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知道读者朋友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深入了解毛主席的，我对主席的深入了解，是从2020年初开始的。

　　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半年，考研败北，又遇到疫情肆虐，找工作不很顺利，整个人颇为迷茫，一度选择了躺平摆烂。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读到栩然老师写的关于毛主席的故事，才发现，原来伟人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和现在年轻人类似的迷茫和困顿，但他的应对态度却很积极向上。

　　为什么同样是面对问题，毛主席与多数人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呢？

　　我来了兴趣，开始阅读起毛泽东传记，深入系统了解有关毛主席的人生经历。

　　与此同时，为了对主席的思想有更深刻的领悟，我又买来毛选，结合他的传记，一起认真研读起来，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深受启发。

　　我意识到，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

　　毛主席的人生经历，不就是一个人坚持不懈的奋斗历程吗？

　　《毛泽东选集》，不就是毛主席记录这段奋斗历程的深度思考笔记合集吗？

　　在毛选这份深度思考笔记合集中，有一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初看这个观点，你可能会觉得挺极端，甚至质疑：

　　没有调查，凭什么就不能有发言权呢？

　　坦率地说，一开始，我也抱有这样的疑问。

　　但随着对毛主席的了解愈深，我才发现，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著名的论断，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地就下了这个结论。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

　　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毛主席的青年时代说起。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百年以前。

　　2

　　1917年，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上学。

　　这年暑假，在许多人选择回家休息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外出游学。

　　听到游学，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出国游学，一边游玩，一边学习。要想出国游学，没点经济基础，根本玩不转。那时候的毛泽东，是一介“穷学生”，没有什么钱，根本不可能出国游学。

　　他所说的“游学”，其实是穷游，用湖南俗语说的话，叫“打秋风”。

　　什么是“打秋风”？

　　简单来说，“打秋风”就是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糊口，此举形同乞丐，故曰“打秋风”。

　　毛泽东约上好友萧子升，两个人各带一把雨伞、各背一个挎包，装着些简单的换洗衣物和文房四宝，身无分文，就这样开启了外出游学之旅。

　　这次游学，毛泽东和萧子升两人，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多个乡镇，历时一个多月。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他们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为此，还写了许多笔记。

　　这些笔记记录了毛泽东与萧子升两人游学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其的深入思考。

　　游学结束后，有一师的同学读到毛泽东的游学笔记，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句话所体现出来的强烈反差对比，其实也在彰显毛泽东的与众不同。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又出发游学了。

　　这一次，他是和好友蔡和森一起。两个人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途径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为时半月有余。

　　类似的游学，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期，经历过好几次。当时看看好像没啥用处，但其实，毛泽东这是在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

　　在毛泽东看来，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指的的书本教材，而“无字之书”，则是实际的社会。

　　为什么毛泽东注重读“无字之书”？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跟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不无关系。

　　什么是湘学士风？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传承着的文化底蕴。

　　这种文化底蕴，其实自古有之，而承载它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书院。要知道，湖南历来有兴办书院的传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这里的学风崇尚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

　　到了明末清初，湘人王夫之继承湘学士风，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其思想精华汇聚在他的文集《船山遗书》里。

　　而后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自然也就继承了王夫之的思想、继承了湘学士风，并将这种思想和风气在湖南推而广之。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遇到了他的恩师杨昌济。杨先生曾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承袭了王夫之那一套思想，在与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少不了言传身教，毛泽东深受影响，大受裨益。

　　求学期间，他曾抄录过许多体现这套思想的观点，比如：

　　“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

　　毛泽东不仅抄录这些观点，更是发自内心地认同之。

　　在湖南一师所进行的外出游学、打秋风，实际上都是他对这些观点的尝试和践行。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前往北京，当了一名北漂。

　　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他曾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收获不少。当朋友邀请他一起出国留学时，他表示赞同，但仍以调查研究为首要事务。

　　对此，他说：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些实践和理念，让毛泽东逐渐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对他日后的人生走向、对中国革命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北漂的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到了1926年，毛泽东已经成长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的权威。

　　那时候正值北伐战争，表面上看形势虽然大好，但实则暗流涌动。

　　北伐军所经之地，农民运动就会随之开展起来。以湖南为例，当时湖南农民有差不多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农民们以农协的方式，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斗争。

　　由于农民运动兴起的很快，如暴风骤雨般展开，打得不少人措手不及，同时，在运动展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阶级矛盾开始激化。

　　有些北伐军官与地主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农民运动触及地主利益，间接上也是在触及北伐军官的利益。

　　他们称农民运动是“越轨”，是“痞子运动”，是在“扰乱北伐后方”。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引起了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注意。他也批评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

　　虽然党内不少人表示反对，但在会上讨论过后，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毛泽东说：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观点还是感到怀疑。

　　虽然一开始他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去反对，但他愈发地感觉到，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自己与陈独秀之间，是存在着诸多分歧的。

　　觉得有分歧，想对问题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想到了调查研究。

　　有句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与某人观点不同时，一味地停留在口舌争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来争去，往往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

　　要把问题弄清楚，就得回归到问题发生的源头，去亲自调查一番，研究一番，才可能逼近问题的真相。

　　恰好，这时候毛泽东收到一份邀请，来自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

　　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应邀从汉口回到了长沙。

　　参加完会议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开始下乡考察农民运动。

　　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身着蓝布衣衫，脚穿草鞋，手持雨伞，陆续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总共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

　　虽然这次考察的时间和距离比不上他之前在湖南一师的外出游学，但这并不妨碍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冲，他听说农民们可以去土豪劣绅家少奶奶的牙床上去踏滚；

　　在银田寺，他了解到某团防局长杀人不眨眼，连无辜的乞丐都不放过；

　　在湘乡县，他发现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被针对，愿意出十块钱加入农会；

　　在衡山县，他知晓农会掌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

　　……

　　这次考察让毛泽东大开眼界，收获颇丰。既了解到了土豪劣绅的无耻行径，也感受到了农民参与运动的热情与决心。

　　过去，毛泽东所了解到的农民运动“过火”，更多是道听途说，这一度让他担心是不是果真如此。

　　随着亲自实地考察一番后，他才知道，事实并没有说得那么夸张，有些问题被选择性的忽略了，有些问题则被选择性地夸大了。

　　从长沙返回武汉后，毛泽东结合这次考察的实际，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全文两万余字，看着挺长，却没有一句废话。

　　文章立场明确，观点清晰，他一一驳斥了当时右派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诘难，同时辅以考察过程中的种种见闻为素材，加以佐证，表达通俗易懂，甚至带点口语化的幽默，可读性很强。

　　比如文中的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观点，至今听起来，依旧铿锵有力，发人深省。

　　从文笔上看，这份报告已是难得的佳作；

　　从深度上看，它更是指导中国革命宝贵的指南。

　　瞿秋白为这份报告亦是赞赏有加，并为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年轻时候的毛泽东，外出游学、搞调查研究，更像是一种兴趣爱好、社会实践拓展，为的是开眼界；

　　而今数年过去，他前往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像是对这种兴趣爱好的一种升华和延伸。

　　是的，他已经将调查研究逐渐培养成为自身的一个优良习惯，一项工作上的核心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

　　面对诸多悬而未解、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逐一解决，并在解决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梳理总结、不人云亦云，

　　因而得出了许多常人不可理解、但事后又证明他总是对的观点，让人不得不服。

　　难怪瞿秋白曾说：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事实上，通过调查研究，此时的毛泽东，已然远远地走在了同时代人们的前面。

　　但他并未因此而懈怠，而是继续努力着，不断向前更进一步。

　　4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没多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就陆续叛变了革命，北伐折戟，这也意味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组建了红军，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而后又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在此期间，每到一处，毛泽东依旧不忘调查研究。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

　　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

　　到了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因环境较为安定，在此处停留了一个月。

　　毛泽东利用这段宝贵的时光，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开启了一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寻乌调查。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虽然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其核心的调查目的却很明确。

　　毛泽东表示：

　　“（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说干就干。

　　参加调查会的有11人，分别是一些中级干部、一些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的商会会长、一个曾在知县衙门管钱已经失业的小官吏。

　　在毛泽东看来，寻乌这个县处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只要能明白这个县的情况，那么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差不离，正所谓“具有代表性的统计调查样本。”

　　由于环境相对安定，毛泽东在寻乌进行的调查颇为顺利，调查结束后，他把搜集到的信息整理成了《寻乌调查》一文。

　　相比之前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寻乌调查》堪称Pro升级版，有足足八万多字，共5章39节。

　　这份调查细致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不仅记录了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还将农村和城镇结合起来调查。在城镇方面，他尤其调查了这里的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

　　像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他都会单独列条，在种类、价格、店铺、价格方面也会细致标注。

　　就连县里妓院有多少家、名妓有谁、嫖妓的又都是些什么人都写到了。

　　和之前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他这8万字，没有废话，都是干货。

　　反观我们现在不少所谓做学术研究的人，写的文章不仅毫无新意，也不愿去做田野调查。

　　即便做了田野调查，其数据也弄得不尽详实，甚至有作假之嫌。

　　顶着学术的高帽，做着毫无水准的“研究”，想想也是滑稽的很，可悲可叹。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一个月里，毛泽东还写出了一篇名作：

　　《反对本本主义》。

　　而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篇名作中旗帜鲜明提出的。

　　《反对本本主义》，算是毛泽东对自己多年来所进行调查研究实践后的总结报告，其中提出了自己关于调查研究的诸多看法，甚至提出一套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关于调查的技术，他谈了7个方面：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调查会需要那些与调查主题相关的人参与进来；

　　开调查会人一般至少3人，但不苛求数量，要依调查人实际情况决定；

　　要定调查纲目；

　　要亲自出马；

　　要深入；

　　要自己做记录；

　　这标志着毛泽东的认知出现了一个飞跃，他开始不再局限拘泥于某一个具体的调查研究中，而是通过总结方法论，让调查研究变得有章有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也让他之后开展的种种调查研究更加全面完善，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5

　　回顾毛主席人生中搞调查研究的3段经历，我们不难发现：

　　青年时期，毛泽东接触到务实的湘学士风，还受到杨昌济先生的真传，“实事求是”的理念逐渐深入骨髓，成为他提出一系列思想观点、指导一系列行动实践的根本出发点；

　　外出游学、打秋风的经历，让他将“实事求是”的理念辅助实际行动，并逐渐形成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习惯；

　　这个习惯伴随着毛泽东一生。

　　不管是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还是作寻乌调查，亦或是其他什么调查研究，其实都是对“实事求是”这一根本观点的切实践行、巩固强化、发展延伸。

　　到他写《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将调查研究的理念、方法、行动变成自身的一部分，他也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

　　这样一来，理念基础有了，方法基础有了，实践基础也有了，当遇到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因为枉顾实际而瞎指挥的糟糕情况时，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道：

　　“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

　　……

　　这些略带些武断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现实存在问题的一个强力纠正，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自己曾经的考研失败经历。

　　我大学读的金融，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金融的兴趣不很大，对数字也不甚敏感，因而产生了想跨专业考研的想法。

　　我选定的专业是新闻传播，目标院校则是北京的一所很厉害的985。

　　当时我自视甚高，对相关专业、院校做了简单的了解，就买来教材资料备考起来，备考的过程也挺浮躁。

　　考研结果出来后，成绩虽然过了国家线，但相较于那所985的分数线，却差了许多。

　　分数线很高，参加的人多，竞争很激烈，我自然成了陪跑。

　　看着录取结果，我颓废了好一阵子，读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我才意识到，其实那会儿的失败，可以说是种必然。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没做好调查研究。

　　要知道，每年考研有国家线，有的学校也有自主划线权。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硕士类别招生的人数也有着天壤之别，考试的难度、报录比等，每年都会有所变化。

　　我虽然在备考前大致了解了下，但并没有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地分析、思考，更是忘了自己是在跨专业考研，本身就具备劣势，考名校的热门专业，竞争压力更是巨大。

　　由于严重背离实际情况，只是一味地在按照自己脑中所构想的思路走，那么，一开始可能活在看似美好的幻想里，但当幻想的泡沫被残酷的现实戳破，一切也都成了惘然。

　　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顾影自怜什么的，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罢了。

　　而后找工作的不顺利，其实，更多的，也在于我对现实情况估计错误，把自身看得太重，进而造成行动上的错位，找工作当然不会理想。

　　一步错，步步错，忽略了客观实际，其最终的结果，总是不好的。

　　这些问题，也都是我在读过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后，才开始认真反思并发现的。

　　我开始摆脱了那种虚浮的状态，逐步回到正轨，实事求是，走上一条切实可行的个人成长发展道路上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毛主席的经历、毛选里的诸多观点，不仅让我深受启发，更让我重获新生。

　　我想，每一位关注栩然说的朋友，也都希望通过毛主席的经历、学习毛选收获启发，以帮助自己的成长进步，但有些朋友觉得毛选里的许多内容挺抽象，因而产生了畏难情绪，所以畏葸不前。

　　其实，在我看来，大可不必如此。

　　我的建议是，结合自己遇到的问题去读毛选，结合毛主席的经历去读毛选，你会发现，带着这样的视角去读毛选，那些抽象的观点居然都渐渐鲜活起来，而且能化为己用。

　　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观点，如果我没有走过弯路、陷入迷茫、被社会毒打，我可能很难对其有多深的感悟，但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些不堪，才会体悟得真切、深刻。

　　文章写到这，就暂告一段落。

　　最后以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的一句话作结吧：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

　　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我们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

　　那么，如何纠正自己走过的弯路呢？

　　让我们从对实际情况作调查开始吧。

　　须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与你共勉。

网站特别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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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亲爱的读者、、红友们：

　　到今年九月，将迎来建立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期待那时我们能共同庆祝纪念。近二十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和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私有化、买办化、资本全球化）、反对修正主义（阉割歪曲抹黑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农兵劳动人民利益、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积极战斗，走过了曲折复杂的艰难历程，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欠薪民工、码农等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积极发声，使得一些爱学习肯思考的劳动群众及其优秀子弟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觉悟起来，让一些积极向上的进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联络了曾经跟随毛主席参加两场革命的革命前辈及其优秀儿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终如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红色卫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兵学干且顶着逆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在后毛时代先后觉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时期仍然真心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社会舆论场上一个重要的红色阵地。并且，从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红色战友，开辟了新的战线，发展了新的阵地，创建了数家新网站和一批自媒体账户，丰富和开拓了红色阵营，为21世纪中国红色大潮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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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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