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让—保罗·萨特

　　译 | 汪琳

　　不是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居民，五亿人和十五亿土著。五亿人掌握语言（Verbe），其余人使用语言。在两者之间充当中间人的，是被收买的小君主、封建领主、由各类人组成的假资产阶级。在殖民地，真相已经赤裸裸地暴露，但宗主国偏爱掩盖真相。土著必须喜爱宗主国，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像喜爱他们自己的母亲一样。欧洲的精英着手打造土著的精英；我们选择一些青少年，用烧红的烙铁在他们的额头上烙下西方文化的准则；我们不让他们发声，在他们的嘴里灌入浓稠的豪言壮语，粘住他们的牙；我们让他们在宗主国短暂逗留，然后把他们这些仿制品送回老家。他们老家的兄弟对那些生动的谎言已经没有多大兴趣；谎言四处回荡，在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我们欧洲人高喊：“帕特农神庙！博爱！”而在非洲和亚洲的某些地方，有人张嘴就说：“……特农！……爱！”那曾是黄金时代。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嘴兀自张着，黄皮肤和黑皮肤的声音还在谈论我们的人道主义，但只是为了谴责我们的非人道。这些陈述彬彬有礼又充满苦涩，我们听着，没有感到不悦。首先是骄傲的惊叹：怎么？他们能自己说话了？要知道当初我们是怎么培养他们的！既然他们现在指责我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也接受了我们的理想。欧洲人对自己的任务深信不疑：我们使亚洲人希腊化，还创造出希腊拉丁黑人这一新品种。我们很实际地在内部补充说：让他们嚷嚷去吧，这能让他们好受些；爱叫的狗不咬人。

　　另一代人来了，转移了议题。他们的作家、诗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试图向我们解释，我们的价值并不适用于他们的实际生活，他们既无法完全抛弃，又无法完全吸收这些价值。这大体是想说：你们把我们变成了怪物，你们向我们宣称人道主义是全世界通用的，但你们的种族主义行为又使我们特殊化。我们听着这些絮叨，内心十分坦然：殖民地的行政官不是被我们花钱雇来读黑格尔的，当然他们也很少读，但他们不需要通过这个哲学家才知道，不幸的意识会不断深陷自身的矛盾中，毫无效果可言。因此，让他们的不幸延续吧，能从困境中挣脱的，只有风。专家对我们说，倘若他们的呻吟当中，有一丝请愿的影子，那将会是要求合并。当然，我们绝对不可能同意：正如你们所知，这会摧毁建立在过度剥削基础上的现存体制。我们只要在他们面前吊着这根胡萝卜就行，他们会自己往前跑。至于反叛，我们几乎不用担心：哪个有意识的土著会杀害欧洲的好儿女，仅仅是为了要变成像他们一样的欧洲人呢？简言之，我们鼓励他们的忧郁，觉得把龚古尔奖颁给一个黑人也不坏：这是1939年之前的事了。[1]

　　▲《全世界受苦的人》，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译者汪琳，出版于2022年。

▲《全世界受苦的人》法文版

　　现在是1961年。听好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枯燥无味的絮叨或令人作呕的模仿上。让我们离开欧洲，它一面无休无止地谈论人类，一面到处屠杀所遇到的人类，在它自己街道的每个角落，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借所谓‘精神冒险’之名，压制了几乎全部人类。”这是一种全新的口吻，谁敢用这种口吻说话？一个非洲人，一个第三世界的人，从前的被殖民者。他补充说：“欧洲现在的速度已然失控……它以令人眩晕的疯狂速度滑向深渊，我们应该尽快离得远一些。”换句话说，欧洲完蛋了。这是事实，虽然难以启齿——我亲爱的欧洲同胞们，难道这不对吗？——但我们在骨子里是信服的。

　　然而我们还是要保守地看。例如，当一个法国人对其他法国人说：“我们完蛋了！”——据我所知，从1930年开始，这种情况每天都会发生——这种激情的话语燃烧着愤怒与爱，说这话的人等待被他所有的同胞接受。然后他通常会补充说：“除非……”我们都知道下文：一个错也不能再犯了；如果我们没有严格遵循他的建议，那么那时，也仅仅是在那时，国家会走向分裂。总而言之，这种话是威胁带着劝告，越是出自国民之间的主体交流，越不会招人反感。相反，当法农说，欧洲正走向灭亡，他不是在发出警告，而是在给出诊断。这位医生没有宣告欧洲已经不治——奇迹并不罕见——但也没有提出疗法。他只是根据外部观察所能收集到的症状，判断欧洲已经濒临死亡。至于治疗，不：在他的脑海当中还有其他要操心的事；他并不在乎欧洲的死活。由此，法农的书引起议论纷纷。如果你们为此感到尴尬，开玩笑似的呢喃：“他给我们写了些什么呀？”那么你就没有抓住这个事情的实质：因为法农完全没有为你们“写”什么，他的作品——对其他人来说如此灼热——对你们来说是冷冰冰的；书里经常谈论你们，却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过什么。黑种人的龚古尔奖和黄种人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了，被殖民者获得桂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个“讲法语”的前土著，使这种语言服从新时代的要求，运用这种语言，仅仅是为了对被殖民者说：“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土著们，团结起来！”这是何等的变化：曾经，我们作为父亲，是唯一的对话者；现在，儿子们甚至不将我们视为有资格的对话者了，我们只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当然法农顺带也提到了我们那些臭名昭著的罪行：塞提夫（Sétif）、河内、马达加斯加，但他没有浪费精力去谴责：他利用这些罪行。他揭穿殖民主义的策略，那些使殖民者和宗主国民的关系团结又对立的复杂伎俩，是“为了他的兄弟们”；他的目的是教会那些人挫败我们。

　　▲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图片为1959年，法农在突尼斯举办的作家大会上。

　　总之，通过这个声音，第三世界发现自己，对自己说话。我们知道第三世界内部存在差异，还有被奴役的人民，有些国家取得虚假的独立，有些为了争取主权而战斗，最后，有些虽然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但仍一直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这些差异源自殖民史，换句话说，源自压迫。在这里，宗主国满足于收买一些封建领主；在那里，宗主国分而治之，在殖民地制造出一批完完全全的资产阶级；在别处，宗主国一箭双雕，殖民地既是剥削地，又是移民地。由此，欧洲增加了分裂与对抗，制造出一些阶级，有时是种族歧视，千方百计试图挑起和增加殖民地的社会阶层。法农没有丝毫隐瞒：要反抗我们，殖民地必须反抗自身。或者说，两者其实是统一的。在战火中，所有的内部障碍都必须熔化，由唯利是图的商人和“买办”组成的无能的资产阶级，始终拥有特权的城市无产阶级，贫民窟的“流氓无产阶级”，大家都应该和农民群众站在一起，他们是真正的国家和革命的预备军；殖民主义蓄意阻挠农村地区的发展，如果农民起义反叛，很快就会以“激进”的社会阶层形象出现，农民受到赤裸裸的压迫，比城市劳动者遭受更多的苦难，为了不让自己饿死，除了打破所有的结构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农民获胜，民族革命将是社会主义的。如果农民被打压，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掌权，那么新国家表面上是主权国家，实际上仍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刚果加丹加省（Katanga）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此而言，第三世界的团结尚未完成：这是正在进行的事业，每个国家在独立前后，在农民阶级的指挥下，所有的被殖民者团结起来。这就是法农向他的亚非拉兄弟所阐述的：我们要么所有人站在一起，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要么被从前的暴君一一打倒。他毫不隐瞒；无论是弱点、不合，还是骗局。在这里，运动出师不利；在那里，取得了来势迅猛的初步成功以后，运动失速；在别处，运动已经停止：若要重启，农民就必须把资产阶级抛入大海。读者要严格提防最危险的异化：领袖、个人崇拜、西方文化，也要提防来自遥远过去的非洲文化的重返：真正的文化就是革命；是趁热锻造出来的。法农在高声说话，我们这些欧洲人，我们能听到他：证据就是你们手里拿着的这本书；他难道不怕殖民势力从他的坦率中捞到好处吗？

　　▲法农经典作品《黑皮肤，白面具》《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法文版

　　不，他什么也不怕。我们的手段已经过时了：这些手段有时可能延缓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不要指望我们能调整自己的方法：新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懒人美梦——是虚无缥缈的空想；“第三势力”并不存在，或者说，这是殖民主义扶植上台的资产阶级编造的谎言。我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几乎没有办法左右这个觉醒的世界，他们已经一个接着一个识破了我们的谎言。殖民者只有一个依靠：武力，如果他们还掌握武力的话；土著只有一个选择：受到奴役或掌握主权。法农并不在乎你们有没有读他的作品，他是在向他的兄弟们揭穿我们的老诡计，确信我们没有备用的另一套。他是在对他们说：欧洲把爪子伸向我们的大陆，必须割破它的爪子，直到它收回去为止；时机对我们有利：在突尼斯的比赛大（Bizerte），刚果的伊丽莎白维尔（Elisabethville），阿尔及利亚的乡村，全世界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集团吸收了反对派，彼此尊重，让我们利用这种瘫痪状态进入历史，让我们的蜂拥而入第一次将历史变为全球性的；战斗吧：在没有其他武器的情况下，用忍耐磨成的刀就足够了。

　　欧洲人，翻开这本书，进入书中。在黑暗中摸索几步，你们会看到围坐在火堆旁的陌生人，走过去，听一听：他们在讨论要如何处置你们的商行，以及那些守护商行的雇佣兵。他们也许会看见你们，但他们会继续内部的讨论，甚至不会刻意压低嗓门。这种冷漠直击人心：父亲，黑暗的创造物，“你们的”创造物，已经是死魂灵，你们曾给予他们光明，他们曾对只对你们说话，你们曾懒得搭理这些幽灵。现在，儿女们忽视你们，一个火堆照亮他们，温暖他们，但这不是你们的火堆。你们隔着好一段距离，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冻得麻木：风水轮流转；在即将出现另一道曙光的黑暗中，你们才是幽灵。

　　▲演讲中的法农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说，把这本书扔出窗外。既然这本书不是为我们而写，那为什么还要读？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法农在书中向他的兄弟们解释你们，为他们剖析我们异化的机制：用好这本书，你们就能在客观事实中发现自我。我们的受害者通过他们的创伤和镣铐认识了我们：这使他们的证词无可辩驳。受害者只要向我们展示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用吗？有用。因为欧洲面临巨大危险，可能灭亡。但你们还会说，我们在宗主国生活，而且我们谴责暴行。没错，你们不是殖民者，但你们不见得更好。那些是你们的开路先锋，被你们送到海外，使你们变得富有。你们也曾警告过他们：如果他们造成过多的流血事件，你们会矢口否认；就像一个国家——无论哪个国家都一样——在外国豢养一伙煽动者、挑衅者和间谍，一旦他们被抓，国家即矢口否认，你们是如此宽容，如此仁慈，号称自己热爱文化，甚至发展到矫揉造作的程度。你们假装忘了自己还有殖民地，在那里，有人以你们的名义进行屠杀。法农向他的同志们——向他们中的某些人，尤其是太过西化的人——揭示：宗主国国民和他们的殖民地代理人利害一致。鼓起勇气读一读这本书：仅这第一个理由就会让你们感到羞愧，而羞愧，正如马克思所言，是一种革命的情感。你们看，我同样逃不开主体的幻象，我也在对你们说：“我们完蛋了，除非……”欧洲人，我从敌人那偷来这本书，将其视作治疗欧洲的良方。好好利用这本书。

　　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你们撇开索雷尔（Sorel）[2]法西斯式的胡言乱语不谈，你们会发现，法农是继恩格尔之后，第一个指明历史推动者的人。不要相信他旺盛的血气或童年的不幸遭遇，令他对暴力有什么我不清楚的古怪爱好：他只是解读形势，仅此而已。但这已经足够让他一步步建立起一套辩证法，这套自由主义的伪善向你们隐藏起来的辩证法，这套辩证法造就了我们，也同样造就了他。

　　上个世纪，资产阶级将工人视作妒忌者，爱好粗俗，放荡不羁，但资产阶级还是小心地把这些粗人纳入我们的物种：如果不是人，不是自由人，他们怎么可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在法国和英国，人道主义被宣称是普遍性的。

　　▲《工人离开里昂的卢米埃尔工厂》(La Sortie des Usines Lumière à Lyon, 1895)，是卢米埃尔兄弟，片长45秒，片中有大约100名工人从位于里昂-孟普莱斯的摄影器材厂的两座大门涌出，又从两边走出画面。

　　强迫劳动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没有合同；除此之外，还必须恫吓，由此出现了压迫。我们的士兵在海外拒绝宗主国的普遍主义；在人类中实行最高限额（numerus clausus）。既然人类劫掠、奴役或杀害自己的同类是犯罪，他们就转而确立了被殖民者不是人类的原则。我们的打击力量接到任务，把这种抽象的信念变成现实：命令下达，把附属领土上的居民降为高等猴子的水平，以证明殖民者将他们当作牛马使唤是无罪的。殖民暴力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威吓被奴役的人，使他们心存敬畏，更企图使他们非人性化。

　　为了清除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取代他们的语言，为了摧毁他们的文化，而不将我们的文化传授给他们，我们不惜一切，把他们累垮。他们挨饿，生病，如果他们依然反抗，那么恐惧会是最后一招：我们用枪瞄准农民；本国的平民来到农民的土地上，用马鞭强迫农民为他们耕种。如果农民反抗，士兵就会开枪，他立刻就成为死人；如果农民退让，就会失去尊严降级，不再是人；羞愧和害怕使他的人格产生裂缝，最后分崩离析。一些专家把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心理战”不是今天才有的。洗脑同样如此。然而，尽管如此大费周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目的。在刚果，我们砍掉黑人的手；在安哥拉，也不遑多让，最近有人在那里把不满者的嘴穿了洞，挂上挂锁。我不是说把人变成牲畜完全不可能：我说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人变得十分虚弱，只靠打骂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在缺乏营养上使劲。奴役是相当麻烦的事：当我们驯服一个同类，他带来的收益就会降低，即便给他的也不多，最终家禽饲养场的主人付出的比他赚到的要多。因此，殖民者不得不在训练到一半时停止：结果土著变得既非人，亦非动物。他们挨打、营养不良、生病、担惊受怕，但只到一定程度，不管是黄皮肤、黑皮肤或白皮肤，他们有着同样的性格特征：懒惰，狡诈，弄虚作假，身无分文，只知道使用武力。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发生于1954年至1962年间的民族解放战争。1962年3月18日，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订《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同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投票。7月3日，宣告独立。

　　可怜的殖民者：他们的困境暴露无遗。他本应该像传说中的精灵一样，杀死他意欲劫掠的对象。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是应该去剥削他们吗？由于没有将屠杀推向种族灭绝，将奴役推向驯服为牲畜，他不知所措，行动逆转，不可改变的逻辑甚至将行动带向非殖民化。

　　不是立即发生的。首先欧洲人继续统治，他已经失败，却毫无察觉；他不知道那些土著其实是假土著；根据他的说法，他伤害他们，是为了消除或抑制他们身上的恶；三代以后，他们身上有害的本能就不会再出现。什么本能？促使奴隶杀害主人的本能？他怎么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残酷反噬其身？在受压迫的农民表现出的野蛮中，他怎么没有察觉，自己那殖民的野蛮已经渗入浑身的毛孔，无法根治了。理由很简单，这位专横的人物已经被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冲昏了头脑，全然不记得自己曾经也是个人：他以为自己是一根马鞭或一杆枪；他甚至认为把“劣等人种”驯服为牲畜，是通过他们的条件反射成功的。他忽略了人的记忆力，记忆是抹不掉的；而且他可能从来不知道这一点：正是我们打从心底极度否定别人对我们的塑形，我们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三代？从第二代开始，儿子刚睁开眼睛，就看到自己的父亲遭受鞭打。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他们“受到创伤”了，终生如此。然而，他们目睹一波又一波的暴行，非但没有屈服，反而被卷入无法忍受的矛盾当中，欧洲人迟早要为这种矛盾付出代价。此后，我们开始训练第二代人，用羞愧、痛苦和饥饿教训他们：结果只在他们身上引起暴怒，其强度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相等。你们说他们只知道使用武力？当然，起初只是殖民者的武力，不久后只会是他们的武力，也就是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我们在镜子里照出自己的身影那样。别搞错了，因为这种狂怒、愤恨与敌意，因为他们始终想要杀死我们的意愿，因为害怕松弛而始终绷紧的强劲肌肉，他们才是人：殖民者眼中帮他们干粗活的人，却选择反抗他们。这种仇恨虽然还是盲目、抽象的，却是他们唯一的财富。仇恨是主人挑起的，因为他试图将他们驯服成牲畜，主人想熄灭这股仇恨，却失败了，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他半途而废；于是，假土著还是人，压迫者的权势和无能使他们坚定地拒绝沦为动物。其余的我们都明白了；他们当然懒惰：这是消极怠工。狡诈，弄虚作假：当然了；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代表了一种尚无组织的反抗的开端。这还不够：有人赤手空拳扑向枪口；那是他们的英雄；有人杀害欧洲人，使自己成为人。无论是匪徒还是殉道者都被射杀，他们遭受的折磨引起群众的惊恐。

　　▲1945年5月8日的二战胜利日，阿尔及利亚人在Sétif游行庆祝，并借机表达政治诉求。游行人群中有人高举着阿尔及利亚旗帜并高喊要求独立的口号，示威很快演变成一场暴乱，当地欧洲人被当成“法国存在的象征”而遭到屠杀。对此，法国殖民当局以扫荡政策加以回应。

　　惊恐，是的：在这个新时期，殖民侵略使被殖民者的内心感到恐惧。我看到，他们不仅在我们层出不穷的镇压手段面前感到害怕，也在他们内心油然而生的狂怒面前感到害怕。他们无处可逃，一边是我们对准他们的枪口，另一边是他们发自心底的、全然陌生的杀戮欲望，令人胆寒的内心冲动：因为这首先不是“他们的”暴力，而是我们的暴力，被逆转的暴力，在他们心中，将他们撕裂。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都谴责这种无法明言的怒火，因此被压迫者的第一个行动，是将其深深掩埋，然而这怒火不过是他们人性最后的避难所。读读法农吧：你们会知道，当被殖民者感到无力时，疯狂的杀戮欲望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压抑在心头的狂怒无法宣泄，让受压迫者辗转反侧，饱受折磨。为了摆脱狂怒，他们竟然互相残杀：由于没有对抗真正的敌人的能耐，部落互相交战——你们要相信，在维持部落间的敌意上，殖民政策是完全靠得住的；一个兄弟对另一个兄弟举起刀，以为能够一劳永逸地摧毁他们那共同令人厌恶的可耻形象。然而，这些救赎式的牺牲者也无法平息他们对鲜血的渴望；他们只有在成为我们的共犯时，才会停下走向机枪的脚步：他们拒绝非人性化，却又主动加速了非人性化的进展。殖民者在旁边看得有趣，他们用超自然的壁垒相互戒备，时而重现古老的可怕神话，时而用繁琐细致的仪式互相束缚：着魔的人每时每刻都按照仪式的要求行动，以此逃避深埋在内心的需求。他们跳舞，使自己有事干，不闲着；跳舞能够松弛他们因为痛苦而绷紧的肌肉，而且经常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模仿他们无法说出口的“不”，他们不敢犯下的杀戮行径。在某些地区，还有最后一招：着魔。从前这是单纯的宗教行为，是信徒与神圣的事物之间的某种沟通方式，如今变成他们对抗绝望和屈辱的武器，萨尔（zar）[3]、罗阿（loa）[4]、圣灵等都降临到他们身上，操控他们的暴力，将其消耗在鬼魂附身的状态上，直至他们精疲力竭。与此同时，这些神圣的人物保护着他们：也就是说，被殖民者通过宗教异化来对抗殖民异化。由此产生的唯一结果，是他们将两种异化合二为一，两者彼此作用，力量增强。在某些精神疾病中，因为无法忍受每天遭受凌辱，有的人产生幻觉，在某天清晨听到天使称赞他们的声音；嘲笑没有因此停止：自此以后，嘲笑与称赞交替出现。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疾病的演化也走到了终点：病人人格分裂，逐步走向精神错乱。对于几个严格挑选出来的不幸者，还要加上我之前已经谈过的另一种着魔：西方文化。你们会说，如果我是他们，比起雅典古卫城，我更喜欢萨尔仪式。很好，你们已经明白了。但没有完全明白，因为你们不是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否则你们会明白，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两者合一。两个世界，两种着魔：他们整夜跳舞，天亮以后，又急匆匆赶去教堂做弥撒；日复一日，裂痕扩大。我们的敌人背弃他的兄弟，成为我们的共犯；他的兄弟也是如此。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同意下，引进和维持下来的神经官能症。

　　▲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对新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访问，图为二人观看国庆大典。

　　既要求又否认作为人的地位：矛盾一触即发。矛盾已经爆发，你们和我一样清楚这一点。我们生活在爆炸的时代：出生率的上升加剧了粮食短缺，新出生的人比起死亡要略微更担心生存，暴力的狂潮卷走了所有障碍。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有人看到欧洲人就杀。这是自食其果的时刻，是暴力的第三时期：暴力反噬我们自身，打击我们，可我们仍然没有明白，这是源自我们的暴力。“自由主义者”反应迟钝：他们承认我们对土著不够礼貌，倘若当初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他们某些权利，会更加明智和谨慎；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只希望不需要介绍人，就能被大门紧闭的俱乐部一批批的接纳：现在面对野蛮又疯狂的爆发，他们不会比邪恶的殖民者得到更多的幸免。宗主国的左派相当尴尬：他们知道土著真正的命运，知道他们受到无情的压迫，左派没有谴责他们的反叛，深知那是由于我们干尽了坏事才引发的。但左派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有个限度：这些游击队员应该时刻牢记表现出骑士风度，这是证明他们是人的最好办法。有时候，左派申斥他们：“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将不再支持你们。”他们不理睬这一套：对于左派给予的支持，他们不屑一顾。他们一旦开战，就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都是半斤八两，我们都曾经利用过他们，他们不需要证明什么，不需要给任何人优待。唯一的任务，唯一的目标：想尽“一切”办法驱逐殖民主义。我们当中最深思熟虑的人已经准备好，在迫不得已时接受这一点，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发现，在这场角力中，这些低于人的生物使用了完全不人道的手段，将人道证书颁给自己：用最快的速度获取人道证书，此后则尽量通过和平的举动，来与证书匹配。我们的美丽心灵是种族主义的。

　　▲1960年8月27日，法农代表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参加在利奥波德维尔举行的泛非会议。

　　这样的心灵读一读法农的书是有好处的；法农在书中充分指出，这种无法抑制的暴力既不是荒谬的暴风雨，也不是野蛮本性的复活，更不是怨恨的结果；这是人在重新建构自己。我想，曾经，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却又把它遗忘了：无论怎样的温柔，都无法抹去暴力的伤痕，只有暴力自身才能摧毁这些伤痕。被殖民者用武器驱逐殖民者的同时，治愈了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当怒火爆发时，他找回了失去的纯净，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认识自己；我们远远看着，将他的战争视作野蛮的胜利；但战争通过自身逐步解放战士，逐步清除了自身内外的殖民黑暗。战争从开始的那一刻就是无情的。要么自己害怕，要么使别人害怕；也就是说：要么陷入分崩离析的虚假生活，要么重获生命的统一。当农民拿起枪，原来的谎言就变得苍白无力，禁令被一个个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反叛在初期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同时清除了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脚下的植物覆盖着的是“祖国的”大地。在这一刻，祖国在他身边：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哪里，都能感觉到祖国；祖国和他的自由混合在一起，再也不会远离。然而，在一开始的措手不及之后，殖民军队开始行动了：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会被屠杀。部落间的不和减少，趋向消失：因为首先，不和会使革命处于危险的境地，更深入来说，不合除了使暴力转向错误的敌人之外，没有别的效果。不合之所以还在——例如在刚果——是殖民地代理人精心维护的结果。祖国开始前进：对于每个兄弟而言，其他兄弟在哪里战斗，祖国就在哪里。他们对同胞的爱与他们对你们的憎恨恰如硬币的正反面，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所杀掉的人，都可能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杀过人。法农向他的读者指出“自发性”的局限，以及“组织化”的必要性和危险性，不管任务多么艰巨，在每项事业的发展进程中，革命意识得以深化。最后的情结也消失了：如果说有人想和我们稍微聊一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ALN）士兵身上的“从属情结”（complexe de dépendance）的话。农民摘掉了蒙眼布，意识到自己的需求：过去，这些需求将他折磨得发狂，他却试着忽视这些需求；现在，农民发现自己的需求无穷无尽。在民众的暴力中——长达五年，对阿尔及利亚人而言长达八年——我们无法区别其中军事、社会和政治的必要性。战争——哪怕只是提出指挥和责任的问题时——会构建出一些新的社会结构，这将成为和平时期最初的体制。新的传统会出现，这是可怕的当前出产的未来的果实；即将出现的法规使人正当化，法规每天在战火中产生：随着最后的殖民者被杀害、被遣返或被同化，少数族类消失，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友爱。可这还不够。这个战士日夜兼程，你们以为他不会冒着生命危险，重回老“宗主国”人的水平。看看他的耐心吧：也许有时候他梦想着一场新的奠边府[5]战役；但你们要知道，他其实并不如此打算：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战士，对手则是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富翁。在等待决定性的胜利时，他通常什么也不期待，却把对手折磨的沮丧气馁。然而这样一来他自己的损失也是十分可怕的；殖民军队变得凶残：分区控制、武力扫荡、集中监禁、报复性攻击；屠杀妇女和儿童。他清楚这一点：这个重新为人的战士以死亡开始他的新生；他将自己视作一个强大的死人。他会被杀：他不仅坦然接受这一风险，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强大的死人已经失去他的妻儿；他见过如此多的死亡，以至于他宁愿战斗取得胜利，也不愿苟且偷生；其他人会享受胜利，他不会；他太累了。但这种心灵的疲惫催生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我们在死亡和绝望之中找到我们的人道，他在痛苦和死亡之外找到他的人道。我们曾播下风的种子，成为风暴的，是他。他是暴力的产物，无时无刻不从暴力中汲取他的人道。我们靠他的牺牲成为人，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另类的人：更优质的人。

　　▲《埃维昂协议》

　　法农就此打住。他指明了道路：作为战士的发言人，他号召非洲大陆团结一致，反对一切不和与地方主义。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如果他想要完整地描述非殖民化的历史事实，就必须说到我们：这当然不是他的意图所在。然而，当我们合上这本书，尽管这并非初衷，但书还继续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感受到了革命中的人民力量，我们也以力量回击。由此出现了新的暴力时刻，这一次，暴力作用于我们自身，试图改变我们，正如假土著通过暴力改变他们自身一样。每个人对此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但愿他还会思考：今天的欧洲被迎面而来的拳头打得晕头转向，在法国、比利时、英国，任何思想上的偏移都是殖民主义的邪恶同谋。这本书完全不需要序言，因为它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可我还是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为了将论证进行到底：我们欧洲人，我们也在经历非殖民化；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血腥的行动铲除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殖民者。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看看自己，看看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首先应该正视这意想不到的景象：我们人道主义的脱衣舞表演，人道主义如今是赤裸裸的，并不好看；它不过是带有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美化了掠夺的正当性；它的温柔慈爱与高贵典雅为我们的侵略正名。那些号称“非暴力主义者”看上去气色不错：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得了吧！如果说你们不是受害者，可政府是你们自己票选出来的，军队是你们的兄弟在服役，当政府和军队毫不犹豫也毫无愧色地进行“种族灭绝”时，你们毫无疑问都是刽子手。如果你们选择当受害者，冒险蹲一两天监狱，你们也不过是在试图摆脱干系。你们摆脱不了：干系必须担到底。你们最终要理解这一点：如果暴力只是从今晚才开始，如果地球上从未存在过剥削和压迫，那么也许“非暴力”的口号可以平息争议。但如果当今全部的社会制度，乃至你们的非暴力思想，都由延续上千年的压迫所决定，那么你们即便不主动，也要归在压迫者之列。

　　你们很清楚，我们就是剥削者。你们很清楚，我们曾夺取“新大陆”的黄金、金属、然后是石油，带回老宗主国。成果斐然：宫殿、教堂、工业中心；利用殖民地市场缓解或转移经济危机。欧洲富得流油，在法律上将人道主义赋予全部居民：在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是同谋，因为“所有人”都曾从殖民剥削中得利。这片大陆肥硕又苍白，法农恰如其分地称其陷入了“自我陶醉”。科克托[6]对巴黎感到恼火，“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在谈论自己”。而欧洲能干些别的什么事呢？还有那个超过欧洲的怪物——北美洲呢？总是喋喋不休：自由、平等、博爱、荣誉、祖国，谁知道呢？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发表一些种族主义言论，肮脏的黑人，肮脏的犹太人，肮脏的北非阿拉伯人。一些宽容温和的好人——大体而言是新殖民主义者——宣称对这些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感到震惊。错误或是恶意：在我们欧洲，没有比带种族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更具一贯性的了。因为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奴隶和怪物，才能使自己成为人。只要有土著存在，这种欺瞒就不会被揭穿；我们以人类的名义宣称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用来掩盖现实中的操作：在海的那一边，有一个下等人种族，得益于我们的帮助，才在也许是一千年以后，达到我们的水平。简言之，我们把种族和精英混为一谈。今天，土著揭露了真相；我们那大门紧闭的俱乐部暴露了弱点：它不偏不倚，正是个少数派。还有更糟糕的：既然别人通过反对我们成为人，那么我们似乎就是人类的敌人；精英阶层暴露了他们真正的本性：就是一群土匪。我们宝贵的道德标准失去了羽翼；如果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每一条道德标准上都沾满了鲜血。如果你们想要我举个例子，想想以往那些动听的形容吧：说法国是宽厚的。宽厚？我们？那赛提夫怎么说？那场持续了八年、夺走一百多万阿尔及利亚人生命的残酷战争呢？还有电刑拷问。你们要明白，他们并没有指责我们背叛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使命：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担负过任何使命。受到质疑的是所谓“宽厚”本身，这个赏心悦目的词只有一个含义：被授予的身份。面对眼前这些新生的、获得解放的人，没有人有任何权利去给予什么。所有人都享有一切权利。我们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其定义就不是地球上所有居民的总和，而是所有人互相作用而产生的无尽统一体。我不再往下说了；你们很轻松就能补全下文；只需要站在对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审视我们那些贵族气派的道德：它们气数已尽，怎么可能会在产生这些道德的下等人贵族消失后继续存在呢？几年前，一位资产阶级评论家——也是殖民主义者——只能找到这一点来捍卫西方：“我们不是天使，但至少我们会愧疚。”真是供认不讳！过去，我们的大陆拥有别的浮标：帕特农神庙、大宪章、人权宣言、卐字徽。如今我们知道它们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再宣称，仅通过罪恶感这种基督徒式的情感，就能将自己从海难中拯救出来。正如你们所见，已经完了：欧洲到处都在漏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过去我们是历史的主体，现在我们沦为了历史的客体。权力关系逆转，非殖民化正在进行；我们的雇佣兵所能尝试的一切，只是延缓非殖民化的完成。

　　▲《黑皮肤，白面具》英文版书评

　　老宗主国为此必须大量砸钱，把所有兵力投入到一场预料到要失败的战争中去。这种旧式的殖民主义残酷曾经铸就原阿尔及利亚总督比若（Bugeaud）那可疑的荣光，在冒险的终点，我们会发现，即便把残酷放大十倍也是不够的。我们派遣部队去阿尔及利亚，部队在那里驻扎了七年，却没有结果，暴力改变了方向；过去我们是胜利者，我们使用暴力，但暴力似乎没有让我们改变：它消解了其他人，而我们这些人，我们的人道主义毫发无伤；宗主国的人因利益聚在一起，把他们的犯罪共同体称为仁慈、博爱；今天，同样的共同体到处受阻，通过我们的士兵，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内化且控制了我们。退化开始了：被殖民者重塑自我，而我们这些殖民者、“宗主国的人”，不管是极端保守分子，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在自我解体。愤怒和害怕已经暴露无疑：在阿尔吉尔的种族主义暴力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野蛮人在哪里？未开化的人在哪里？什么也不缺，甚至不乏达姆鼓（tam-tam）声：在欧洲人指使人把穆斯林活活烧死的时候，汽车喇叭响起《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节奏。法农提到，不是很久以前，一些精神科医生在开会时，对土著的犯罪行为感到很悲痛：他们说，这些人互相残杀，这不正常；阿尔及利亚人的大脑皮层可能发育不良。在中非，其他人则认为“非洲人很少使用自己的额叶”。这些学者今天可能会很有兴趣在欧洲开展他们的调查，尤其是对法国人的调查。因为最近几年以来，我们也应该是患上了额叶功能障碍：爱国者们杀害他们的同胞；倘若目标不在，就炸掉守门人和他们的房子。这不过是开头：内战预计会在秋天或明年春天爆发。然而，我们的大脑皮层似乎状态良好：倒不如说，因为没有击溃土著的能力，暴力回过头来堆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寻找出口。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团结导致了法国人民的分裂：在前殖民地的所有土地上，部落跳着舞，准备战斗。恐怖离开了非洲，在欧洲扎根：因为有一些狂热分子想要我们付出鲜血的代价，偿还被土著打败的羞辱，然后还有其他人，其他所有人，同样是有罪的——在比塞大事件以后，在九月的私刑以后，谁上街说过：够了？——但他们更冷静：自由主义者，软弱的左派中的强硬人士。他们同样也头脑发热，怒气冲天。但他们是一群胆小鬼！他们用神话，用复杂的宗教仪式来掩饰自己的愤怒；为了拖延最后清算和披露真相的时刻，他们让一个大巫师给我们领头，巫师的职责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留在黑暗中。暴力一事无成；有人宣扬暴力，有人抑制暴力，它在原地转圈：某天在梅斯爆发，第二天则在波尔多；它来过这，也去过那，像在玩击鼓传花。现在轮到我们了，一步步地沦为土著。但要完全变成土著，我们的土地就必须被从前的被殖民者夺走，我们就必须饿死。

　　▲阿尔及利亚画家Hocine.Ziani作品

　　不会是这样的：不会，失势的殖民主义还在控制我们，很快会爬到我们头上，迟顿又傲慢；殖民主义就是我们的萨尔，我们的罗阿。读完法农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你们会相信，宁可当一个最悲惨时刻的土著，也好过当以前的殖民者。一个警局的公务员，每天被迫花十个小时去刑求别人，这是不对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他的神经崩断，除非我们出于保护他们的目的，禁止他们超时工作。我们想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国家和军队的士气，而军队的士气在系统地打击国家的士气，这是不对的。一个具有共和国传统的国家，把十万青年托付给暴动的军官，这也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的同胞们，你们清楚所有以我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对此却不向任何人吭声，甚至没有对自己的灵魂吭一声，因为你们害怕要评判自己，这样确实是不对的。起初你们不知道，我愿意相信这一点，然后你们半信半疑，现在你们完全清楚了，但你们仍保持沉默。八年的沉默，这使人堕落。而且没有任何用处：如今，酷刑就像炫目的太阳，高挂天空，照亮整个国家；在这样的阳光下，每个笑容都失真，每张脸都涂脂抹粉来掩盖愤怒或害怕，每个行为都流露出我们的厌恶和同谋关系。今天，只要两个法国人相遇，在他们中间就会躺着一具尸体。我刚才说：一具……法国，此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在1961年，我们要当心它不会变为神经官能症的名称。

　　我们会痊愈吗？会的，暴力就像阿喀琉斯的长矛，能够伤害敌人，也能够使伤口愈合。今天，我们被束缚，受屈辱，因害怕而生病：跌至谷底。但这对殖民主义的贵族来说还不够，他们只有首先把法国人殖民化，才能完成在阿尔及利亚受阻的使命。在搏斗面前，我们每天都在退缩，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最终无法逃避：杀人者需要搏斗，他们会猛扑向我们，在人群中出拳。巫师和拜物教的时代将就此结束：你们要么战斗，要么在营地中腐烂。这是辩证的最后时刻：你们谴责这场战争，却又不敢宣布自己和阿尔及利亚战士站在一起；不用担心，指望着殖民者和雇佣兵吧，他们会促使你们下定决心。也许到那时，你们被逼入绝境，会最终释放出前科重罪在你们身上激发出的新暴力。但正如人所言，这是另一部历史，人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同创造这历史的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1961年9月

　　注释

　　1.【译注】1921年，法属马提尼克作家勒内·马朗（René Maran）凭借 《巴图阿拉》（ Batouala）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

　　2.【译注】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 1847-1922），主张工人行使罢工的权利，反对议会挂帅，不信任政客，影响了法国的无政府工会主义，晚年却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献媚。

　　3.【译注】使着魔者——通常是女性——能将附身情况控制住，与之和平相处。

　　4.【译注】地方性的神灵。

　　5.奠边府战役，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被武元甲所指挥的越南独立同盟军击溃，成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决定性战役。

　　6.【译注】让•科克托（Jean Cocteau, 1889-1963），法国艺术家，多才多艺，擅长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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