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摘要】与那种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一眼就能看穿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不同，在机器化大生产中，资本家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工艺和社会条件，进而改变生产的技术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最后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以获得非直观的相对剩余价值。然而，经济拜物教理论是无法涵盖这一重要的剥削关系的，因为协作、分工条件下生成的社会生产力不是事物化抽象的关系颠倒，也不是经济物相化编码中出现的到场物，它本身就是直接作为异化的资本力量在场的。科学技术及其对象化的机器生产就更是如此，由此，马克思不得不再次启用了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论》 剩余价值 经济拜物教 异化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话语实际上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众多科学思想实验结果之上的阐释话语方式，其中，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总体上被刻意压抑了。然而，在对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经济拜物教批判已经显露出方法论上的力不从心，特别是马克思在开始对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中神秘到场的物性机器的批判性分析中，却突然使用了他试图尽量避免的哲学批判话语——劳动异化批判构式。
一、相对剩余价值与资本的虚假生产力
不难看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后半段的主要篇幅，马克思都用在了讨论区别于资本家延长劳动时间所掠取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相对剩余价值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眼里，这恰是劳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关系到实质性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换。这也是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获得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本质的新认识。马克思说，“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这亦表明，生产和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命脉。他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absoluten Mehrwerth）；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relativen Mehrwerth）”。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定义。在马克思这里，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与资本主义的早期工场手工业发展相关，即他所例举的资本家用半天的工资获得了工人一整天的劳动成果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剥削，而进入到机器化大生产阶段，资本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他“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工艺条件和社会条件（technolog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Bedingungen），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Produktivkraft der Arbeit）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与那种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一眼就能看穿的绝对剩余价值剥削不同，在机器化大生产中，资本家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工艺和社会条件，进而改变生产的技术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最后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以获得非直观的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也是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有趣的劳动自乘的概念。他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potenzirte）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与资本家盘剥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过程中那种时间量的增加不同，机器化大生产中发生的工艺和社会生产力的改变，使得劳动产品单位时间的生产率获得了自己平方式的扩展。这是马克思从其他学科借用概念的实例。
第一，工人共同活动中的简单劳动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虽然，简单劳动协作出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但马克思关注它的着眼点却并不是资本家获得的绝对剩余价值，而是一种新型的相对剩余价值。这是对《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相近文本的改写。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这也是资本家区别于其他手工业劳动者和地主的地方。在资本家最早建立的工厂中，“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Ausgangspunkt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当然，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的就是工人共同劳动活动中的简单协作。依马克思的说法，即“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zusammenhängenden）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Cooperation）”。马克思这里举的例子，是一个独立的家庭纺织工匠和资本家组织起来的20个在同一纺织车间中的工人的协作劳作的区别，在后者，不仅生产资料得到了节约，而且在工人之间也发生着技能和经验交流上的密切合作。我们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相关讨论，不过，与那里揭露的简单劳动协作联合力的我—它自反性异化关系不同，马克思在此的讨论显然更加实证一些。马克思认为，与单个劳动者的劳动不同，这种工人劳动协作所建构的集体生产力，从它发生开始就是属于资本家的。因为，“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produktiver Gesammtkörper）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zusammenbringt und zusammenhält）在一起的资本中”。这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不把工人们通过雇佣关系聚集在一起，也就不会发生这种特定的劳动协作，所以，资本家很自然地将这部分集体生产力创造的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里。这不是绝对剩余价值，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而获得的看不见的相对剩余价值。这里，马克思没有说工人们协作联合力的劳动异化，而是平实地指认说，“他们的劳动的关联（Zusammenhang），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Plan），他们自身的统一（Einheit）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马克思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工人“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Existenzweise）。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 des Kapitals）”。在劳动异化批判构式中，至少这会被指认为资本的异己权力（fremde Macht）。问题的实质是，不像工人个人的劳动能力可以独立存在，这种只有在众多工人共同劳动时才会生成的联合生产力，如果不是作为资本关系的构序和编码，它将不会在场。
我想说的是，其实经济拜物教理论是无法涵盖这一重要的剥削关系的，因为协作生产力不是事物化抽象的关系颠倒，也不是经济物相化编码中出现的到场物，它本身就是直接作为异化的资本力量在场的。在这一阶段，协作集体力的在场，也不是作为物性实在，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场境存在出现的。所以，它无法由经济拜物教批判所透视。在后面的机器生产中，只有工人这种主体性协作关系本身被物相化在机器的物性工序中，才会发生新型的事物化关系颠倒。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结合。如果说，前面所讨论的简单劳动协作只是在资本的组织下的工人们的共同活动，资本主义生产中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则会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共同劳动。依马克思的判断，它以工场手工业的方式出现于欧洲的16—18世纪。马克思说，“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多年”。当然，依马克思此时的认识，分工又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是社会分工，比如农业与工业，这也叫“一般的分工”（Theüung der Arbeit im Allgemeinen）；二是生产大类的分工，比如农业中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工业中的机械工业和食品工业，这也叫“特殊的分工”（Theüung der Arbeit im Besondem）；三是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也叫“个别的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 im Einzelnen）。比起《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讨论，马克思此处关于分工的思考是更加全面和科学的。当然，马克思这里聚焦的，主要是第三类，即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个别的（Einzelnen）劳动分工。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赋型（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spezifische Schöpf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应该说，这也是斯密主要关注的分工形式。
在马克思的眼里，在这种由资本家组织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中，工人们不再是简单地集中在一起共同劳动，劳动活动本身由原来一个工人自己依技艺所需的先后秩序操作转换为不同的片面式操作，分解为不同的劳作片段，并且由不同的工人接续完成。此时，劳动者原先自己完成的劳作构序和主体性编码，现在转换为一种客观工序上的外部编码。比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分析的别针生产的劳动分工的经典例子。原来，一个工匠制作一枚别针，需要一个人完成从铁丝拉直到截断和磨尖等一系列操作，现在在资本家的手工业工场中，这一个完整的操作被切割为空间上并存的不同动作编码，由劳动分工中只做一个操作动作的工人分别承担。于是，从商品生产的角度看，“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这个从“个人产品”到“社会产品”的转化，实质上，也是从主体性劳动过程向客观性的生产过程的过渡。从工人劳动者的角度看，“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Theilfunktion），他的劳动力就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因为，在分工之下的片面化操作中，工人被肢解为一只手或一只脚，马克思愤怒地说，这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ein Produktionsmechanismus，dessen Organe Menschen sind）。这也许是尼采笔下那个“疯子”行走在街上，没有看到人，而只有残肢的现实背景。马克思没有指认这一劳动总体性的碎片化和异化，而是形象地用人体器官来象征这一客观的劳动分裂。再回到刚才那个生产别针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劳动分工条件下生产别针的过程的实际在场主体，不再是工人个人主体，而成了看不见的“由局部工人（Detailarbeitern）组成的总体工人（Gesammtarbeiter），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针条拉直、切断、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zeitlichen Nacheinander）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räumliches Nebeneinander）。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这是一个十分生动而形象的说明。不可见的总体工人，分有成许多拉直、切断和磨尖的手，这是一个空间上并存的多手客体怪物。然而，这个客体怪物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这就是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家由此获得不是靠延长劳动时间而来的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这种分工中的总体性结合几乎是与工人无关的东西。马克思追问说，什么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事实？“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Theilarbeiter keine Waare producirt）。转化为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gemeinsame Produkt）。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关联（Zusammenhang），以不同的劳动力（verschiedner Arbeitskräfte）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kombinirte Arbeitskraft）来使用为中介。”
这是一个政治判断了。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工人变成了只能进行片面化操作的“局部工人”，作为只拥有一个劳动碎片的他，根本无法生产一个完整的商品，因为商品生产将会是不同劳动部门、不同劳动力个体协作完成的“共同产品”，更要命的是，将碎片化的劳动重新关联起来的结合劳动力，只能是工人之外的资本的力量。在这里，马克思同样没有使用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业已发现的分工结合力的劳动异化分析。他说，“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聚合（zusammengesetzte）成的社会生产机构（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onsmechanismus）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Kombination der Arbeiten）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 des Kapitals）”。他只是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当不同的片面劳动重新结合为总体劳动生产力的时候，这个结合属于资本家。在马克思的眼里，劳动分工“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因为“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Spezificirung），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Gesammtmechanismus）中的分组和结合（Gruppirung und Kombination），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一定的社会劳动组织（bestimmte Organisation gesellschaftlicher Arbeit），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
这里，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劳动分工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劳动组织，通过劳动活动的分解和重新结合，形成了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可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也造成了工人劳动的片面化，生成了丧失主体性的“局部工人”，并且，这种使局部工人重新结合起来的总机构，却是资本家获得更多相对剩余价值的外部力量，“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Mittel civilisirter und raffinirter Exploitation）。显然，这种“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也并非可以由经济拜物教批判所涵盖，因为这种劳动分工条件下生成的结合场境同样不是实物式的在场性。这也就意味着，物神无处依存。
第三，智力与科学从体力劳动中的分离。这也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智力与科学都是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去的独立的力量。这也是资本主义不同生产阶段中出现的历史性产物。
一是智力在手工业工场时期从劳动中的分离。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geistigen Potenzen）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依马克思的判断，这种智力从劳动中的剥离起始于协作，发展于劳动分工，而在后来的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得到完成。他的解释是，协作中指挥生产的智力和统一性不再是劳动者自己劳作的意志，而是资本家的职能；而分工中的智力剥离则是从劳动者的劳动活动中撕裂的，原来一个工匠的劳动活动就是他有目的有设想的智力构序和编码的对象化，而在分工中出现的碎片式局部操作中，这种有目的的爱多斯设想荡然无存，这种主体性构序和编码能力被从体力劳动者那里硬生生剥离出去，成为资本家雇佣的科技人员的事情。
二是大工业时期的机器化生产中科学技术信息编码的独立化。马克思说，智力从劳动中剥离“完成于大工业”，他明确指认，如果说“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将作为生产潜力的独立的科学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welche die Wissenschaftals selbstständige Produktionspotenz von der Arbeit trennt），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准确地说，这是将科学技术从过去工匠劳作的工艺构序，从体力劳动者那里撕裂和剥离出去，变为同样是雇佣劳动者的技术人员的独立科技信息编码工作。在今天，这部分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却是当代资本主义网络信息技术工业最重要的剩余价值新来源。这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遇到的相近问题是，经济拜物教在面对科学技术从劳动中的分离进而成为资本的帮凶这一重要问题上，几乎也是无能为力的。
二、劳动条件颠倒关系中的机器生产：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最后出场
我发现，倒是在经济拜物教批判有可能捕捉到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中神秘到场的物性机器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却突然使用了他试图尽量避免的哲学批判话语——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都是先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机器生产，然后再说明机器生产背后的科学技术物相化问题，而在这里，马克思是在讨论完科学技术从劳动中的分离后，才开始讨论作为科技物相化结果的机器生产。
马克思先十分明确地说，机器生产是资本家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这是政治定性。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边界：机器在生产中的作用，并非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是转移制造和生产机器的工人已经付出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n Arbeit），这是重要的质性判断。因为，“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每天的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但是，机器的使用大大加深了资本家对工人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程度。这是对的。可是我以为，马克思这里所指认的对象化劳动还应该包括设计机器的智力劳动，它正是上述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的从劳动过程中被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信息编码的非及物构序，它对应于马克思在第一章中讨论人的劳动与动物行为的质性差异的先在构序。他在《大纲》中最早讨论劳动时就指认，“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zweckmässige Thätigkeit）”，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他生动地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个先于劳动活动发生的“目的”，就是一定的改变外部存在的构序和关系编码。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Vorstellung des Arbeiters）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Formveränderung），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技艺和方式（Art und Weise）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在机器生产中，这种有目的的构序已经不再存在于工人的观念中，而是由分离和独立出来的技术人员通过信息编码中的设计和发明完成的，这部分智力劳动应该是价值转移中更重要的东西。这一点，会直接延伸到今天当代资本主义智力劳动理论与剩余价值关系的研究前沿。
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这样评价说，“大工业从工艺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ganzen Menschen）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kapitalistische Form der groβen Industrie）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这当然是双重否定：一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已经使一个完整的人变成了一辈子束缚于劳动的“局部操作”（手和脚的孤立动作）；二是机器化大生产消灭了这种劳动分工，却进一步将工人变成了似乎有“自我意识”的机器的“附件”。对此，马克思有些感慨地说，进入到大机器生产之后，“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如果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会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的异化和劳动分工下工人社会结合力的异化。这也就是说，工人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化大生产中的地位被降到了一个十分悲惨的境地。一方面，从客观关系上看，“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lebendigen Mechanismus）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todter Mechanismus）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相比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的工厂中，出现了一种主客体关系上的颠倒，因为在机器生产中，活人成了死的物性机器客体运转中的附属品。另一方面，从主体的生存状况上看，“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alle freie körperliche und geistige Thätigkeit）。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这还是尽可能实证的经济学客观描述，在马克思眼里，工人在机器生产中，他的所有能动性的想法和行动都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他只能按机器的运转行事，这必然造成工人神经系统的损害，并且，工人的肌体永远赶不上物性机器的客观运转，所以，看起来可以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机器，客观上却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在机器生产中工人的劳动业已成为“毫无内容”的均质行为。以后在泰勒制的流水线生产中，这种折磨会进一步加深。马克思深刻地分析说：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Verkehrung）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工艺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todte Arbeit，welche die lebendige Arbeitskraft beherrscht und aussaugt）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Mächte des Kapitals über die Arbeit），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
这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用从劳动条件的异化关系到机器异化来说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本质的地方，但一直到此处，马克思都尽量忍住没有使用异化概念，他只是使用了“关系颠倒”“对立”和“转化”这样平实的话语。或者再生动一些说，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过程中，“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共在劳动（gesellschaftlichen Massenarbeit）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Macht ‘des Meisters’）”。有主人，就必有奴隶，这当然是一种新型的机器物役性现象，这里作为统治者出场的“主人”，是工人和科技人员创造的机器，作为被压迫的奴隶，则是参与创造了这个机器怪物的工人。这标志着工人在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业已沦为现代的新型奴隶。这里的“Macht ‘des Meisters’”（“主人的”权力），令人想到拉康的主人话语能指。
这种平实的经济学话语编码状况，一直持续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4章第4节的第354页。在这里，马克思突然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场境（verselbstständigte und entfremdete Gestalt），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这是我—它自反性异化（entfremdete）概念在整个《资本论》中的第一次出场。并且，马克思在此专门使用了功能性的异化场境的说法，以表明这种异化关系的关系场境本质。詹姆逊留意到了《资本论》中异化概念的返场，并且称“异化理论仍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但他并没有入境于马克思从《大纲》开始的劳动异化概念的重建现场，更没有注意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整的劳动异化构式，所以他无法说明异化概念突然在《资本论》中露面的逻辑症候意义。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再一次指认了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应用中发生的异化关系，他说，“在资本主义形式下，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发展的，一切增加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geistigen Potenzen des Arbeitsprozesses entfremden）；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不断变坏，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四处使用异化概念。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文本事件。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突然使用了《大纲》和《1861—1863经济学手稿》关于劳动条件异化的哲学表述，然而他并不记得，自己在《资本论》前面相关的三章讨论中，并没有说明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问题。我觉得，这里当然存在一些构式逻辑上的缺环。一方面，马克思可能假设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通俗版的三大经济拜物教，可以表征商品异化、货币异化和资本异化关系，所以他可以将其内在地转换为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经济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经济物相化环节中的异化本质。所以，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这一部分的分析中，则不得不重新露面。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马克思对自己中晚期经济学研究多重手稿中重建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无意识肯定。这是我们过去理论研究中严重忽略的地方。在此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后续的讨论中，三次断裂式地谈及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这是值得我们细细探究的深层次思想构境。
三、资本拜物教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对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批判，是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积累问题展开的。
首先，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研究过这一再生产问题。马克思告诉我们，前面的分析背景都是抽象、独立的劳动和生产过程，而实际上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孤立的生产过程中，因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gesellschaftliche Form）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Reproduktionsprozeβ）”。这是说，作为一般社会定在基础的实际上发生的物质生产过程，总是一个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时就指认过的方面。如果转换到这里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么，“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sich erhaltenden und verwerthenden）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这是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是不断重新盘剥剩余价值的过程，在经济物相化编码的表象上，则呈现出“资本即作为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价值”的再生产过程。这正是资本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经济物相化伪境中的假象。
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6章中再次提及自己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确立的劳动异化关系。他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前提是：
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体劳动力（subjektiven Arbeitskraft）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把它的这种起点（Ausgangspunkt）作为它自己的结果再生产出来并使之永久化。
与工人第一次进入生产过程一样，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前提仍然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出现在再生产过程的劳动条件与工人的分离，因为它们直接表现为资本物，它们作为一种客观的资本力量与主体的活劳动对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是将这种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重新生产出来并将其永久化。也是在此，马克思突然说，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当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他自己的劳动自我异化（Arbeit ihm selbst entfremdet）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这意味着，上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分离，都是工人劳动我—它自反性的自我异化结果。这个“Arbeit ihm selbst entfremdet”（劳动自我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之后，第三次重新使用的概念。上一次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劳动自我异化，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第二层面的思考中。马克思这里指认的劳动自我异化，一是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先前生产过程结果的劳动产品，这个产品有可能会是机器等生产条件；二是当这种产品在投入新一轮生产过程中时，重新生成的劳动条件与劳动本身的分离，这种分离被马克思突然透视为劳动自我异化。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第二处使用异化概念。马克思同样忘记了，在前面讨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他并没有指证劳动异化关系的存在，所以，这里他突然提出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自我异化”，也是存在逻辑缺环的。我推测，这可能是马克思前面在机器化生产讨论中已经使用了异化概念后，一种无意识地解除逻辑压抑的情况。
马克思分析说，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总过程看，“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objektiven Reichthum als Kapital），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ihm fremde，ihn beherrschende und ausbeutende Macht）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体的（subjektive）、同它本身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s）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作为雇佣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beständige Reproduktion oder Verewigung）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呈现了一种鲜明的劳动自我异化关系，当然，这里的劳动我—它自反性关系场境中的自我异化，不是人本学构境中本真类本质的“应该”（sollen）与异化现实的“是”（Sein）的悖反逻辑构式，而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工人自己过去的劳动对象化为自己陌生的资本物，它明明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现在却作为与工人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这正是经济现象层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物役性状况。这种劳动的自我异化，通过再一次对主体活劳动的盘剥创造出新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再次异化为资本的力量，这种永久化的劳动异化关系中的雇佣关系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我注意到，布洛赫指认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消除了“是与应该”（Sein und sollen）之间的二元论分离，然而却将其错误地重新标识为具体的乌托邦。这当然是一种倾向人本主义逻辑构序的误导。在马克思看来，这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或者叫资本关系的再生产。他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关联（Zusammenhang）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Reproduktionsprozeβ）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producirt und reproducirt das Kapitalverhältniβ）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这种劳动自我异化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透视中最重要的观点。其实，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这样概括这一再生产过程：
（1）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把劳动条件关系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并把工人关系作为雇佣劳动再生产出来；
（2）通过使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积累），靠增加作为雇佣工人而存在的劳动能力，创造出大量这种作为资本而存在的条件；
（3）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展到新的领域，消除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于直接生产者及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统一；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的劳动资料转化为同他这种雇佣工人相对立的资本；
（4）通过资本积聚（和竞争）扼杀各小资本，并把它们合并成大资本，虽然和发达领域中的这种吸引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新出现的就业部门等等的排斥过程。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生产就会十分简单和迅速地到达自身的崩溃。
这可能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问题比较完整的一次说明。这里有从简单生产与再生产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空间再生产中的历史布展，也有资本积聚和竞争的再生产进程中，大资本垄断的形成和必然崩溃。为此，马克思还绘制了多张再生产图表。在那里，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概括是：“生产资料通过生产过程本身不断地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而劳动则通过生产过程本身不断地作为雇佣劳动再生产出来，因为生产过程不仅是使用价值和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使用价值和商品借以进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生产过程。”这是一个资本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重叠的过程。
其次，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重新转化为资本的资本积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最早讨论了资本积累问题。在那里，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取决于资本积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是一种资本的无中生有的戏法，资本拜物教在这里被进一步魔法化了。马克思说，前面我们已经揭露了资本家盘剥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是被消费，而是重新投入再生产过程中转化为新的资本，这就是资本的积累。当然，这里的资本积累，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基础的资本的原始积累（ursprüngliche Accumulation），原始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Ausgangspunkt）”。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历史地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创造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历史过程。其实，在前面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指认过，“原始积累无非是劳动条件作为与劳动和工人相独立的力量分离出来。历史的过程把这种分离表现为社会发展的因素。资本一旦存在，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并且，他明确说，“在自由主义的蠢货们的笔下，这种原始积累被描绘成一幅田园诗般的情景，其实这是一部极其可悲的和极其惨痛的历史”。而在这里，马克思更具体地分析说，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Vorgeschichte）。
这是一段资本关系历史发生的血腥历史。对此，马克思有一句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das Kapital von Kopf bis Zeh，aus allen Poren，blut und schmutztriefend）。”这也是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一针见血地假象剥离，看起来合法、公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是以残暴的杀人放火和直接掠夺为历史前提的。马克思分析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是马克思自《居利希笔记》就开始了解到的历史真相，在《伦敦笔记》的第十四笔记本的“殖民主义统治”专题研究中，他更加直接地面对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暴行。
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同，此处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是特指资本家在再生产过程中“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Accumulation des Kapitals）”。最初，马克思也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认这一点的。显然，这里通过资本积累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科学认识，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构境层，与原来那个进入到生产过程中的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现在是进入再生产过程的作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家在生产中剥削工人的连续过程。其实，与上面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一致，所谓“积累就是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kapitalistischer Reproduktionsprozeβ auf erweiterter Stufenleiter）”。如果联系到原始积累，那么“积累只是把原始积累中作为特殊的历史过程，作为资本产生的过程，作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出现的东西表现为连续的过程”。所以，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不断地重新转化为新的资本的过程，这本身也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说得更宏大一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和维持。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分析说，在这个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重新投入再生产中的资本也可以被称为“剩余资本”（Surpluskapital）。依据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平等交易把戏和后来的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现在，这个戏法在再生产发生之前又重演一次，资本家此番用手中的“剩余资本”再次与工人进行“平等交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相异（Inhalt selbst fremd）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mystificirt）的形式”。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剩余资本“只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verwandelte Form），也就是剩余劳动（Mehrarbeit），他人无酬劳动的转化形式。其中没有它的占有者支付过等价物的任何价值原子”。与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不同，现在我们已经看清楚资本家组织再生产过程时，他手中再次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货币，已经是剩余资本—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多重脱型和转化的结果，这一次，所有人都会发现，资本家用以与工人交换的货币中，“其中没有它的占有者支付过等价物的任何价值原子”。从本质上说，“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场境（entfremdeten Gestalt），即它的资本的场境（Kapitalgestalt），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第三处使用异化概念。因为，用经济拜物教话语实在无法说清楚这里存在的深层次的我—它自反性颠倒关系。可是，恰是这样一种劳动自我异化的产物，资本家却拿它来再次与工人相交换，“他现在购买工人用的是他自己以前没有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产品或产品价值，这就像他在生产产品时使用的生产资料在实物上或在其价值上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工人的产品完全一样”。这亦表明，资本家重新投入到再生产中的剩余资本本来就是剩余价值脱型和转换而来的，可却又用来榨取工人活劳动的剩余价值。从本质上看，这当然就是彻头彻尾的我—它自反性的异化场境。马克思此处再一次专门使用的“Gestalt”（场境）概念，虽然还不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格式塔场境，但也已经在指认一种看不见的互动关系场境。在后来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我们还看到了马克思这样的表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是生产条件即他所耕种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这里，与生产条件同生产者的这种异化（Entfremdung）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分散的劳动者联合在大工场内，从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衔接的活动；工具变成了机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条件同劳动者的异化，正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第一层面。马克思说，“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这是资本拜物教魔法的更深套路：“先是肉眼看不见的魔术（unsichtbare Magie）把工人的剩余产品从工人一极抛到了资本家一极，然后，资本家把这些对他来说无中生有（Schpfung aus Nichts ist）的财富转化成资本，转化成使用、支酬和剥削追加劳动力的手段”。这样，工人不会再认得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变成原料、机器和厂房这些实物的资本本相就是自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拜物教在资本积累的无中生有戏法中被再一次加深了。马克思此时脑海里出现的，很可能是黑格尔指认的现象：面对这种“异己的陌生的现实”，竟然“在其中认识不出自己”。在马克思看来，“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Naturgesetz mystificirte Gesetz der kapitalistischen Accumulation）”，“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这里的“Naturgesetz”（自然规律）并非真的是自然界发生的客观规律，而是黑格尔“第二自然”构境中的似自然性（quasi-natürliche）。它的意识形态伪境作用，正像宗教幻象中我们跪倒在自己的头脑产物——上帝面前一样，人们在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被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经济物相化产物所支配。应该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用经济拜物教来通俗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时，由于缺失了经济物相化中事物化颠倒和劳动异化关系批判的编码支撑，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复杂场境的原有深一层思想构境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方面。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不断重复，必然导致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的积聚（Koncentration）现象。在前面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的积聚就是“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进行的积累。吸引。资本和劳动的中间结合体的丧失资本。这不过是下述过程的最后一级和最后形式：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然后把这种资本和某些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最后把社会上许多地方形成的资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并把它们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生产以这种对立和矛盾（Widerspruch）的极端形式转化为社会生产，尽管是通过异化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资本的积聚也是一种剥夺，不过，这一次的剥夺对象是资本家们自己。“这种剥夺（Expropriation）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积聚（die Koncentration der Kapitalien）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积聚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马克思说，资本的积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经济垄断，而“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Fessel der Produktionsweise）”。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垄断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对先进的技术、资本和市场的独占，“把商品价值保持在高于商品的平均价格的水平，是使商品能够按照它的价值而不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卖”。“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Die Expropriateurs werden expropriirt）。”资本和积聚必然导致资本的垄断，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制与日益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将要发生根本的冲突，这也就敲响了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Produktions und Aneignungsweise），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Nothwendigkeit eines Naturprozesses）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Negation der Negation）。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individuelle Eigenthum），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这是一个历史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以为，这是《资本论》中最有分量的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断言。它表明，马克思通过长期的艰辛努力，最后终于获得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的重要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由此，马克思才会充满自信地宣告：《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我认为，《资本论》中出现的少量异化概念，只是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创立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被经济学话语和经济拜物教批判话语刻意压抑后的零星现身。一方面，这多少透露出马克思对自己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生成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的下意识认同，特别是更深一层劳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复杂事物化颠倒和自反性异化的有力批判和解码，这是我们不能简单放弃的重要思想财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决摈弃将马克思《资本论》重新人本主义化的错误理论倾向，不能因为找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异化概念，就武断地认定马克思仍然是一位同质于《1844年手稿》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的思想家。这种倾向当然是一种开思想史倒车的做法。比如，洛维特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一开始就采取的形式，就是以生产过程中人自身的异化为红线而对资产阶级世界进行批判”，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可是他的潜台词却是，“青年马克思的作品本就是并且始终是《资本论》的基础”。在他看来，马克思《资本论》中出现的异化概念，恰恰表明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始终是马克思思想方法论的不变基础。从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史分析和概念考古研究来说，这当然是错误的判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逻辑与战略路径研究”（项目号：21ZDA07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张一兵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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