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体系把商品作为起点，源于商品这一最常见的经济形式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内在矛盾。通过对商品二重性及其一系列延伸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大规模地再生产自身的系统，这是一个客体统治主体、物统治人、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的结构化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商品直接作为一般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把商品看作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物，并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商品生产与交换等经济行为进行规范设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商品采取了工具性和功利性态度，这使其无法穿透资本主义社会的表层现象，从而成为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和永恒性的意识形态。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凭借大数据、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将商品转变为抽象模型和数学变量，使资本能够更容易掌控这些变量，从而推动资本在今天的快速增长。然而，大数据尽管有用，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人类关系，马克思对商品的经济学—哲学解读对于透过表面现象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商品及其二重性结构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病理学诊断和认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论意蕴。以商品的哲学解读为切入点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尤其是《资本论》的认识论具有重要启示。
一、商品的普遍化与哲学阐释的可能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劳动产品以真正商品的形式出现。商品形式作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使资本主义社会显示出异质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商品交换的原始形式最早出现于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处，实际上是一种物物交换，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有原则的区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式不是劳动产品的普遍性形式，它并未成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商品生产与交换没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劳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还受到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内嵌于非经济的社会因素之中，如政治权力、血缘伦理、风俗习惯、宗教等。商品形式和价值规律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主体并未产生根本的支配作用，生产从总体上看是为了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因而不可能形成普遍化的商品世界。斯密遭到马克思的尖锐批判，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商品范畴所蕴含的价值规定是一种历史性存在，马克思明确反对把《资本论》中描述的商品现象及其蕴含的社会形式移植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从最初的只是暗示了商品形式的物物交换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理论以逻辑的方式重构了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换不再是物物交换，而是以货币为中介和目的的交换。不仅是社会剩余产品，而且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都是普遍作为商品而存在的。
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只有在资本这一生产方式取得支配地位之后才可能得到普遍发展。“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才全面地采取商品形式，——这是因为全部产品都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且产品生产的各个要素本身要作为商品加入生产——产品才全面地成为商品。”一个劳动产品普遍地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联系形式：没有人消费自己的劳动产品，每个人的劳动产品都作为商品成为获得他人商品的必要形式。商品成为社会联系的中介形式，这一中介形式是独一无二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界限因而出现了，它有效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分开来。正如卢卡奇所言：“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商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普遍范畴，超越其在传统社会的有限性。此时，商品形式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商品进行哲学思考才获得普遍性意义。这并不是说在商品经济未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能对商品进行哲学思考，实际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把商品生产与交换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参照，只不过商品问题在他们那里并没有获得实体性和自足性意义，只是作为城邦共同体德性生活的一个因素而存在。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城邦正义建立在社会分工和简单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人们的需要有很多且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因而相互交换是必须的。“国家所要关注的就是这种相互交换，而且国家所要努力安排的也是以最恰当的方式去满足需要和以最和谐的方式去互换服务。”每一方都为另一方从事生产或服务，创造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是城邦生产者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经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实现政治共同体这一最高之善的必要条件，它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需求和伦理需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经济学集中关注的是为一个正义的城邦共同体奠定经济基础，即塑造一个比例均衡的公平的交换体系。在马克思看来，亚里士多德最早对商品的价值形式进行了分析，“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并指出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价值上的等同性就不能发生交换，因而成为古代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但由于所处时代的自然经济和等级制的限制，他并未指出这种价值形式等同性的实体实际上是什么。即使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的亚当·斯密也并未区分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与一般物物交换的不同，交换失去了历史性特征，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成为超历史的交换，他把这种交换形式看作最适合人性的形式。其理论的首要目标是探寻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人”和“理性人”是如何实现互利互惠的，以达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基本概念，但并未直接接受，而是如阿尔都塞所言呈现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断裂”。他借助于抽象力给商品范畴以全新的结构性分析，商品并不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范畴和特殊问题，而是蕴含着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反映了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人的关系，因而显现出丰富的哲学意义。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商品居于主导性地位，蕴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根基，构成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资本论》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思想，把最为自明的和根本的抽象看作起点，但这种抽象并非来自哲学思辨，而是对现实经济关系抽象的结果。商品“体现了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抽象。这种抽象能够成立，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商品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商品交换成为统摄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力量。只有这时，这种抽象才是可能的”。在《资本论》中，作为起点的商品一直存留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何环节，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范畴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延伸下去。整个商品世界的总体都是从这个起点产生出来的，“没有哪一个起点能够如此成功地产生出资本的内在逻辑”。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首要的元素形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先在前提，个人的存在方式和规定性与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生活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满足只能以商品为物质载体，它是“一种结构化的以及结构性的实践形式”。商品这一结构性的实践形式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客观方面，商品的自我相关和自我中介构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商品世界，在其中，所有因素都是商品的内在相关因素，商品循环始终是在自身内部的循环。这即是卢卡奇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尽管人们可以逐渐认识它的运行规律，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规律，但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经济运动的逻辑和总体过程。在主观方面，人自身成为商品交换结构中的一个环节，同样受到商品形式和商品规律的规制。处于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人必然与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服从“第二自然”的客观规律，这是同人的自由本性相对立的。资本家同样处于这一商品运行逻辑之中，他作为生命—欲望的人格化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同样无法摆脱商品的规定性。对于所有个人来说，商品结构化的社会形式和实践形式成为时时碰到的不可取消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外在交往，锻造了一种不同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新型社会关系。
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商品看作直观的经验事实并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层面建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忽视了对普遍化商品的哲学反思和前提追问，进而难以洞见商品为什么“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使用价值，是通过自己特有的属性满足人的需要的物，但它却超越人的意志而建构了一个结构化体系，最终成为约束人的客观思维形式。商品这一范畴不仅表达了客观的经济现象，而且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揭示了社会存在的秘密，因而具有丰富的社会认识论意蕴。二重性是商品的基本结构和特质，《资本论》对商品二重性结构的分析是我们理解整个社会的重要指引，它蕴含着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的形成。
二、商品的二重性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塑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架构中，商品并不单指向一个特定的经济对象，更重要的是指向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形式。由商品和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出发，马克思展开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社会形式的分析，“展开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遮蔽了这一社会的深层结构的那些直接社会经验的要素”。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是一种物质形式；作为价值，商品是一种社会关系形式。商品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特殊的又是均质的，商品的二重性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最为基本的表达形式。在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中，商品形式创造了一个颠倒的社会现实，抽象压倒具体席卷了整个世界，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所有种类的劳动产品都可依据商品的价值属性进行交换，甚至人类的相互关系、道德属性、各类活动也可以商品化，即还原到一种抽象的等同关系之中，这是一种“抽象的暴力”，整个社会因而呈现出商品同质化的倾向。商品、抽象劳动建构了统治人的抽象社会结构，这种抽象社会结构又反过来不断地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人的一切活动的商品化和价值化。商品和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是抽象社会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取代具体的抽象同一性成为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因而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
世界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商品，每种商品在性质上都各不相同，马克思将商品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以“物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笼而统之。马克思并不是如希法亭和斯威齐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忽视使用价值。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只是不太关注自然物质层面的使用价值，而是关注作为商品的结构化社会形式的必要前提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并不泛指作为一般生活前提的物质基础，“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这种使用价值的历史性质在商品社会被印上了特定社会形式的规定性，是被交换价值支配与统摄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转。“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
作为质的规定性的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和通约，因而不能够进行交换。只有抽去商品的质的规定性，依据交换价值量的规定性才能够进行比较，商品交换才可能发生。在齐泽克看来：“在交换行为中，对商品进行特殊的、具体的、定性的决断，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商品被化约为抽象的实存物，不论它的特殊本性和它的‘使用价值’如何，它都与它就要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商品抽象是对经济运行而言至关重要的条件，只有通过抽象才能消解掉商品不可比较的质的规定，从而使商品以一种与任何质都不相关的量获得可交换性形式。商品抽象并不是偶然地发生于一次或多次交换行为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由无数交换行为构成的交换体系之中。或者说，如果离开抽象化的社会交换体系，商品交换行为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使用价值的具体物质形态服从于交换价值幽灵般的抽象性和形式性，因而发生了一种最为根本的颠倒形式，即“超感觉”的抽象形式支配“可感觉”的具体物质规定。“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在于‘本体论颠倒’的出现，通过‘本体论颠倒’，直接地作为使用价值之否定的（交换）‘价值’获得了自我存在即真实‘存在’（Being）。”抽象的交换价值这一“幽灵”游荡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之中，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最为真实的“存在”，而作为交换价值的无差别实例的使用价值，成为交换关系中价值形式的外在要素。
商品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根据何在？为什么使用价值的根本规定性是质？为什么交换价值的根本规定性是量？为什么交换价值统摄了使用价值？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性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二重性。对于具体劳动而言，其特殊性形式如纺纱、织布、制鞋等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创造具体商品形态进而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基础，同时，也是使交换持续下去以实现利润增长的物质前提。具体劳动本身在机器化和标准化的工厂制度中发生了物质化抽象，“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这种现代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形式的抽象与作为交换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的抽象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物质形式的抽象劳动创造了标准化的商品，是工人劳动的物质简化，本质上还是具体劳动；价值形式的抽象劳动代表了一种结构化的中介形式，赋予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特定的形式规定性。形成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是从各种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无差别的形式化劳动，这种形式化劳动根据抽象掉具体劳动时间的特殊规定性的一般劳动时间来衡量。在对商品的分析中，马克思从使用价值抽象出交换价值，又从交换价值上升到抽象劳动，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抽象过程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化的过程，它不是个体可以任意选择的活动，也不是个体的智力或思维活动。“商品抽象的本质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维之中，而在人的行动之中……它是极其严格意义上的抽象。”抽象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真实发生的，对所有经济行为的参与者都有决定性影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核心规定性。
马克思赞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无差别的劳动看作价值源泉的观点，但对于它“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进行了尖锐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考察不同劳动所代表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被看作是一切社会规定中的人所共有的。正是对决定价值的商品性劳动的超历史的理解，阻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将劳动从超历史的财富建构的经济学范畴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支配地位时，劳动才对社会结构的形塑起到了重要作用，劳动的历史性形式及其社会效应由此得以凸显，否则只能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性劳动。在一个以商品形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把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抽象化为一般劳动，从而使之成为获得他人劳动和产品的必要形式。抽象劳动统摄具体劳动，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商品社会的存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抽象劳动成为社会联系的中介形式。“作为抽象劳动，它是一个均质的、普遍的社会中介的个体化环节，这一中介建构了一种社会整体性。”每一个商品性劳动都具有社会中介的功能，无数均质的劳动相互中介塑造了一个抽象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特有的以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结构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存在形式，它的运行和展开独立于一切个人。由人类劳动和交换价值建构的抽象社会结构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控制，作为一个统治结构支配着创造它的每一个具体劳动。社会结构的抽象性，不在于它是由各种具体的特殊性集合而成的，而在于它是由均质的普遍的价值实体所建构的。
从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质必然性看，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才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因而本该成为界划社会形式的本质规定。然而，在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成为社会存在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是一个由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构成的形式化存在，在其中，一切特殊性的个人都化约为抽象存在，成为抽象世界的表演者。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蕴含着一种可交换的同质逻辑，消解掉了一切事物的特殊性，使其呈现出可交换性的特质。人们自己建构的抽象社会结构作为统治人的权力而存在，人的一切个性都被强行纳入抽象社会结构的同一性之网中，成为符合交换价值要求的理性个人。随着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的抽象同一性不断地从一个地区向整个世界拓展，不断地从一个行业向全球所有行业拓展，逐步扩大和深化了这种抽象同一性的结构化机制。当所有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商品化从而被交换价值穿透时，当所有的社会关系越来越成为由交换价值支配的交换关系时，形式取代了内容，抽象取代了具体，整个世界成为纯粹抽象的世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强调交换价值塑造了一个抽象社会结构，但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在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中是可有可无的。被纳入特定社会生产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载体，否则交换价值将无从存在。
由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所中介的抽象社会结构是一个自我运动的扩张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显现出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抽象强制方式，并使之处于生产与消费、创造与消灭的价值运动之中。价值运动呈现为纯粹的延伸过程，它的动力在于为生产而生产，为持续而持续，一切形式的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只是其中的外在显现。G—W—G′这一资本运动的公式并不是指涉物质形式的财富增长过程，而是指涉价值形式的财富增长过程。“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资本循环的动力和结果指向了价值量的无限增长，抽象化的价值量成为目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成为手段。价值形式，这一财富的抽象普遍形式，作为定量依据衡量任何形式的物质财富。价值的不断运动持续地塑造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使之抽象化和形式化显现出愈来愈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智能算法时代，抽象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的对立表现在，前者以一种生命权力和精神权力的方式更深入和全面地将人们的全部生活形塑为商品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以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为切入点，对于把握现代颠倒的世界、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
三、商品概念的社会认识论意蕴
《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是由一系列经济范畴构成的，这些范畴是对现实生活过程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描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存在规定，是一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认识方式。《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是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科学认识范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只有通过对这些范畴的分析去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运行规律，才能够真实地展现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的关系，才能形成对人和社会的具体理解，因而《资本论》的经济范畴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论内涵。离开这些经济范畴，离开这些经济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我们将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社会认识。这与近代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具有根本不同，它以理性演绎的方式把古代直观世界中的“经验”和“意见”提升到“知识”和“科学”的形态，然而却没有反思理性何以可能的社会存在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寻求社会生产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但它在这一考察过程中丧失批判性的历史立场，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永恒自然存在的，这个视界同近代形而上学认识论把理性看作永恒的认识前提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客观描述，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批判。在对商品等一系列范畴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历史特殊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悖论性。
国内学术界立足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读，为在新的学术语境和时代背景中重新激活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论尤其是《资本论》的认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使其不再沉陷于传统认识论的视域，而是展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历史透视和批判反思。《资本论》的社会认识论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论批判是内在统一的，其理论要点不是对现实生活关系的客观反映，而是对物化社会关系的批判与透视。商品是马克思批判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及其二重性结构不仅指涉外在的物质财富现象，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商品这一范畴成为破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立足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对于经济范畴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科西克曾作出深邃的分析：“如果经济范畴是社会主体的‘存在形式’或‘生存的决定因素’，那么对这些范畴的分析和辩证的系统化就能揭示社会存在，就能在经济范畴的辩证展开中把社会存在精神地再现出来。”那么，透过商品及其二重性的本质特征，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存在提供哪些重要启示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商品的等价交换关系及其编织的抽象社会结构，为我们认识现代独立人格的产生和背反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与直接的物物交换关系不同，它是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这一关系意味着个人在形式上的独立性。交换主体之间之所以还存在兴趣，那是因为对方拥有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种相互关系的主流形态，这种关系的主导形式，不是统治和奴役，而是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两个自由平等主体之间的相遇摆脱了仆人对主人的崇拜色彩，人格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被完全剔除了。然而，这一由商品形式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自由平等却具有悖论性质：一方面，它消解掉了个人质的特殊性，使其只是作为抽象的个人而存在；另一方面，这一自由平等的个人不得不面临着抽象社会结构的强制，这种强制以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方式运作。客观社会经济结构独立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运作，作为主体的个人却成为它的客体。作为一个总体的和系统的社会结构，它塑造着符合自己要求的人的形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其概括为“经济人”和“理性人”，但是却把其当作人的存在的合理形态和自然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个人既是商品交换关系的主体，又是客观社会结构的客体，以一种悖论性的方式表征着最真实的存在境况。
其次，商品交换关系在根本上是一种量的关系，交换价值的量成为商品最根本的规定性，逐渐塑造出量化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量的差别是这些物品作为交换价值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量的可计算形式成为商品性质的最为根本的表现形式，商品交换关系的不断重演，必然使这种形式越来越深入地浸入人的意识。从质到量的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是任一现实交换都会进行的抽象，通过这种抽象所形成的量化原则是商品世界的一种基本的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交换关系中的量化思维一旦确立起来，将不可避免地向其他领域延展，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充满将质的特殊性缩减为抽象数量值的计算活动。也就是说，现代人会不自觉地把商品的量化思维应用到其他生活领域，把一些本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东西也用商品交换的方法去获得。“许多人的生活中充斥了这样的事情：对价值进行确定、衡量、计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这当然有助于形成现代社会从理智出发、勤于计算的性质。”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事物或活动的特殊价值产生夷平效应，使之以同一的方式被不加区别地对待。世界被塑造为一个巨大的数量样本，追求价值量的无限增长成为其最高的行为规范。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都反对用量化的、计算理性的经济方式评判和认识人类的一切事务，这种形式损害了事物固有的价值。
再次，商品的二重性为认识现代社会的二重性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资本论》关于商品的重要阐释中，马克思关注的主要是交换价值层面，这是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根本原因。然而，如果据此忽视使用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学—哲学意义，既不符合现代社会使用价值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也不符合《资本论》关于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资料的物质补偿等基本观点。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现代社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今天的发达工业社会，使用价值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延伸功能，它具有区分收入、阶层、身份的新功能。在消费主义看来，这成为代表成功身份的符码。资本通过各种现代媒介手段不断地延展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以符码的形式使之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不仅注重交换价值量的增长，而且日益关注延伸出来的使用价值，这是一种新的拜物教现象。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交换价值作为量的存在仍然支配作为质而存在的使用价值，由此塑造了一个以抽象和形式为特征的社会结构。透过商品的二重性理解现代社会，我们发现现代社会呈现出一个二重性的结构：由交换价值及其量的无限延伸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形式化和抽象化层面；由物质性使用价值和延伸出来的使用价值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层面。不能用前者取代后者，前者不断地形塑后者，后者不断地使前者走向更高层面的形式化。
最后，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特殊的一种商品，是唯一具有创造价值能力的商品，通过劳动力商品，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真实原因。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的生产力，能够创造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后果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形成，为了维持这种剥削关系，资本会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在于持续的扩张动力，它如果不能扩张，将失去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资本组织、指挥和管理，以使其使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由于吸纳了劳动力，自身获得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劳动力的使用和生产力的提高之间的既定联系，带来了资本价值的无止境扩张。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在生产领域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交换形式，这是对商品交换领域等价交换原则的否定。“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等价交换根本没有完全实现，或者说，正是通过作为统治形式的交换关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才成为一种必然。
商品形式的普遍化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只有把商品纳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视域中，我们才能展现商品丰富的哲学内涵。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组织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等，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马克思时代，今天的商品种类异常丰富，商品形式由物质性产品逐渐向非物质性产品转移，信息、符号、交往、情感、知识、服务等成为商品的重要形式，劳动方式也日益由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转变。尽管如此，马克思对商品及其二重性的分析仍是我们认识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从使用价值角度看，我们的生活形式日益信息化、符号化、图像化、交往化、服务化，这是使用价值新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塑造；从交换价值角度看，量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使用价值新形态作为交换价值量的载体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资本论》关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病理学”诊断对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重要的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重新激活《资本论》的经济学—哲学理念及其所蕴含的社会认识论和历史批判意义。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