在实证主义阶段则认为认识世界的本质是徒劳的，我们应该努力发现存在于现象之间的一致关系———这一思想无疑源于康德。也就是说关心的问题是怎么样(how)而不是为什么(why)，用观察、实证的方式获得事物(现象)之间不变的关系成为了全部目的。世界本质的问题被拒斥了。今天看来成为形而上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也受到了影响。黑格尔事实上也试图在自己的体系中体现实证的精神。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的实证主义是虚假的实证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其之所以虚假，首先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尽管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强调的是“历史”，但从来不否认自己在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毋宁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39]。仅就这一点，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就不仅与自觉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不可能——的孔德式实证主义区分开来，也与许多唯心主义的实证科学——甚至有人提出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区分开来。
第二，实证科学只有接受辩证法的改造才能成为历史科学。当文德尔班指认马克思的思想同时具有黑格尔和孔德的因素时，部分是正确的。那就是，尽管孔德也很重视历史的研究，甚至把比较和历史方法与观察、实验一起包括在实证方法中，但孔德总体上在拒斥形而上学时并没有继承或达到辩证法的思想高度。186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顺便地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40]黑格尔比孔德强的地方在哪里？答案就是：辩证法!无独有偶，恩格斯在晚年(1895年)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他剥去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义外衣，同时也就把它们降到更低的水平，尽自己的力量按庸人的方式把它们加以改作。”[41]抛弃了有原则高度的、彻底的、开放的辩证法，代替神秘主义的一定是与这种神秘主义相当的庸俗主义。孔德后来强调建立新的宗教(人道教)就是明证，赫胥黎也认为孔德学说是没有基督教的天主教。事实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强调过：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美国学者莱文认为，马克思创造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如下五个步骤在研究方法上避免了经验主义的陷阱：(1)经验主义材料；(2)抽象；(3)总体；(4)有机体；(5)具体[42]。
第三，历史科学是批判性的科学。孔德认为，“实证一词指实在、有用、确实无疑和严谨，指否定的反面。”[43]无论是兰克开创的历史学派，还是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既然与辩证法绝缘，当然也就不会强调实证科学的批判性。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批判历史法学派的非批判性，他对历史法学派的鼻祖和创始人胡果展开批判，指出：“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44]这正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个庸俗版本!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把自己归为“实证的批判者”，以区分于其他批判者[45]。这既显示了实证精神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特质。1871年在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马克思回答说：“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实证论者。但是这决非他们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46]恩格斯曾经追述过，英国的孔德派总是试图保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真正均势”，强调阶级合作，当工人运动出现高潮时，他们就“又该支持资本家了，从此以后，孔德派对工人问题已毫无兴趣了”[47]。相反，历史科学既是一种客观认识，又是一种自我认识，它除了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实证研究外，还要进行历史理解和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当作历史科学的基础，从而使之不仅具有实证性(建设性)，而且具有批判性(否定性)”[48]。正是彻底的、无情的、实践的批判性才使得历史科学与历史进程、历史运动结合在一起。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唯一真正的实证科学。
注释：
[1]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3]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4]鲁克俭：《马克思实证方法与孔德实证主义的关系》，《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4、1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0]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11]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第11页。
[12]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序言)，沉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29页。
[16]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6-60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0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34]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04页。
[35]R. M. Burns & H. R. Pickard：《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张羽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36]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37]Joseph Fracchia “Marx's Aufhebung of Philosoph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aterialist Science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30, 1991.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4-57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4页。
[42]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9页。
[43]梯利、伍德：《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95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5页。
[48]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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