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固定资本，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机器及一些生产资料，进而想到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核算等问题，这些固然重要，然而如果仅仅聚焦于此，固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内涵就会被遮蔽。实际上，与固定资本相关的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核算问题，它还是一个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范畴，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过集中阐述，其中谈到：“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遗憾的是，由于对马克思这一观点的长期忽视，导致人们经常在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中陷入困境。在探究固定资本社会历史内涵的过程中，本文试图将“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看作马克思给出的一个重要提示，并试图在这一提示的指引下阐明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特别是其出路问题，以凸显这一观点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

　　一、固定资本的社会历史内涵：马克思的阐述

　　马克思对固定资本的讨论主要源于他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先进入马克思视野的固定资本并非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而是作为资本流通过程中涉及的交换的物质条件特别是交通运输工具——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一让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们十分着迷的命题。与此同时，固定资本在马克思这里最初的含义也并非渐次地将自身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的特殊资本，而是对同一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规定，如其所说：“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规定，即要看资本是表现为过程的统一体，还是表现为过程的特定环节。”也就是说，在这种形式规定中，就资本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言，它表现为流动资本；就它居于某一个特殊的阶段而言，它表现为固定资本。由于马克思视资本的运动过程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所以在进一步的考察过程中，他才将价值转移方式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并将固定资本规定为在生产过程中渐次地将自身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的特殊资本。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这种固定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内涵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固定资本的形成有赖于社会财富和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固定资本首先是生产资料，其形成有赖于将一部分生产时间投入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而作为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并不是直接的消费品，这就要求社会财富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使人们可以不必将全部的生产时间都投入到直接的消费品的生产上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社会财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即处在一个比较高的发展水平，固定资本的形成才成为可能。此外，要生产出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特别是铁路、运河等交通运输渠道，资本的发展也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因为它有赖于庞大的过剩人口、有赖于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等。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固定资本的形成表明了“财富一般发展的程度”和“资本发展的程度”。

　　第二，固定资本表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固定资本不同于作为原料的一般生产资料。在分析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时，马克思说：“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只是在生产范围内并为了生产才被使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使用价值。”但固定资本作为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耗尽的资本，其使用价值有着独特的规定，即它在更恰当的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工艺条件”和“物质前提”。因此，固定资本可以被视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的形态不断变化，其最后的形态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机器体系不仅使自然界当中的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而且还使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它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因此，马克思说：“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

　　第三，固定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工人的异化。作为固定资本的简单劳动工具发展到机器体系的过程，是一个工人的异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过程。首先，在使用简单劳动工具进行劳动的过程中，这些简单的劳动工具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是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中介；而在使用机器进行劳动的过程中，机器并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工人反倒表现为机器作用于原材料的中介。其次，在使用简单劳动工具进行劳动的过程中，这些简单的工具表现为工人身体的“器官”，工人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而在使用机器进行劳动的过程中，机器本身就是具有力量和技巧的“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由此使工人的活动成为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单纯的抽象活动”。再次，机器体系是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及其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并同工人相对立，其中所体现出的科学和社会知识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当中，而是作为一种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通过机器对他们发挥作用。最后，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特别是在运用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工人运用自身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力量无限缩小而趋于消失，导致工人同产品之间的直接联系也消失不见了。生产活动不仅越来越成为同工人相独立的活动，而且只要工人的活动不再为资本所需，他们就会成为多余的人被抛出社会生产之外。

　　第四，固定资本的发展引发了劳动过程的深刻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表现为固定资本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中“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因此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劳动过程越发具有“科学的性质”，体现为劳动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来越受到科学规律的强制。其次，随着固定资本的形态发展到自动的机器体系，工人的活动即劳动越来越被排斥于财富的生产活动之外，“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劳动在这里日益表现为一种生产过程的监督和调节活动。

　　第五，固定资本的发展预示着资本对自身的否定。从最抽象的概念层面看，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它可以存在于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之上，并在自身的运动中不断地采取和抛弃各种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而固定资本表现为一种被束缚在特定使用价值形式中的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固定资本表现出“它是不符合资本的概念的”；从具体的发展过程层面看，对活劳动的使用是资本增殖的前提，但是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特别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的运用，活劳动越来越被排斥出生产体系，在财富的创造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由此将导致资本的增殖运动无以为继；从生产方式层面看，以资本增殖运动为主轴的社会生产方式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它一方面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而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地将劳动时间压缩至最低限度，由此促使了固定资本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本总是“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必然要冲破交换价值这一资本的有限基础，并成为“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第六，固定资本的发展即社会个人的发展。固定资本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财富的生产过程。在运用自动的机器体系来进行生产的情况下，作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东西已经不是个人的直接劳动以及这种劳动时间，而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即“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所实现的发展，这种发展建立在人对自然界的深入了解和“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的基础之上，机器、铁路包括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等，不过是人造出来的、用以实现人的意志的各种物质器官。从这种“社会个人”发展的角度看，财富不再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财富的尺度也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真正的经济”视为“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即“自由时间”的增多因而是“个人才能的发展”。他还以此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赋予固定资本以全新的内涵（即“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具体而言，相对于“社会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切具有固定形式的东西包括生产的条件、产品、对象化本身等，都不过是生产运动过程中“转瞬即逝的要素”，而作为社会体存在的“社会个人”则始终存在，他们既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又始终是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二、固定资本的空间修复功能：哈维的补充及其局限

　　作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固定资本范畴，并认为固定资本特别是那种“内嵌于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固定资本”，是在马克思那里提到但“未经展开的范畴”。哈维之所以如此重视固定资本这一范畴，是因为他在考察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时重新概括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固定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获得了某种启示。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所引发的危机，它通常被阐释为有效需求的缺乏或消费不足，简单来说，就是作为社会大众的无产者由于贫困而没有能力购买资本家生产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商品，由此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陷入危机和停滞；二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不下去的危机，它强调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有机成本不断提高，亦即作为利润最终来源的活劳动日益被从生产过程中移走，由此造成利润率下降的持久趋势并最终导致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以为继。在哈维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动态的某些方面，却也都是些其他东西在表面上的显现”。在此基础上，哈维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层原因归结为“资本的过度积累”，他说：“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的确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资本家对技术的变革——只要它能生产剩余价值——怀有必然的激情，但它一旦与‘为积累而积累’的社会命令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资本的剩余，即资本与运用它的机会相比是过剩的。这样一种资本生产过剩的状况叫作‘资本的过度积累’。”具体而言，在资本持续的积累过程中，资本家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数量不断增加，于是越来越多的剩余资本出现，一旦人们无法为这些不断增多的剩余资本找到赢利性用途，它们就会面临价值丧失的危险，由此将导致危机。因此，哈维视资本主义危机为资本的过度性积累危机，它的集中表现就是大规模的资本价值丧失。

　　正是在对资本主义过度性积累的动态考察中，哈维发现了固定资本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一方面，固定资本的生产本身就是不断增加的剩余资本的一个赢利性途径，它可以实现对剩余资本的赢利性吸收；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更大的剩余，为资本价值的丧失或更大的危机积聚了力量。因此，固定资本的生产在这里可以被视为解决危机的一个临时性方案，或者说作为延缓过度性积累危机的一个手段。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固定资本的讨论中，哈维特别重视那种“建成环境”中的固定资本的生产。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那种“把根牢牢扎在地里”的、“不能被运往国外”和“不能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因而对“国民经济”具有一种独特作用的固定资本的描述，哈维将“建成环境”视为承载着经济功能的“许多景观的大杂烩”，它“由内嵌在物理景观当中的使用价值组成”，并“可以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得到利用”，如工厂、商店、铁路、住房、办公室、医院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这些要素都被视为商品，其独特之处在于，“空间方位或空间位置”对它们来说“是一个根本的而非附带的属性”，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商品在空间中一旦运动了，其价值就会丧失，“它所体现的价值就必定要毁灭”。在这种“建成环境”中，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们使资本积累朝着一种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在其中流通并对环境施加影响。在此基础上，哈维提出了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应对其过度性积累危机的“空间修复”理论，并始终强调这种“修复”（fix）所具有的“双重含义”。综合他在多个场合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和运用，其内容可以被概括为：一是通过将过度性积累造成的资本剩余和劳动力剩余投入到作为特定环境中物质基础设施的固定资本的生产上去，由此拖延这些剩余资本价值丧失的时间；二是资本在其积累过程中不断减少空间障碍，也即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由此实现了对资本积累空间的新的拓展。综合起来看，新的空间与资本积累体系的合并“修复”了即将爆发的危机，从而使资本积累活动又暂时得以延续。因此，作为延缓资本过度性积累危机的手段，固定资本特别是那种“建成环境”中的固定资本的生产，明确地被哈维赋予了“空间修复”的功能。

　　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流通过程的相关考察看，哈维所补充的固定资本所具有的这种社会历史内涵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考察资本流通过程时最初关注到的固定资本是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和道路），他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因此，创造这些交换的物质条件“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在此过程中，他首先考察了“让资本家把修筑道路当作营业由自己出资经营”所需的诸多条件，并且提出最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数量足够的资本“同时它满足于获得利息”；二是对资本来说这样做“有利可图”。在进一步的考察中，马克思又强调了“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是固定资本形成的条件。综合起来看，固定资本的生产在这里的确不失为一种解决剩余资本价值丧失的手段，它一方面可以成为资本的一种盈利渠道，另一方面吸收了过剩的资本和人口，从而暂时避免了资本的价值丧失。因此可以说，哈维将固定资本的生产看作是延缓过度性积累危机的手段，特别是明确指出其具有“空间修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补充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社会历史内涵的相关思想——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空间角度以及他对“空间生产”之于资本主义社会重要性的深刻揭示。但是，也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某种疏忽或不彻底，特别是其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的忽视，导致他找不到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只能寄托于一种所谓的“希望的空间”，一种时空的、辩证的“乌托邦理想”。

　　三、从空间修复到空间生产：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及其出路

　　空间修复中内含着空间生产，同时揭示了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以至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评述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时说，这一理论为“空间生产何以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同哈维等人一样，阿瑞吉也坚定地认为：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它“不仅在紧要关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体系的形成以及向全球范围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从空间修复到空间生产，为我们审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很明显，空间生产的“空间”并非单纯的自然地理空间，而是一种具有明显社会历史性的空间。在这里，为了更有针对性地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我们将这一具有明显社会历史性的空间划分为三种：一是与资本运动直接相关的空间即市场空间，它包括消费空间和利润空间；二是处在资本运动外围但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质环境，即生态空间；三是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体即人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表现为一个资本在空间中的扩张过程，一方面，它的运行依赖于上述三种空间，另一方面，它在运行过程中又不断地吞噬着这三种空间，由此表现为一种悖论式的存在，我们将这种悖论称之为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

　　第一，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悖论。市场是资本在其中运动的空间场域，对于追求自身增殖的资本来说，只有将已经负载着剩余价值的商品销售出去，资本才能实现自身的增殖，而商品能否被销售出去取决于市场上已有的消费空间。因此，资本对于市场空间的依赖首先是对这种已有的消费空间的依赖。然而，在追求自身价值增殖的过程中，资本会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并以最大限度地增殖自身，由此导致原有的消费空间被迅速填满（甚至出现过剩），这意味着资本在运动过程中吞噬了自身赖以存在的消费空间，由此产生了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悖论之一，即消费空间悖论。此外，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直观地体现为对利润的追求，利润越高，资本的动力越充足，而没有利润，资本的运动就会终止，因此，资本的存在依赖于市场上已有的利润空间，且这种利润空间越大，就越能吸引更多资本参与其中。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参与其中，各资本之间必然形成激烈的竞争，而随着这种竞争的展开，原有的利润空间会迅速缩小甚至没有利润，这意味着资本在运动过程中吞噬了自身赖以存在的利润空间，由此便形成了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悖论之二，即利润空间悖论。资本扩张的这种市场空间悖论，迫使它在运动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进行空间生产，大体上看，它围绕两个方面而展开：一是从广度上生产新的消费空间和利润空间，即在原有的消费空间和利润空间被吞噬之后，资本会不断地寻求具有消费空间的新地域并把商品销售到那里，不断地寻求具有利润空间的新地域并将资本投入到那里（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最直观的体现），然后继续吞噬这些新的消费空间和利润空间。二是从深度上生产新的消费空间和利润空间，这有赖于生产主体的创新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通过创新或升级产品，生产出人们新的需求，从而获得新的消费空间；通过创新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利润空间。在此过程中，一旦原有的市场空间耗尽，而新的空间生产受阻，资本运行就会停滞，表现为经济危机。

　　第二，资本扩张的生态空间悖论。在资本运动过程中，产品的生产需要以自然界中各种自然资源为原料，生产过程也离不开一种适宜于进行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对于作为生产主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若这种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不仅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还会直接危及人的生存。因此，资本运动过程依赖于一种良好的自然生态空间。但是在资本运动过程中，由于价值增殖永无止境，所以资本首先会最大限度并源源不断地从自然界中攫取自然资源用于产品的生产，由此造成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而在生产过程中，各种废水、废气、废渣被源源不断地排放出来，由此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看，为了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消费空间，产品的更新和换代速度被迫日益加快，消费主义得以盛行，由此造成的是大量产品未经充分使用而迅速地转化为生活垃圾，这样就进一步地加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使资本丧失其运行所依赖的生态空间并危及人的生存，此即资本扩张的生态空间悖论，具体表现为生态危机。资本扩张的这种生态空间悖论，迫使资本在运行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进行生态空间的生产，如在生产过程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采用节能环保新技术进行生产等，但是由于价值增殖是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所以只有在有利可图时，资本才可能进行这种生态空间的生产。

　　第三，资本扩张的人的发展空间悖论。人的发展空间即人的各种才能的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对此，马克思曾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在资本运行过程中，其价值增殖高度依赖于人的劳动时间特别是剩余劳动时间，因为资本的增殖部分就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了最大限度地增殖自身，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即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使工人用以发展自身各种才能的时间被资本全部吞噬；另一方面，为了缩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地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即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会通过发展和深化劳动分工来提升生产效率，由此使工人的活动越来越被固定到某一局部的操作上，“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长此以往，身体和技能的定型势必使大多数工人丧失其发展空间，即很难再学会和适应需要新的技能的其他操作，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局部工人”的状况。在此意义上，资本的增殖过程成为一个不断地吞噬人的发展空间的过程。由于，资本在运行过程中又深度依赖于这种人的发展空间，例如资本需要不断地为自身创造出新的消费空间和利润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续地创新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地创新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主要依赖于人的发展空间，即依赖于人的各种才能的不断发展，在此过程中，即便是依靠少数人实现了某种技术上的创新，应用这种新技术所引起的生产过程的变革仍需要大量的普通工人来适应，而这对早已成为“局部工人”的普通劳动者来说，适应这种新的操作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资本一方面不断地吞噬人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深度依赖于人的发展空间，资本扩张的人的发展空间悖论由此生成。为此，资本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不进行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如对研发人员的资金投入、经常性地进行员工培训等，但这同样也只是在资本有利可图时，它才会这样做。

　　资本扩张的上述空间悖论表明：其一，资本要保存自身，就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生产出自身运动所需的各种空间；其二，作为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在上述三种空间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人的发展空间；其三，在上述空间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暴露出了自身的内在局限，即只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这种生产，由此导致资本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各种冲突和危机。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冲突和危机，“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因此他提出要“消灭资本”，但他强调说：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要通过“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来进行。在此，如果说空间生产已经显示为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那么，究竟应当如何通过资本的空间生产来消灭资本呢？

　　四、“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空间生产的价值旨归

　　对于如何通过资本的空间生产来消灭资本，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可视为一种提示，即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生产作为“固定资本”的“人本身”。具体而言，一方面，空间生产特别是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是资本进行自我保存的条件，而人的发展空间即人的“自由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其生产要通过劳动时间的节约来实现；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地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的内在要求，资本总是力图“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这样就在客观上为每个社会成员创造出了大量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此意义上，资本的运动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为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创造条件的过程。但从资本本身的规定看，它之所以要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仅仅是为了将更多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据此，马克思认为：“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换言之，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生产作为“固定资本”的“人本身”是资本进行自我保存的条件，但是它一旦这样做了，资本便“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开启了对自身的自我否定模式。因此，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生产作为“固定资本”的“人本身”，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一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改变，即社会生产不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交换价值为手段，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衡量财富的衡量尺度发生了改变，即财富的衡量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非劳动时间，即用以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自由时间。

　　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本质上是资本内在否定性在时空维度的展现，其所表明的是资本的自身限度，体现在社会生产方面，即这种社会生产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进行。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生产作为“固定资本”的“人本身”，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实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扬弃和超越，它使社会生产具有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它走向的是无限广阔的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在此意义上，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出路，即在这种社会生产过程中，一切空间的生产都要以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为价值旨归。

　　党的十八大以来，空间生产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行动自觉，一个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不仅明确提出了“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等内容，而且还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五大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的空间生产之路作出了规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明确了当代中国的空间生产是一种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五大发展理念”则系统地阐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发展的动力问题，即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增殖活动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第一动力，各种创新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标。创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增殖的手段，相应地，资本自身的限制便成为了各种创新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需要、进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条件下，各种创新可以突破资本自身的限制，并直接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力量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发展空间问题，即通过“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开拓社会生产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协调发展强调发展的整体效能，整体效能的最大化有赖于补齐短板，这种补齐短板的过程也即形成新的发展空间的过程；绿色发展旨在为社会生产和人的生存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生态空间；开放发展使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共享发展旨在促进全体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它要通过人的发展空间即自由时间的生产来实现。在这里，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不仅为社会生产创造出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它本身还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在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它既是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的最终归宿，也是创新发展的最终归宿。在此意义上，新发展理念所明确的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的发展空间，其核心正是人的发展空间。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动力充足而空间缺乏是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资本增殖永无止境，由此为社会生产注入了充足的动力，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消费空间和利润空间的缺乏，由此使社会生产过程经常陷入危机和停滞，表现为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将创新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社会生产发展空间的核心明确为人的发展空间，一方面，通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创新，为人们生产出了越来越多的用于提升自身各种才能的自由时间，由此实现了发展空间的开拓；另一方面，自由时间的延长、人的各种才能的提升又为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创新提供了支撑，从而赋予社会生产发展以不竭动力。发展动力与发展空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关系，保证了社会生产的健康永续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五大发展理念”，正是马克思通过“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所提示的新社会生产及其内在规定在当代中国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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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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