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维度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摘要：可持续发展是基于人类无限发展的需要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现实矛盾而提出的战略思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生态环保，这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然而，生态危机只是问题的表层，精神危机才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
人类的悲哀就在于其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却又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征服和主宰自然，表明人类狂妄与无知，应当敬畏自然、回归自然，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心态问题，而心态决定生态，人类贪婪的欲望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精神环保与生态环保是可持续发展的两翼。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的固有价值等生态伦理思想，为精神环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指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人类无限发展的需要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现实矛盾而提出的战略思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生态环保，这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然而，生态危机只是问题的表层，精神危机才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倡导“精神环保”的新理念，对于深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提出精神环保的理念，是依据科学发展观所作的理论探索，是对新形势下精神文明概念的拓展和深化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人们的先见之明，也不只是一种哲学思辨，而是近代以来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空前危机和挑战的产物。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来看，人类首先意识到的是生态环保的重要性。随着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导致了严重的资源匮乏和生态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和挑战。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的破坏只是现象，人类的精神危机才是问题的根源。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从禁欲主义走入纵欲主义，人类的各种欲望无限膨胀，这才是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妨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因此，我们亟需一场全人类范围的精神环保运动。
精神环保是针对人类从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到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精神危机，而提出的精神环境的保护问题。通过精神环保，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放弃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人类只有肆意的改造自然才能获得进步和发展的片面发展观;通过精神环保，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发展理念，回归自然、简单、纯朴的生活方式，重建社会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涉及科学、教育、文化、道德、风尚、信仰等整个精神领域。过去，我们研究精神文明，主要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不够，也忽视了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发展理念的影响。精神环保的理念是依据科学发展观所作的理论探索，是对新形势下精神文明概念的拓展和深化。从社会文明的层面上看，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和要求的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加强精神环境保护，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既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动力和标准，没有精神环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和人类全面持久的发展与进步。精神环保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二）人类的悲哀就在于其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却又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
精神环保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思考和重新定位基础之上的。人类的早年由于科学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在大自然面前往往无能为力，便产生了对自然界神奇力量的敬畏和崇拜，原始宗教就是“自然崇拜”的产物。中国古代的“天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则是当时经济条件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概括。
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西方掀起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权;弘扬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功利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理念，推动了人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也推动了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成为人类的主要口号，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表明了人类在征服世界方面的自信和勇气。科学技术使人类的本质力量和主体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创造出空前的社会财富，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好像达到了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境界”。但是另一方面，自然界也无情地报复了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匮乏使人类的发展遇到了空前挑战，人类不得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提出质疑。
人类的良知和理性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近代以来的所作所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就是人类理性自觉的集中体现。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代之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我们必须惊醒:人类的悲哀就在于其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却又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征服和主宰自然，表明人类狂妄与无知，应当敬畏自然、回归自然，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是人类付出惨痛代价后，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获得的自省意识。
在我们思考近现代人类生存现状的时候，必须承认，与古人相比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可以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生活便捷与舒适。因此，追求现代化和生活质量成为各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拜金主义也随之发展起来，唯意志论和工具理性张扬，造成了人性的畸形发展。马尔库塞所讲的“单面人”就是因为人受到“物”的挤压而异化的结果。人的肉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人的精神和灵魂却无法安放。面对这种精神文化的失衡状态，许多哲人、诗人都开出了各种各样的救世良方。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就是一种诗性化的生存理念。因此，所谓“生态”问题，所要处理的远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神(天)的关系，简言之，还须将精神文化生态问题涵盖其中［1］。
精神环保理念就是要求人类直面自身的精神处境，对人类精神生活进行反思，对人类的生存现状进行重新审视:难道享乐就是幸福?纵欲就是潇洒?我行我素就是自由?现代人与古代人相比是幸福多一些呢，还是痛苦多一些?现代人为什么难有古人享受田园生活、欣赏大自然的那份心境和审美情趣?现代人仿佛是上了发条的时钟，不停地奔波，然而没有目的、没有终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人类必须清醒了，人们必须反省自己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追求真善美中树立起人类的自尊，善待自己、善待地球、善待自然，用身心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取代征服、掠夺和暴力，用忠诚的信仰和善良的意志铸起一道精神环保的万里长城。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的固有价值等生态伦理思想，为精神环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的固有价值和敬畏生命的实践取向等生态伦理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精神环保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源起先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对于后世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重要影响。”［2］“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基本精神与最高境界即为‘天一合一’。《周易》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天与人协调的思想，并将其表述为天、地、人的‘三才之道’，这种思想被后世不同哲学流派宣扬和诠释。‘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精神的核心，它的确立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规范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3］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整个宇宙是一个流衍创生的系统。“中国古代先哲们以直接的生存经验为基础，通过对生物共同体的有机秩序和流变的自然节律的体悟，具体地把握了自然界与人类生存的有机联系，不仅把先于人类产生的天地万物当成可利用的生活资源，也把它们当成一体相关的生命根源，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4］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是“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道德经》五十章）“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七章）。因此，人类在对待万物时，应有正确的态度:“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五十一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爱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三十四章)
庄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爱养万物”、“为天下浑其心”的思想理念，将“尊生”置于重要地位，并提出了“达生”、“遂生”、“养生”等命题，他认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庄子·天地》)他还指出:“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庄子·让王》)”
除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外，儒家也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倡导的“仁”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正是出于“仁民爱物”的道德心态，孔子及其儒家将“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作为国计民生的根本，反对竭泽而渔、网尽生灵的极端做法。《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固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在孔子及其儒家看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祭义》）。儒家还有“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不时不食”等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都是强调以仁爱之心对待生灵万物。
孟子主张“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其中也包含着仁爱万物的思想。荀子也主张在生产和生活中要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他指出:“君者，善群也，群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在孟子看来，有道的君主应当重视人与其它生物群的和谐关系，并切实地保护它们。
后期儒家依然主张热爱、尊重和保护自然，遵奉敬畏生命的实践取向。如程颢所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遗书》)，王阳明也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成物而为一也。”（《大学问》）
除了道家、儒家外，反映中国古代生态观念的还有佛教以及其他原始宗教等，这些宗教教义中的箴规戒律、情感体验、伦理规范也通过各个族群的生活方式传递、演绎为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心理结构、思想定势、价值取用和行为方式，也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5］。中国古代的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人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精神保护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四）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心态问题，而心态决定生态
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心态问题，而心态决定生态，人类贪婪的欲望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精神环保与生态环保是可持续发展的两翼。关于生态环保目前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和具体措施。但是精神环保的理念才刚刚提出，人们还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接受的过程。我们之所以提出精神环保的理念，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仅仅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理论误区，而且是仅仅认识到事物的现象，只有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心态等方面综合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是从人类精神生活，从价值观的深度来认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
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危机，是人类的狂妄自大和纵欲主义导致了行为失范。要解决生态危机，人类首先要反省自身的精神生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人类生活的家园———地球和大自然负责。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应该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道德理想。我们一方面要讲竞争、讲奋斗，追求幸福;同时也要讲协作，珍视友情，追求和谐。一方面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同时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服从自然。我们必须从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中》)的高度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精神环保的重要性，认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将人和自然视为对立面，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意识，缺乏自然本位价值意识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意识，那么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最终只能是落得一个玉石俱焚的下场，卡逊夫人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描写的悲观主义情景将会变成现实［6］。
人类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类有理性，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有自省意识和责任意识，能预见行为的后果。人类不断地进步也是因为人类能够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人类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堕落，而是希望自我拯救，使人类摆脱于精神误导的深渊。精神环保理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重视自身的精神处境，重视其信仰、道德、情感、理想，倾听人类心灵的呼唤，把人文关怀变成全人类的共识，使和谐的种子撒满人类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具有人文化成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厚德载物的道德精神，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经世致用的责任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7］。这些人文精神与西方推崇科学和民主的理性主义人文精神相结合，就能够创造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崭新的精神文化。中西文化走向融合是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改造论与和谐论的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以及真善美的统一。［8］
我国政府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建构和谐社会，就是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寻求新的思路，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只有把精神环保理念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像重视生态环保一样重视精神资源的保护和精神资源的开发，重视解决现代人类的精神处境和精神生活问题，并用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来建构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同时，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诸领域协调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人类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指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张明仓：《当代中国意志论研究:进展与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李金玉：《周代生态环保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4］郝美田：《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精神与低碳旅游合理性之构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5］郭洪纪：《儒家生命观与当代生态价值之重构》，《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参见［美］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参见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王世荣：《略论21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刊载于《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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