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专门驳斥过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无聊谎言：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同样揭露了资产阶级“共产共妻”叫嚣的虚伪面目：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随着对人类早期历史认识的深入，恩格斯在写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最终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家庭观。
恩格斯指出，家庭的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两性之间的关系，从相对固定的不同群体（氏族）之间的男女交换关系，逐渐向相对固定的个体配偶形式发展。恩格斯写道：
要使对偶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专偶制，需要有别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不同。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共同体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这种动力就是私有制。男女间的分工使男性成为私有财产的主要拥有者，私有财产的继承促使父权制的确立，使女性从属于男性,"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恩格斯）。马克思说：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恩格斯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在其他方面，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夫妇义务。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家庭所持的批判态度，扎根于对私有制的批判态度之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从而这种家庭体现出来的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是人类社会从公有制发展到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造成的。因此，对家庭的批判，不是对家庭这个概念的抽象的批判，不是对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家庭的无区别的批判，而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两性不平等的家庭形式的批判。而两性间的不平等，不是根源于自然选择，而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因此，批判的对象不是“一夫一妻”，也不是两性中的任何一性（两性之外的其他性别忽略不计），而是这种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社会对立的家庭形式。这种家庭形式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因此，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对家庭的批判只意味着一件事：消灭私有制。
这正是共产主义者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左派以及女权的根本区别。是反对私有制，还是反对男性；是消灭私有制，还是瓦解一夫一妻制；是改造家庭，还是消灭家庭，——这是共产主义者与不主张消灭私有制的所谓左派的原则性的区别。
恩格斯指出：
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女权运动暴露出了反社会的一面。很多女权分子把资本的统治与男性的统治直接划等号，进一步把反对资本等同于反对男性（男权），把反对资本主义等同于反对家庭，把消灭资本主义等同于消灭家庭。这种荒诞的观念，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狂热而鼠目寸光的阶级本性基础上。
而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第一次为男女平等创造了条件。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女性从来没有获得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那么多权利，而且男女平等，在形式上、在意识形态上，第一次为社会普遍接受。这是资本主义的重大历史功绩。
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夫一妻制仍然存在，而且真正成为男女两性平等的家庭关系。这是因为，消灭私有制后，感情因素取代财产因素，成为两性关系的唯一纽带。而在感情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是牢固的而不是松散的，是长久的而不是临时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与现代主张身体政治的女权运动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看了下边的恩格斯的话，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列宁痛斥“杯水主义”了。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
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道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吗？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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