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热点问题，学界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所持有一个基本共识是，具体情境中的特殊性孕育着普遍性。莫伊舍·普殊同(以下简称“普殊同”)独创性地从关系本体论出发，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情境的准自然主义社会本体论，提出要以抽象劳动为中介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进而阐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独特统治体系。然而，普殊同用关系本体论来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还有深究的余地，马克思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思想之本质在于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看作一个系统整体，从作为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生产性劳动出发，抽象概括出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关系性规定，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具体研究路径，真正揭示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是实践性与关系性的有机统一。
关于马克思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研究，学界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基于实践情境的线性历史发展理论。刘奔等从揭示马克思历史发展的客观普遍规律入手探讨历史普遍规律在不同民族那里的特殊性实现方式。肖磊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问题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相结合，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这种线性历史进步论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未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卡夫丁峡谷”。但是，上述观点基本在实践的特殊情境和普遍情境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尚未深入到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去考察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核心的劳动，这会导致我们对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此种观点坚持历史普遍性主义)反驳稍显乏力。普殊同独创性的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以历史特殊性为核心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试图从范畴性阐释的角度将资本主义构造为一个由价值逻辑主导的抽象统治体系，在关系建构的层面深化了对特殊性的理解。
学界对普殊同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近些年开始升温，主要是以著作翻译、会议综述或学术访谈的方式引进其思想，从内容来看侧重于核心范畴的介绍、引用及应用。普殊同批判理论中的“时间”和“劳动”对于构建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统治具有重要地位。孙亮以对价值形式的解释为切入点，分析了普殊同基于黑格尔“实体即主体”思想将资本看作历史主体的理论构建进路，指出普殊同事实上颠倒了阶级关系与价值形式的顺序；黄璐从资本批判的时间维度出发，以研究普殊同的“跑步机动力”为重点，论述了资本主义权力统治的时间性、过程性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初步规定。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于普殊同思想的核心问题——论证历史的特殊性，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唐正东从“历史定在”的角度阐述了普殊同的历史特殊性思想，其强调社会分工及劳动交换而排斥抽象中介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情境论倾向；钱梦旦等则从“内在批判”(即资本主义的否定性)出发来阐述历史特殊性。与上述情境论和否定观不同，本文从普殊同的思想来源(黑格尔的中介思想)阐述普殊同的历史特殊性，以扬弃和批判性建构的态度认为普殊同的中介关系应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结合，以此才能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深度历史特殊性解读，普殊同的不足和意义才能够呈现，这种建构主义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大多数人持有的实践主义也是一种深化。
一、出场：普殊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超历史”立场的批判
普殊同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缘起在于，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核心范畴的阐释存在缺陷。传统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采用一种“超历史”的理解方式，将作为唯物史观之核心的劳动、价值纳入线性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剩余价值的占有及分配问题是资本批判的核心。普殊同认为这种观点取消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结构特殊性，不足以解释为何资本逻辑在经历了全球秩序大规模转型后依然保持强盛。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范畴普遍性特质的阐释
在普殊同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词并不指代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特定历史趋势，而是泛指所有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法，它们对社会的描述本质上基于阶级关系——它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调节的经济所结构”,他从以下两个角度概括了传统理论对政治经济学范畴所持有的普遍性立场。
一是从一般性“劳动”出发，探讨线性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财富分配问题。传统的批判框架以劳动创造社会财富为理论起点；工人付出劳动却无法占有劳动成果为论述核心；揭示阶级剥削与分配不公为结论指向，将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的矛盾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不自由的源头。普殊同指出，以多布为代表的传统批判观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过是在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李嘉图价值论的改良版本，《资本论》在分析利润并非资本固有属性的同时，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在于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二是将“价值”等同于分配领域中的“物质财富”。以保罗·斯威齐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解为单纯的作用力，其作用力体现为价值规律控制着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商品的产量及商品之间的交换率，“起作用的力量，一方面，包括各个生产领域中的劳动生产率和受收入分配制约的社会需求格局；另一方面，则有市场上起均衡作用的竞争性供求力量。用现代的话来说，价值规律基本上就是关于一般均衡的一种理论”,普殊同认为斯威齐仅在市场的范围解释了价值，忽略了“价值”与现实“物质财富”的对立。
基于以上分析，普殊同指出传统理论将社会统治归结于阶级统治，实质上是把工人阶级生产性劳动所代表的普遍利益与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财富的特殊利益相对立，并在肯定劳动结构的同时将工业生产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在这一批判框架中，“资产阶级、特殊利益、剩余物的私人占有及资本主义市场的分配方式”会被历史的否定，“无产阶级、生产结构、劳动结构”将会在新的社会中继续存在。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普遍性论证的缺陷
普殊同认为，传统的普遍主义阐释框架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已经不能解释与应对当代社会的现实危机：第一，劳动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财富源泉的地位广遭质疑。随着科学知识的快速更新与先进技术的不断涌现，“一般智力”及非物质劳动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传统的肯定无产阶级劳动的观点无法充分把握当下社会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现存劳动形式的广泛争议问题。尽管传统理论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实现更合理的财富分配，但是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基础的劳动仍然会在未来社会中发挥作用，无节制的工业生产只会带来更多超过国家控制的、远离直接经验的矛盾。第二，以分配为重点的批判视角无法解释在调节市场与财产分配模式后，现实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的持续性不自由。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秩序经历了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过程，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兴起并没有改变资本价值形式对社会主体的全面渗透，这表明传统的阐释路径仅适用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实资本主义则需要一种新的批判视角。
普殊同不同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点在于，他认为工人阶级运动可能会复制资本主义的基础，即无产阶级劳动，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所指向的斗争不仅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斗争，而是一场包括其他群体和阶级的斗争。基于历史特殊性的研究视角，普殊同强调需从“劳动”和“价值”两大范畴出发，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第一，马克思事实上批判了李嘉图所假设的将无差别劳动看作价值源泉的理论，“李嘉图是从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一论点出发的……决定价值的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进一步研究。”第二，马克思《大纲》中将价值作为一种“历史特定财富形式”与代表着“历史特定财富分配形式”的现实物质财富形式相对立，而传统理论没有看到“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差异性，仅将价值纳入具体分配领域对其实体归属进行考量，自然不理解建构价值的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因此资本主义劳动被理解为与其他社会中一样，仅能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价值”在生产领域中所建构的真正社会关系被遮蔽。
二、构建：普殊同对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论证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而存在的，就不能站在线性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其内部的核心范畴，而应该基于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来思考核心范畴的社会建构意义，以此来说明整个社会有一种源自生产本身的统治力量。这种抽象的、隐蔽的、内在于资本主义劳动结构的统治形式，进一步导致了人类工作的碎片化与社会生产的失控化。普殊同试图站在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更深层次的社会中介运动，从而把握现代社会的物象化根源，以回应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诸多缺陷，这一新的阐释深受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法兰克福学派诸多成员发展路径的影响，即主张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理解为关于社会主客体相互规定的物化历史建构论。就论证结构来看，普殊同以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分为起点、以抽象劳动的社会中介作用为论述方法、以时间的辩证运动为矛盾规定，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进行了创新性解读。
(一)历史特殊性论证的起点：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分
马克思将“商品”作为展开资本主义诸范畴的起点，指向了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二重性的社会关联形式。他指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普殊同基于上述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推论，指出应当将抽象维度的价值与具体维度的物质财富相区分，进而揭示由抽象性价值所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摄性。
首先，价值与物质财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财富形式。价值联系着抽象劳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价值量作为对象化抽象劳动的量化尺度区别于各种具体物理量；物质财富联系着具体劳动所创造的特定物的质与量，源自各种具体劳动对原材料的行动，通过对象化具体劳动得到度量。其次，价值与物质财富同生产力增长有着不同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提高必定带来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同一时间内的价值量却有可能下降。马克思《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普殊同认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所指向的仅是表面的物质财富，就资本主义社会整体而言有着“物质财富的充裕”与“价值的贫困”相并存的内在矛盾。最后，价值关联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物质财富关联着具体劳动时间。普殊同认为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范畴，它们本身成为一种中介社会关系的力量统治着人们；物质财富、具体劳动时间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它们被传统社会纽带、权力关系、对需求的考量等外在因素所中介。
通过上述区分普殊同清楚地表明，价值所构建的资本主义根本性社会关系无法被理解为具体的物质关系。以此为根基，通过考察中介建构资本主义体系的抽象劳动与抽象时间，普殊同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自因性发展轨迹。
(二)历史特殊性论证的方法：抽象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中介
1.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差异：劳动是否自我中介社会关系
普殊同在具体与抽象两个层面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中的“劳动”概念进行了创新性解读：一种是作为生产他人需要的特殊产品的具体劳动；另一种是作为获取他人产品的手段的抽象劳动。他指出在商品生产与交换尚未主宰一切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及其产品的分配受到公开社会关系(如风俗习惯、传统纽带等)的影响，劳动的社会性由这些公开社会关系所赋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真正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劳动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中介，取代了公开的社会关系……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登上了舞台：没有人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东西，相反，每个人自己的劳动或劳动产品成为获取他人产品的必要形式。”由于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就整个社会而言，所有的劳动都成为了获取他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作为劳动产物的价值也就成为了社会整体性价值，于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了一种由劳动所中介的独特性社会整体。
2.“实体即主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因性
马克思通过实践建立了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内在关联，普殊同在理解马克思克服主客同一体尝试的时候将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解为由社会中介形式所主导的社会实践，而“实践”的意义则是人通过自身活动所建构的独特社会关系，这种具有异化性的社会关系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劳动的中介下紧密结合在一起，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被纳入中介体系。普殊同的中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理论，他通过批判卢卡奇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改造，将社会客体与主体的本体论基础归结为范畴的建构性，阐明了只有回归特定社会关系才能触及社会发展的本质。
第一，阐释黑格尔“实体即主体”思想的核心特征。黑格尔将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在其辩证展开中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认为精神作为主客同一的历史主体在构建现实世界的同时反过来建构了自身，并在自我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过程中达到了自我的完全展开与实现。 第二，分析卢卡奇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思想的“唯物主义”改造。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将人类认识自己精神发展的过程看作历史过程的理论进步性在于找到了“历史”这一基点，马克思的历史观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端：他在根本上把社会和社会化的人这两方面的所有现象转变成了历史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社会的理论”,历史辩证法是一种“社会的辩证法”,决定辩证法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范畴形成的基础在于社会主体(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角度出发，卢卡奇将历史和社会演进中的主客同一体理解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着自觉的“阶级意识”并担负着改造现实社会的历史使命。第三，普殊同在批判卢卡奇未触及“真正的历史主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资本主义抽象性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关系与历史主体相关联。普殊同认为，尽管卢卡奇将黑格尔理论的有效性限制在了社会现实之中，但其理论实质上并没有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方式，“他对主客同一体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论方法之间的距离，依旧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的距离一样遥远”,卢卡奇在理解社会历史进程由哪种因素所驱动时，仍是从传统的阶级关系出发，强调无产阶级领悟与改造社会的必要性。普殊同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历史主体同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一样是抽象的，并未指向具体的社会角色，马克思成熟期的理论并不是以“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方法将黑格尔的主客关系进行简单的颠倒，而是以社会和历史的方式去解释黑格尔试图用精神概念来把握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建构了历史主体，资本主义社会被一种抽象化的价值关系所驱动：“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值着。”
基于如上关于“实体即主体”思想的论述，普殊同通过引出抽象时间这一范畴，进一步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因性发展轨迹。
首先，普殊同界定了两种不同的时间：一是具体时间，“各类作为事件之功能的时间：它们指代着并被理解为自然的交迭与人生的周期，以及各类特定的任务或过程”,其特点是作为一个应变量而存在；二是抽象时间，“均一的、连续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是独立于各种事件的”,其特点是作为一个自变量而存在。从抽象时间的起源来看，它是随着商品性社会关系形式的传播而建构的，普殊同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抽象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构造为一个‘客观的’时间规范，而对生产者施以外在强制，时间本身也被构造为绝对的与抽象的”,资本是自我增值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追逐价值增值的活动由时间所驱动。
其次，抽象时间联系着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成为产品普遍形式的同时追求价值增值的行为将社会构建为了一个异化的整体，抽象化的价值关系驱动并统摄着资本主义社会，而规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这一异化社会关系的核心。生产者要想在流通领域实现生产出来的价值，就必须使自己的生产时间或小于或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时间规定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包含着一种自因性的发展动力。在理解普殊同所说的动力之前，有必要阐明他所提出的“社会劳动小时”的含义。简单来说，社会劳动小时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建构的、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规定的抽象性衡量单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位社会劳动小时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但一定时间单位内的价值总量是不变的，恒定的价值总量被分配到更多的商品之中，使得每个商品的价值量减少。于是，决定每件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被重新规定，“社会劳动小时在生产20码布时，是为手工织布者所规定的；而在生产40码布时，则是为蒸汽织布机所重新规定的。”由此，生产力、社会劳动小时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向前推进的矛盾运动，推动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增加带来了每个时间单位所生产的价值量的增加——直到这一生产力普遍化为止。此时，这段时间中产出的价值量，由于其抽象及普遍的时间维度，又回到其先前的水准。这导致了一个新的社会劳动小时和一个新的生产力基准水平。在这里出现的，是一种转化与重构的辩证法：社会一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量改变了，但这些改变又重建了起点，即重建了社会劳动小时和生产力的基准水平。”这表明在剩余价值范畴引入之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一种由抽象时间的重构性所决定的方向性动力，而这种动态的价值规律无法依据市场均衡理论得到充分理解。
最后，同质性的抽象时间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统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性社会关联形式还未形成，人们劳动的时间由自己所掌控；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商品建构了社会的整体性关联，一种可计量、无差别的时间反过来对人加以控制，这种作为人类活动尺度而存在的时间深深地根植于生产与流通领域：从生产领域的规定性来看，时间一方面隐含着生产力概念，即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所产出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又规定着实际的社会关系，即由劳动时间所度量的社会财富影响着工资水平；从流通领域的规定性来看，时间是生产者在市场流通中所必须遵循的客观准则，人们被迫在时间的限度中进行商品交换以求生存。此外，由商品与资本所建构的时间统治并不仅限于生产与流通领域，它随着统一市场化的发展延伸至所有的生活领域，量化的时间与价值一定程度上使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中，抽象时间所衍生的社会统治形式超越了实体性阶级统治，时间的暴政让所有人对它俯首称臣。
(三)历史特殊性论证的结论：历史时间指向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社会关系
可以看到，普殊同重释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主线是：以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分为起点，通过抽象劳动的中介作用，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实质是一个不受人控制的时间性动态统治系统，深刻揭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将不断重构衡量人类活动价值的标准，而人们对价值的追逐不会停止，于是个体被统摄在社会之内。然而，正如价值与物质财富的区分是隐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社会劳动小时、生产力之间的不断重构所带来的异化统治也具有隐蔽性，尽管其无法在可视化的层面被呈现，但这一框架可以在“历史时间”中得到理解。
第一,社会劳动小时既是一个常量,又是一个非常量。就抽象时间层面来看,它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衡量标准,是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尺度,此时它充当坐标轴的作用;就具体的使用价值层面来看,社会劳动小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此时坐标轴的位置事实上也会随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发生移动,此时它是一个非常量。社会劳动小时作为常量,是指这一抽象性时间衡量单位具有保持恒定并规定价值量的作用,生产20码布所产出的X价值量的社会劳动小时,在抽象时间上等于生产40码布所产出的X价值量的社会劳动小时。但是,生产20码布的时间确实与生产40码布的时间存在差异,后者生产力提高的同时重新规定了一个新的社会劳动小时,但这一变化并不会反映在社会劳动本身之中。
第二,历史时间表达了非常量层面社会劳动小时的持续性流动。正如上文所述,普殊同将具体时间看作一种应变量,它的运动特质在这里被进一步阐明。生产力带动着作为抽象性时间衡量单位的“社会劳动小时”不断向前推进,时间的前行、价值的推进与生产力的更新是一种“历史之流”,这一具体的时间模式也被普殊同称为历史时间,有着随资本积累愈发加速的倾向,并为资本主义所特有。历史时间表达了商品使用价值维度在生产力变革中的作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随着历史之流的加速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来越不取决于工人直接劳动时间的耗费,而越发与技术、科学及知识经验的积累相关联。
第三,历史时间蕴含着扬弃价值中介获得社会解放的可能性。普殊同认为,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历史时间与抽象时间的矛盾,即使用价值维度中的历史时间代表着生产力系统的更新;价值维度中的抽象劳动时间则表达着整个生产关系系统中人类劳动的非必要性趋势。一方面是在使用价值维度上,不再取决于抽象劳动或抽象劳动时间耗费的物质财富,而由历史时间之流所驱动;另一方面是在价值维度上,追求剩余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作为衡量价值标准的抽象劳动时间仍然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受价值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是时间不断被重构,生产越来越成为历史时间的对象化过程,直至价值越来越无法衡量现实物质财富,由此资本主义社会指向了扬弃必要劳动、价值与抽象时间的中介而走向解放的可能性。,,
至此普殊同站在历史特殊性的视角重新解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价值”“劳动”与“时间”概念,试图证明这些核心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意义,从而以黑格尔辩证法式的思维方法揭示社会结构的根本矛盾。
三、反思：普殊同论证的症结与历史辩证法新视角
在普殊同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性仅体现在历史时间与抽象时间之间的内在张力，他把追逐价值的活动为自身所构建的异化结果看作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仅在范畴异化的角度去寻找消灭范畴的可能性。事实上，普殊同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体系。本文认为，应当回到实践的辩证法分析关系建构论的现实意义，从而明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既不是单一的关系决定论，也不是纯粹的直观情境论，而是两者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一)对普殊同历史特殊性阐释方案的批判
普殊同在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时，强调了资本主义核心范畴的独特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社会的根本结构是由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核心范畴所建构的，“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诸范畴所把握的社会形式是历史特定的，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社会。同时，它们也具有历史决定性”,而传统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站在线性历史发展进程中对资本主义加以分析不足以把握这种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尽管普殊同的历史特殊性思想将对资本主义异化统治的理解深入到了特定劳动结构，但这一阐释方案还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
第一，过于强调抽象劳动层面社会关系的统摄性，忽视了生产力的根基作用。从普殊同的论述过程来看，他紧紧抓住了由资本主义劳动所构建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二律背反，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焦点放在资本主义根本社会形式的二重性上，试图澄清这些形式的价值维度(抽象劳动、价值、抽象时间)和使用价值维度(具体劳动、物质财富、具体时间)的性质，对上述二重性体系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从抽象、均质的思维方法出发来把握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依赖形式。普殊同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范性为重点的批判理论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性关联，但是他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二重性，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分析方法。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财富与价值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框架中的特殊环节。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自然物质财富及使用价值的创造内在于生产力系统，价值及其构造的社会关系则被纳入到了生产关系系统，生产力系统充当着生产关系系统物质载体的作用。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被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经济关系分析，要求我们将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推演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体系来理解其二重性内涵。历史发展总是通过生产力系统中的自然物质生产构建社会经济关系，《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在分析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得不出卖其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揭示了由于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资本主义形成了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关系，进而探讨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后如何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普殊同错失的正是这种革命性的批判视角。
第二，过于强调社会历史形态的断裂性，忽视了唯物史观的连续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劳动的批判不是对劳动作为中介关系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不是劳动衡量社会关系，而是生产基于一种特定类型的劳动即雇佣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固然有独特的社会关系，但无论哪一社会形态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环，其内部的创造性活动总是受着自然环境及前人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世界历史并不是由抽象的社会关系组成的观念史，而是由现实的历史主体所推动的真实存在的社会运动过程。我们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出发，考察历史一般规律与资本社会特殊性的内在关联。《形态》中马克思首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以历史分析方法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路线，马克思在《形态》中通过考察“人的需要—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劳动—人与动物区分的标志”“代表历史进程的新的需要—实践性再生产”“繁衍后代的需要—人类自身的生产”四个方面，论述了人类历史根源于现实的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论》正是以这种历史生成视野为指导，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在一步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找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以此为根基寻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路径。《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并没有割裂与以往社会的联系，而是从人类社会演进规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批判阐释，即商品代表着资本主义最简单的社会形式，但是在分析商品之前必须将其与劳动产品相比较；货币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形式所掩盖，但是货币形式也是价值形式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形态；在理解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之前，就必须考察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进而必须追溯到使得雇佣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劳动力商品出现的社会条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是以历史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释的，只有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所最终指向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现实路径。
(二)实践性与关系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普殊同重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存在一种特殊的、由核心范畴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历史特殊性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人施以统治，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情境所研究的实体性统治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历史特殊性的研究视角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性，“价值中介”的阐释方案则触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但也应当看到，以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强调社会关系的主体性，会将理论限于辩证法本身而找不到任何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问题，列宁曾清晰地阐明了实践性劳动及其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考察一切社会关系的前提，“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一方面，历史辩证法是从作为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生产性劳动出发的；另一方面，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体系中始终存在着各种关系性规定。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实践性与关系性在历史辩证法中的地位及相关性。
首先，厘清马克思实践观在哲学变革中的里程碑意义。马克思实践观的确立，历史性地终结了西方传统哲学以意识确定性为根基的超验性形而上学哲学神话，突破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首要规定，始终是学界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重要切入点，学者们以不同角度对实践本体论进行诠释并形成了以下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以探寻辩证法本体论基础的角度，澄清实践对于建构历史科学的重要性。这一观点认为在黑格尔思辨哲学本体论基础即绝对者(实体—主体)被清除的地方，使得辩证法得以实质性存在的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即从《巴黎手稿》的“对象性活动”概念到随后的“实践”概念真正构成了现实历史的活动原理，唯有基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辩证法—唯物史观—历史科学才可能在本体论上保有真正的活动者主体及其实体性内容”。二是以探寻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澄清实践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意识形式的根源所在。这一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本体论那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从实践的观点理解世界，不是去描述实践活动，也不是去描述在实践中展开和生成的现实世界，更不是追究现实世界的本原和物质基础，而是要实践地改变世界”,这一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得传统的追究终极存在或世界普遍规律的“独立哲学”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其次，审慎看待以关系的中介性解读《资本论》的新哲学范式。普殊同的批判理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资本主义不断向前推进的趋势，找到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运动与资本运动之间的相关性，在挖掘黑格尔主体理论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资本扩张运动所蕴含的特有矛盾何以成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动力。但是，他无视现实主体而将资本看作历史主体的做法，事实上错误地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驱逐了出去，错失了从具体物质运动中去寻找解放道路的视角。普殊同认为从私有制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传统理论忽视了生产领域中的价值形式统治逻辑，根本上否定了从所有制的角度解读《资本论》中资本的运动规律，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叙述资本范畴的核心恰恰基于私有财产权的归属。资本家作为财富占有的绝对优势者，用资本积累的方式源源不断地索取剩余价值，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在经济权力上的不平等，即剥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基于资产阶级对经济权力的支配，具体表现为资本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即工人)剩余劳动的绝对榨取，“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由此可以看到，《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的叙述核心仍然是经济领域中的劳动，与普殊同所强调的劳动中介社会关系的统治不同，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被纳入资本统治本身，社会反抗性力量源于私有制财产分配的不公。普殊同尽管意识到了经济领域中的劳动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的范畴，蕴含着革命与解放的可能性，但是他所强调的是从劳动特殊性中介效应出发，揭示由抽象中介所统摄的社会关系的不自主性。由于他的理论假设完全同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权的传统理论相割裂，导致他对推动社会解放的斗争存在一定误解。所以，不从所有制出发揭示社会统治根源的批判理论，无论是价值形式、资本逻辑还是其他任何抽象的范畴式阐释方案都不可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关系本体论的解释模式也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
第三，在实践性与关系性的统一中理解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实践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凸显了社会现实的过程性，还在于将消灭异化社会关系的动力归结于现实的人的革命性力量。“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将批判理论拉回现实经济运作本身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的集体性反抗在冲破资本逻辑强制性统治中的作用。在《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马克思揭示了物与物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不仅仅是以一种个人的、独立的方式而存在，而是处于一种阶级矛盾中的“利益承担者”。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与作为劳动时间人格化的工人相对立，进而催生了无产阶级反抗社会压迫的内在动力，而无产阶级正是通过革命暴力手段来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灭剥削与阶级压迫，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了建立新世界的现实力量，即作为实践主体而存在的无产阶级。因此，普殊同将作为纯粹关系性存在的范畴当作历史主体恰恰颠倒了问题本身，仅将批判理论停留在对一系列范畴运动规律的揭示上，也意味着他未能领会到具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在推动社会解放运动中的重大建构力量。
四、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归纳出普殊同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进行再阐释的基本框架：一是将对辩证法的理解贯穿于整个《资本论》的研究过程，认为只有从辩证法出发才能够真正把握马克思批判学说的核心要义；二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重新审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相关性，依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经济学手稿中的基本范畴，将范畴运动同黑格尔的逻辑运动相关联，反对以剩余价值的分配维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三是旗帜鲜明地脱离了将辩证法看作整个自然与社会普遍规律的苏联模式，在将黑格尔《逻辑学》与《资本论》叙述方式相结合的过程中理解范畴所建构的特定社会意义，从而激活了辩证法的方法论活力。然而，由于普殊同是在关系建构的角度分析资本核心矛盾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悬置在由范畴所编织的社会关系的牢笼之中。马克思的商品范畴为研究物与物、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点，在现代社会中充斥着诸多“见物不见人”的“物化统治论”背景下，回归马克思《资本论》重新审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剖析普殊同历史特殊性思想的基础上将实践生成性同关系中介性相结合，不仅可以推进对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的认识，还可以较为客观地厘清各种颠倒性意识。
:王露瑶、代利刚
文章来源:《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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