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主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露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根本的对立与冲突，即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乔尔·科威尔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卓越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理论一方面继承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也有其独特性的批判维度。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地梳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批判，在比较中彰显出科威尔独创的批判特质，从而为建构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更好地研究和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启示和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是2021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可见，中国正在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重要力量。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崛起，其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奥康纳、福斯特、莱易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戴维·佩珀、科威尔等。面对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学术界站在不同的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生态批判，指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不正义性造成科学技术、需要和消费、生存方式的异化，从而使生态危机成为历史必然。乔尔·科威尔在《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World》著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直接指控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元凶”是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点集中于制度批判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那么科威尔批判的维度更是侧重于揭示资本与生态危机的根源论题。目前，学术界对科威尔的资本批判理论主要关注于对理论本体的系统梳理，本文旨在放眼同时代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维度，彰显科威尔独创的理论特质，科学地评价科威尔的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更好的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启示和借鉴。
一
放眼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共性在于指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且从不同的维度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其中奥康纳、莱易斯、本·阿格尔、福斯特的理论视域最具有代表性。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奥康纳是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矛盾开始的。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奥康纳把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的生态限域性。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因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而导致产品过剩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是第一重矛盾；因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对立引发的矛盾是第二重矛盾，第二重矛盾内嵌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之中。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共同作用其中。奥康纳主要是从第二重矛盾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异化来阐述资本主义“危机论”。资本主义的逻辑本性决定了其自身无限扩张的必然性，然而自然界却缺乏无法自我扩张的运作系统，一旦自然界与资本运行的进度与规律不能协同运行时，势必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生产要素之间成本的叠加，进而导致由生产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奥康纳从三个维度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首先，构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及对科学技术的革新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资本的积累就是在提高工人生产率同时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本性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越快，对原材料的需求越高，原材料在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也会增大，显然资本对原材料的开采力度随之增大，有效积累与生产成本增多，利润随之下降，反之亦然。因此奥康纳站在资本积累的维度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带来的结局必然是自然资源高耗费，自然环境高污染。其次，科学技术成为生态危机的加速器。奥康纳认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经济、政治、社会功能。经济功能主要是体现在资本主义利益驱使下，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以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开发新产品，研发新技术来实现剩余价值，从而达到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本性。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则主要体现在通过上层建筑的控制从而实现其经济功能。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让位于生态环境，它仅仅是资本主义实现利润的手段。其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平衡发展导致土壤肥力破坏、森林资源的滥砍滥伐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加速开采使生态危机全球化。总之，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度得出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毁灭的特性，他的资本主义矛盾二重理论深刻揭露了生态危机的根源。
莱易斯和本·阿格尔总结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有两点：一是非理性运用科学技术，使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二是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无节制的刺激消费导致消费异化。莱易斯和本·阿格尔站在哲学世界观和资本的社会实践中来探讨科学技术非理性的根源。莱易斯从《控制自然》一书中反思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有悖于人类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从而引发了以下思考。首先，莱易斯探究了“控制自然”思想的来源。在他看来，控制自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使这一观念植入灵魂，导致科学技术决定论自17世纪后深入人心。其次，莱易斯深刻分析了“控制自然”中“控制人”与“控制自然”的逻辑关联。即人类在加强控制自然的同时也就是在控制人，科学技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中，而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正是以资本为手段的特殊集团、特殊个人的利益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通过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来控制人的消费从而控制人类的一切。其三，莱易斯揭开了“控制自然”思想引发生态后果的面纱。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在对自然的控制中实现对人的控制，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成为必然，最终引发生态危机。从资本的社会实践中来看，本·阿格尔是从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重构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首先，站在资本主义的本性维度，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在于它向人们呈现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进而满足人类需求，同时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实现其扩张的目的，会不惜一切代价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来实现对人类消费需要的控制。其实消费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向度的。其次，站在商品与人类需要、消费之间的关系维度，本·阿格尔强调人类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幸福体验只有从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中而非永无止境的商品消费中才能实现。本·阿格尔在“劳动—闲暇”观点下，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祸根。因此，莱易斯和本·阿格尔站在技术理性批判和异化消费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可以说正是技术理性运用和消费需要价值理念的偏离进一步加深了生态社会危机。
福斯特深刻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从中揭示生态危机肇始于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是福斯特的巨作，他吸收和借鉴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进化理论的观点，提出“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并以此为依据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向度中阐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理论。福斯特是从自然和社会两层内涵来解构物质变换原理。自然内涵包括自然界本身的物质交换，社会内涵包括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和自然界相互的交换。然而自然界本身的物质交换是普遍的、客观的，因此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通过研究其规律来利用自然，但物质变换论在马克思视域下更为重要的是主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之间的相互交换，创造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人类一般劳动在物质变换中起中间作用。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以物质交换(material exchange)的普遍性(指自然界中的物质等量交换)为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形式方面的等量交换只是一个异化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在这种异化表达下，才能使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自然界本身以及自然界与社会的异化。因此，福斯特对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解构可以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特征。福斯特从两个维度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以及自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异化：一方面，城乡分离以及产品远距离贸易导致异化。福斯特吸收李比希“归还定律”,认为如果一块土地的某些“要素”被永久夺去，那么这块土地将失去永久的肥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下，城市和乡村的远距离贸易使得流出地失去了原有的“营养”,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将资源带走，导致农产品流入城市，随之将消耗物带向城市，使城市环境破坏。这种单向的流动，造成生态破坏，最终引发生态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土地私有制造成异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自由劳动，也就是资本家将雇佣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和劳动手段的剥离，这种前置条件必须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的分离基础之上。因此，将土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形成大土地所有制成为资本积累的充分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大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造成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产生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这种异化关系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
总之，以奥康纳、本·阿格尔、福斯特以及本文主要探讨的科威尔为代表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三者的矛盾以及资本的逻辑扩张是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批判的理论为后期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夯实了理论基础。
二
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作为美国生态社会主义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维度中，以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切入点，论证了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从而得出生态危机的“罪魁”“刽子手”是致命的资本及资本主义制度。
科威尔认为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反生态的特征。科威尔继承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分析，马克思总结资本的本质属性包含三个方面内容：(1)增殖自身是资本唯一的“生活本能”;(2)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源于资本的“普照之光”;(3)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资本的社会属性在于它的价值体现。资本最大的本质属性在于增殖自身，马克思所言“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科威尔完全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并将资本的固有本性归结为三点：(1)资本有破坏自身生产条件的特点；(2)只有无休止的扩张，资本才能生存下来；(3)资本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极端严重，从而使世界混乱到无法控制经济危机。只要资本存在，生态危机就会有增无减，并且日益严重。资本组织社会生产所具备的三个属性决定了只要资本规则存在，就会使生态危机像癌细胞侵入人体一样，快速消耗资源，导致社会体制走向历史性的崩溃。
在科威尔看来，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由于资本本身的反生态性，势必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资本渗透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每一个细胞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的癌性增长是通过资本主义工业下的生产、交换、科学技术、全球化等媒介物发生作用的。癌性扩张的资本逻辑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向前发展，显然，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固然成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历史必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无法削弱和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资本增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任何这样的限制活动都是对资本发展的约束，甚至是对资本自由的干涉。正如科威尔所说“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破坏性日益严重，从量变到质变，使生态系统已经处于边缘甚至灾难的境地”。
科威尔又分析了资本出于逐利性，资本主义工业化下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体现其“不正义性”。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集生产、分配、销售、商品输送为一体的巨大机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生产方式表现为工业化大生产，它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制度建立的那天起，资本主义就把人类的生活世界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引到工业社会，并且用自己的方式绑架了全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蓬勃发展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它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但是工业化发展的模式深受资本增值动机的影响，它天然地存在某些“局限”和“病变”。资本无休止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内驱力促使资本主义想尽办法投入和消耗一切能源和资源生产大规模的产品，过度生产必然需要企业和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刺激人类对商品的不断消费与追求，从而保证产品大规模的生产持续。因此过度生产必然引起异化消费，异化消费又反过来激发资本不断翻新产品实现利润。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企业总有扩张的需要，必然造成资源过度开采、商品过剩、市场饱和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出现。科威尔在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印度博帕尔事件中观察发现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这是资本扩张本性的必然结局，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失衡。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私有制即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固然是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必要根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运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剥夺剩余劳动，已实现其自身资本最大化为目的的制度”。可见，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于私有制剥削之上，并将这种生产“不正义”充分发展，造成其内在的不稳定，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将面临无法接受的选择：增长抑或消亡”。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是锐不可当的发展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卷入其中。但事实上，发展迅猛的资本主义国家裹挟着全球化的游戏法则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他们推动着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与规模。科威尔指出“全球化的概念在表达这样的一个事实：资本的扩张、殖民、渗透发生在全球范围内”。从某种角度来看，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癌性增长的合理延伸，但是随着二战后经济危机的到来，贸易壁垒和全球生态壁垒使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尽管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但资本的胜利仍然任重道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的积累中只占有了一半，农民依然使用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全球化系统的任务是把另一半粗糙的世界完整化。用“精益求精”的生产方式攫取自然资源，雇用廉价的劳动力，保持商品的交换价值，来实现全球化的真正意义。
总之，资本主义会想尽一切办法实现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金融资本即货币资本的功能日益显著，它的逻辑是重新建构生产、流通、消费等方式来推动整个世界都在经济主导下运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者组成了铁三角的关系融入跨国结构中服务于各个国家的资本。但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积累机制，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被卷入生态危机的漩涡中，“依赖性和不平等的发展伴随着巨额债务成为生态危机的助产士”。所有的债务都通过破坏生态环境来偿还，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用森林资源偿还了银行的金融债务。南方发展中国家背负的债务所产生的生态灾难使全球资本发展步履维艰，它就像一艘巨轮，正在慢慢下沉。
科学技术本应是在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以及改造自然的有效手段，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先进的科学技术却使繁重的劳动更加紧张，人类依然受自然的支配和技术的奴役。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技术理性异化下生态危机的破坏性后果。《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发展二重性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发展”,这对于劳动者来说“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异化并不是技术本身的异化，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根源。科威尔延续了马克思技术异化理论的维度，将资本主义工业化下的技术异化和造成的生态危机及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根源最终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使用方式。科威尔借用罗斯·佩罗的名言指出“科学技术是应用于社会的，而不是社会的一个完整部分”。在面对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改良这一问题上，科威尔果断的否定了所谓科学技术进步论。科学技术进步论坚持科学技术改良主义，认为生态危机可以依靠电子信息技术、转基因、低污染能源设备等发明来缓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找能源替代、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生态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维持资本扩大，获得更多的利润终究是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人类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来孤立地看待科学技术”,把社会问题当作易于修补的技术问题，实则割裂了社会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粗糙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论。科学技术背后是资本家操纵经济利益的手段，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科威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视角，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危机”与“技术异化”本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技术异化之“掘墓人”,进而为建构消除技术异化寻找“病态社会”的代替，即建设新的社会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科威尔考察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是从双向本质维度出发，只有遵循事物本质发展规律才能使理论研究更具有说服力。站在资本主义视域，科威尔具体且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各要素在资本逻辑中是如何导致深远而不治的异化遍及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为生态危机埋下了祸根；站在生态系统视域，科威尔认为生态系统是整体的、完整的，他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事物具有“内在价值”,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用自己的方式摧毁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一方式是非线性的、致命的、混乱的”。
自然生态系统是一定空间(或一定地域)上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通过彼此耦合交融形成一定的功能与结构。按照普利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想要形成和维持耗散结构，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耗散结构不产生于孤立、封闭系统中，只有开放系统才能产生耗散结构；二是系统处于一种“活的”非平衡状态下的稳定有序结构；三是系统势必要产生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四是实现系统有序和谐必然要通过结构、功能、涨落的相互作用。而自然生态系统在生产、消费、分解等各个环节的运行过程中“稳态”或者“亚稳态”正是符合耗散结构下的一种非平衡状态下的稳定有序结构。为了解释自然生态系统的稳态有序，科威尔动用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定律。科威尔指出“生态系统并非单一系统，它与其他系统都存在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生态系统必须在开放条件下依靠与自然和生物界的相互依存才能维持组织形态，也就是低熵值，否则将会陷入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对抗中即“热寂”。“在人类生产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其他事物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张力。”在科威尔看来，整体性和完整性是生态系统的显著特点，而生态危机正是体现生态系统瓦解的全部过程。生态系统各组成要素关系的破裂使生态组织碎片化，这种“破坏成分”的植入成为生态危机的原动力。生态系统在生产、消费、分解等各个环节都保持着低熵中的耗散结构，然而资本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使资本增殖效应导致生产、消费、分解等各个环节出现了异化，从而使“稳态有序”的耗散结构分裂。这种“破坏成分”无论是站在生物视域还是异化视域，都阻碍着生态系统稳态维持，撕裂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从而陷入“无序”增熵的过程中。科威尔认为生态系统“有序”与“无序”的完整性，实则是一场熵的较量。正如科威尔所言“生命起源于自然，并通过斗争和它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继续进化”。显然，资本和生态系统的固有属性决定了资本的发展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维持天然的处在一个增熵与减熵的“博弈”过程，这个过程此消彼长，使资本最终走向消亡。
科威尔主张以生态为中心的价值观，他坚持秉承事物具有的“内在价值”。科威尔“内在价值”的含义是：“价值表现为追求、占有、控制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愿望。当我们把它称之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时，它就是内在固有的了：这样的属性绝不可能创造，而是自身就存在的”。科威尔坚持的不仅是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而且是同商品本质属性耦合的使用价值。在《The struggle for use value: Thoughts about the transition》一文中，科威尔深刻阐述了“使用价值”的内涵，他指出“使用价值在经济活动中反映自然的存在(交换价值就是从自然中提取出来量化的结果)。但是，由于使用价值并非自然本身，而是作为自然在人类活动中的存在，使用价值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使用价值代表人类对事物的分配方式，但这一功能是不可以直接看到的，需要通过觉察想象。因此，使用价值是抽象的、想象的实体”。科威尔运用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理论开启了对制度本身的生态批判。商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也正是看中了其使用价值才实现购买的目的，最终实现交换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中，劳动与劳动产品、劳动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分离，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优先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优先于具体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本来意义也被遮蔽。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唯有在经济范畴尤其是交换范畴中才能完成自身价值增殖的目标。“资本主义的增长不是物质生产要素或产品的增长，甚至也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交换价值的增长”。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特点就是把经济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人类现实的一切关系被自然而然地转化为金钱关系。科威尔重新考量资本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认为一味地让交换价值促进商品生产，资本必然会走进利益诱导的误区，只有坚持“使用价值至上”原则，将劳动从异化与虚假的需求中解救出来才能修复生态系统。
三
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既具有其他西方生态马克思学派的共性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的理论独创性。从共性中来看，首先，打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域的一扇窗，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维度展开批判。奥康纳、本·阿格尔、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界都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方式等因素，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同样，科威尔也将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全球化看做生态危机的根源。这就决定了本质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的，并且有力地回击了以生态中心论为代表的西方绿色思潮。生态中心论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致使生态危机产生，他们主张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建构于个人及资本利益的基础之上，尽管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但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固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只有将生态运动转向政治运动，才能实现制度的彻底变革，从而为建构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夯实基础。其次，都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出发得出结论，即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科威尔指出“虽然马克思从未直接提过‘生态危机’这个词，但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无不在谈论生态问题，他高度关注自然，并且通过‘人的无机身体’来探讨生态问题”。一是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深刻阐述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并且在生产实践中是人类如何通过劳动改变这一关系的”。因为马克思在看待人类整个文明时，肯定了生产实践同自然界在人类文明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显然，整个社会的生产实践都能够从生态学的维度展开理解。二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论犹太人问题》《乌培河谷来信》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历史观与自然观、人与自然观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财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等思想，马克思和西方绿色思潮的不同在于把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本质的逻辑扩张，造成人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而非工业化本身造成生态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契合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态危机表现为全球化蔓延的态势，从而得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三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利己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强调该价值观撕裂了人类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把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点，而且也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夺走了无产阶级生存的自然资源和一切谋生手段，还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资本主义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成为生态危机的“刽子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构想正是建立在马克思在资本条件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细致分析中展开。
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也有其自身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切入点，科威尔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不同。具体地说，奥康纳、本·阿格尔开启生态视域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进而展开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阐述。在历史唯物主义向度中，奥康纳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为起点，并将“文化”与“自然”引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二重性矛盾才是造成生态恶化的根源。本·阿格尔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进行重新解构，揭示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是由于“异化消费”。福斯特将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称为生态唯物主义来阐述辩证统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断裂造成生态危机。通过对“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细致梳理分析，高兹指出生态危机的恶化是经济理性盛行的“悲剧”。而莱斯主要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引入生态问题，提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需要、消费及技术异化理论。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两种类型，一类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涵义直接阐发抑或修正来展开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另一类则是直接通过分析需要、商品、技术异化等维度来开启生态批判。科威尔的批判维度既不属于第一种，也区别于第二种，他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资本为逻辑起点，展开对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属性的生态批判，是理论界独树一帜的批判视域。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除本顿以外都认为生态危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没有直接关系，他们都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甚至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赋予了新的解读方式。与众不同的是科威尔坚持以生态为中心的价值观，科威尔的价值观超越了西方主张的生态中心论，这样的超越不单迎合了生态系统的实践本性，而且将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内嵌于其中。科威尔坚持认为要想树立生态中心的价值观，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废除陈旧的观念，即把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他的理论特质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的“异端”。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尽管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反生态性，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只能缓解不可能根除，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也是无法实现的。然而，科威尔不仅坚持资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而且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变革为生态社会主义的能力。他反复强调超越资本，使人从剥削与奴役的状态下解救出来，实现“自由联合劳动”,同时提出要遵循事物固有的“内在价值”。可见，科威尔的生态批判理论更具有系统性、完整性。
四
科威尔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紧抓住资本与生态系统的“内核”分析资本、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预表”了最终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是用生态社会主义将资本主义逐出历史舞台。科威尔的理论特质和价值立场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昭示我们在生态文明实践中要将制度建设和生态价值观的建设二者相结合。科威尔同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探讨的核心主要是将资本和生态的批判耦合，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路径，剖出生态危机的“刽子手”是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资本主义世界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面临严重的生态问题。因此，当中国承受着严重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双重压力时，最终意旨在于考虑“自己的方案”。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生态文明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新型社会形态，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我们要在批判中“中西结合、兼容并茂”,对自然资本化做出中国解读。另一方面，以资本为逻辑起点的消费、商品、技术异化必然背离了人类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它启示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消费观、幸福观，将追求环境正义与倡导绿色、协调发展的价值观落实到实践中。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建立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所谓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就是要克服单纯的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观，既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爱护生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提升人们坚持生态文明理念的道德自觉，又要通过制定严格的生态制度、生态法律法规在外在方面硬性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一面将理论外化为协调人类与生态关系的法律法规，作为底线规则来约束人类实践活动，一面从根本上提升人类生态意识和价值境界，成为生态文明治理中的自觉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生态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通过最严格的生态制度，即建立最为严格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人类实践行为必然会经历一个由外在约束到内在自觉的过程，外在约束需要严格的生态法律制度，内在自觉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道德和生态价值观，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必然要建立在道德与法律并存的治理体系中。
其次，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走出以生态为指引的现代化道路。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历史唯物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运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奥康纳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生态关系是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联系；本·阿格尔分析生态危机则是通过揭示“劳动—闲暇”二元论所导致的“异化消费”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对立冲突；福斯特阐述生态危机与自然异化的必然关系则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科威尔在分析生态系统完整性中就援引马克思的自然观，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的熵增加原理得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系。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要坚持以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为基石，结合生态要素的系统性、完整性向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概念恰恰与科威尔生态本体论认识相吻合。习近平强调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构成的“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他多次强调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必须以遵循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为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做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郇庆治教授总结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性观点’”。这一理念不仅预示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破灭”,而且契合了科威尔自然观的本体论认识。因此，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实践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方案为根本指针。
最后，要坚持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解构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时，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只追求眼前利益和高额利润的驱动下，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它完全不考虑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对自然界的长远影响，为了追求产品的剩余价值不惜牺牲一切可以牺牲的自然资源，从而造成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害。科威尔认为，要想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态指引中的生产方式。“自然本身并不会进行任何生产，人在自然中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生产，人们不能选择是否要生产，但可以选择生产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直到今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总书记多次论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明确阐释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印证了科威尔生态发展观的生态诉求。“两山论”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要遵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稳态经济”模式，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与潜力，坚决抵制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构建生态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和谐产业，在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发展方式下，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双赢”。因此，推进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实践，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复活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正义”的最初理念，“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胡晓杰、李笑春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2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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