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教科书模式系统地遮蔽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性，因而也就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要超越这种片面的解释模式，亟需阐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的统一性，并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逻辑与实质等根本性问题。从历史视角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意识不断生成、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相统一的科学方法不断成熟的过程。从逻辑视角看，马克思哲学革命内含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三个理论层面，三者彼此交织，结合为一个理论整体。由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意旨并不在于建立某种包罗万象的思辨哲学体系，而是在于开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与内在超越的历史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哲学革命；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
统教科书模式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化、体系化的阐释与表述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门专业学科，然后再将哲学分割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领域。这种解释模式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却系统地遮蔽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性，因而也就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要超越这种片面的解释模式，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与建构，亟需阐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的统一性。
重建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的内在统一，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逻辑与实质这一根本性问题。我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意旨并不在于建立某种包罗万象的思辨哲学体系，而是在于开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与内在超越的历史路径。
一、历史：从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到经济批判
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一个动态演进、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其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意识不断生成，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相统一的科学方法不断成熟。从历时性角度来看，马克思哲学革命发源于针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而后发展为政治批判，并最终从“副本”批判走向“原本”批判，即深化为经济批判。从共时性角度来看，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一旦形成，就形成以经济批判为核心和基础，贯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总体性批判。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建基于“自由理性”的“文化批判”。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开始于针对哲学、宗教等现代精神文化形式的批判，并力求通过文化批判来伸张个人精神层面的“自由理性”。当时，在现实情势的压力下，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将黑格尔的超越个人、包罗万象的绝对理性（精神）的和解立场，迅速激进化为一种根植于个体自由理性（自我意识）的批判立场。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影响下写成的“博士论文”及其准备笔记，把“自由”和“自我意识”当作核心理念，并将哲学对宗教、旧哲学的批判等经典启蒙主题以非常鲜明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推动了启蒙理性的激进化发展。
“博士论文”集中表达了呼唤哲学变革与寻求精神自由的深层意图。一方面，马克思试图通过哲学史考察来反省当代哲学困境，预示哲学的重建与发展的未来方向。另一方面，迫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只能在理论研究中追寻精神自由的观念。马克思把“自由”置于自我意识哲学之中，作为内在的主动性原则驱动着哲学对世界形成紧张的反思、斗争关系，促使哲学转变为对世界（尤其是“基督教国家”）的理论批判活动，在斗争中与世界形成崭新的统一关系。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哲学的实践”、“哲学的直接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当然，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批判的观点日益深化，从哲学、宗教批判走向政治、经济批判，而“实践”概念本身也逐步发展为生产的、革命的实践观点。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建基于“理性共同体”的政治批判，精神文化批判深化为针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政治批判，力求建构“理性的国家”，并走向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
首先，马克思针对市民社会、宗教和国家展开政治批判。在编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广泛接触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问题，抽象的“自我意识”概念不再适用，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国家”概念的重要性凸显。如何实现理性国家，如何在理性国家中实现个人自由，成为马克思关切的焦点。在《莱茵报》的政治批评语境中，“博士论文”中的“自由理性”主题被具体化为坚持普遍理性、普遍自由、普遍权利和普遍道德的“国家精神”与四分五裂的“基督教”、“特殊等级的局部利益”、“特权”等“非理性因素”之间的斗争关系，而国家理性对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必然要依靠哲学和报纸的结合才能实践地展开。此时，对于黑格尔主义观点，马克思产生了既坚持又怀疑的双重态度。一方面，马克思仍然站在“理性国家”立场上来进行宗教和政治批判，仍然坚持黑格尔的“理性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1]，即用理性的普遍性去统摄整合现存世界的特殊性，从而使理性现实化，使现实合理化，最终达成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看到了“理性国家”的矛盾和界限：黑格尔设想的理性国家与现存的国家迥然不同，国家非但不能整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保障个人自由，反而连国家本身也依附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沦为特殊等级的特权工具。
其次，马克思开始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国家的现实基础，政治批判从国家领域深入到市民社会领域，并要求同时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实现合理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现代境遇出发，将国家批判深化为市民社会批判，确立了扬弃国家与社会之分裂的问题意识。这样，建基于黑格尔主义“理性国家”观点的政治批判最终走向了对“理性国家”自身的扬弃。这构成了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建构的关键路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现实基础，并将扬弃国家与市民社会间分裂的道路确定为普遍选举的“民主制”、“真正合理性的国家”。[2]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理解为“政治解放”的后果，要求超越政治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即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双重批判、双重超越。一方面，在超越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点和吸收社会主义国家消亡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提出对“国家”本身的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要求对市民社会本身展开批判，非常强调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决定作用，由此将国家与社会分裂的主题引向了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探究。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三阶段是基于经济批判的社会总体批判。马克思最终深入到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形式的内部，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统一的全新哲学视野，并逐步形成了建基于资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批判。这一阶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一直贯穿到《资本论》写作的始终。此时，资本主义自我批判与内在超越的问题意识逐渐明朗，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日趋成熟。马克思明确地把现代社会界定为“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针对现代的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逐步深化为针对资本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基于资本批判的社会总体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展开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批判，并开始将现代的文化形式、政治形式都理解为经济生活的表现形式。他明确指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受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共同从属于现代私有制的生产运动。[3]将哲学、宗教和国家等的生产理解为社会生产的特殊方式，并且将私有财产的生产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感性现实，这就为文化和政治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化奠定了基础。更进一步，市民社会的批判集中于异化的劳动、交往和社会关系以及私有财产的批判，触及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这就揭开了对资本统治批判的帷幕。
在随后的《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文化形式（特别是黑格尔以来的思辨哲学）视作现代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实践、社会关系等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进一步奠定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视域和理论基石。
需要强调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明确提出，提供了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视域和理论工具，但是却并未中止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完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超越。如果没有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内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停留于资本主义表层，马克思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哲学的革命性飞跃。按其内在发展逻辑，马克思哲学革命必然要深化为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必然要通过切入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得到丰富与发展。
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层面进入到经济层面（市民社会），以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展开针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路径。马克思以资本生产为核心，以国家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为辅助要素，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内在分裂进行了深入解剖，并在此基础上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更为丰富的阐发与论证。通过长期研究，马克思得出了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重大发现：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运行取决于资本统治，内在地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支配。其二，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植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表现出自我实现伴生自我消灭的双重趋势。其三，资本主义必然遵循资本自我克服的逻辑而走向灭亡。其四，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彻底毁灭，而是人类文明的自我扬弃过程；资本主义在其异化形式中创造出了巨大的解放潜能，为共产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中，历史唯物主义建构达到了最高水平，马克思哲学革命才基本完成。
从文化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马克思思想逐步深化发展，形成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各自的历史境遇中对马克思的总体性批判从不同向度上进行了发展：东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发展经济批判基础上的政治批判，开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理论和实践；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聚焦于经济批判基础上的文化批判，着力于阐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马克思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历史地孕育出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思想从文化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聚焦于经济生活领域的物质生产及其生产关系，这就为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总体等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确立提供了基础。
二、逻辑：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
从逻辑视角透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结构，就是要揭示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总体等基本观点在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统摄作用，及其具体化的诸种形式。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一个理论层面，是实现对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超越，建立以“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总体”为基本观点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在这种新世界观看来，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互为前提，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与交往、社会关系中的主体间性关系彼此交织、相互作用。一方面，现实的人正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特定社会关系构成了特定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又不断生产着社会关系，特定社会关系构成了特定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针对那些拘泥于旧唯物主义思维，仅仅看到了生产实践的物质方面，而无视其社会属性的思想家，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既是物品生产过程，又是社会关系生产过程：“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4]
新世界观认为，各种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共同结合为社会生活的有机整体即社会总体。社会是一个各要素普遍联系的整体，即实践体系与社会关系体系结成的总体。特定实践与特定社会关系本身就处于特定社会总体之中，并不断实现着这一社会总体的再生产过程。社会总体主要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如果以人体结构来类比现代社会总体，可以说，现代社会的骨骼是经济，肌肉是政治，皮毛是文化，而其中贯穿循环的血液、神经则是资本生产。社会总体决定社会中的个体与局部，个体、局部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社会总体中占据的位置、发挥的作用。因此，应当从社会总体出发，透视个体与局部的本质与功能，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新世界观的要义在于：从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总体出发观照整个感性世界；超越“可感觉之物”的感性直观表象，探求感性直观对象背后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及其联结而成的社会总体。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孤立的单个存在物的自然物理属性，而是以经济性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为核心机制联结而成的社会有机总体。他曾多次表明自己与那些仅仅关注“可感觉之物”的一般唯物主义者的本质性差别，以此来阐明新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精髓。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专门针对施蒂纳对“物”的抽象理解，阐明了“物”的社会历史性存在方式。[5]在“费尔巴哈章”中，又针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论，阐明了“樱桃树”这一感性对象的社会历史性存在方式。马克思集中强调的是：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及其联结而成的社会总体比可感觉的物体、比感性经验更为根本。要言之，从可感觉之物追溯到超越感性直观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并将各种实践与社会关系联结而成的社会总体看作感性世界的根源和基础，这便是新唯物主义思维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二个理论层面，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总体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不是一般性地谈论人类世界、社会存在，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着力探究实践、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及其特殊矛盾，从而发展为更具体地观照现实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原理体系。由此，在对社会存在的具体探究中，实践观点要具体化为实践的各种基本形式：物质生产劳动，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物质交往特别是商品的市场交换活动及交换关系；阶级斗争这一特殊实践构成了物质生产交换与政治实践、文化实践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社会关系观点要具体化为社会关系的各种基本形式：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与文化关系。其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而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则形成为实体性或观念性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呈现出矛盾关系。由各种形式的实践、社会关系，聚合成为整个社会的有机整体，这就是社会总体。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原理体系所揭示的正是人类社会总体的具体图景：从共时性来看，社会各个要素、领域之间彼此联系、协调互动，形成相对稳定而内含矛盾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从历时性来看，整个社会形态也随着矛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日趋变革与飞跃。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三个理论层面，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总体的理论再现进一步深化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其核心是对资本统治的批判与超越。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一般人类社会，而是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实践、社会关系、社会总体等基本观点的核心含义就是：“资本生产”、“资本关系”与“资本总体”。从实践－社会关系观点来看，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实践形式是资本生产，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是资本关系，二者彼此交织，相互结合。再从社会总体观点来看，资本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与全面统治，使得社会总体日趋转化、生成为资本总体。一言以蔽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现代”的本质就是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统治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发展形式。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正是对现代文明最深刻的时代诊断。诚如恩格斯评论《资本论》时所说：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6]
进而，在资本批判的问题视域中，历史唯物主义凭借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描绘了一幅资本占据支配地位、资本逻辑主导整个社会生活、资本生产膨胀为社会总体的现代世界图景。
《资本论》中的“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这一命题，揭示了资本统治的现代世界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结构。“可感觉的”与“超感觉的”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可感觉”的东西就是商品的物质形态，它是在社会总体中作为“产物”而存在的简单存在物，即具有自然物理属性、可以被感性直观的“物品”。而在“可感觉”的物品背后，有某些使得物品及其相互关系得以存在的基础性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商品中“超感觉”的内容。这种“超感觉”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商品的物质形态背后由生产劳动和交换关系等联结而成的“社会总体”。
如果说，商品存在方式的结构特性在于：一方面，“可感觉”的存在物掩饰和实现着“超感觉”的存在物，另一方面，“超感觉”的存在物塑造和生产着“可感觉”的存在物；那么，以商品的堆积如山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方式的显著特征便是：超感觉的社会总体决定着可感觉的物品，而物品则掩饰着社会总体的运作过程。超感觉的社会总体决定可感觉的单个物品，这种存在方式的根源正在于资本的总体化、社会化逻辑。在现代条件下，资本支配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过程，也以此为基础支配了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将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统合在一起的正是资本，整个社会系统都围绕着资本这一“中轴”而持续运转，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的逻辑。现代世界的“社会总体”，实质上就是资本自我生产过程的总体。
总之，从理论逻辑的总体结构来看，马克思哲学正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三位一体”。脱离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资本主义批判就是盲目肤浅的；没有资本主义批判的充实，世界观和历史观就是空洞抽象的。在马克思的新哲学建构中，世界观、历史观与资本批判是内在统一的。
三、实质：“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
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资本的统治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思考的现实境遇与关注焦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意旨并不在于建立某种包罗万象的思辨哲学体系，而是在于开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与内在超越的历史路径。因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必然深化为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必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到丰富与发展；《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得以完成的标志。
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与建构的基本理论视域。由于传统的哲学解释模式系统地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批判的内在统一性，因而，要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与建构，就必须重新开启资本批判的问题视域。传统解释模式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化、体系化和教科书化的阐释与表述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种专业学科，然后再将哲学分割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领域。这种路向具有简单化、机械化和片面化的诠释倾向，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历史性。要超越传统解释模式，亟需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逻辑整合起来进行研究，凸显二者的内在统一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向度。基于资本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就是从资本逻辑批判的问题视野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的当代阐释，又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意义的当代理解，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视域，有助于在当代境遇中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意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等根本性问题。而资本批判的研究，则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境遇、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实践意义等问题的阐明。基于资本批判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构成了在当代境遇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思想精髓的重要环节。
其次，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视域，有助于超越传统的研究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当代阐释与当代建构。传统解释模式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一种“非历史化”的解释模式，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向度。只有重新开启资本批判的问题视域，才能阐明历史唯物主义被遮蔽了的“历史性”。在当代境遇中，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应当被“历史化”到现代资本主义自我批判的时代境遇之中，以获得现实土壤与实践根基。基于资本批判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能够从多个层面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研究：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问题意识，革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方法，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和研究领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当代意蕴。
最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视域，有助于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现实意义的研究，开启历史唯物主义参与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和现实路径。只有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化”，才能真正实现其“当代化”。资本逻辑批判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照社会现实的基本方式。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实践路径是“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资本统治的批判与超越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关键路径。这就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必须要和资本批判结合起来。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地面向现实生活，参与当代社会发展进程。
更进一步地说，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革命也构成了在当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基础。资本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问题。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研究，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与发展，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硬核。因而，将资本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整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要打通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专业隔阂，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整体关注性，其关键在于“总体性视野”的重建。
这种重建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总体性视野被“专业主义”肢解的现状，并指向资本统治的总体性逻辑与“分而治之”策略。具体来看，第一，资本对现代社会的统治遵循总体性逻辑，但同时兼有“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方面，资本是总体性的存在：资本将整个社会统合起来，形成普遍联系的社会总体。另一方面，资本统治的总体性恰恰是通过“分而治之”策略来实现的：资本的总体性隐而不显，却表现为孤立的片段和环节，通过这些碎片化的表象来掩饰其总体性存在本身。例如，资本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然而，资本总是用可感觉的、孤立存在的物来掩饰超感觉的、关系性的总体存在本身。第二，资本统治的“分而治之”策略诱发了思维领域的总体性视野的瓦解。在社会存在层面，资本的总体性表现为一系列个别、片段、局部的表象；这些表象反映到社会意识上，就会产生出肢解总体性的抽象思维。如果我们拘泥于孤立的哲学学科或经济学学科的专业主义视野，就只能抓住资本的某些片段、枝节，而看不清资本的全貌。由此，资本完成了自我掩饰，而思维却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第三，总体性视野瓦解的现状，迫切要求我们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视野。资本的总体性存在、“分治”策略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主义后果，更加凸显了重建总体性视野的必要性。
在当前形势下，应当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整体革命，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整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都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不能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生硬地分割开来，尤其不能把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机械地割裂开来。回到马克思，不是回到某些枝节性观点，而是回到马克思的总体性视野，从而以总体性的资本批判为基点，介入当代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单位：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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