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2年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提及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到1846年的这段时期，马克思主要的精力开始从关注政治问题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为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蒲鲁东、萨伊、斯卡尔培克、李嘉图和斯密等人的著作）做了大量的阅读和笔记，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完成了被视为《资本论》的先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创作，这是马克思接触政治经济学的结果。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接触也是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接触。马克思正是从哲学的关键概念出发，即从异化劳动的概念出发，思考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思考了整个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范畴，从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1］(P148-149)。从涉足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开始，马克思提到最多的、批判最多的一个人就是蒲鲁东。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道：“蒲鲁东从私有财产的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财产的结论。”［2］(P166)同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极力赞赏蒲鲁东①，一方面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批判和否定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做法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的重要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2］(P26)；另一方面，蒲鲁东所做的批判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问题的思考，他们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原始基础——劳动，被国民经济学家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致使他们不断地同自身相矛盾。

　　但是，蒲鲁东关于工人耗费自由和时间生产出的产品剩余财产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从而为社会积聚了一定量的财富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的不一致性等理论，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中推理推论的经济学的范畴——分工、私有制、货币、异化、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等等经济学的概念，是雪泥鸿爪，有迹可循的。

　　一、劳动与工资

　　在看待劳动与工资矛盾关系的问题上，蒲鲁东同马克思一样，发现了工人耗费自由和时间生产出的产品剩余财产为社会积聚了一定量的财富，但是，这部分财产却被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资本家所占有，这是不公正的。所以蒲鲁东说，即使劳动者领取应得的报酬，他们仍旧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保有一种“天然的所有权”。作为所有权的“始祖”，洛克也认为，财产权起源于劳动，是物化劳动铭刻在自然物之上的标志，谁改动自然事物，谁就拥有占有它的权利。［3］(P252-253)

　　问题是，劳动和所有权的概念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是有明显区别的。对此，蒲鲁东认为，若如按照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的“按才配工，按才分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资的分配份额是否全部取决于劳动的多少？换言之，多劳多得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如果用一个劳动者的产品偿付另一个劳动生产的产品，而两个劳动者的产量又不相等的话，生产出较多产品与较少产品之间的剩余数量或者差额不归社会所得，而这部分剩余产品又不用于交换的话，就会妨碍工资的平等分配。反之，如果剩余产品用作交换的话，那么结果是对生产力较强的一方有利，从而产生一种“天然的不平等”。

　　例如，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假定，在印刷行业，排字工人按照排出一千个字计算工资，印刷工人按照印刷一千页计算工资。每个人在不怕停工、失业和缺乏工作的时候，尽力施展才能，自由发挥工作热情，按照法国具有劳动力的人数分派工作，每人每天平均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五小时，谁还谈论工资的差别呢？所以，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明显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因为，一是在社会劳动中，分工必然不平等；二是生产产品的数量不相等。［4］(P161)劳动者按照各自的劳动量和分工的不同计算工资的标准也都不尽相同。

　　蒲鲁东想做的是用法的原则规定时效，他认为，要消灭所有权，把“占有”变为“所有权”，除劳动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中执行一种类似于法律条款当中的“时效”规定。当一个人不再是劳动者时，他就立刻失去了所有权，所以，国民经济学家提出的“劳动产生所有权”的学说与现实社会中法的效力相矛盾，拥护这种学说的人由于违背现实的法，必定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蒲鲁东由此推论，所有权的根基应当建立在平等劳动的基础之上，凡是劳动者都可以成为所有者。通过劳动，人人走向平等，劳动者就是他们创造价值的所有人，主要体现为：（1）劳动者通过劳动理所应当获得财产，游手好闲的人除外；（2）一切生产过程属集体所有的，工人有权按照其付出劳动时间，牺牲自由的比例分享劳动产品和盈利；（3）所有积累起来的资本既然是社会（集体）的财产，任何人都无权占有这部分财产。［4］(P154)

　　对于蒲鲁东来说，缔造平等就意味着必须消灭所有权这个国民经济学理论中“永恒的前提”，问题是，他要发现并证实为了维持平等地位而限制所有权和分配劳动的经济法则。工人因制造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在制造商品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费用，是工人们牺牲自由换取的，所以一件商品的绝对价值就等于工人制造商品时消耗的那部分时间和费用。他举例说，在沙土上捡到的钻石毫无价值，因为它不是人生产的产品。一旦工人进行劳动生产活动，必然导致工人失去自由，这种牺牲自由的劳动对工人来说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在蒲鲁东看来，圣西门和傅立叶关于“按才分配，按才配工”和“按照个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的主张是极其荒谬的、非正义的、矛盾的，并与自由敌对，是产生暴力政治社会的祸根。［4］(P157)

　　为此，蒲鲁东提出，首先应当在得到的劳动报酬中删除资本；其次是重视劳动和技能的平等，劳动者一经联合，他们就是平等的。如果一人得到的报酬比另一个人多，就会引起争斗和矛盾。也就是说，社会只能对为它提供的劳动给予相应的报酬，所以在社会中能给劳动带来不平等的唯一因素———所有权的影响就消失了。［4］(P158)

　　怎样解决这对矛盾范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资本和劳动最初是一致的，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先是变成了劳动的结果，之后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和材料。由于缺乏相对固定的尺度衡量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当资本与劳动最终分开之后，劳动又再度分裂成劳动的产物，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对立。所以，只有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分离才会消失，劳动也就成为它自身的报酬，之前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生产费用的真正意义才会清晰地显现出来。［2］(P70)

　　基于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批判性的评注4〉》第四章第（4）节中，马克思首先从工资同劳动的矛盾关系出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是通过资本家对工人劳动过程和劳动的结果的压榨实现的。劳动与工资的矛盾关系有五种表现形式：（1）资本家通过提高工资的方法增加工人的过度劳动；（2）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被资本家占有，导致工人同自己的劳动和被资本家占有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对立，从而产生了大量资本积累，工人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材料也在资本家手中越积越多；（3）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增多，分工也不断扩大，导致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工人越发依赖于片面的机器劳动，人的劳动被贬为抽象的活动，工人一方面更加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对机器的依赖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劳动的价格也随之愈降愈低；（4）社会的富裕程度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提高，少数富人靠货币利息生活，另外一部分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利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产业，或是将资本投入其他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一旦加剧，资本的积累随之增大，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破产，破产的小资本家一部分沦为工人阶级，致使工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减少，阶级之间争夺工人的竞争业已消失；（5）最终，工人阶级不是过劳、饥饿而死，就是沦为乞丐、机器和资本的奴隶。

　　在政治经济学中，劳动概念并没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那种“褒义”用法。而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揭示的劳动创造财富的原理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国民经济学把一般意义的劳动（或者说对象化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劳动（或者说具有特定社会性质的劳动）相混淆，从而遮蔽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本质。［5］

　　然而，国民经济学家总是把某种事物（例如工资）当成固定的、不变的基础。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经济范畴里看似彼此处在最合理、互惠的、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可能很快转变成为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例如，在国民经济学中，工资最初表现为工人在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中应得的报酬。但是，由于资本家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工人被迫承受资本家的剥削，这时工资和劳动的关系就从友好的和合理的关系变成敌对的和相反的关系。其次，这种错误的基础是导致国民经济学家深陷“人性的假象”和“非人性的现实”这对矛盾的关键原因。

　　虽然在《神圣家族〈批判性的评注4〉》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即人类自身的活动当作“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作衡量产品和工资的价值尺度，也就是说，蒲鲁东仍是以充满矛盾的国民经济学的形式恢复人的权利［2］(P270)，但是，在处理劳动时间与工资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没有像埃德加·鲍威尔批判的那样，滥用“自由贸易”这个概念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矛盾。依笔者拙见，这段论证是马克思《资本论》中阐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概念的雏形。

　　二、劳动与自由

　　自由是道德的真正基础和人类行动的原则，是哲学追求的、宗教强化的和纯粹理性永远不能替代的普遍动力。然而，劳动不仅是人类由于自身的需要而与外界生物保持联系的重要枢纽，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哲人们都把劳动和生产排斥在人的本质和自由之外，并把它看作人的外在的目的性（为了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活动。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行为分为理论、生产和实践三种形式：理论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和活动，实践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活动，生产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活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政治伦理行为，理论则是最高的形而上学沉思。［6］(P96)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与弗洛伊德的“升华论”相结合，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劳动是“大规模地发泄爱欲的冲动”，在生产生活领域当中，意识形态产生出劳动的异化。但是，在爱欲被意识形态受压抑的条件下，劳动是痛苦与不幸的折磨，成了单调、无聊的重复动作，人的器官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并且，劳动不是寻求自身的满足，而是满足其他需要的手段。［3］(P177)哈贝马斯把劳动和科技活动泛指为“合目的性的理性行为”，将马克思哲学看作一种“生产模式”和“劳动范式”，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只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7］(P385-386)实际上，当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时，劳动是人类借以利用的工具。所以，劳动既是人类的权利，也是人类的义务。

　　相较于上述哲人的思想，在蒲鲁东看来，劳动最本质的意义是自由。在《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原理的研究》和《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两部著作的结论部分，“自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综合。蒲鲁东认为，共有制虽然追求的是平等和法律，但是会把“划一”误认为“平等”，将“一致性”误认为“法律”的规范必然形成暴虐的政治社会。国家、权利、司法、社会职能、劳动在“平等”面前都是“不平等的”。蒲鲁东试想在具有平等、法律、独立性和相称性共四种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劳动者的任务是追求美好的生活。蒲鲁东依据康德的“二律背反”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体”，采用“正反合题”的逻辑公式推断出的社会形式就是他理想中的“彼岸世界”。但是，依笔者拙见，综合意义上的“自由”与劳动意义上的自由不能混为一谈，综合的“自由”应当是蒲鲁东思想中理想社会的形态，“劳动的自由”是以平等劳动为核心的社会正义的制度，属于哲学实用主义的范畴。

　　在劳动和自由的关系上，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是精神与实践的统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明确指出，异化劳动剥夺人的自由，不属于人本质的外在物，因为异化劳动不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手段。第一，工人只有在停止劳动时才能感觉到自由，劳动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劳动，是不自愿的活动。第二，动物的机能和人的机能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吃、喝、穿、住、生殖既是人的机能，也是动物的机能，人只有在运用自己机能的时候，才是自由的、人的活动。第三，如果把人的吃、喝、穿、住、生殖等机能抽象化，就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目的。在这里，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类生活”、“类本质”概念表示人的概念和真正人的生活概念。人和动物（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在实践上同自然界相联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先是作为人直接生活的资料，然后才是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这一点看，人靠自然界生活。

　　对此，杨魁森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首先指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把人的生存方式与动物的生存方式区分开来，即人的生存方式是“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与“人”的概念一样，虽然人脱离动物界以后就已经是人，但并不是说他已经真正变成“完整的人”，这种变化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劳动也是这样，只有到未来的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时，劳动才能充分发挥其品格和特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回归，是人向自身和社会的回归。［6］(P97)

　　在《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考证劳动的各种形态，蒲鲁东否认的属于资本的东西，都被他变成劳动的自然属性。关键在于，蒲鲁东忽视了劳动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体现的价值和形态都是不同的。劳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相比，就崇高许多。古代人处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宗教、民族、信仰和政治规定中，劳动始终是以生产为目的的行为。而在现代世界，生产劳动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如果扬弃私有制，财富就变成了因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进行普遍交换的普遍行为。因此，财富是人对自然力（自然力和人本身的自然力）的充分发展，在资产阶级经济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异化”。

　　“如果说，《哲学的贫困》更多的是批判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就是在批判中的建设了。”［8］(P150)马克思犀利地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家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否定人。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认为，“财产是非经济起源”的观点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也就是资产阶级以前的经济关系缺乏历史性的考证，这个历史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劳动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原始社会中是奴役劳动、徭役劳动的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雇佣劳动的形态），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劳动处于外在强制下的属性，从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到在批判中“击到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论据贫乏而又一味乐观的科学的要害（研究了劳动者日益贫困化与现代世界中少数人的暴富的现象）”［1］(P148)，这其中，阐明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另一方面，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马克思再度以劳动作为批判蒲鲁东的利器。

　　那么，怎样通过扬弃异化劳动还原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呢？对此，马克思说道，一个对象只有在它被我们使用时才是我们的。［2］(P190)所以，只有彻底扬弃私有财产（异化劳动），才能彻底解放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其次，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将社会从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因为工人的解放包括普遍的人的解放。最后，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践的共产主义来完成。

　　三、劳动与平等

　　从西方哲学的历史看，古希腊哲学初期关注的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寻找本原或是基础。随着古希腊哲学的逐渐发展，先哲们关注的问题开始从“寻求万物的始基”转而对“人之为人的生存根基”的深深关切。这种转变始于普罗泰戈拉，他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被黑格尔称作是“最伟大的命题”。苏格拉底把“人是万物的尺度”理解为“事物就是对我显现的那个样子”。人们常说，是苏格拉底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早期的苏格拉底通过潜心研究自然哲学，最后得出结论：哲学不能单纯研究自然，而不通晓有用处的人事问题，诸如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道理、正义、勇敢等人事问题。柏拉图在发展苏格拉底哲学的同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去探索更崇高、更伟大、更美丽的人生理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想人人都具有同等的自然才能，应该接受同等教育，进行同等劳动，担负同等职责。

　　17世纪，斯宾诺莎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论说，指出哲学的目的是获得最高的幸福。人们在顺应自然时是自由的，在不自觉地被自然的必然性逼迫或驱使时，是不自由的。到了康德哲学那里，“自由”是道德活动的先决条件，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自主自觉而不是被迫地行善；只有自主自觉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被迫做出的事情，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由的实现方式是从“主奴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推导出来的，彼岸世界是人们设立的最高理想，在彼岸世界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人要拥有真正的自由，也只能在彼岸世中才能实现。

　　与先哲们的思想相比，蒲鲁东在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中蕴藏着他对平等的独特见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把“盗窃”和“所有权”两个词并列在同一语句的不止蒲鲁东一人。卢梭就说：“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时起，自从人们察觉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的食粮的好处时，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劳动就成为必要的了，广大的森林就变成了必须用人的血汗来灌溉的欣欣向荣的田野。”［9］(P121)多数人把所有人比作盗贼，是指财产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而蒲鲁东批判的是所有人不劳而获的行为是偷盗行为。通过分析方法从二者之间寻求各自含有的真实的、与自然和社会规律相调和的内容，并除掉二者当中的其他元素、“自由”无疑是中和所有元素的“普遍原则”。

　　蒲鲁东为自己发现的这个解决所有矛盾的公式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在《给布朗基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说道：“是的，是我攻击了所有权，并且还要加以攻击……要在正义中而不要在仁慈和自我牺牲中去寻找平等的规律，要把职能上的平等放在人身平等的基础之上……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我不讨论教条，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证明我的见解是正当的，我不仅是行使一种权利，而且是履行一种义务。”［4］(P350)需要、权利和义务构成社会道德的基础和一切行动原则，蒲鲁东相信有一种天然的、不可让与的占有权和劳动权存在着，他坚持站在绝对权利的观点之上的实用政治学。遗憾的是，这个观点蒲鲁东并没有在著作中作进一步的论证。

　　蒲鲁东透过法、经济学、道德、生产关系、政治等层面描绘所有权和平等相对比的图景，以十个论题的形式论证所有权对平等产生的危害，其中不乏一些颇具建设性的论述，如：“有了一定的资本，生产是随着劳动而不是随着所有权发生变化的。”［4］(P209)蒲鲁东提出工资平等的设想，是由于在生产活动过程中资本、生产资料、分工、职能、劳动时间的不同而导致工资的不平等。劳动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获得平等，如果一人比另一人获得的报酬多，就会引起矛盾。社会进行交换的是所有方面都相等的产品，换言之，社会只能对为它提供的劳动给予报酬，所以，它可以平等地酬偿所有的劳动者。社会的分工、工人的能力、劳动时间的不同不会对社会造成影响，因为他们就像人的身高、头发的颜色一样是劳动者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东西。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使一件物品增值，如果因此而获得这件物品的所有权，那么维持这件物品价值的人也应当获得同样的权利。

　　劳动者即使在领到工资以后，仍然对他生产出来的物品保有天然的所有权。对自然财富和劳动产品的平等享有权是正义、公道、社会性的体现。通过诉诸法的、道德的途径可以作为约束劳动过程中产生不平等行为的守则和规范。但是，蒲鲁东认为，无论法还是道德规范都无法彻底消除不平等，只有建立在四个原则基础上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在这种社会中，劳动者因为需要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换取别人的生产品，按照理性的指示去完成任务是需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是权力。平等、无政府状态、无限的多样性、生存需要、劳动的成果归集体所有等等都是自由。

　　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多次进行过评论和批判。某种意义上讲，蒲鲁东关于工资平等的观点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恩格斯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道，1846年到1847年冬，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这时，蒲鲁东刚刚出版《贫困的哲学》一书，使马克思有机会阐述这些基本特点，来批驳从此就要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占据最重要地位人物的见解。［10］(P199)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与工资、劳动与分工之间是辩证的关系，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多，提高工资会引起工人付出的劳动、失去的自由逐渐增多，这时工资作为外化于工人和异己的产物，用劳动产品偿付劳动主体的工资，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不是目的自身，而是表现为工资的奴隶。所以，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蒲鲁东要求工资平等，也只是将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较多的工资，这样做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人又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是怎样发展引起的？对此，马克思说问题的新的提法本身就包含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在谈到私有财产时，人们总是认为私有财产总要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提到劳动时，则认为直接关乎到人本身。劳动者想要争取不平等的地位只能通过彻底消除异化的形式，才能真正成为自由、平等的人。劳动作为“人的自由活动”和“财富的源泉”［2］(P72)不仅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而且，一切关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如国家权力、法、道德、宗教、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都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2］(P257)

　　四、结语

　　蒲鲁东和马克思都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中思考关于解决工人贫困和实现平等诸多重大问题，在马克思成熟期的著作中，劳动是他主要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在与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战中，劳动理论更是成为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理论基础，因而劳动是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对马克思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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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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