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是透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行的重要维度。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毛泽东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国化的呢？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革命事件的典范著作，书中详细分析了1848—1849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性质、动力、进程和结局。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深入总结了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性。这篇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于1925 年底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①（下文简称《分析》），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及其各阶级进行分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篇著作为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各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打击敌人，团结朋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文从以上两篇著作入手，对恩格斯、毛泽东二人的阶级分析理论进行比较，以期由点带面，更深入理解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二、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阶级分析理论一脉相承
通过比较发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与《分析》二文对于各自国家的阶级分析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两个国家都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也都存在残留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对于各自国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阶级，两篇文章都进行了类似的划分，毛泽东的《分析》可以说就是中国版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一）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观用于分析社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根本方法。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恩格斯根据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从德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刻分析了德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复杂的阶级关系对于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恩格斯以具体和确凿的事例，一再教导无产阶级必须认清敌、我、友三方的力量，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自己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以争取未来革命的胜利。
19 世纪中期，德国存在复杂的阶级现象。这点和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很相似。当时，德国各阶级的构成非常复杂。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1]484恩格斯把19 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分为五个阶级：一是封建贵族阶级。此时封建贵族势力还很强大，封建贵族阶级在城市与农村都普遍存在。城市里，更多的是以奥地利皇帝裴迪南一世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代表的官僚贵族。农村也存在土地贵族。二是资产阶级。德国的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发展起来。在城市，有工业资产阶级。在农村，德国还出现了新地主——企业主阶级，这个阶级是由农村的贵族转化过来的，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经营的是农业。三是小资产阶级。恩格斯又称其为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小生意人阶级。这个阶级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处境尴尬。四是工人阶级。分为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工人阶级。笼统说来，工人阶级又可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德国的工人大多数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1]488，这种缺乏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导致其思想与政治的普遍落后。五是农民阶级。主要分为富裕农民、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农业工人等几类。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接触过很多思想，信奉过很多主义，后来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就把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分析社会和人群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员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21-22
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各类人等进行了详尽划分，也把中国社会分为五个阶级。一是大资产阶级，包含了当时代表中国反动势力的封建大地主、官僚、军阀、反动知识阶级以及与外资勾结侵害中国利益的银行家和工业家。二是中产阶级，包括华商银行工商阶级、农村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也包括华资银行工商业从业员、大部分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三是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四是半无产阶级，主要指总人口达到了一亿七千万的自耕农、自益农等农民。他们虽然基本上能勉强生存下去，但是生活得很艰难。“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3]169除此之外，毛泽东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也归入半无产阶级。五是无产阶级，主要包括两拨人：一拨是城市里资本家工厂里的工业工人以及城市码头搬运工、粪夫、清道夫等；另一拨指农村为地主卖苦力的长工以及失去土地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阶级的观点分析社会，对中国当时复杂的人群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可以说，《分析》一文，就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老老实实”研究阶级斗争的优秀成果。
（二）毛泽东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阶级分析置于唯物史观背景下的基本原则
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坚持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恩格斯和毛泽东对阶级的分析均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本国阶级状况及力量对比进行了深入分析。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分析1848—1849 年革命的著作。恩格斯在开篇就明确指出，德国革命的爆发有其必然性，其失败也有其必然性，而对二者原因的分析都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483。也就是说，对历史事件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寻找其背后的经济动因，分析其时代背景和原因。在分析德国的情况时，恩格斯提到了法国革命，并进行了对比分析。对于社会上用英雄史观去分析法国革命，把其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临时政府少数人身上的观点，恩格斯批驳道：“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的11 个人能在3 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3600 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3600 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11个人同样缺乏。”[1]484 对于德国农村中各阶级（大农、中农、小自由农、雇农、农业工人）在革命中选边站队问题，恩格斯分析认为，“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1]570。总之，文章对德国革命发生前的背景、德国各阶级的状况、各阶级在革命中的种种表现、革命失败原因等各个方面的分析都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毛泽东也是把唯物史观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理论依据。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4]毛泽东在《分析》中，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战友和敌人。首先，毛泽东通篇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概念、术语来描述中国社会各阶级。其次，毛泽东看到了物质生产生活对于人们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并灵活运用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去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在他看来，以前所有革命，其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朋友去打击真正的敌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把握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必须“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3]162。在这里，各阶级的分类是由其经济地位和阶级性决定的；人数能大体说明该阶级的力量；而经济地位和阶级性又决定了该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属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而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则属于社会意识的内容。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各阶级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才有了这样一些不同的社会意识。最后，毛泽东灵活运用了人民史观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与英雄史观不同，人民史观坚持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毛泽东运用人民史观，看到了农民作为主力军的作用，也看到了流氓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农业无产阶级身上所蕴含的无穷力量。
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于阶级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科学分析，为无产阶级找到了革命同盟军和朋友，并确定了革命的对象。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阶级分析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恩格斯与毛泽东二人的阶级分析理论也有很多不同。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阶级分析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一）两种社会形态阶级分析的合二为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社会形态进行阶级归类的方法
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社会形态里的阶级归于各自的社会形态，分开进行论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对立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能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272而封建主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是属于封建（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属于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剥削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是两种社会形态下的被剥削阶级。工人阶级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代表了相对先进的生产力；农民阶级属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代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城市里表现得更充分，而残留的封建社会阶级关系则在农村里表现得更充分。当时的德国阶级状况异常复杂，革命前的德国由36 个各自为政的小邦组成，封建主义的成分很多，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恩格斯把当时德国划分为五个阶级，封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事实上，恩格斯把以上五个阶级放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里进行划分。封建贵族阶级、农民阶级归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归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毛泽东的归类与恩格斯不同。毛泽东把属于两种社会形态的各阶级放到了资本主义体系里进行分析，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五个阶级。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分为三个层次：大、中、小；把无产阶级分为两个层次：半和无。这五个阶级，都包含了属于两种社会形态的人。作为中国革命对象的大资产阶级，既包括属于现代社会阶级的买办，也包括属于封建阶级的大地主、官僚和军阀。中产阶级，既包括银行工商阶级、高等知识分子，也包括小地主。小资产阶级，既有手工业主阶级，也有自耕农。半无产阶级，既有手工业工人，也有半自耕农、贫农等。而无产阶级，则不但包括城市工人阶级、都市苦力以及作为流浪人口的游民无产者，而且包括农村靠为别人卖苦力而活的雇农。在中国，城市里也更多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对立，农村体现的主要是封建社会阶级的对立。但毛泽东把两种社会形态里的阶级放在了相对先进的阶级社会里，放在体现城市阶级对立的体系里进行分析。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工业家是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3]162“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3]162
毛泽东把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里的阶级放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做统一的分析，而不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分别进行论述，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恩格斯分析的当时的德国不同，毛泽东所分析的当时的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没有完整的主权，代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各级军阀和官僚。经济上，自然经济虽然逐渐解体，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尤其是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而在沿海城市也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崛起，但受各种压迫，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发展缓慢，力量弱小。因此，当时中国阶级复杂，既有落后社会形态封建社会的阶级，也有相对进步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城市农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面对如此复杂的状况，想要区分敌人、朋友、打击的对象、团结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毛泽东把各阶级都放到了资本主义阶级体系里进行统一分析，并归类为五个阶级。这是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是实事求是，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方式。毛泽东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为基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各自社会形态里展开阶级分析的固定做法。
（二）阶级划分的经济地位与对革命的态度标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阶级划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
恩格斯对德国各阶级的划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准。正如列宁所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5]13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曾像列宁一样明确给阶级下过定义。但是，从他们大量的描述里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阶级的界定还是很明确的。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阶级的划分主要又存在如下两类情况。一是，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把社会群体划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如我们所熟知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是，根据对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拥有的不同，把现代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6]这三大阶级中，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拥有生产资料，而雇佣工人则除自己劳动力外一无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又把这三大阶级抽象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管怎样，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划分，都是遵循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的。阶级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个概念是同所有权、生产关系、剥削、支配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要顺利进行生产，就需要一定的制度与措施对诸如工具、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配置，需要对生产成果进行分配。不同的人对于生产要素和分配具有不同的权利。能支配生产要素，能控制产品分配的一类人被称为剥削阶级，而和此类人相对的另一类人则被称为被剥削阶级。可见，阶级体现的是一种生产关系，它基于一种所有权利（权力），而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而形成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恩格斯对德国各阶级的划分都是遵循上述划分标准。恩格斯所划分的封建贵族阶级，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体现在生产关系中，都是拥有土地这个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并拥有农民部分劳动力的所有权。恩格斯在分析德国革命爆发前封建贵族阶级的状况时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留着对佃户的审判权。”[1]485而和其相对应的农民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没有或拥有很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且对于地主有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其中，富裕农民介于封建地主与小农之间，小自由农和封建佃农则都是典型的缺乏生产资料，并大多只能依附于封建地主才能生存。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虽然相对于英法等国来说，都是比较弱小的，并有其自己的特点。但是，恩格斯的划分也都是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标准。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除了自己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
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划分则是基于经济地位（或财产状况）与对革命的态度标准。在《分析》中，毛泽东认为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就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3]162。其中，真正能作为各阶级区分标准的就是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而对于革命的态度，则又是基于经济地位，经济地位越高，财产状况越好，对革命的态度越差。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最高，它是极端的反革命。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次之，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有所缓和，是半反革命。其他三个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越来越低，对革命的态度越来越好。因此，归根结底，毛泽东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经济地位或财产状况。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说到底，其区分的标准就是其财产规模的大、中、小。小资产阶级划分为左中右翼，也是因为“有余钱剩米”“恰足自给”“每年要亏本”。半自耕农归入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比自耕农还差，生活也比自耕农更苦，“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做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3]169贫农之所以归入半无产阶级则，是因为他们没有流动资本，也没有固定的农具，而在灾荒年月，还须“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3]169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划分，也是因为前者多少还有点个人财产，而无产阶级则是“除一双手外别无长物”。这里所描述的都是半自耕农、贫农的经济状况。对于其他部分也大多有这样相对应的描述。
当然，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经济地位，在毛泽东那里，更确切的是指财产的状况，生存状况，或者说是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活水准的高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在毛泽东那里，“他的‘资产阶级’相当于一个‘富人’的集合，‘无产阶级’相当于一个‘穷人’的集合”。[7]通过对比恩格斯和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划分，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划分的阶级，大体上类似于恩格斯所划分的阶级里的阶层。
毛泽东与恩格斯的阶级划分标准确实是有区别的。对于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二者阶级分析的目的加以说明。恩格斯对于德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划分，其目的是更好地认识德国复杂的阶级关系。而毛泽东对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并不是为了对各阶级进行学理上的划分，而是为了区别朋友与敌人，寻找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区分谁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几十年成效甚少的原因，就是没有分清敌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革命几十年，屡战屡败，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分清敌我，不知道依靠谁，打击谁。由于当时特殊的国情，我国阶级状况异常复杂。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阶级划分标准，则首先分不清当时国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然后也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难道沿海地区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把他们称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敌人，农村的地主是敌人吗？如此划分就是太笼统了。而剥削工人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实不但受帝国主义的压榨，也受国内封建官僚的盘剥，他们并不是我们革命的对象，而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农村的地主也可以有大小之分，其中，小地主属于中产阶级，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在当时的中国，顶级富人、有权有势者、银行主、官僚、趋炎附势的高级文人等确实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外奴颜婢膝，对人民残酷盘剥。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不顾民族利益和人民死活，害怕人民的革命。他们是革命的对象，对于这群复杂的人，如果单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划分，则不可能认清楚他们的本质。总之，对于当时中国复杂的阶级，只有从经济地位、贫富差距、对革命的态度等方面进行划分，才可能真正看清楚他们的本质。可以说，毛泽东划分阶级的经济地位（或财产状况）与对革命的态度标准，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阶级划分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的创新性发展。
（三）阶级分析的定量与定性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定性的阶级分析法
恩格斯对阶级的分析主要采取定性分析。对于德国各阶级，恩格斯主要对于它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它们在德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各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斗争，各阶级力量的对比等进行了详尽描述。对于封建贵族阶级，恩格斯说：“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留着对佃户的审判权。”[1]484-485小资产阶级，“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性”[1]487。农村富裕的农民，“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若干个农业工人”[1]489。在阐述德国大部分无产阶级特点时，恩格斯说：“现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1]488他认为，这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必然导致德国工人缺乏现代思想。而少部分现代化生产方式占优势地区的无产阶级，则和上述落后地区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和觉悟上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恩格斯对于德国各阶级采取的都是定性的分析法。
毛泽东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则把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复杂的阶级进行了划分，把各色人等归入五个阶级，并进而具体对于五个阶级中的各部分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为了分清敌友，找到团结与打击的对象，就要“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3]162。其中，对于各阶级经济地位、阶级性以及对于革命的态度，大体上属于定性分析，而对于人数，则是定量分析。关于大资产阶级，毛泽东描述说：“经济落后半殖民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3]162-163 而中产阶级处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但“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小资产阶级处于“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其本身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翼。对于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泽东对其经济状况和阶级性都做了深入分析。这些都是对于各阶级的定性分析。对于人数的统计，《分析》刚发表的时候是有确切数据的，只是后来在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被删除了。原版中，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对这五个阶级及其中各部分的人数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大资产阶级的人数是一百万；中产阶级有四百万人；小资产阶级人数合计有一亿五千万；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有两亿；无产阶级总共有四千五百万，作为主力军的工业无产阶级有三百万。由此毛泽东总结，我们的朋友有三亿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只有一百万，而可敌可友的有四百万人。
毛泽东对阶级分析定性与定量结合，乃是为了进行敌我力量的对比。对各阶级进行定性分析，有助于人们区分敌我。对各阶级进行定量分析，则有助于人们从直观上看清楚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对于坚定人们革命胜利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通过定量研究发现，敌人虽然很强大，但人数少；革命的这一方虽然暂时力量弱，但是人数多。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人民群众身上蕴含了巨大的潜在的力量，只要宣传引导得法，这些力量就会发挥出来，就会由弱小的一方转变为强大的一方。此消彼长，大资产阶级就会逐渐由强变弱。可以说，对各阶级进行定量分析，对于人们合理看待敌我力量对比，坚定无产阶级必胜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在革命异常困难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直信心百倍，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重要原因所在。可以说，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阶级进行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基础上，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把阶级分析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另一个角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分析理论。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阶级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又在阶级归类、阶级划分标准、具体阶级分析方法上有了创新性的发展。在整个《分析》一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与结论，而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开创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结语
毛泽东在参加和领导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救国救民必须有科学真理指引。在1918 年8 月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中，毛泽东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 年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并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我国社会的各阶级。毛泽东非常注重中国的国情，并认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8]633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分析》中，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理论，却并不拘泥于该理论，而是紧密结合当时中国复杂的具体国情，极其高明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划分，找到了中国革命打击的对象与依靠的对象，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当时党内地位远比毛泽东高的陈独秀，也有过对中国阶级的分析。但陈独秀对于两种社会形态下阶级的划分，对于阶级归类、阶级划分标准、阶级分析方法等都采取了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脱离了中国实际，因而不能深入正确认识中国各个阶级。历史的事实证明，陈独秀的分析是错误的，以其为依据来指导革命，最终犯了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只有毛泽东，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分析理论，并把它具体运用于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从而得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结论，并以此为指导，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之路。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继承与灵活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化的阶级分析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之精髓实事求是的典型运用，它为被压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国家的革命斗争进行阶级分析树立了典范，开辟了道路。
注释：
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初发表于1925 年12 月。据考证，这篇文章至少有六个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是删减版。目前比较公认的未删减版收录于日本学者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第一卷中。为更能准确地考查与分析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分析，本文以此版本为分析依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
[3]竹内实.毛泽东集：第一卷[M].日本苍苍社，1983.
[4]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
[5]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7.
[7]萧诗美，蒋贤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J].东岳论丛，2012（8）：5-11.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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